勿让翻译问题影响语文教学

    赵政廷

    2020年某省一高考满分作文因其奇诡的文风引发热议,社会上的评论莫衷一是。无论是迂回的句型,还是晦涩的文字,都是争论的焦点。尽管这种文风是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但它不是个案,它是目前中学生考試或竞赛作文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性问题——“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取阅卷教师的好感。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然而一旦成为一种趋势,就会对中学生的文风带来不好的影响。

    一

    对于应试作文而言,名人名言一向是得分利器,一篇文从字顺的文章配上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能够在考试中获得优势。然而,正如莎士比亚所言“熟而生狎”,一旦形成一种烂熟的套路,反而得不偿失。近年来,诸如孔孟、老庄、陶渊明、苏东坡、王国维等人的名言在考试中亮相太过频繁,“通胀效应”使得这些名家名言的得分效益递减。于是,为了进一步博取高分,有些教师将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深奥名言带入写作教学,有时辅以更加深奥的后现代文艺理论,有时则是配合稍微浅显但充斥“异域元素”的新闻、政经等社科领域的专业理论。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那篇盛传的高考满分作文中引用的一句名言:

    【例1】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

    这句话初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一般情况下,读者会产生如下的疑问:“生活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共同体”是一种群体称谓还是国家类型?“共同体的故事”指的是什么概念?“内嵌”指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此外,这句话还充满了歧义:“由之”的“之”指代的是“生活故事”“自身身份”“共同体”还是“身份共同体”?“自身身份共同体”当中到底有几个实体概念?

    从文字本身我们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读者很难看懂这句话的意思。有人可能会说,懂哲学的专家也许会看懂。然而,如果一篇话题作文中的一句引文需要某个行业的专家才能懂,作者又不为读者提供任何说明,那么,这样的名人名言与写上一段让普通人眼花缭乱的外国语言甚至数理化方程又有什么区别?就高考话题作文这种文体而言,应当鼓励学生写一种用于交流思想的说理l生文字,即使有时候引用一些看似深奥的古朴文言,也应当掷地有声——让大多数人能够很快理解,原文才有说服力。即使要引用名言以显得“文”,也要让别人明白。

    事实上,能够坚持读完全文的人会发现,类似的迂回和歧义充斥全文。可以说,这句引文的文风和其余部分惊人地相似。也许当前从事写作教学的教师会发现,这种文风正在慢慢形成一种趋势,而不仅仅是在高考作文中。

    除了记诵名言之外,另有一些译著被有些教师作为“语料库”,用于训练学生积累写作素材。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有一套美国藤校某知名教授的著作被用作某校“批判性写作”课程,其中有一句话令笔者印象深刻:

    【例2】道德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某种与人类恰当地对待他人的方式相关的东西。

    同例1一样,这句话也让人十分费解。尤其是句中的“东西”二字,不知所谓何物。读者在困惑之余,也许还会感到一丝“玄妙”。笔者曾通读过这本出自我国某一级出版社的作品,类似文字俯拾皆是。尽管如此,一本书有具体语境,书里有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事件,一般情况下读者根据逻辑推理还是能读懂大意的,即使碰到复杂的句型,跳过也无大碍。但是,一旦将其抽出来作为“警句”,那意思就令人费解了。

    最令学生头痛的情况是:有些教师将译著中的“名言”抽出来作为材料作文。通常这类名言的文笔都比较漂亮,意思也不难懂,但学生往往容易偏题。例如,在某一中学模考的材料作文中出现过这样一段话:

    【例3】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拿这种玄妙莫测的句子给初中学生很是离谱。其实,这是一段名言,出自英国作家德波顿的畅销书。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将这段话作为作文题应当是为了促进学生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鼓励学生关心天下大事,用大格局的眼光看待世界。但对这段名言的翻译给学生理解这段文字设置了障碍。不少写过这篇作文的学生都认为“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是查阅新闻造成的后果,“沉重、骇人的事件”指的是能够“盖过”新闻之类的琐事——人生大事。这样的论述就偏离了原著的观点,得分自然大打折扣。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于语文教学课堂来说,每当出现理解上的鸿沟,教师或学生只能举起放大镜进行“文本细读”,对着翻译过来的文字抓取蛛丝马迹来支撑自己的判断。其实,如果我们读到原文的话,就会发现许多问题出自翻译,以笔者有限的阅读了解,这些思想家和大作家,至少在其所在国,他们的语言表达是为人称道的。因此,笔者的看法是让学生在引用外国名言时选择那些文从字顺、意思显豁的句子。至于用作命题,则应该慎之又慎,否则难免有郢书燕说之讥。

    二

    如果从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看待翻译,那么写作中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都是“表达”这个阶段的工作。此外,翻译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写作,由于原文的存在,译者必须对原文负责,还原原文中的信息和逻辑。可以说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而译著中的译文绝不等于原作者的原文。

    合格的译文需要有合格的译者,而合格译者的能力“集合了语言能力、翻译能力、相关知识的系统搜集和整理能力、术语管理能力、现代技术运用能力、特定领域文体和语体的实际操控能力,以及项目运作能力、沟通交际能力、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和合成运用能力等多技能的综合能力”。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此外,合格译文要出版成为合格译著,则还需要有合格的出版工作流程,以及良好的市场生态等条件。这当然不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能够左右的。但是,对于用什么文本,我们可以有选择。

    翻译类作品是语文教学的“常客”,然而,放眼目前哲学社科类图书的翻译市场,我们看到的是不容乐观的景象,有相关从业人士甚至指出“翻译质量低下已经是引进版图书最为严重的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则有很多,如“出版社和从业人员不具备资质”,或是“图书专业性强,出版社对其选题把握不准”。还有市场方面的原因,如市场方面的压力会导致“责任编辑几乎不看原文,只审核译文,对漏译、错译及理解不准确等问题并不关注,把注意力放在了译文的文字、语法、体例等方面”。中学教师应该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以便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不妨总结一下在语文写作教学中引入当代哲学社科类译著的风险:其一,很多新出版的作品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贸然将这些尚未接受时间检验且翻译流程与前人存在天壤之别的译作纳入语文教学会引入很多劣质作品;其二,教师都较信任大牌出版社的声誉,很少会去查阅原文,或质疑翻译是否存在问题;其三,以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以及繁忙的程度,对这些哲学、历史、政经、社会学等领域的著作不一定有时问、有能力去细读,很难察觉译文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遇到学生提问,也很难给出解答。综上,如果没有一套良好的质量控制机制帮助语文教师选择材料,直接使用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哲学社科类译著作为写作训练的素材,风险是很大的。

    三

    那么,对于语文教师来说,是否就不能使用哲学社科类译著进行教学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语文教师能够在课内外建立起一套良好的质量控制机制,就能为写作课堂带来优质的素材,具体而言:

    第一,主动与翻译专业院校建立合作机制,建立读书网,利用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手段为译著材料设立“黑白名单”,定期更新并推荐给学生。

    第二,倘若受条件所限,无法做到第一条,则应当优先将国内优秀作家的作品提供给学生作为阅读和写作的训练材料,例如鲁迅、胡适、林语堂、叶嘉莹、资中筠等人的作品。

    第三,如果要选用翻译经典名著作品,应该多选文学作品,少选西方哲学作品。最好选用口碑比较好的作品,有定评的如傅雷那一代人的作品,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作品。我们常能见到傅雷、李青崖、草婴、朱生豪、杨宪益、许渊冲、王佐良、杨绛等老一辈文学翻译家的作品,以及中生代的巫宁坤、郑克鲁等的作品。这些以精湛工匠精神打造的作品良好地还原了作品的原貌,其优质的文风也是学生提升文筆水平的示范。

    第四,无论选取何种翻译材料,语文教师要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具体而言,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语感来筛选材料,对于存在语病的文章要能判断出其文风或逻辑中的“翻译问题”,并及时向学生指出。

    翻译类著作是一类复杂的事物,它诞生于一种多方参与的社会活动,纸上的文字只是其冰山一角。对于语文写作教学而言,它不啻一把双刃剑。教师在将翻译类著作引入课堂之前,必须对翻译活动本身有一定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传授给学生。同时,教师也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劣质的翻译作品不会进入课堂,以免影响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写作文风。最后,教师仍然要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在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保持自信的同时,对于存疑的篇章或学生的提问要努力找到合理的答案,回归“讲逻辑”的写作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