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犹如异乡：历史学家、档案工作者和变迁的档案景观
特里·库克 张笑秋
摘? 要：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在处理文件时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关注单份的文件，后者关注文件的集合;前者关注以文件原始内容为核心的权力、记忆与身份问题，后者关注文件诞生之后的历史，包括档案工作者的诸多干预行为，因为正是这些行为将原始的文件转化成了档案。虽然这两个职业都在为公共政策游说，原先各自秉持的价值观念也都以客观、科学的历史为基础，但在近几十年里，它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分析历史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由其导致的错误观念，探究分歧产生的真正原因。文章的结论是：档案馆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文件仓库，而是权力的角斗场。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还是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否认档案的主观性。显而易见，只有以档案史为中心搭建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才能更准确地构建历史。
关键词：档案史;档案理论;历史学家;档案工作者;档案鉴定;后现代档案
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是定义这两种职业身份的关键。然而，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却并不丰富，因此本应成为盟友的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之间便产生了误解。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档案在过去的十年间里已经成为历史学家大量作品的主题。然而目前，社会对档案历史的认识还很不充分，对档案机构内部观念及流程的把握还很不到位，对档案工作者职业惯例的理解还很不深入，对以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也不甚了解。本文分析了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先共生后分离的发展历史以及近些年里档案景观的根本性变化，希望能借此打破二者间的沉寂。
1975年，加拿大档案工作者们退出了历史协会，建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组织——加拿大档案工作者协会。自那时开始，档案职业在加拿大便迅速发展了起来。其最重要的学术杂志《档案》（Archivaria）在国内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长达数千页的篇幅，足以证明知识体系急剧扩张的档案学科已经恢复了生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档案研究生教育项目更是进一步反映并推动了这种扩张，从此擁有硕士研究生文凭便成了加拿大绝大部分档案机构招聘职业人员的基本要求。档案工作者同文件管理员、信息技术专家、图书管理员以及博物馆工作者建立起了新的同盟关系，而与历史学家的联系却越来越少。相应地，史学家们也不再了解档案界发生的各种变化，更不用说熟悉当代档案工作者们所面临的来自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技术领域的挑战了。
其实直到近几十年，加拿大不少档案工作者仍接受着历史学教育，补充以一些在职培训和档案专业课程。他们积极参与历史协会的各项活动，比如，担任期刊和手册的编辑，加入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定期参会，等等。同样，历史学家们虽可能在委托数量上稍逊于系谱学家，但却是档案研究人员最易辨识的客户。也许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之间这样一种维系了整个世纪之久的亲密关系，恰恰推动了某些观念的形成。而在今天看来，那些观念却反过来阻碍了人们理解档案的实质，阻碍了历史学家同档案工作者建立更和谐的伙伴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档案已经成为异乡。
戴维·洛文塔尔有一本广受赞誉的著作《过去犹如异乡》，其题名来源于英国作家莱斯利·波勒斯·哈特利的小说《送信人》。而《送信人》的开篇有这样一句话：“过去犹如异乡，其人行事不同当下。”在洛文塔尔看来，认为过去和当下存在明显不同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19世纪之前，过去和当下是很相似的存在。那时，许多美术、哲学、文学和建筑作品都是从过去汲取灵感创作出来的。而且，人们也不会刻意地保存过去的器物。许多古董就躺在废墟之中，要么被强盗掠走，要么偶尔被古文物研究者不经意地收集了起来。
到了19世纪，人们对于过去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因为厌恶工业革命带来的脏乱、拥挤，因为法国大革命导致的与过去的分离，因为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涌现的要求从历史中找寻自身连续性及合法性的国家主义，过去成为与当下截然不同的存在。受尊重事实、数据以及科学方法的经验主义影响，人们对古器物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消极忽视转变为了主动收集。与此同时，新兴的摄影技术通过逼真的影像营造出了一种错觉，即人们可以精确地捕捉或者说收集生活的实际情形。甚至于后来，为充实新建立的档案馆和历史协会，而在加拿大、美国等地盛行起来的抄写海外文献的做法，本质上也是在尝试收集并重现过去。
对过去的敬畏促使西方国家建立起了公共博物馆、画廊、图书馆、档案馆乃至动物园等机构，以保管国家的手工艺品、样本、影像、书籍和档案。从前，只有君主、教会和贵族才能见到以上这些藏品，而19世纪新兴的公共机构则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民主。针对这些转变，洛文塔尔讽刺地说道：“承认差异有助于我们保存过去，而保存却又让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更加明显。过去被视作珍贵而又濒危的资料，过去正变得越来越不似当下。”所以说，是归档让过去不同于当下，让过去变得更加陌生。
诞生于19世纪的史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很快也都在自我认知方面出现了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地研究档案与历史的关系，包括档案工作者与历史学家的关系。由于上世纪70年代加拿大档案工作者与历史学家分道扬镳，巨大的隔阂已经出现在了二者之间，尽管他们有一起讨论诸如隐私、版权、档案公开等政策问题。本文反思了档案与历史自19世纪初期以来的关系，探讨了近几十年加拿大档案理论的演进，并试图在两个学科之间找到有效的互动方式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文章的论点是：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而言，档案已经成为异乡。虽然他们仍常常经过那里，但也只是作为过客罢了。他们盯着旅行指南，想要找到迷人的景色却忽视了周围的环境，更不与当地的人交谈，因此也就无法理解这个乡村真实的特点和生动的灵魂。与此同时，在如今重视标准化、数字化，强调点击量、客户数而非实质内容的大环境下，档案工作者是否也已经变成了只会泛泛而谈的导游？是否已不再适合引导专业的访问者（比如历史学家）？是否已满足于将游客带去既著名又有视觉吸引力、既流行又政治正确、还能简简单单便找到的地方，而不愿意或者说在有些情况下不能将游客从常走的道路引向真正乡村所在的小道？
没有什么比鉴定更适合解释这些问题。档案工作者在鉴定的时候，就是在决定未来的人们能知道过去的哪些内容，谁的声音会被保留下去，而谁又得保持沉默。因此可以说，档案工作者参与创造了档案。鉴定在一开始便决定了哪些形成者、职能和活动将被保存下来。同时，只有经过鉴定这一环节，随后的档案管理流程才能进行下去。然而，即便文件已经被鉴定为拥有档案价值，已经被档案机构获取并保管着，也不能保证它们就能得到平等的待遇。为了解决文件积压问题，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档案工作者会进行二次鉴定。他们将判断哪些文件可以经历其后所有的管理流程，哪些可以经历大部分，哪些只能经历很少一部分。同样也是鉴定决定了哪些文件会被销毁，会被关在档案馆的大门之外，会最终从社会记忆里消失。经过鉴定这一环节，主要机关能保留下的文件也只占其全部文件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而公民个人、私营集团或组织的文件中能被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
鉴定这种行为挑战了大多数历史学家固有的观念，也冲击了档案工作者对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即使档案工作者已不会被描述成在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弯着腰查看账簿的古文物研究者，人们也不认为他们参与构建了社会记忆。在历史学家看来，档案工作者是档案形成者和利用者之间诚实的中间人，这一观念也得到了档案工作者的认同。20世纪早期，英语世界里第一位重量级的档案学家——就职于伦敦公共文书局的希拉里·詹金逊就曾清楚地表示，档案工作者的理想角色便是守护者和保管员。在讨论档案人员从事历史工作之可能性时，詹金逊给出了生动的回答：“毫无疑问，档案工作者会不时取得有趣的历史发现，他们应被允许可以在闲暇时间追踪这些线索。与这种情况相似的座右铭就是‘牛在场上踹毂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让它有一口饭吃，让它明白自己的主要职责是踹毂，让它在这一过程中尽量不要踩到别人的脚趾。”詹金逊将档案工作等同于踹毂的比喻带有明显的自我贬低色彩，要知道负责踹毂的都是经过阉割的牛。它们专门承担枯燥而又繁重的工作，在流行的说法中一般用来指笨拙、迟钝、可靠且值得信赖的人。
档案工作者自贬式的职业心态一直延续至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仍常常被视为“历史学家的女仆”。就像女性长期以来都在历史记忆中悄无声息地充当着男性的附庸一样，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也是无形的。他们扮演的角色得不到任何关注和赞扬，他们是很被动的存在。就像父权制社会为了保证男权，要求女性充当卑躬屈膝的女仆一样，历史学家为了不让自身职业的核心认知受到冲击，也要求档案工作者成为完全中立的研究搭档。现代客观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将这一性别内涵表达得尤为清楚，他将自己利用的档案描述成“一位处女，我渴望触碰她……无论她美丽与否”。将档案视为处女地，很明显是对文献资料的一种盲目崇拜。曾有法国历史学家，在找到未经触碰的档案时感慨“每一个发现都能给人带来狂喜”。出于方法论、认识论和性别内涵等方面的原因，历史学家需要毫无争议的、纯洁的档案，而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成为无形的守护者和温顺的女仆。
作为加拿大历史协会前主席，加拿大第四任国家档案馆馆长和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威廉·凯伊·兰姆最早质疑了档案工作者的被动形象。他向许多历史学家抗议道：“认为档案工作人员是伐木者，是汲水者;认为他们专门负责收集、清理、分类和上架工作的看法虽然没有错，但却完全忽视了档案工作中需要智慧、知识和判断能力的层面，鉴于这些层面的影响力，档案工作其实是令人恐惧的。”让兰姆感到恐惧的，就是这篇文章讨论的焦点——档案鉴定。考虑到大部分资料都得销毁，档案工作者必须辨别出并保管好那些最有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文件。档案工作者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能偏袒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他们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评判原始文件的价值。鉴定环节，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对其他文件的销毁，令所有历史学家都像兰姆一样感到恐惧。因为这让历史专业产生了被否定的感觉，至少他们无法参与决定哪些文件可以保留下来。
历史学家觉得档案是不引人注目的，是自然形成的，也是毫无争议的。这种想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史学家们身上。以吉本、麦考利、卡莱尔的作品为代表的旧式史学著作更像是文学作品或道德剧，而不是立足于事实的公正分析。这种历史叙事证实了戴维·洛文塔尔所说的：19世纪以前，过去和当下可以完全融合。与之相反，以冯·兰克为代表的新客观主义史学家则试图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再现过去生活的真实面貌。一位学者曾说过：“客观主义史学家们认为历史真相高于也独立于历史演绎：演绎的价值取决于它的还原程度，演绎一旦与史实不符，就会被人们舍弃……历史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构建出来的。”
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历史学家们要求档案必须是毫无争议的有机整体，除了基本的管理和清洁工作之外不受档案工作者的任何干预。如果档案馆里保存的档案是发现过去真相的关键，那么它们就不应是鉴定这一主观行为的产物。当然，客观史学家们不会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档案文本的价值。为了核实文件的内容、日期和形成者是否真实，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及考据学是19世纪史学研讨会上必备的主题。然而，没有人关注档案的价值，没有人关注文件进馆的一系列流程，也没有人关注档案在历史学家面前呈现出来的顺序和背景。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大批历史著作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这些作品分析的对象涵盖了历史遗址、战争纪念馆、公共节假日、戏剧、音乐、电影、墓地、古董以及废墟。同时，历史学家还撰写了不少专著，探究了19世纪博物馆、画廊、图书馆、动物园的建立和演变。虽然档案馆与以上文化机构几乎是同时建立起来的，虽然档案馆才是历史学家们最熟悉的场所，但事实上，这些著作中没有一本和档案馆有关。
乔伊·帕尔作为加拿大最杰出的社会史学家，曾在1955年的《加拿大历史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极具反思性的论文。她在文章中表示：历史并不始于史学家们着手著书或撰写文章之时，而要追溯到“档案盒被打开”，里面的文件被解读出来的时候。乔伊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决定历史意义的关键并不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更早以前，即档案工作者填充档案盒之时。档案整理、著录的顺序，支撑着管理活动的理论假设，档案形成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属组织的文化，现代档案交流和利用的模式，以及信息技术和档案媒介的特点都深深影响着档案的内涵。这些知识过滤器反映出档案工作者研究的深度和水平，这里的研究是指针对档案不断变化的多元背景而进行的研究。同时，过滤行为也能反映出工作人员的社会（文化）态度和背景——簡单来说，就是档案自身的历史，以及档案工作者对其进行阐释的需求和能力。
然而，大多数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档案自身的历史，也没有意识到档案人员其实是历史的共同创作者。直到1996年雅克·德里达里程碑式的著作《档案热病》将后现代主义引入了档案界，这种不利的局面才终于被打破。但即便如此，人们对档案的关注也还是围绕着原始的内容，而不是随后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甚至是在2007年，也仍有历史学家希望档案工作者能够让数据以一种公正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对其进行任何的解释。即使是不将档案视作客观事物的历史学家，即使是承认档案给历史施加了个人、组织及政治压力的历史学家，即使是认为档案建构于权力斗争过程中的历史学家，他们对档案的思考也没有涉及档案馆之内的管理活动。
总而言之，虽然历史学界已开始从外部为档案创建理论，可档案工作者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考虑到历史学家对女性史、种族史、工人史和土著史中存在的边缘化现象了如指掌，他们在研究档案过程中反倒将档案工作者边缘化的行为就更令人惊讶了。难以想象有人能不看护士或工程师留下来的资料，就直接书写他们的历史。可是在我所读的有关档案的历史著作中，史学家们便没有引用档案工作者的任何文章、专著或是研究成果，更不用提内部报告了。
此类情形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轻视，也不代表着历史学家对档案工作者认真工作的信任，更不是档案工作者因没有得到足够尊重而发出的牢骚。20世纪末，加拿大杰出的档案学家布莱恩曾指出：受一些错误观念的影响，史学家们潜意识里便不敢承认档案是有争议的。同时，布莱恩也进一步发展了凯伊·兰姆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学家将档案排除在外的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学科压制。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为何历史学家在著作的序言和附注部分要边缘化档案资料;为何他们要把注释添加在脚注或尾注里，而不像其他学科那样直接插入文本之间。
许多档案工作者在历史学家的压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满足于成为社会记忆的脚注而非正文，坚信自己的职业使命便是保持客观和中立。实际上，希拉里·詹金逊对档案工作者角色的阐述，至今仍然为一部分人所拥护。在上个世纪，大量档案学专著的标题里都带有“管理”“组织”“方法论”“手册”等字眼。这种修辞手法暗示了档案工作者更愿意管理所接收的档案，而不愿意探究档案模糊不清的来源，不愿意辨识档案形成背景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愿意挑战档案分类、整理、著录的“自然”顺序，更不愿意在管理活动中为档案创造新的含义。以上诸多不愿皆可以追溯到档案职业的起源上去。
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档案职业的诞生，也促成了欧洲和世界各地国家档案馆的建立。1793年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巴黎建立法国国家档案馆，并将其作为保存历史资料的公共机构和国家文化、社会与政策的代理人，而不是政府法律、经济事务的组成部分。19世纪诸如此类的“公共”档案馆，其设立目的大多都是为了满足历史而非管理的需求，西方世界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也起源于此。戴维·洛文塔尔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将过去变成了异乡，使得新客观主义史学家孜孜不倦地追求事物的原始特质。而这样的一批历史学家又按照他们的价值理念，培养新一代的档案工作者。
档案界的理论先驱们认为档案是管理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产物，就是“有机”的整体。在达尔文式的自然世界里，档案工作者的鉴定行为是违反档案本质的，因为他们的主观认识将不可避免地亵渎档案。所以说，鉴定破坏了档案原始的背景和顺序。詹金逊也提醒档案工作者在处理档案时不能带有任何偏见，也不能做任何补充。他表示只有做到这点，工作者们才算得上是“事实真相的信徒”。因此，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关于档案工作者的描述：他们在幕后勤奋而沉默地工作，忙着除尘、清理、存储和检索，同时还要尽可能避免扰乱档案的自然顺序和有机特性。
当然，读者们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本文是在夸大事实。在过去的50年里，加拿大的档案工作者们难道没有像凯伊·兰姆所说的那样不再处于过分被动的局面了吗？难道没有接受鉴定是一种必要且可取的行为吗？难道没有为了能在现代化的机构里更好地保管文件而努力改善与文件管理员的关系吗？难道没有向图书管理者学习如何设计标准化的系统来著录档案吗？然而，我认为直到今天，档案工作者们的干预行为要么是在追随历史学家的研究潮流，要么是在向文件或图书管理员靠拢以取得技术和方法上的进步，而并没有关注到新的挑战所催生的理论研究型知识。最近20年里，大多数档案研究项目的关注焦点除了鉴定以外，就是创建、落实连贯一致的著录标准，相比之下，档案著作中关于档案背景知识的讨论却少之又少。
1969年，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证明了：档案里的话语模式反映着档案形成者的权力结构，以社会语境学说为基础的新认识论应当取代过去史学家们所坚持的科学实证主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则是最早提出档案应归属于历史研究课题的人之一，在他看来，从古时候起就存在有关于记忆的权术。无论是在公众生活中还是在档案资料里，掌权者都决定着谁可以说话，谁又必须保持沉默。雅克还指出：早在古代，档案馆就是负责合法化当权者，边缘化弱势群体的机构，这一观点与哈罗德·英尼斯对帝国管控沟通方式的论述不谋而合。有学者发现：中世纪时，人们收集档案不单单只是为了保存法律证据，也是为了满足历史、祭典、个人和象征的需要，但在当时只有被认定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人或事才有资格提出这样的需求。英国一战档案馆——詹金逊眼中绝对公正的存在，已经被史学家们证实曾为了给道格拉斯·黑格洗脱西线屠杀的罪名，而大规模篡改档案的内容。比利时政府在刚果进行殖民统治的档案中，有关利奥波德私人封地的那部分也被故意烧毁了，其目的便是为了消除帝国暴行所留下的证据。从地图到人口普查记录再到皇家委员会报告，欧洲列强们利用这些档案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也让自己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在文学、哲学以及媒体、文化和女性研究的共同影响下，历史学家已经突破了政府部门与组织机构的限制，开始重新审视起个人的档案。女权主义者们则尤其喜欢透过档案的表面内容，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女性能得到多少话语权。美国女权主义史学家格尔达·勒纳就针对中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包括档案在内的社会记忆工具为何将女性排除在外展开了研究。虽然历史专业因遵从父权制的理念、实践和论断，受到了各方的谴责，但是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却侥幸逃过一劫，至少他们的确没有受到史学家们的指责。并且史学家们从未意识到：按照從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档案的行为，本身就使得等级制和父权制下的秩序成为一种必然。
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档案的历史可能是多元化的。举例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档案工作者在定义他们的职业、机构、政策、工序时，在做出有关记忆构建的鉴定、收集决策时，是如何在档案中反映那些不断变化的权力斗争的呢？档案本质和载体的改变，档案形成机构文化的改变，个人档案背后心理特点的改变，档案保管系统的改变，以及档案分类、利用和沟通模式上的改变，是怎样影响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呢？这些年来，文化、法律、技术、教育、社会以及哲学领域内的思潮变化，又是如何影响了档案以及档案工作者的观念、策略和实践的呢？
为了回答类似的这些问题，档案工作者必须了解本专业的历史。考虑到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可以互相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加拿大在拥有成功的图书史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关于“档案史”的科研项目。如果档案工作者希望未來的档案机构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如果他们希望利用者可以带着更深的理解去运用档案，如果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自我剖析磨练思维、改善实践，那么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就都必须更好地理解有关档案的历史，因为正是这些历史塑造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思想观念、组织机构、馆藏集合以及实践活动。档案史要求我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特定背景下，在组成了档案工作之基础的各种设想、观点和概念中，反复倾听并发现档案叙述的声音。这些声音聚集在一起，就成了赋予档案实践活动以生机的元文本。档案史的核心也正是对这一元文本进行跨时空的分析，只有如此，历史学家与档案工作者之间的沉寂才可能被打破。
就像早期的历史学家们只关注国家的政治、法律、宪制和经济一样，档案工作者们一开始也是如此。欧洲所有的档案巨著，几乎都是由国家档案馆里的精英们完成的。不难理解，这些人大多只关注政府、公众和集团的档案，而个人档案则被会被送去图书馆，交由图书管理员处理。实际上直到今天，欧洲大部分国家档案馆也只接收政府的档案。私人手稿则归国家、地方以及大学图书馆管理。尽管这种模式没有被秉持“整体档案观”理念的加拿大、苏格兰所接受，但它在大多数英语国家里都很盛行，比如英国、爱尔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为什么国家档案馆基本不接收个人档案？为什么档案馆中负责管理政府档案的人员被称为档案工作者，而图书馆中负责管理个人档案的却被称为手稿管理员或专门图书及文献资料工作者？为什么文书档案管理人员可以被称为档案工作者，而地图档案、照片档案、绘画档案和胶片档案的管理人员却被称为档案载体工作者？为什么直到最近，人们也还是不认可口述记忆也是档案的一种载体？档案机构内部的这些分歧，充分证明了档案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般价值无涉。
档案学界的先驱们生活在一个文件数量相对较少的时代，他们的职业经验、管理理念都来自与有限文件打交道的过程。如此一来，先驱们便完全忽视了鉴定的必要性。因为诞生于中世纪或近代的每一份档案都会得到妥善的保管，所以根本就不存在选择的问题。相反，抢救塔楼、监狱、地下室里的高龄档案，将它们按背景顺序保管在国家档案馆里才是最首要的任务。而政府文件办公室或登记室中的大部分现代文件，则要作为管理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产物被移交至档案馆。对于有权决定存毁问题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更愿意保管与政策、法规内容有关的高级别文件，而不是金字塔底层人民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临时案卷。
显而易见，这种处理方式根本不像档案先驱们宣称的那般公正、客观，它放任档案馆及档案工作者支持主流文化，维护最强势的档案形成者。这样一来，国家层面的官方叙述自然会得到重视，而个人、组织在社会中形成的文件则恰恰相反。私人文件在这样的模式中被边缘化了，因为它们根本无法进入除加拿大等个例之外的大部分英语国家的档案馆。而决定着档案是否真实有效的标准又发源于政府登记室，自然也就更有利于登记室文件的保管，如此一来，其他种类的档案，尤其是以视听材料和口述文化为载体的档案便成了牺牲品。
实证主义科学价值观阻碍了档案工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审视、理解和著录档案，他们不愿意承认档案多重来源的复杂性，也不愿意展示档案的迁移、合并情况。相反，档案管理需要的是“原始的顺序”。工作人员不允许档案处于无序的状态，虽然个人、小型组织和协会的文件总是杂乱无章，但是档案工作者们会习惯性地将这片混乱“收拾干净”。他们会按照名称、主题或日期顺序，重新整理好所有档案。因此，工作人员在研究者面前掩饰了档案的混乱无序，取而代之展现的是档案条理清晰的一面，而这往往与现实情况不符。正如埃里克·凯特拉尔所说的那样，档案工作者这种强调监管与控制的心态，让档案咨询室变得更像是一个监狱，同时也让档案公共项目陷入了一种消极而又无趣的状态，以至于根本无法适应追求海量信息的互联网时代。
如果传统管理心态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如果组织内的部门和职能已不再一一对应，如果机构间的分界线已日渐模糊，那么档案工作者还能将档案置于结构化的单一实体之下吗？如果组织沟通交流的模式从垂直化转向了水平化，从控制转向了合作，从单一的通道转向了网络式的交叉，从执行命令转向了达成共识，那么档案工作者还能不切实际地按照等级制度整理档案、编制检索工具吗？如果档案的来源已从稀少的中世纪手稿扩大到了当代的海量文件，如果档案在倾泻而出的信息流中处于混乱、无序、不固定的状态，如果档案载体从单纯的纸质文本变成了实物、录影、声像、文本的混合，那么档案工作者又该如何呢？到最后，档案馆会变成什么样子？档案又是什么呢？
近些年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档案工作者们都针对着不断变化的职业景观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因坚守传统职业观念而与数字世界格格不入，但更多的工作者已经承认档案馆是权力的角斗场，他们逐渐从现代主义走向了后现代主义，从被动保管走向了主动干预，从排斥异己走向了包容一切，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处理小规模的个人文件走向了审视大批量档案的来源和背景。因此，关注的焦点便从档案实体转向了档案形成的过程。
变迁的档案景观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本文剩下来的篇幅可能不够回答这一问题，但是笔者有几点粗略的设想：首先，未来的档案工作者在鉴定时将会更关注普通公民和边缘群体，如此档案才能更具包容性，才能更加民主化。其次，工作者们会“预先”定位形成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档案形成之初就能对其施加有效的管理，而不至陷入被动接收的境地。再次，档案工作的重点将从反映形成机关的结构、组织及人员变为记錄机关的职能、活动和想法。而档案的著录也会包含一些更深层次的背景元素，这些元素记录着档案复杂的形成过程、用途以及彼此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在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档案工作者也会乐意接受研究者的想法，这种转变将会催生交互式的著录模式，建立起如Web2.0、维基百科一般的用户社群和网络。到那时，影像、声像档案将得到和纸质档案一样的对待;情感和逻辑，对话和控制将被置于平等的地位。人们会认可档案本身便拥有详细的、相互关联的历史，这一历史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会随着档案进馆而停止。最终，比起成为机构行使权力的代理人，档案工作者会更倾向于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他们不再是中立的守护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共同创作者。
以上这些设想并不是白日做梦，在过去30年里，有关为何设立档案机构的讨论中早已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档案馆存在的意义不单单是为国家和精英阶层服务，而是要为公民的信息自由权等合法利益提供保障。档案要从更具包容性的角度反映整个社会，档案要记录的是“人类历史的全景”。德国档案工作者汉斯·布姆斯提倡工作人员要在鉴定环节反映所有群众的观点，而不能只关注国家管理层的需求和看法，这用埃里克·凯特拉尔的话来说便是：档案工作者必须站在人民的一边。
从被动地守卫过去到积极地塑造社会记忆，在工作人员发生改变的同时，档案馆也从无可争议的历史仓库变成了身份、记忆的角斗场。如果档案工作者接受了他们在档案复杂多样的来源、顺序和陈述中，扮演着文件史学家的角色;如果档案工作者将自己定位成档案背景知识的专家，而不是熟悉所有过程和工序的通才，那么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利用者）将更有可能通过深度情景化的档案来探究过去。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也许能意识到和志趣相投的档案工作者一起研究档案的意义。同时，历史学家若是想要了解有关档案的历史，就必须向创造并保管着档案的专业人士请教。由此可见，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的伙伴关系不应只局限于一起为公共政策游说，他们应该将目光转向共同的兴趣领域，即档案的历史、档案工作者的历史和档案实践的历史。
如果有一天，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都能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带来的影响，或许他们就可以辩证地看待档案来源的局限性与无限性了。迈克尔·皮戈特曾说过：“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是记忆的管理员，也是故事的检索者……因此，他们都是政治和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家。”如果咨询台的两边都能展开对来源的深入研究，档案就不会再是异乡了。
（译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来稿日期：2019-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