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视野下的日本汉语教科书词汇研究
摘要：日本的汉语教育由来已久，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珍贵的教科书。《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分别是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的代表性教材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着眼于这两本教材的词汇研究，从词汇的选择侧重点上能够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这两本教材在词汇选择上重视基本词汇，及词汇的时代性、针对性，并且有意識的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因素，这对如今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话纂要》;《官话指南》;词汇;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5.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7-0071-03
0引言[1]
自古以来，日本与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唐朝时，日本就开始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内容。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划定长崎为对外开放的港口，允许同中国进行商贸往来。正是由于民间贸易的发展，有了精通汉语的唐通事一职，他们是这一时期唐话教学的主力军[1]。在这一背景下，冈岛冠山编撰的《唐话纂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教科书之一，成为唐通事唐话教育的必备教材。到了明治时代，日本和清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到北京公使馆学习北京官话的翻译生吴启太、郑永邦便编撰了《官话指南》，这是日本明治早期编撰的一部北京官话教材。
这两本教材的成书时间相差一百多年，虽然在官话和内容编排上都有所不同，但是因为教材丰富的素材以及编者良好的汉语背景，这两本书在日本的汉语教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它们的教学内容和编写理念都值得我们好好探究。
在《唐话纂要》的研究上，大部分是在探讨冈岛冠山的系列唐话教材中，涉及到《唐话纂要》的编排体例与历史地位，在语言要素的研究上，有关其中同字异读与相关假名的音值，也有词语的研究，甚至具体到社交用语。从论文的发表时间来看，近几年越来越重视到《唐话纂要》的研究价值，对于词汇的研究更多的是历时的考究，在对外汉语教学范围，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官话指南》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关于《官话指南》的各个版本的研究，包括方言版本与译本。与《唐话纂要》不同的是，《官话指南》有不少语法上的研究，如介词与助词的对比、虚词研究、把字句研究。词汇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还有具体到其中的称谓语研究、敬辞谦辞研究。
虽然现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进行了探讨，然而从第二语言教学或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方向，将两本教材的词汇选择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现有的研究仍是不足。《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的出版对日本的汉语教学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它们的词汇选择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汉语教科书词汇选择的变化发展，并且对今后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唐话纂要》与《官话指南》的词汇选择
词汇是语言要素中重要的建筑材料，没有词汇，人们就难以进行日常交流。再者，词汇也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词汇。通过对教材中词汇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编写者的理念，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风貌。
1.1《唐话纂要》的词汇选择
《唐话纂要》[2]是由冈岛冠山编撰的，于江户时代的享保元年1716年初次出版，目前被认为是日本第一部专门的唐话教科书，开启了日本的唐话教学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1.1南京官话
《唐话纂要》成书于明末清初，采用的是当时的南京官话。由于当时日本的对外贸易仅限于长崎，接触的中国商人大多来自东南沿海一带，所以《唐话纂要》以南京官话为主要的语言依据，兼有苏浙闽等地的方言，具有鲜明的南方方言特色。比如：“闹热、不消、晓得、晚头、个里、耍子、偏生”等。
1.1.2文言词
《唐话纂要》是为对华有商贸需求的日本汉语初学者而编撰的，虽然书中采用的多是通俗口语词，但其中也收入了一些文言语句，表现为一定文白混合的特点。可能是冈岛冠山之前师从著名的朱子学大师林凤刚研习儒学，在编纂唐话教本时，其汉语基础受文言影响，再加上书面语的稳定性，使得《唐话纂要》中夹杂了少部分典雅的词汇表达。如：“龃龉、逶迤、无俦、迍邅、识荆、螟蛉之子、勤谨”等。
1.1.3词缀
在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词缀的演变与发展。《唐话纂要》中就使用了大量的词缀，极富口语特色。与前缀“阿”相关的词语有：“阿伯、阿叔、阿兄、阿弟、阿姊、阿妹”等。在《唐话纂要》中，尤其是后缀，涵盖数量多，范围广。比如后缀“子”：“耍子、汉子、匙子、箱子、票子、帖子、板子、磨子、刨子、豹子、鸽子、蜡子”等;后缀“儿”：“盒儿、橛儿、炮儿、剪儿、钉儿、尺儿、墨儿、衫儿、冠儿、箫儿、琴儿、马儿、牛儿、麻儿、谷儿”等。[3]
1.2《官话指南》的词汇选择
《官话指南》是在中国教师黄裕寿、金国璞的指导下，由当时日本驻清朝公使馆的翻译生吴启太、郑永邦编写而成。本书自1881年出版以来，到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为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不可缺少的读本。
1.2.1北京官话
从《唐话纂要》到《官话指南》，日本的汉语教学经历了从唐话到北京话的转变。《官话指南》就是为在北京学习工作的日本人编写的，书中的北京口语化词汇十分丰富，具有浓郁的北京生活气息。比如：“道乏、磁实、布菜、打尖、鸡子儿、胰子、壞布、掌柜的、银号、打围、耗子”等。选取的北京口语词汇涉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背景。[4]
1.2.2新词
清朝末年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大量涌入，东西方的交流更加频繁，文化上呈现一种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状态。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变换最快的，大量新词的出现也逐步反映在教科书中。《官话指南》第三卷里就有很多的新词，比如：“嘎啡（咖啡）、面包、黄油、法国府、三宾酒（香槟酒）、新闻纸、火轮”等。這些新词记录着当时百姓生活的变化，以及开放的社会新风貌。
1.2.3官场词汇
《官话指南》编写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外交的需要，培养会中国语的翻译人员，因此《官话指南》的第二、四卷收录了大量的官场用语。比如表示官职的：“抚台、师爷、御史、文书、翻译官、外官”等;表示诉讼的：“报官、秋审、呈词、衙门、挪用”等;表示官位调整的：“新任、交卸、候选、调任、辞官”等。《官话指南》中的官场词汇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官场的各个方面，也反应出了清朝官本位的思想[5]。
2两本教材对当今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词汇教学是整个教学中的重点。学习者对词汇的理解程度和词汇量的丰富程度，直接关系到听说读写及综合运用能力。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中，教材编写者很早就关注到汉语词汇学习的重要性。《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都曾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虽然距今都超过百年了，但是它们对于今天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1词汇选择上具有常用性和广泛性
在汉语的词汇里面，基本词汇是最核心的部分，对初学者来说，首先学习这些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词汇，能够有效增加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两本教材都是为汉语初学者编撰的，为了能让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基本的交际能力，在词汇选择上都有涉及日常生活中必备的词汇，使用频率高。
《唐话纂要》以“字话”的形式收录词语和句子，其中有专门的一卷，将词汇依照义类分成：亲属、器具、畜兽、虫介、禽鸟、龙鱼、米谷、菜蔬、瓜果、树竹、花草、船具、数目、布匹14类，所选词汇的覆盖面广。而《官话指南》是以会话的形式展开的，其中第一卷“应对须知”，几乎都是日常生活交往中必备的常用词汇，如姓名、年龄、工作等。全书四卷，一卷一个主题，从“应对须知”，到“官商吐属”“使令通话”，再到“官话问答”，所选的词汇贴近生活，实用性强，覆盖面广。[6]
2.2重视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培养学习者的跨语言交际能力是主要的目的，所以在语言教学中融入适量的文化教学，才能在实际交际中避免因为文化原因造成的交际障碍。《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的编写者都注意到了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有意识的将中国文化融入到词汇当中。在词汇选择上，注重选择一些反映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比如称谓语、谦辞敬辞等礼貌用语，以及蕴含着丰厚文化底蕴的熟语。[7]
2.2.1礼貌用语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人们在日常来往中，十分注重礼节。在满足社会人际交往的需求下，大量的称谓用语应运而生，而谦辞和敬辞的使用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敬人和谦逊的心理。
（1）称谓词。称谓语是由于家庭血缘或者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某种关系而得到的名称。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血缘亲属关系的国家，有着丰富的亲属称谓语系统，在与中国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了解学习亲属称谓是必不可少的。《唐话纂要》中，汉语亲属称谓语丰富多样。有称呼长辈的：玄祖、曾祖;称呼晚辈的：曾孙、孙子;称呼兄弟姐妹的：阿弟、阿姊、表弟;也有夫妻间的称呼：夫妇、正室、晚妻。
人们除了家庭亲属之外，还需要和社会上其他人交往，因为职业、地位、关系等方面的不同，彼此之间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称谓。《官话指南》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外交和经贸的需要，主要是商人和官员之间的交往，涉及的社会称谓语较多，如抚台、钦差大人、领事官、大夫、跟班、会首、厨子、苦力、裱糊匠、木匠、兄台、老爷等[8]。
（2）谦辞敬辞。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习惯于尊称与对方有关的人和事，而谦称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从而达到尊敬礼貌的效果。汉语中有着丰富的谦辞和敬辞，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第二语言教学时，有必要了解一些谦辞和敬辞，有利于学习者了解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和心理，体会中国文化。《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中，都有大量使用谦辞和敬辞，比如表示尊敬的：令堂、令叔、令郎、阁下、先生、贵国;表示谦逊的：家祖、家父、家母、贱姓、草字、舍弟、敝乡亲[9]。
2.2.2熟语
熟语是词汇的一种固定组合，简洁幽默又富含哲理，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中，列举了很多生动活泼的常用熟语，不光可以增加学习者的学习热情，还有利于增加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成语因为庄重典雅和简洁整齐的特点，是教材中熟语选择的重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唐话纂要》中就包含了不少成语，如：“下笔成章、飘洋过海、莫逆之交、一表人才、烂醉如泥”等。《官话指南》也在对话中运用了不少的成语，如：“滥竽充数、惊弓之鸟、贻笑大方、无足轻重”等。
除了成语之外，教材中也有选择一些歇后语、惯用语和谚语，口语色彩浓厚，富有感染力。比如《唐话纂要》中的惯用语：“厚面皮、大废料、赶过活、赶衣饭、废物事”等;谚语：“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行路防跌，吃饭防噎、虎不生狗、虎不食伏肉、富贵在天，生死有命、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等。《官话指南》中的惯用语：“耍马前刀儿、溜沟子、捧臭脚、吃一顿挨一顿”等;歇后语：“马尾儿穿豆腐——提不起来了”等[10]。
2.3词汇选择体现时代背景，具有针对性
作为几百年前的汉语教科书，《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的词汇选择上体现了很强的时代性。从成书背景来看，两本书都出于中日商业贸易往来的需要。因此，教材中体现了较多的商业经济类词汇。比如《唐话纂要》中与买卖相关的：“记账、清货、生意、讨价”等;与债务相关的：“欠债、讨债、旧债、还债”等，还有其他与商务贸易有关的：“暴富、发迹、利市”等[11]。《官话指南》中的商业词汇就更加明晰了，第二卷“官商吐属”就是专门讲述商业活动的话题，涉及到了与商业主体、商业活动场所、货物、结果等相关的词汇，比如：经纪、招租、管账、亏空、税课、银市、白契、洋行、转卖、盘货、洋商”等。这些词汇几乎涵盖了当时商业活动中各个要素，反映了当时较为完善发达的商业情况。
现今，我们在选择对外汉语教科书中词汇的时候，更应该尽量选择具有时代性的词汇，比如微信、微博、网络购物方式等，符合现在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习惯。另外，现在时代发展迅速，词汇的更新速度快。因此，在词汇的编写时，也要考虑到用比较稳定的新词替换旧词，一方面可以让留学生快速融入到中国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能让外国的学习者了解中国现今的社会与文化。
对于《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的使用者来说，他们学习汉语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与中国的商务外交。两本教材在选择日常交际需要的基本词汇之外，有意识的融入商业词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商务汉语职业化教学意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范畴，越来越重视教材的“国别化”，那么在词汇选择上，也要根据不同学习者的背景、动机、习惯等选择有针对性的词汇来进行教学。
3结语
《唐话纂要》和《官话指南》分别是日本江户时代和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代表作之一，从时间的跨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教材在词汇选择上的变迁与发展。成书于1716年《唐话纂要》，使用的是南京官话。随着日本中国语教育方向的转变，到了1881年的《官话指南》，词汇中选用了大量的北京官话和口语词汇，再加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新词和外来词也体现在教材中。而且这两本教材在词汇选择上还有很多亮点值得今天学习，比如词汇选择上注重常用词汇，很好地将文化因素融入到词汇学习中，而且词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尽管今天的汉语国际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可以从百年前的教材中汲取有效的经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铭珊.日本近代汉语教科书内容研究[J].海外华文教育，2019（2）：92-102.
[2]张美兰.日本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彙刊[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陈慧源.《唐话纂要》部分词语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4]徐丽.《官话指南》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J].海外华文教育，2015（1）：118-125.
[5]邓苗雯.《官话指南》词汇研究[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學，2013.
[6]徐丽.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7]闫荣盛.日本江户时代汉语教科书《唐话纂要》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8]徐丽.《官话指南》称谓语研究[J].汉字文化，2020（5）： 46-50.
[9]曹保平，邓霁月.《官话指南》的敬辞、谦辞初探[J].海外华文教育，2019（01）：21-28.
[10]黄忠敏.日编《官话指南》及金璋英译本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4.
[11]方媛.《唐话纂要》1-2卷字、词语教学研究[D].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2013.
（责编：杨梅）
作者简介：甘娟娟（1997—），女，安徽安庆人，对外汉语教学硕士，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