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齐卫平 秦宁波
摘 ? 要： 官德是为官者立身从政之本，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晏子春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官要“以民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爱民”“乐民”理念;为官要“尽礼行忠”，在躬亲践行中坚守礼义准则;为官要“劝谏纳善”，在处事履职中坚持刚正不阿;为官要廉洁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强品性修养。《晏子春秋》体现的传统官德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晏子春秋》;官德思想;传统文化;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4-0085-08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后期齐国贤相晏子言行的专门著述。晏子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长达五十余年，齐国在诸侯纷争的年代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得益于他的辅助。司马迁高度评价晏子为政之官德，“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1]。晏子围绕为官者个人道德修养以及权力执行和治理、管理的伦理规范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官德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重视对晏子官德思想的批判吸收及现代转化，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裨益。
一、以民为本，爱民乐民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的立论基础，其核心要义是重视 “民”并做到爱民之所爱、乐民之所乐，以此达成为官道德理念与伦理准则的内化坚守。春秋后期，生产力的发展使井田制和宗法制等旧有生产关系逐渐崩坏，齐国统治阶层内部已发生分化并进入争权夺利的剧变时期。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和宗法关系的减弱使诸侯国和官吏缺少了权力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进而造成官吏为追求高台庭榭的奢靡生活而苛责于民、劳役百姓的现象。面对统治阶层违背民意的无道情形，叔向向晏子请教，身处乱世时，如何同时处理好坚持正直人格的“遵道”与顾及百姓利益的“持民”之间的关系。晏子曰：“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2]晏子认为，地位卑下而不失去尊贵的德行，委曲求全而不失去正直的品格，就在于“以民为本”。“治国必先治吏”的古代社会治理逻辑揭示出要以“民本”内核的官德训导为政者，官员的道德准则对传统社会的秩序维系和社会系统良性运转意义重大。统治阶层只有恪守“以民为本”的理念，在治理国家时维护百姓的利益，才不会失去人格道义。
為官治国要有“民”的意识，民为国之本，是立国安邦的根基，为政者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权与民的关系，才能维护国家稳定。《晏子春秋》贯穿着晏子对“民”的大量论述，内含着晏子思考官与民、权与民关系的思想智慧。“民”是相对于“君”而言的，两者构成社会结构内部上与下的统治关系。晏子重民、贵民、恤民的思想鲜明，他以为国家治理要尊重民心，做事要顺乎民意。“义，谋之法也;民，事之本也。故反义而谋，倍民而动，未闻存者也。”[3]晏子认为漠视民意去做事，即使成功也不会昌盛兴旺，违背民意而行动国家难以长久。只有顺乎民意、以民为本，国家治理的根基才会牢固，才会形成威服天下、万众归心的盛世之景。叔向向晏子请教为政者在治国中思想与行为的问题，晏子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4]在晏子看来，最高尚的思想是爱护百姓，最淳厚的行为是使百姓快乐;最卑下的思想是苛刻待民，最低贱的行为是作恶太多而最终害了自己。官吏要有“爱民”“乐民”的政治伦理境界，以德去化民、教民、治民。
晏子作为齐国的重臣，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官德所内含的以民为本、爱民乐民的核心理念，而且在实践中、行动上处处彰显着惠民、利民、养民的政治操行。孔子高度赞扬晏子有力地辅佐了齐国三位君王，并对晏子能够按照实际情况做事情作出极高的赞誉，“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5]晏子在管理国家时积极救助百姓而不自诩自夸，孔子认为晏子是真正的君子。只有把民心民意放在突出的位置，才是官吏为政善政的首要前提。
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了“崇德，尚礼，利民为本”的治国理政思想。为政者的官位要与自己的官德相匹配，在其位就要时时关心老百姓、多为老百姓做事情。与之相对的是，为政者的官位与自己的官德不相匹配，更多的是苛虐、荼毒老百姓，不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疾苦，有的甚至靠杀戮掠夺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晏子认为官吏要讲德品、有德行，德不配位是不行的。齐景公向晏子询问关于忠臣的品行问题，晏子回答说“称身就位，计能受禄”[6]215。他认为，忠臣要衡量自身德行以担任适合自己的官职，估计自身的能力以接受应得的俸禄。司马子期向晏子询问关于士人行为的问题，晏子曰：“婴闻之，能足以赡上益民而不为者，谓之不仁。”[7]晏子认为，才能足以安定朝廷造福百姓却不肯作为的，叫做不仁。为政者的官位要与自己的官德相匹配，在治理中施仁政于民。
晏子作为齐国的重臣，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为官道德准则，不为自己生活享用而劳烦百姓，不为满足私利而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晏子请齐景公到自己家里饮酒，但不让管家向老百姓征收钱财以更新酒器。晏子曰：“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8]他认为官员享受自己的快乐，让下面的老百姓伤财破费，官员独享其乐是不可取的。晏子曰：“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毋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侧乎！”[9]他认为，不要耗尽民力，否则就会有亡国的危险。晏子出使鲁国，齐景公把他邻居的住宅拆了，以便扩大他的住宅。晏子曰：“夫大居而逆邻居之心，臣不愿也，请辞。”[10]晏子认为为扩大住宅而侵犯邻居的利益，这是违背民心。晏子坚决不居住，并且恢复他们原来的住宅，奉守不做违背老百姓利益之事的准则。
为官者还要多做为民的实事，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齐景公时，连绵阴雨下了有十七天，晏子请求“发粟于民”，齐景公夜以继日的饮酒没同意晏子的请求。晏子知道后很不高兴，“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11]。晏子想着百姓的疾苦，首先想的是使老百姓免受雨灾之苦、度过难关，作出散尽自家的粮食帮助老百姓，想着为老百姓做事情。此外，齐国又遇到饥荒，齐景公不愿意发粮救济灾民。当时恰逢修建路寝大台，晏子命令官吏提高佣工的工钱，延缓工期而不催促，让老百姓得到救济。“政则晏子欲发粟与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则依物而偶于政。”[12]晏子有着强烈的民本意识，认为为政的政治境界就是为民解忧。二、尽礼行忠，躬亲践行
“礼”是古代社会“五常”伦理价值规范之一，它是与当时传统等级秩序相联系的礼仪和行为约束的制度性要求。《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晏子认为人之所以比禽兽高贵，就是因为有礼，守礼实现了家庭、社会中的长幼有序、父子有别、上下分明的状态。晏子特别推崇周礼，强调要以礼治国，强调用礼来规范伦理秩序。“其在礼也，家施不及国，民不懈，货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謟，大夫不收公利。”[13]晏子指出，在礼的规范中，大夫的施恩不能遍及国人，民众不懈怠，财货不转移，工商不改行，士人不虚浮，官吏不僭越，大夫不收取公室之利。
“礼”包含着官员在治国过程中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官德要合乎礼的要义，要以“礼”作为施政时辨别物类、分辨事务、判断问题的重要依据。为官者一定要按照礼来做事，这样可以避免出现为臣失礼、官风不肃、衣服无等、上下错序等现象。齐景公想和晏子免除礼节来欢畅共饮，晏子对曰：“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14]450晏子认为，“礼”对朝廷秩序有着约束作用，如果大夫不讲“礼”，下面的官员就会效仿而变得不恭敬，因而也就无法做到尽忠于职守、尽忠于国家、尽忠于君主。他指出，正直之士在朝为官应该做到“尽礼行忠”。晏子曰：“其事君也，尽礼行忠，不为苟禄，不用则去而不议。”[15]正直之士，侍奉君王，尽礼效忠，不去求取不正当的俸禄，这是《晏子春秋》传统官德的重要德目。
那么，什么是好的官吏，又应以什么样的官德评判为官者呢？齐景公与晏子关于“社稷之臣”“善为国家”的问答，折射出晏子对为官之德的独到思考。齐景公问晏子对于国君而言需要什么样的臣子呢？晏子对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16]他认为，所谓国家大臣，就是能够稳固国家，分清君臣上下的礼义，使之符合上下有别的道理。齐景公问晏子如何发现治国的贤人名士，晏子认为贤人名士要通过观察他的行为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他的华丽雄辩的言辞去作出判断。晏子把贤士分为三等，“夫上士，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17]上等的士人，不肯轻易进身为官而轻易辞官退隐;次一等的，轻易进身也轻易退隐;下等的，轻易进身却不肯轻易隐退。晏子对贤士的划分，包含着对为官者是否能够尽礼行忠的道德要求，如果不能够恪尽职守、勤政奉献也就谈不上能成为好的为官者。
对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来说，礼制是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法则，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官场的制度规范。晏子本人就是以礼做事的直接实践者，在其日常的实践活动中力求处处做到合乎礼义。所谓礼之道，是用来治理天下社会，又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也是可以赢得民心的治世手段。叔向向晏子请教治国治家的道理，晏子对曰：“其正也，不失上下之伦;其曲也，不失仁义之理。”[18]他认为，为官之道，当他匡正世道时，不抛弃上下尊卑等伦理秩序;当他委屈求全时，不抛弃仁义道德的道理原则。“礼”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君臣之礼，这也是為官之德的重要内容。君臣之间要讲礼、遵礼、守礼，为官力行、知行合一。齐景公在饮酒时提出让官员们“请无为礼”，不用拘于礼节。晏子提出为官必须守礼制，“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19]。《晏子春秋》中记载，齐景公饮酒数日后，让晏子免去礼节与他共享。晏子反对“去礼”并陈述礼治的重要，“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14]450。晏子重视以礼为官，把礼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官员没有礼制就缺少了制度的规范。
“忠”是中国传统官德的重要规范，“尽忠”是为官者要遵守的道德准绳。晏子履行为国尽忠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忠于为官的政治操守，忠于自己应有的为政职责。晏子在辅佐齐景公时做到以“忠”尽责，“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20]。可见，晏子在为官的日常事务中身体力行而没有任何的私心，有话直说而不去刻意的隐讳。官吏应有的尽忠之道，在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中也有所体现。齐景公询问晏子为君为臣之道，晏子对曰：“为臣，忠信而无逾职业，则事治而身荣。”[21]他认为做臣子的要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不超越职权。做臣子的不讲礼义，违背尽忠之德，拉帮结派、超越职权，最终会导致身败名裂。
晏子作为齐国的重臣，能够在为政行为中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躬亲践行做为官的道德典范。齐景公见到晏子上朝时乘坐的是破车劣马，就派自己的宠臣梁丘据去给他送豪华的车马。晏子曰：“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22]晏子推辞不坐齐景公赏赐的豪华大车，认为如果自己带头不讲仁义，那么在百姓中出现不仁义的行为也就无法禁止了。晏子出使途中遇见一个沦为奴仆的名叫越石父的人，晏子用一匹马把他赎回，并且对他以礼相待。越石父曰：“至恭不修涂，尊礼不受摈。夫子礼之，仆不敢当也。”[23]晏子以礼待人，把赎回的奴仆作为上等的客人招待，他把以礼待人作为自己为官做事的价值准则。齐国流行“毂击”的游戏，以车毂相撞为乐，禁止却是不能。晏子以新车好马参加游戏，然后假装说这种游戏不吉祥，带头退出这种游戏，后来老百姓就不玩这种游戏了。从晏子的带头行为可以看出，“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24]。晏子在各个方面都躬亲践行，做到尽礼行忠，对官员为政、社会风气都起到很好的带动作用。
三、劝谏纳善，刚正不阿
谏诤是官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圣外王”是古代社会的政治运行规范，“内圣”是治理的基础，“外王”是治理的外在呈现，两者是内在统一的整体。对于为官者而言，“内圣”包含着敢于直面问题、敢于说真话的道德禀赋和政治义务。面对政治领域中生活奢靡、放纵私欲、劳役繁重的现象，为官者如果漠视而不敢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必然会导致国家的无道和衰落。齐景公问晏子什么是忠臣的品行，晏子首先回答说，“不掩君过，谏乎前，不华乎外”[6]215。晏子认为，忠臣就是不掩盖君王的过错，当面敢于劝谏，不在外面美化粉饰和阿谀奉承。叔向问晏子齐国衰败他个人将怎么办？晏子对曰：“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25]他认为侍奉昏庸之君，就悠闲自守终其一世，能力不胜任就辞官，不以阿谀谄媚来维持自己地位。在晏子看来，劝谏是官吏应具备的官德之一，逆耳忠言是对国家的治理有益的因素。
直言劝谏既是为官者的权利，也是为官者的义务。《晏子春秋》记录了晏子关于劝谏的大量论述和实践，塑造出一位敢谏、直谏、智谏的“谏臣”形象。齐景公问晏子忠臣应当如何侍奉君王，晏子对曰：“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26]他认为，所谓忠臣，就是能给君王进献良言善策，不能和君王一起陷于危难，直言劝谏、进献良策是为官者应具备的官德之一。从《晏子春秋》卷一（内篇谏上第一）、卷二（内篇谏下第二）的50章窥视，其中晏子劝谏齐庄公有1次，其余记录的49次均是谏言齐景公，劝谏成为晏子承担的重要政治职责。《晏子春秋》对晏子“谏诤”的记载，彰显着晏子犯颜直谏、刚正不阿的优秀官德。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的至上性、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官吏的劝谏纳善要讲究技巧。“谏诤”之道也是为官之道，既要有直谏的勇气，也要讲智谏的方法，进而有效地达到劝谏的目的。
官员任用要重视德的标准，任用官德缺失的官员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消极影响甚至灾难，“田氏代齐”事件的发生就印证了晏子对齐国政治局势发展的预判。官员要敢于揭示政治生活中衍生的问题，做到直面问题、刚正不阿。针对齐国官员选拔任用存在的问题，晏子借齐景公认为逢虎蛇以为不祥，中肯地向他进行直言劝谏。晏子认为，“贤”是国家祥和的基础和条件，在官员任用方面，他强调要知贤用贤，“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27]。为官之人如果只有勇力，而不实行礼义，国家就会遇到危险，他劝谏齐庄公要任用实行礼义而不只讲勇力的官吏。此外，晏子也谈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28]。晏子针对齐庄公崇尚勇力向他进行劝谏，他认为如果官员如夏代的推侈、大戏，或如商代的费仲、恶来，纵容他们“崇尚勇力”，杀戮无罪的百姓，最终结果是祸国殃民、国家无法保存。
晏子劝谏涉及到齐景公为政的其它方面，如信任谗佞、赏罚不公等。齐景公听信谗言，信任阿谀奉承之徒，晏子认为他应该远离奸佞之人，尚贤远佞是晏子积极劝谏的重要内容。谗佞的人谄媚谗言、巧言令色，蒙蔽国君，面对群众疾苦只说不做，只关心自己的官位而对国家的未来和前途漠不关心。晏子看到齐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他严厉地批评了齐景公，谏曰：“民愁苦约病，而奸驱尤佚。隐情奄恶，蔽馋其上”[29]。为官者只知道谄媚而不能直言，进而就会掩盖罪恶的真相，蒙蔽君王，老百姓会遭受愁苦贫病。
晏子谏言的主题非常多，最多的是涉及到齐景公生活奢侈的爱好，比如饮酒、听乐、爱马、游猎等，为了满足自己生活的享受，齐景公劳役百姓、不管百姓疾苦，向百姓索取的多而给予的太少。晏子针对齐景公不恤天灾、不以民心为重进行劝谏，认为君王不能为私利而不重民意。齐景公修建长庲台，役民无數。晏子起舞对景公进行劝谏，“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30]景公羞愧，为此停止了劳役。齐景公想以葬人之礼安葬自己的猎犬，让宫内给它提供祭品。晏子曰：“傲细民之忧，而崇左右之笑，则国亦无望也。”[31]晏子认为，左右饥寒交迫而死，狗却有棺材祭品，这会招致百姓怨恨、诸侯轻视。他对齐景公进行劝谏，认为轻视小民的忧愁，而重视左右臣子的玩乐，那么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
晏子看到齐景公滥用刑罚重刑，他向景公劝谏要施仁政。烛邹为齐景公看鸟却让鸟飞走了，景公发怒要杀了他，晏子正话反说，讽刺批评景公，景公最后同意不杀。齐景公登上箐室看到有人弄断了雍门的楸树，就亲自下令抓捕这个人，并让晏子杀了他。晏子曰：“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过之，则赦之，婴未尝闻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32]晏子通过讲解君王服饰的典故，劝谏景公慎重处事多赦免人，景公最后同意赦免折断树的人。此外，晏子谏诤的主题也涉及到鬼神迷信的方面，如祭祀灵山河伯、相信女巫、逢虎蛇以为不祥等，他向齐景公劝谏要敬人远神。
四、廉洁清正，省察自律
官德作为为官者的道德，要重视廉洁清正的立政之基，它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要求和道德规范，体现在为官者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和“慎独”的自律极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贪，欲物也。”晏子对贪欲作出审视反思，反对贪财、贪色、贪权、贪乐、贪味、贪利等。为官要廉洁，才能为老百姓和国家带来福祉。晏子曰：“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33]。廉洁，是为政的根本;谦让，是德行的主体。晏子批评栾氏、高氏不廉洁谦让，想瓜分他人的家产，最终因失败逃离齐国。他认为官员如果只想着积聚财利就会滋生祸殃，只有廉洁清正才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晏子以廉洁清正为本，心怀清正廉洁之心，坚守道德情操，不慕锦衣奢华，更不愿随波逐流、满足私欲。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34]他认为，廉政之人如果像水一样以柔处世，就能长久。周王朝的吏官柏常骞向晏子请教为官之道。晏子曰：“婴闻养世之君子，从轻不为进，从重不为退，省行而不伐”[35]。在晏子看来，造福社会的君子不因轻松容易就上进，不因苦难劳苦就隐退，对自己品行加以反省而不自夸。晏子坚持廉洁清正的官德，并且以廉洁省察检视自己，在治国的自律中做到廉洁从政。
廉洁的官吏对自己严格要求，不追求过度的财富。如果官吏把俸禄优厚作为自己的为政追求，贪欲缺少了道德的约束会被无限放大，最终会使为政者陷入贪污腐化的境地。齐景公问晏子忠臣的品性怎样？晏子回答谈到“忠臣”的表现就是能够理性地看待自己的俸禄，“睹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6]215。晏子指出，为政者接受俸禄不超过自己应得的数量，官员衡量自身来决定食禄，品德厚重就接收俸禄，品德微薄就退换俸禄。晏子为官一生，但是对俸禄坦然看待。在他告老还乡时，他主动提出要把封邑还给景公，景公认为这没有先例，就不同意晏子的这个提议。晏子曰：“德厚受禄，所以明上也;德薄辞禄，可以洁下也。”[36]晏子认为，品德厚重而接受俸禄，是为了体现主上的圣明;品德微薄而退还俸禄，是为了使臣下廉洁。晏子认为自己年老德薄主动把封邑退还给景公，这是他为官廉洁清正的表现。
为政者掌握政治权力，不能用自己的权力换取个人的财富，要做到“取之有道”。如果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的私利，甚至是谋求他人的财产，这都是与廉洁的官德相违背的。齐国相国庆封由于专权，遭到众大夫的攻击而逃亡，人们瓜分他的财产并提议把“邶殿”分给晏子作食邑。晏子坚决不接受，认为人们都想生活优裕，但要端正道德作为幅度，对财富既不废弃减损也不任意无度，“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37]晏子指出，我不贪求多利，利过了头就要造成祸害。晏子作为齐国的重臣，不贪求无道之财，体现出晏子严格自律的道德操行。
同时，官吏对财富不能过于沉迷，积蓄很多而不愿意分给别人也是有违道义的，对财富不要无限制的积累。《晏子春秋》贯穿着俭以养德的认识，晏子提倡生活的节俭，并且把家财主动散发给族人和救济生活困苦的老百姓。齐景公多次要赏赐晏子，但是晏子坚决辞而不受。齐景公听宠臣梁丘据说晏子的饭中肉不多，齐景公就要把“都昌”作为他的封地。晏子说，“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而不恨着，婴是也”[38]。齐景公要赐予晏子城邑，晏子推辞不受。晏子严格自律，时刻对自己进行省察。“婴闻之，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于处者，名广于外。”[39]晏子认为，对上面赏赐的接收要有节制，得到君王的宠爱就会长久;简朴地安居在自己的处所，名声就会在外面传扬。
此外，晏子十分重视官吏生活作风的私德问题。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官德的重要内容，私德的问题会催使为政者做出失范之行。有个从事手工的女子主动提出做晏子的小妾，晏子以此反省自己。“今仆托国主民，而女欲奔仆，仆必色见而行无廉也。”[40]晏子认为自己身负治国重任为民做主，却有女子想私奔于我，说明自己一定有好色的表现，行为上有不廉正之处。晏子从“食色”见微知著，对自己的官德进行反思审视，认识到自己在廉政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充分体现出他对自身官德的严格自律要求。
五、对新时代官德建设的几点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41]。《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是中国传统官德思想的重要内容，要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传统官德思想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充分把握其官德思想的内涵实质和逻辑体系，着重从为官重德、为官立德、为官以德、为官修德四个方面把握其官德思想的重要价值，坚持批判借鉴和创新转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官德文化，推动新时代共产党人价值观培育及执政党的官德建设。
（一）厘清以民为本与为国忠君的关系
“以民为本”作为晏子官德思想的政治内核，对于君权和官员权力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对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晏子提出“爱民”“乐民”的政治伦理规范，促使为官者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疾苦和切身利益。但是，由于晏子自身的阶级局限和上下等级旧礼制的束缚，使其对“民”的认识建立在“君”的对立面上，“忠君”成为其民本思想的前提。因而，晏子的民本思想具有強烈的阶级性，无法建立起现代意义的以人为本理念，他从根本上是追求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要继承好中国传统官德的民本思想基因，吸收和转化其合理内核，要把实现人民利益作为官德培养的价值要求。对传统民本思想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新时代推动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基础上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官德准则。
（二）认识官员私人道德修养与为政之德的关系
晏子认为为官者要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道德与治世安邦息息相关，官员的道德是其从事政事的基本前提。然而，晏子的官德思想没有严格区分公私的边界，他把私德作为官德的重要内容。比如，有女工要嫁给晏子，晏子反思自己存在好色的私德问题，进而认为自己行为存在不廉政。这表明，晏子把私德与公德紧密联系起来，其官德思想不仅涉及官员角色和职业的公德领域，也涉及到官员的家庭、生活等私人领域。诚然，官员的私德与官德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官员的公德和私德还是有着一定区别，官员有好的私德不等同于他在为政中就表现出好的公德。新时代推动官德建设，要重视官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分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内在关联，注意预防私德领域与为政之德深度分化的问题。官员也有自身私人利益的存在，如果没有伦理价值规范，那么会导致官员贪图私利、私欲的满足。同时，要把为官者公共领域的为政之德凸显出来，重视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的特殊地位，加强对为政者公权力的道德约束和监督。
（三）把握为官重德、为官立德、为官以德、为官修德之间的关系
晏子的官德思想是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其关于为官者的恪守理念、为政准则、处事风范、规范修养等官德要素之间是密切相连、彼此融通的，它包含着为官重德、为官立德、为官以德、为官修德的当代价值。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要筑牢德与官、德性与德行的辩证统一，把握为官重德、为官立德、为官以德、为官修德的内在逻辑。为官重德，讲的是重视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把官德建设提高到重要位置;为官立德，讲的是官德的逻辑体系要构建，要建立共识性的官员道德规范体系;为官以德，讲的是官员要以德推动治理，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官修德，讲的是为官者要重视官德的修养，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加强官德品性。为官重德、为官立德、为官以德、为官修德四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彼此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四）处理好传统官德思想的现代转化与治吏、治国的关系
《晏子春秋》提出的官德思想体系，蕴含着官德建设的政治智慧，实质是抓住以德治吏、良吏治国的主线，官吏在官德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晏子不仅从为政、俸禄、谏诤、生活等方面对官吏提出伦理价值规范，而且他自身就是讲官德、重官德、守官德的官吏楷模。官吏是公共权力实施的主体，在权力实行过程中涉及到官与君的关系、官与官德关系、官与民的关系、官与国的关系。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要处理好传统官德思想的现代转化与治吏、治国的关系，要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变化形势和突出问题，推动《晏子春秋》中官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吏善方能治国，要以官德的建设推动官员觉悟的提升，抓住权力的道德自律关键症结，积极发挥官德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治理的正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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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 王学青
Abstract： Official morality is the foundation for official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n their official posts， indispensable for a favorable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Yan Zi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ntains very rich thoughts of official morality mainly foun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officials are to abide by the ideology of “loving the masses” and “finding pleasure in being with the masses”， the masses to be taken as the foundation of official career; second， the principle of sticking to the code of ethics should be followed in actual practice of their “observing the manners and being loyal”; third， in their practice of official duties， they should be righteous and impartial， taking in advice and good; last， officials are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in self-discipline， practicing their official duties with honesty and righteousness. The thought of official morality in Yanzi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fficial morality， enlighte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Yanzi; official morality;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