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审美之思
蔡军波
摘要：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是解决文化困境的现实出路。只有唤醒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才能改变人们的文化心态，改善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当代文化的良性发展。只有文化自觉，才能“和而不同”，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文化自觉;社会问题;审美
中图分类号：D64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2-0076-02
一、文化自觉的提出
“文化”是很早就已经有的词汇，“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1]（P.319）《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2]（P.185）均指此义。而“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中之一则指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表现为各种典章、制度等层面的东西。我们今天阅读的大量书籍、观赏的字画等都是“文”的具体体现。“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P.310）《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3]（P.1448）故“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而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西汉以后，“文”与“化”才合成一个整词，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之义，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道德品质的教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文化”的涵义也在不断扩展与丰富，如今“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争相研究的对象。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虽然愈来愈烈，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消亡，从1840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历尽波折，希冀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跟上了全球化的步伐，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也关注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古老国家的强大发展动力，但随之而来种种新的问题也日益困扰着中国人。文化传承、价值观念、环境问题、城乡差异等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如何面对西方国家的围堵，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不能不冷静地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承的方向在哪？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目的是在如何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发展问题上而提出的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即是人们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目前我国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如何找到解决这些问题也愈发重要，以道德育人，以文化兴国，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二、文化自觉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
“体”与“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周易·系辞上》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P.268）这里体用二字已蕴含着后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基本涵义。体用二字并举始于战国末期的荀子。这里“体”指形体，“用”指功用，近代体用范畴继续为哲学家们所沿用。张之洞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其所谓体用是主要与次要、根本的与从属的两者的区别。
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沉淀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近代科技的兴起，西方列强在全球的殖民扩张，给我们的文化传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古老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如何对待固有的中华文化成为众多文人志士争论的焦点。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康梁维新的“君主立宪”，中国人在传承固有文化与学习西方“长技”的同时，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之争的背后是对文化传承的争论。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也让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不改变旧有体制是难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依然挽救不了旧中国的悲惨命运，如何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出路，是四万万中国人的共同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号召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费孝通先生认为这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他指出“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有文化的意义，说明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可以把不同制度凝合在一起的力量，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也是不同学术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在现实社会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以达到共存共荣。这种“和而不同”的背后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与自信。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作用与地位的深刻认识，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也是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要担当。这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充满信心。只有首先获得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才有可能最为合理地实现融合，才有可能最为持久地推动发展，从而逐步达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4]（P.195）
三、文化自信的审美之思
走出文化困境的第一步就是要实现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4]（P.195）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5]（P.951）冯友兰先生在晚年曾经亲笔书写一副对联用以自勉，联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说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方面，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冯友兰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并且反复解释：“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6]（P.305）民族的复兴，首先要实现文化的复兴。执政党的力量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党的十八大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不仅是走出文化困境，走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而且决定着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7]（P.735）天地所体现的“大美”即是道的“大美”，而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也有美学思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提出的一个涉及审美活动本质的极其重要的美学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既承认了美的客观存在，又强调了人的主观感受。良好的文化环境能够浸润心智，孕育才情，塑造人格。世界文明经历了数千年，每一种文化都蕴含着人类的聪明智慧，值得我们去思索和研究，从中汲取营养。费孝通先生认为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对于不同的文化我们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审美活动既是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也是人与世界的沟通。我们只有了解文化，品味文化，不断思考与探索，才能去发现美、理解美、创造美。中国的现代化绝不应以传统文化的消亡为代价，现代化的基础应建立在文化经典与传统之上。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增强了国力，也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精神觉醒的起点，也是心灵审美的释放。
文化困境主要表现在新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疑虑与不自信，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文化自觉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文化自觉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传统，而是为新文化的建构提供历史依据，其重点在于自主性地建构新文化。从人类文化发展历史来看，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要求，是解决文化困境的现实出路。只有唤醒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才能改变人们的文化心态，改善人们的文化生活，推动当代文化的良性发展。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文化自觉，才能“和而不同”，逐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5]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