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西学碰撞风行的音乐思潮

2022.07.18

李敏

[摘??要]伍维曦教授新著《礼乐与国乐：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以下简称《礼乐与国乐》）围绕音乐主流思想与现实因素的辩证统一，以时间顺序，由远及近观察了康有为、梁启超、王光祈等思想家、音乐家的音乐思想观点，从而催生了对整个近现代思想史与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本文以传统、西学、现实三者的有机关系视角切入，审视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主流关系，通过对该书文体结构、思想体系、著述意图等多方面的分析与诠释，对作者礼乐与国乐观念中的独有特质进行总结与解读。

[关键词]伍维曦;中国近现代音乐;西学;音乐思潮

近年来，音乐学领域有颇多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并涌现出了众多具有理论深度和广阔视野的论文专著。伍维曦教授《礼乐与国乐》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于2019年2月出版，除自序与导论外，全书共有“传统音乐观念的动摇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天下中国与‘民族中国在音乐思想上的交锋”和“‘国族音乐观念的确立”三章，附带结语、参考文献与致谢。该书涵盖了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音乐思想史演进，主流的产生与兴替的过程。作者以音乐史为脉络，运用灵活的专业音乐思维与独特的史学研究视角，综合其他相关人文学科对各个历史阶段人物的音乐思想和实践进行细致观察和阐释。全书力图做到以史为据，但又不囿于史实罗列;以史带论，梳理各个时期著名思想家、音乐家的学术观点放在当时特定历史“语境”下给予全面、客观的评析;论从史出，不因刻意标新立异而对前人的音乐思想观点一味地武断臧否。

《礼乐与国乐》囊括了晚清“华夷观念”趋于瓦解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间音乐活动与音乐观念在内的中国固有传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及儒家文明中的“天下中国”演换成西方现代“民族中国”，亦即传统“礼乐”瓦解至现代“国族”音乐观念全面确立的过程。作者在思考中国现代国族想象的建构命题下，以音乐的中西问题为纲，以康有为、梁启超、王光祈等著名音乐思想家的思想观点为枝蔓，阐述了西化、复古、改良这三类中国近现代音樂建制开端的话语表述及其复杂文化心理机制。该著作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晨钟之作，亦为肃清流俗之见的常识之书。下文笔者将从“西学东渐”音乐新思潮的兴起、音乐理论建构与思潮论争、现实因素对主流音乐思想的影响三方面分别阐述该书的学术贡献与历史意义，结合全书内容以及个人的一些评价和分析对此书进行阐述。

自明末以来中国共历经两次“西学东渐”的历史浪潮。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写“近世西方学术、思想、宗教、艺术自明末传入中土，利玛窦与徐光启等移译西学典籍，使中土士大夫知道泰西学术文化之精微，此为第一次‘西学东渐”[1]，而这次中国人是被动接受西方传教士等带来的西学思想;第二次“西学东渐”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末民初时期，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动学习西学，试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在西方科学概念传入之前，中国古代音乐观念一直将孔子的礼乐思想奉为圭臬，统治阶级把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的道德准则，用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正如此，作者体会到尽管是为宫廷和士族阶级服务的贵族音乐以及日常生活中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受到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喜爱，却也很难成为严肃的思想及学术活动的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在这种旧有系统内，音乐不可能成为理论、创作和表演相结合的独立学科门类。纵观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展概况，笔者以为中国传统音乐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能走向世界，主要是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音乐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以及音乐教育处于萧条和极其衰微的境地，而西方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善于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完整学术体系。

作者在著述过程中，通过多维度解读音乐的发展历史，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音乐问题。第一次“西学东渐”的传入虽未中断，但其影响仅限于宫廷及部分人士，在传统的书院和官学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西学的踪影。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统治阶级和精英人士开始意识到此时中国和西方在语言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一场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打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如火如荼地积极开展，不少朝廷官员出使西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中国的士大夫开始从教育体制、社会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思中国音乐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针对这次清廷对西方的交聘活动，作者明确指出其目的仍然是学习西方技艺，而非引进制度，故而这一时期只是近现代音乐思想的酝酿准备期。在笔者看来，这次痛苦的探索无非是为加快清王朝的灭亡吹响了冲锋号，为早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的萌芽与滥觞。

正当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小国日本的进攻中全军覆没，这场中日甲午战争使更多的人注意到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批戊戌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运动并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建议。书中第一章作者全面叙述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对新音乐思想产生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从无到有，取得重大成就，实属滥觞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大声疾呼。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弟子，梁启超是第一个以完全的近代视角看待中国音乐并以自己实际行动改造之的思想家，他倡导“少年中国”之说，极力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的主张并积极宣传“学堂乐歌”运动。辛丑之役后，音乐学科大量进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级学堂中，与梁启超的倡导不无关系。

戊戌变法失败至辛亥革命成功这风雷激荡的十余年间，各种变革思想为中国新音乐文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以现实利益为指向的国族本位意识开始萌生发扬，将国人的传统音乐观念推向了风口浪尖。而该音乐思想萌发则是源于学堂乐歌运动时期的留日学生沈心工、曾志忞和李叔同等人，他们积极投身于学堂乐歌创作和传播之中，通过乐歌的传唱和学校音乐教育，开创了中国音乐教育之先河，促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的产生。久而久之中国人数千年来固有的文化本位意识开始淡薄，中国传统音乐观念的根基已然风雨摇摆。

二、音乐理论的构建与思潮论争

清室倾覆，民国肇建，中国社会开始追求现代性发展。在全面倡导西学的浪潮下，一场关于音乐文化思潮论争在辛亥革命前后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北洋时期，结社、言论自由为思想自由提供了保障，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类思潮与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文化理念呈多元化;在“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式学说百家争鸣。作者在这一专题中围绕国乐论-新音乐论-国粹论[2]-全盘西化论四大思潮论争，列举了各论争代表人物及其各自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支撑依据，由浅入深，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中西音乐文化关系的再思考。

辛亥革命爆发后，万绳武的《乐辨》[3]和孙鼎的《雅乐》[4]分别从如何处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不同于西化论的新见解，该见解在郑觐文“大同乐社”活动中得到了实践层面的响应，郑氏因此成为了民国初年坚守文化本位来推进音乐文化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国粹主义音乐观念在当时颇有影响，譬如陈懋治、黄子绳、周庆云、童斐、罗伯夔等附和者。然在军阀混战时局背景下，这种文化本位意识显然不如国族本位意识更能吸引知识界和文化界的重视，且郑觐文在创办“大同乐社”之时，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展开，在“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下，中国的传统道德与学术遭到了来自国人自身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恰如作者所言郑氏希望将古代“礼乐”径直等于今日“国乐”的梦想破灭了，而另一方面，蔡元培和萧友梅等人主张进一步引入西方音乐文化以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国族本位思潮并未停止。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之一，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包含着以塑造民主国家的国民性为宗旨的西方学理背景，而其和音乐有关的思想内涵在萧友梅的论述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表述。对萧友梅中西音乐观的理解，作者认为他持“全盘西化”的主张，在音乐文化价值观上，他是持进化论立场的，即认为对落后的中国音乐无需留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萧友梅一度被指为“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者”而备受批评，但中国音乐教育界和理论界在1949年后在如何处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上，和萧氏的观念是如出一辙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与之对立主张复古的“保守派”也大有人在。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扬和弃，在当时我国音乐界存在激烈的争论。继承传统和引进西学，是从实践层面贯穿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的两个主要问题，但在处理传统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上，也出现了秉承一种扬弃的中庸态度的音乐思想家。针对这一思潮论者，作者以两位著名思想家、音乐学家赵元任与王光祈为例诠释其音乐思潮的内涵及外延。他们既不死守旧学，也不盲从和迷信西学。赵元任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很有胆识和见解地将西方音乐理论、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完美结合，并在其艺术歌曲的创作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民族语言、民族精神和西方作曲技法的高度融合。作为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爱国主义著作家、音乐学家与社会活动家，王光祈是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的诸位思想领袖中最关注音乐问题的，其音乐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音乐思想家。他对“复古”或“崇洋”的思想都持反对观点，认为古乐不足以畅舒我们现代民众的感情，而外来的西洋音乐更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特性。因此他主张改造旧的国乐，建立新国乐，一种将西方音乐形式与中国文化核心内涵相结合的具有意识形态特质的“中国民族性”的新国乐，他的研究开东方民族音乐之先河，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

三、现实因素与主流音乐思想变革

综观中国音乐文化史，音乐思想主流的产生和兴替与同时期的政治局势及政治斗争具有密切的关系。无论传统中国还是近代西方，现实因素始终是影响音乐文化发展嬗变的重要决定因素。

作者在全书第三章概括了自1928年至1939年这十余年间，由于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音乐思潮及思想嬗变过程中，坚持国粹复古思想的主要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传统派日益式微，中国传统的音乐形态很难以旧有的形式延续下去，而以“西化派”和“改良派”占据了音乐界的话语权，随后左翼音樂人士亦日趋活跃，并以“救亡派”的名义向所谓的“学院派”展开进攻。作者在书中以刘天华等人发起的“国乐改进社”为切入口，提到了刘天华撰写的两篇论文《国乐改进社缘起》及《我对于本社的计划》[5]，阐明了先生对“国乐改进社”建立目的和准备工作以及对于挽救和复兴音乐的迫切心情和期望。值得注意的是，刘天华在他未完成的《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6]一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不能囿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针对刘天华在国乐改进上一系列措施，作者认为刘天华的历史意义仅限于以西洋方法改良中国民间器乐，但在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家中，像先生这样专注于普通民众日常音乐生活进行关心、学习与引导是极为罕见的，这也正是他的音乐思想最可贵之处。

与同时期的著名音乐学家中，在处理中西关系和创造中国“新音乐”方面有着和刘天华相似见解的还有黄自。尽管黄自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在国立音专教授西式作曲法，但他却不同意许多“西化派”认为中国传统音乐“落后”“无用”的看法。他坚决反对以西欧音乐奉若神明，认为把西洋音乐整盘搬过来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关于西方音乐思潮下存在着“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问题，作者指出其思想倾向发端于清末，在20世纪初期全面发展，这一时期持“全盘西化”论的音乐思想家有青主、欧漫郎、陈洪等重要人物，关于进一步阐释这些音乐思想家“全盘西化”论内容的问题，本文不再展开论述。总之，不管是主张“全盘西化”思想的“西化派”，还是坚持传统的“复古派”以及西学与传统二者折中的“改良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同样是在积极探索中国音乐发展之路，其目的均是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落后挨打的国家民族至上观念。

结??语

《礼乐与国乐》一书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但也非完美无缺。纵观全书，笔者注意到作者在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关音乐思潮论述所费笔墨不多，此时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进行殊死斗争，各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相互争夺宣传阵地，各自引领的音乐思潮发生激烈的碰撞并相互制衡。在解放区，救亡音乐思潮和左翼音乐运动乃音乐思想主流，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音乐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创造出了多元化的音乐作品。他们走向民间，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传播共产党的主张，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发表后，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此著中，作者对该时期各种音乐思潮虽有论及，但缺乏音乐事件，对其音乐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思潮讨论还可愈加深入细致。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透彻论述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想史的著述，实际却出自一位西方音乐学者之手。依笔者拙见，伍维曦教授之所以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其意义在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一部分，它鲜明地反映着19世纪中叶以降，在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古老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迈向新时期的艰难过程，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历史以来，音乐发生的变化最为激烈，在此期间向西方学习也就成为整个近代思想界讨论的重要话题。而有关音乐问题的讨论，在音乐学界形成了复古、西化与改良三派，三派立场在各种音乐思潮中并存，又互为挑战，并在传统与西学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

在笔者看来，《礼乐与国乐》用辩证的观点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了近现代各种音乐思潮在中国文化上的成就与地位是本书最突出贡献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该书初步结构了观点，具有音乐批评史的意义。书中指出为何“复古派”彻底败北，“西化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除了未能看到中国传统音乐在实践技术上与西方音乐的差异外，还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国音乐学科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正如作者所言，古代中国轻视实践音乐，以至于在旧秩序中没有发展出可与诗歌辞赋、文人书画等相媲美的技艺制度与作品意识。而活跃于民间的传统音乐更是被斥为“奇技淫巧”，并未进入精英阶层的视野与“典籍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无论是“西化派”的偏激;“改良派”的局限，抑或是“复古派”的失败，在《礼乐与国乐》一书中皆被视为中国近世的思想先知们在处理传统、西学与当下三者关系上，提供给后世以宝贵经验。

注释：

[1]伍维曦.礼乐与国乐：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音樂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6.

[2]国粹主义音乐思潮萌生于20世纪初，其主要思想是复兴中国传统古乐（尤其是雅乐），保存音乐国粹，并对时下盛行的西方音乐持拒绝或审慎的态度。

[3]万绳武.乐辨[M].1911.

[4]孙??鼎.雅乐[J].东方杂志，1911年八卷4号.

[5]刘天华.我对于本社的计划[J].中国音乐，1991（04）：70—71.

[6]刘天华.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03）：3—4.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3.

[收稿日期]2020-12-22

[作者简介]李??敏（1995—??），女，四川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成都??610000）

（责任编辑：刘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