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设现代化与环境史沟通的桥梁
付成双 姚明星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03-07
采访时间：2020年4月
采访地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姚明星
问：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
答：在求学的道路上，我经历了一番探索，最终在诸多良师的带领下才走上了北美环境史研究的学术道路。30年前，我有幸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曲阜师大的李永采教授和刚刚从南开大学学成归来的李胜凯老师指导下，对美国历史兴趣渐浓，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自己也萌发了读研的念头。20世纪90年代初期，考研的氛围远没有现在这么浓厚，我们一个班90人，仅有10人考上研究生。最初因为不敢报考南开大学美国史专业，我便根据杨立文教授的建议，报考了北京大学欧美近现代史。1993年在北京见到杨老师后，他建议我做加拿大史研究。在杨立文教授的带领和指导下，我走上了加拿大研究的道路。杨立文教授做事认真，乐于助人，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很大。我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潘润涵教授和何芳川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选择的都是加拿大西部史课题。硕士论文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与西部开发，博士论文是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问题。
2000年，我博士毕业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初来南开，在工作中我再度得遇良师，历史学院的李剑鸣教授、王晓德教授、商学院的韩经纶教授、王学秀博士在我学术起步阶段予以无私关怀和指导。2001年秋，在多位师长的关怀下，我有幸进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本来一直想完成一个关于美加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的课题，在导师王晓德教授的启发下，我的研究兴趣转到了北美环境史方向。当时很难收集到系统的关于环境史的详细资料，再加上经费紧张，只能根据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找到的零散资料，完成了一篇名为《美国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的出站报告。
2005年，在李剑鸣教授的支持下，我加入由钱乘旦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世界现代化模式研究”课题组，从事“北美现代化模式”子课题的研究。这使我进一步開阔了眼界，思考着从现代化和环境史的双重角度去分析北美历史上的社会变迁。近些年来，我的研究依然是以北美西部史为基础，探讨北美社会所发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转型，并力图在环境史与现代化两大理论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扭转近些年研究中流行的现代化导致环境退化的衰败论叙事模式，将欧美历史上环境治理问题纳入现代化的研究范畴。
问：您这些年一直致力于美国西部环境史的研究，能简单介绍一下其源流吗？
答：西部环境史是在对传统西部史的修正过程中孕育产生的。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 特纳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标志着西部史的正式诞生。特纳的边疆理论所确立的是一种文明对野蛮斗争的宏大叙事模式。在这种叙事模式中，美国西部开发就是以欧洲裔白人殖民者为代表的文明一方与以森林、荒野和印第安人为代表的野蛮一方进行殊死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程。从这一点上说，边疆史的宏大叙事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现代化的叙事模式是相通的。美国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演变历程是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典范，西部开发无疑又是其中最为辉煌和最为灿烂的篇章。随着边疆的不断向西部推进，印第安人被赶进了保留地，原本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逐渐为丰产的小麦边疆、玉米边疆、畜牧边疆等所代替。同时，随着交通的改善、产业的升级和移民的源源涌入，一个个孤零零的定居点逐渐演化为高楼林立的城市网，而美国也从殖民开拓初期大西洋沿岸的几个零星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横贯大陆的工业化强国。
特纳的边疆假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就遭到学界的批判和挑战。沃尔特·韦布的《大平原》弥补了特纳边疆史研究的缺陷，开展地区史研究，标志着西部史学从西进史学向着西部地区史的方向转变，从而使边疆史走出了边疆结束后再无西部史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则突破了原来西部史只注重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狭窄范围，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长期弥漫在西部的所谓处女地神话进行剖析，揭示它在美国文化中的含义。因此，纳什被看作是西部史的第一个修正派，是新西部史的先行者。
20世纪60年代，新西部史诞生。所谓的“新”，就是学者们用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去突破特纳边疆假说的限制，重新定位和研究西部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新西部史是一种西部社会史，它所关注的是传统的边疆假说所忽视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在新西部史的诸多派别中，环境史算是出现较晚的一个。美国西部在历史上由于开发时期所引起的剧烈环境变迁而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极好素材。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北美西部开发的历史首先是一部人与自然尖锐对抗，从而导致环境严重破坏的历史。环境史学家基于其现实关怀和对生态多样性的理想化诉求，首先对北美西部开发这一生态退化进程着手研究，从而出现了环境史研究中所谓的衰败论叙事。尽管如此，环境史的研究还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现代化和边疆史对西部开发的认知，对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行了无情批判，并试图探寻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问：《自然的边疆：北美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作为您第一部研究北美环境史的专著，突破了传统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其中“自然的边疆”应当如何理解？
答：关于何为边疆，特纳也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他有时将它视为一条不断向西推进的自然界限，有时又把它看作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随着历史学家们对特纳边疆理论的批判，边疆的定义也在不断延伸：从最初的一片特定的区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如新边疆、科学边疆、文化的边疆等。我在书中所借用的边疆概念，主要是指北美西部开发中的一种特定的经济开发模式，如农业边疆、矿业边疆等。所谓“自然的边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疆，就是从环境史的角度，以印第安边疆、毛皮边疆、森林边疆、畜牧边疆和农业边疆等具有代表性的边疆开发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这几种典型的边疆开发模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从而揭示北美西部现代化过程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代价，并评估这类活动所产生的生态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北美西部开发不断发展，较浅层次的边疆相继让位于较深层次的边疆发展，而边疆更替的背后也是人与自然之间更为激烈的较量。最初以开发现有资源为主的森林边疆、矿业边疆、毛皮边疆，逐渐让位于需求较多资本和技术才能操作的农业边疆、制造业边疆、城市边疆等，这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空间的压榨进一步加深，对环境破坏的规模和程度也空前加强。随着西部开发的持续深入和边疆更替与演进，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在哥伦布大交换的影响下，北美原来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而代之以白人殖民者所熟悉的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结构。而在向西部扩张的边疆开发过程中，不仅有西部现代化发展的卓越成就，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消失、草地退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和外地物种入侵以及以北美印第安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生态不正义。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遭到自然更加疯狂的报复。20世纪30年代大沙暴的到来，为这种竭泽而渔的边疆开发模式画上了句号。
至于说本书突破现代化叙事的传统模式，那是有点夸大了。本书最初源于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虽然经过了修改，但许多观点还不是很成熟，无非是站在环境史的角度对北美西部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批判，还保留着浓厚的衰败论的痕迹，并没有真正把环境史与现代化融合起来。
问：您刚才也提到在北美西部开发中，出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边疆开发形式，那您为何以毛皮边疆作为此后的研究重点？
答：我对毛皮边疆的兴趣，最初还是来源于对加拿大西部史的认识。加拿大被称为诞生在海狸背上的国家。在新法兰西时期，毛皮贸易是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诚然，毛皮边疆仅仅是北美西部开发中诸多边疆形式中的一个，但它在我国学术界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学者们关注的仍然是较为宽泛的所谓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之类的话题。其实，毛皮边疆由于其独特性而值得认真研究。2007年，李剑鸣教授和钱乘旦教授为我规划了一个“动物改变世界：海狸、毛皮贸易与西部开发”的未名历史小丛书项目，因此一段时间里我就把眼光转到毛皮贸易问题上来了。
从一定意义上讲，北美殖民地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欧洲列强为争夺毛皮资源而血腥争霸的历史。它对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北美早期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从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的土地起，最初的交换就开始了。直到1870年代前，在南到墨西哥湾、北至哈得逊湾沿岸，从大西洋直到太平洋岸边的广阔范围内，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经济形式。毛皮贸易曾经是新法兰西存在的基础，是英属北美各殖民地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列强争霸和促使他们深入北美大陆内部的关键因素。当时欧洲的主要列强：英国、法国、荷兰、瑞典、西班牙、俄国和后来的美国都曾经在不同时期先后卷入过这一贸易之中。毛皮贸易还对美加两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美加日后的工业化积累了重要资本。像加拿大现在许多城镇就是在原有毛皮贸易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甚至两国的边界都是在毛皮贸易的争夺中形成的。可以说，毛皮贸易与北美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争霸、印白关系、地理探险、环境变迁等问题密不可分，是理解北美早期发展史的一把钥匙。
毛皮贸易同其他边疆开发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唯一一种依靠印第安人合作的开发模式。在毛皮贸易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白人贸易商需要印第安猎手为其捕猎毛皮，而印第安人则对白人的商品趋之若鹜。这同农业边疆下白人需要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引发的无数冲突截然不同。在整个北美西部发展史上，毛皮边疆与农业边疆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张力，因为农业边疆会把毛皮兽赶得更远，因此毛皮贸易集团一般都不支持对边疆进行农业开发。加拿大毛皮集团同北美十三殖民地争夺大湖区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和种植业边疆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而美国独立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反对大英帝国的商业垄断、争取对西部进行自由开发权力的斗争。加拿大的毛皮利益集团在这一点上无疑符合英国的战略构想，因而得到了它的支持。北美十三殖民地要求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进行农业开发则与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相背离，因而受到前者的压制。最后斗争的结果仍然是农业集团战胜毛皮集团，把毛皮边疆推向更远的西部。
毛皮贸易问题与印第安人问题紧密相连，英法两国在争夺毛皮资源的斗争中都有自己的印第安盟友。法国人曾同休伦人结盟，英国人和荷兰人则与易洛魁人交好。印第安人充当毛皮贸易的狩猎者和中间人，印第安人妇女在毛皮贸易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她們充当毛皮交易中的翻译与中间人，是毛皮站里面的免费劳动力。为了独占毛皮资源，许多毛皮商人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同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结为夫妻。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的白人与印第安人的这种特殊关系，才在加拿大历史上缔造了一个特殊的混血种族——梅蒂人。
近些年，除了研究美国现代化的环境问题以外，我试图结合毛皮贸易话题，对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进行探析。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还是西部环境问题的一个延伸。其实，毛皮贸易本身也可以从环境史角度进行探讨，虽然它不像农业边疆、森林边疆那样需要彻底改变北美的自然环境，但是它对动物毛皮的巨大需求，导致了北美许多毛皮动物的灭绝。海狸因其皮毛珍贵而遭到竭泽而渔式的捕杀，导致北美各地海狸数量锐减，许多地区都已经不见了海狸的踪迹。于海狸不断在各地消亡的同时，其他毛皮动物也遭受到类似的灾难。例如，北美野牛在1880年代剩下不到200头。甚至直到今天，人类由于皮草交易所引起的争论仍然没能平息。由此可见，毛皮贸易在为白人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其间所伴随的生态代价也是不容忽视的。
问：如您所言，白人从毛皮贸易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而毛皮贸易作为一种印白相互协作的边疆模式，印第安人在其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毛皮贸易又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答：毛皮边疆是一项需要印第安人合作才能实现的事业。与白人文化的接触以及物质的交流，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印第安人社会进化的步伐。甚至有些精明的印第安人还利用白人毛皮商之间的竞争关系，从毛皮贸易中获得小额利润。但是，从总体上看，白人不仅主导着毛皮贸易，还决定着印第安人的命运。我们不能光看到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暂时繁荣与进步，而漠视随之而来的沉重灾难。
毛皮贸易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与生态伦理，使他们堕落为白人牟利的工具。在白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处于生存经济阶段，最关心的是维持食物来源的稳定性，再加上他们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对北美环境的影响也相对较轻。虽然猎杀动物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每年捕猎的毛皮一般以满足家庭的需要为目的，并且他们捕猎的动物数量也远远低于动物自然更新的速度，不会对整个物种的延续造成太大影响。随着毛皮贸易的到来，印第安人沦为白人毛皮商的屠杀工具，他们杀死的猎物远远超出自身的需求。以克里克人为例，在卷入毛皮贸易之前，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25～30张鹿皮，但在涉足毛皮贸易后，一名克里克人平均每年就要猎杀200～400只鹿。加之毛皮公司为获取毛皮而采取疯狂的灭绝式大屠杀，导致了许多珍贵毛皮动物的加速灭绝，从而切断了北美土著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致使他们更加依赖白人社会的供应。最后，为了得到政府的食物供应，印第安人不得不放下武器，迁入保留地。
毛皮贸易还使白人文化中的恶劣因素传入印第安人部落中，侵害土著人的身体健康和道德观念。其中，枪支和酒的危害最为严重。枪支的到来，不仅加速珍贵毛皮动物的消亡，还大大增强了各个部落冲突的杀伤力。为了争取中间商的交易地位、欧洲商品，以及毛皮，各个部落相互入侵，冲突频发。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土著人对欧洲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酒则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它被土著人当做救命神水。著名的毛皮商人小亚历山大·亨利说，酒就是西北地区的万恶之源。饮酒还使不少印第安人寻衅滋事，扰乱了原来部落之间团结和平的局面，甚至导致印第安人生育率的下降。
白人所带来的传染病像天花、肺炎、流感、霍乱等，也随着毛皮贸易的不断深入而向西延伸，给整个北美土著人造成了灭顶之灾。其中，天花对土著人的危害最重，这种传播速度极快的疾病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惧。1616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出现并流行了3年之久，此后天花就经常在北美各地爆发。17世纪30年代，天花在马萨诸塞的阿尔贡金人中爆发，结果整村的印第安人因之死去。外来疾病的打击使得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减少，像曾经强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人口数量从1万人下降至不足500人。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也未能幸免，奥马哈人曾是密苏里河流域最为强大的印第安部落，而在天花过后，奥马哈人却成为草原上人人欺侮的对象。疾病不仅使土著人口锐减，印第安人原有的社会秩序也遭到彻底摧毁。像巫医原本在土著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可是在外来疾病面前，巫医与普通印第安人一样难逃染病死亡的厄运，土著社会的宗教和精神基础被动摇。瘟疫成为了白人征服印第安人的生态帮凶。
从总体上看，毛皮贸易中的印第安人是牺牲者而不是获利者。印第安人自从卷入了毛皮贸易以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他们沦落为白人谋取毛皮的杀戮工具，原来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毛皮争夺引发的战争和传染病，许多部落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因此，印第安人是北美西部现代化的生态牺牲者。
问：刚才您提到在美国西部开发以及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生态灾难，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生态灾难？
答：这些生态灾难之所以发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受到自然界自身变化的影响，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类社会长期以來所形成的以征服自然为根本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最近这些年我特别关注观念史的研究。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美国社会创造了不少奇迹，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可弥补的环境灾难，形成了典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
美国人的环境观念建立在北美资源无限丰富的假定前提之下，他们盲目地认为资源供应不会枯竭。在这种丰裕自然的前提下，白人殖民者将传统基督教伦理中的使命观与种族主义偏见相融合，在北美大陆上发展出最具扩张性的“征服自然”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荒野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恶的象征，北美大陆上荫天蔽日的森林和出没其间的印第安人则是荒野的代表，是天国和文明的对立面，需要基督徒去进行征服。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同那些该死的森林一样，必须被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因此，人类为了灵魂得救，毁掉森林，征服荒野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这种征服自然观念的指导下，北美西部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导致北美自然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引发了无数生态灾难。首先遭殃的是美国的森林。在殖民开拓之初，在北纬49度以南的美国领土上大约有8.22～8.50亿英亩森林。而到1920年，美国的原生林只剩下1.38亿英亩，东北部和中西部已经失去了96%的原始森林。随着森林一道消失的是各种野生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旅鸽了，这种原本生活在东部森林中数量达到50亿只的物种，在美国人的疯狂捕杀下，居然于1914年在地球上灭绝。中西部大草原这片美国开发最晚的边疆在经历了野牛的灭绝、畜牧业边疆的灾难性后果以后，由于疯狂开发，诱发了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堪萨斯西部五州交界的勺柄地带长500英里、宽300英里的范围内，1000万英亩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表土被吹走了5英寸。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
从表面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是一系列因素积累的结果：干旱少雨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它发生的基础，疯狂的垦殖、放牧和依赖机械化从而不断扩大的单一小麦种植农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最直接因素，而30年代的干旱则是其导火索。不过，掩藏在这一系列因素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近代以来机械主义自然观和进步观所倡导的以征服自然为手段、以谋取财富为目标的价值观念。大平原调查委员会在1936年向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名为《大平原的未来》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能够改变的是我们的方式，而不是大自然的方式。”该委员会还进一步指出：“除非对大平原的农业发展模式进行永久性的变革，否则当雨水稀少时，救济将总是不可避免的。”
问：如您所言，现代化给美国带来了众多环境问题，那么美国社会对此是如何应对的？我们从中能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答：面对现代化所伴随的各类环境问题，美国社会在两方面做出应对：一是环境观念的变化，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二是环境治理运动的兴起。伴随着环境观念的变化，美国社会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三次环境治理运动的高潮。
在欧洲文化中，除了自近代以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外，还存在着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阿卡迪亚传统，只不过这一传统自中世纪以来逐渐被淡忘。随着美国现代化发展中各类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有识之士，如著名的画家乔治·卡特林、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和乔治·爱默生、著名的鸟类学家约翰·J. 奥杜邦、《人与自然》一书的作者乔治·帕金斯·马什等人，不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批判美国西部开发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呼吁政府制定措施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在这些民间保护者的努力下，北美人的环境观念慢慢在发生变化，原来对自然的敌视和厌恶之情逐渐被一种新的欣赏和亲近之情所代替。
在民间保护主义者和联邦政府的联合努力下，美国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首次大规模的资源保护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资源保护主义立法，建立了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纪念地等保护区域，从而确立了保护主义的基本框架和体系。不过，在这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森林管理局局长吉福德·平肖等人所主张的功利性的资源保护主义理念。根据他们的理论，资源保护的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保证人类的持续利益，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是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将资源保护运动时期的许多设想付诸实施，从而在北美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二波高潮。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环境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是建立在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并不能缓解经济发展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随着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保护弊端日益显现，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逐渐兴起。原本从亨利·梭罗的超验主义的生态观中开始初露迹象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被约翰·缪尔发展成为自然价值论。对缪尔来说，他对自然的欣赏、热爱、甚至是保护，不是出于狭隘的人类功利主义原则，而是因为大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而他所倡导的保护，是一种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的理念，这与进步主义时期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基于资源的有用性而倡导的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具有很大的差异。根据缪尔的自然保护主义理念，大自然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大自然的原始之美，而不是仅仅因为它们对人类所具有的工具价值。
阿尔多·利奥波德正是在充分认识到资源保护主义的缺陷的基础上，从一名人类中心主义者转变成为生态中心主义的信徒，大力宣传为资源保护主义者所鄙弃的荒野的价值。利奥波德在借鉴梭罗和缪尔生态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创造了著名的大地伦理学，真正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大地伦理学打破传统伦理学所坚持的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具有伦理关系的观点，扩大土地共同体的范围，将人与自然万物纳入伦理关系的范畴。利奥波德还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判斷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这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评价标准既摆脱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以人类的好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偏颇，又能避免后来极端生物中心主义者所陷入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
1962年，著名的环境主义者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全球性的环境主义运动，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大背景下，梭罗等人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美国政府也选择性地借鉴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1964年《荒野法》的颁布就是一个标志，它规定对原本在资源保护运动中被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荒野进行保护，这表明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新时代。
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现代化进程，就会发现它所走过的实际上是一条从破坏到保护的U型曲线。虽然美国的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我国现代化发展，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北美西部开发中引发的环境灾难，汲取经验，规避风险，在现代化发展中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弘扬生态文明，避免重蹈欧美社会先破坏、后治理的覆辙。
问：《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是您的又一部力作，刚才您说《自然的边疆》的许多想法还不成熟，那您这部新作与《自然的边疆》相比，在环境与现代化问题上有哪些突破？
答：美国的现代化是近代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西部开发和东部工业化是其两大动力来源，为美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上，人们也总是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美国现代化。但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美国现代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再仅仅是文明与进步，而是一部人类征服自然而又遭到自然疯狂报复的灾难史。本书与《自然的边疆》相比，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消除环境史与现代化研究之间的学术藩篱，从环境史角度考察美国现代化，打破环境史叙事中惯用的衰败论思维，关注环境治理问题。同时从现代化角度考察环境史，将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社会从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转向环境治理看作是美国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从美国的经历来看，广义现代化的定义也不妨与时俱进，把人类社会从疯狂破坏环境谋求发展的阶段向着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转变看作是现代化的新阶段。既然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那么不妨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70年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兴起之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所经历的这个时期看作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如果以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算作广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第二阶段则是为了保证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进行功利性资源保护，这可以算作是对前一阶段所破坏环境的修复，也是对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行为的重新定位。
我特别希望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担负起环境史与现代化之间沟通桥梁的使命。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似乎是发展与保护是一种零和理论，环境保护是一种理性决策，它以牺牲当前的经济发展为代价谋求环境保护，从而实现人类更长久的利益。然而生态现代化的倡导者则乐观地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实现共赢。该理论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和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提出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该理论日益成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发展与环境问题的主流话语，也在外界的不断批评中不断完善。但从总体上看，生态现代化与当年的现代化理论一样，尚属于一种应用性极强的对策性研究，主要探讨西欧国家在生态改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效益，适用面还较为狭窄。
我们不妨大胆假设，这一理论能否同当年的现代化理论一样，从一种单纯的对策性研究升华为一种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发展与环境变迁问题的宏观研究范式。它不仅能够汲取现代化视角和环境史视角这两种分析工具的优点，同时又能避免这两种视角的缺陷，从发展和保护两个维度来考察包括北美西部在内的世界各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不仅要考察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还要关注包括环境正义在内的社会公正问题，实现效率与公正的协调，以一种融合了生态思考的新型发展观来衡量社会的进步。
问：您的研究经历表明，环境史是探究历史的新视角，可以极大地丰富现有的历史认知。那么环境史对于我国世界近现代学科建设有什么启发？
答：为建设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我国世界史学工作者提出了多种设想，这对于拓宽研究视野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随着现代化相关理论在我国学术界的推广，现代化视角成为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以现代化为主线构建我国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由于摆脱了传统学科体系的缺陷，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世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其实，每一种分期依据不同，看待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视角不一样，得到的结论自然有所差异，不必强求统一。各种观点和主张都有存在的理由，不能说哪一种主张绝对正确。同样，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也不是万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是一个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但却是一个痛苦的进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许多国家都曾经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此外，现代化理论本身还是一种包含着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它过度宣扬人的主体性，造成人类欲望的泛滥和现代畸形的消费观;以片面的经济发展为导向，错误地认为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醉心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忽视大自然的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当今生态文明的时代，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缺乏生态关怀的缺陷日益凸显。
我国政府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也很有必要借鉴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对传统的现代化主线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融入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使之更能与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契合。如果将生态文明作为一个要素纳入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话，我们可以打破传统的近现代史的分期方式，以19世纪末为界，将世界近现代史分成两段。前半段是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阶段，也是不计环境代价谋求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以19世纪末欧美各国陆续踏上环境治理的道路为标志，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第二阶段，世界各国逐渐抛弃传统的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试图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一阶段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希望可持续发展或生态现代化理论能够为我们指出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问：我们了解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参与学院的教学改革，教学经验丰富。现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也在不断革新，您认为中学历史教学应当如何对待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在我看来，中学历史教学应该吸收学界前沿成果。无论是中学还是高校的历史教学活动，都是建立在史学研究基础之上，是一个不断吸收和推广新的史学成果的过程。近些年，史学研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历史学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材料运用中都取得了新突破。但是中学历史教材囿于篇幅限制、修订时间等因素，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及时吸收新成果。另外，在中学教学中历史问题往往只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然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需要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进行解读。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将中学历史教学与高校的史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及时纠正教材中一些过时或片面观点，使历史教学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同时，二者相结合还能引导学生突破思维定势，从更加广阔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从而提高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与创新能力，达到培养学生客观、全面、严谨、公正的历史态度之目的。
感谢您接受采访。
【責任编辑：王湉湉】
下期预告：田澍教授访谈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西北师大中亚研究院院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长期致力于明清史、丝绸之路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绩卓著。在访谈中，田澍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引人入胜，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