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摘?要:??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关键词:?日本;亚洲主义;“九一八”事变;斋藤内阁

    近代日本所谓的“亚洲主义(Asianism)”,有时亦被称为亚细亚主义、亚洲门罗主义、大亚洲主义等等。它宣扬“团结亚洲、对抗欧美”的口号,但实际上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理论工具。对于其思想与行动,我们不仅需要进行情感的谴责控诉,更应展开学理的批判分析。尤其对于“亚洲主义”的政策化问题,目前亟须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考察。有鉴于此,通过分析各类日方原始文献档案,笔者尝试探讨1932-1933年间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具体形成过程及其特质,以期通过这一考察来窥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问题,揭露其侵略性与欺骗性。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前提

    长期以来,曾有大量学者对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做了定义并展开研究。譬如日本学者野原四郎早在1960年的《亚洲历史事典》中即指出:“(亚洲主义)是为了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之侵略,宣扬亚洲各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的主张。”①而竹内好则在三年后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补充与发展,认为“亚洲主义”中存在着一种颇显复杂而微妙的,对于亚洲的“连带与侵略之不可分的关系”。②在此后的几十年,又有大批研究者沿着这一思路对其概念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明确。③他们大多认为“亚洲主义”的内在特征与外在表现虽然可能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主张者的目的、立场、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大体有着一个能够共通的基本属性。即,“团结亚洲”的连带性与“对抗欧美”的抵抗性。【以往曾有研究认为这是“亚洲主义”的“最大公约数”或“最小限度属性”。参见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東京:亜紀書房、1997年、38頁;庄司潤一郎:「新秩序の模索と国際正義·アジア主義:近衛文麿を中心として」、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編:『日米戦略思想史』、東京:彩流社、2005年、39頁。】

    正因如此,对其政策化的问题曾有不少研究提出过否定的见解:由于“亚洲主义”的主张与近代日本一贯坚持的“在与欧美列强保持协调的前提下实施对华扩张”这一所谓“协调主义”路线【?亦被称为“国际协调主义路线”“英美协调主义路线”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协调”是指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协调,绝不是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协调。】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对立,因而不可能成为日本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譬如日方学者山室信一就曾在研究中指出:公然将“亚洲主义”作为外交政策,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讨论“亚洲主义”本身就会给日本的外交带来障碍;曾经出任“大东亚大臣”的青木一男,也在战后明确表示:“大亚洲主义乃民间口号,从未成为政府的正式政策。”?参见山室信一:「日本外交とアジア主義の交錯」、日本政治学会編:『日本外交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8年、28頁;鈴木静夫、横山真佳編:『神聖国家日本とアジア』、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344頁;而翟新则认为:“与英俄法美等国的协调才是日本外交所要做的。……把对大陆的扩张尽量限制在欧美列强所能接受和理解的尺度内这一点上,始终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务当局所奉行的外交底线。”参见翟新:《甲午战争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第36-37页。】即便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亚洲主义”政策化的可能性,也只是勉强地承认:至1941年日美开战前夕,它才真正为外交路线所容。【?参见河西晃祐:「外務省“大東亜共栄圏”構想の形成過程」、『歴史学研究』、2005年第798号、17頁。】然而事实上,在既往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亚洲主义政策化”的蛛丝马迹。比如我国学者王屏就曾在其专著《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认为:亚洲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行动,且有作为外交战略的一面,并进而指出这种“作为外交战略的亚洲主义”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时有平行排斥,时有交叉重叠。【?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209页。】徐静波、赵京华两位学者也先后在2012年、2016年的研究中提到日本的“亚洲主义”不仅是社会思想,亦是政治实践,【?参见徐静波:《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以亚洲主义者荒尾精的言行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33页。】它存在着一个“从民间发动到国家借用”【?赵京华:《从晚清到五四:亚洲主义在中国的消退及其后果》,《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第123页。】的历史过程。同时,翟新也认为“亚洲主义”在近代日本外交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是探寻解决与美欧关系问题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外交思想产生过影响。”【?翟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论》,《日本学刊》,2010年第5期,第134、138页。】杨栋梁则更是在其著作中直接将亚洲主义路线与协调主义路线并列为近代日本的两条主要外交路线。【?参见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页。】

    在日本学界,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摸索与展望。譬如前述的山室信一,就曾在其研究中承认:“亚洲因素”在日本外交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亚洲主义”与政府政策之间保持着时而对立,又时而互补的关系。【?参见山室信一:「日本外交とアジア主義の交錯」、4頁。】另一位学者江口圭一则从“对欧美既依存从属,又谋求自立”这一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入手,用亚洲主义路线与协调主义路线来具体阐释近代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参见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義史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8年、23頁。】在近年的研究中,還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亚洲主义外交”的概念,认为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不仅是连带与侵略的交错,亦存在着思想与政策的交织,进而将伪满洲国定位成“亚洲主义政策的军事据点”。【?井上寿一:『増補?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16年、78頁。】但遗憾的是,该研究虽然找到了“九一八”事变、伪满“建国”这一“亚洲主义”政策化的重要节点,并对1934年的“天羽声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述,但对于二者之间所间隔的两年时间(1932-1933年)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却未有涉及。既然“天羽声明”是对外公开“亚洲主义外交”的举措,那么在此之前势必会首先存在一个“由思想理论上升为国家政策”的复杂过程。若不具体考察这一过程,就无法理解“天羽声明”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基础,更无法真正解明“亚洲主义”意识形态走向政策化的问题。因而,对其展开实证性的考察与研究是极为必要的。

    事实上,“亚洲主义”所谓的两大基本属性原本就是存疑的。它鼓吹的“团结亚洲”,最终成为敷衍侵略、美化战争的口号与工具;而其宣扬的“对抗欧美”,可以说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从未成为事实。相反,近代的日本一直在追隨着欧美、模仿着欧美,对亚洲实施扩张。即便有时会与列强发生摩擦、争斗,也不过是为了扩大殖民利益而展开的帝国主义竞争而已。这绝不等同于为了亚洲的利益而挺身向前,与西方列强全面决裂。正因如此,“亚洲主义”并不一定与“协调主义”或“协调主义路线”相冲突。【?譬如其代表性人物近卫笃麿就曾直言“亚洲主义”能够避免与欧美的对立;鼓吹“亚洲门罗主义”的德富苏峰亦在其文章中反复强调:“请勿误解,我并无将白人逐出亚洲之类的偏见。……东洋自治,未必意味着排斥白人……东西文明绝非水火不相容,黄白人种绝非先天之死敌。”而吉野作造则更是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亚洲主义将带来外国人的妒忌与日本的精神孤立,故应将其置于与欧美人提携之更为广阔的立场上。”参见近衛篤麿:「時務論(第一)」、『時論』、1898年第3期、19-21頁;徳富蘇峰:「大正の青年と帝国の前途」、神島二郎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8』、東京:筑摩書房、1978年、230-233頁;吉野作造:「我国の東方経営に関する三大問題」、『東方時論』、1918年第1期;松尾尊兊等編:『吉野作造選集』第8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312頁。】对抗欧美并不一定是“亚洲主义”的根本目的,未必一定是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成分。所以它与“协调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协调主义”路线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否定“亚洲主义政策化”的依据。相反,用“团结亚洲”的口号来侵略亚洲或许才是“亚洲主义”真正的概念本质。同时,又因为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所以说到底,“亚洲主义”无非就是侵华的思想与政策。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拟通过梳理、分析各类日方原始文献档案,尝试对“亚洲主义意识形态政策化”的问题展开探讨。尤其将研究的焦点置于1932-1933年这一特殊时期,以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阐明“亚洲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自下而上,逐步走向近代日本外交国策的历史过程,并进而对其特征展开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二、亚洲主义的政策化倾向

    众所周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五一五”事件中,时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为激进派少壮军人所杀,由海军出身的斋藤实接替其职务出面组阁。可以认为,斋藤内阁的成立在日本近代史上颇具转折性的意义:(1)长期以来按照所谓“宪政之常道”【?在近代日本某一段时期内所实施的政权更迭之惯例。即由政界元老向天皇推荐,并由其任命众议院第一大党之党首出任首相。若内阁垮台,则下一任首相由在野党第一大党党首继任,由此形成政权轮换交替。】,由政友会与民政党交替执政的“政党内阁时期”就此终结,尔后一直到1945年战败的十多年时间里,日本再也没有出现由政党党首出面组阁的情况;(2)以往在政治发言权上所呈现出来的“被选举势力(政友会对民政党)对非被选举势力(外务官僚对军部官僚〈陆军官僚对海军官僚〉)”这一多重模式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虽然斋藤内阁中,政友、民政两党各有两人入阁,但他们不仅沦为配角,而且还被有意识地排除在重要决策过程之外。这无疑意味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党势力的骤然衰退,决策的权重逐渐向军部、外务省为首的官僚势力倾斜,从而使其日后的国家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官僚政治色彩。

    斋藤的组阁,是当时在日本政坛有着重要地位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向天皇推荐的结果。而西园寺在推荐时,为平息“五一五”事件造成的动乱曾应允了军部提出的条件:继任内阁须充分尊重并配合军方的外交主张。因而,斋藤内阁自组建之初就对军部颇为忌惮,在此后的各项重大决策中对其要求大多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由此导致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大。

    不仅如此,由于斋藤任命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出任外相,在外交事务上具有重要发言权的外务省官僚不仅未有反对军部的强硬主张,反而在当时与其积极配合,产生了共鸣。若梳理日方档案便可得知,外务省此前派内田担任满铁总裁,目的就是为了让其限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激进行动,却未曾料到他原本就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参见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第3巻、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81年、312頁。】结果在赴任后不久,内田便与谋划事变的军官沆瀣一气,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而在出任外相之后,他更是公开发表了极为强硬的演说:“日本政府将尽快正式承认满洲国。……为了满洲问题,(政府)有举国一致,纵使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寸步不让之决心。”【?鹿島平和研究所:『内田康哉』、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1969年、359頁。】即表达了哪怕国家走向毁灭、化为焦土,也要坚持“承认伪满”这一外交底线的强硬意志。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的决策层在事变后为准备下一轮的扩张开始积极酝酿新的国策方针。其代表性文件便是在内田演说两天后由内阁会议制定的《鉴于国际关系的时局处理方针》。该方针宣布:“帝国的国际关系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引者注)为契机发生了重大转变,故帝国政府将渐次发挥自主外交之真谛,拓展国运并实践国家使命。……帝国对中国本土的政策(即除东北地区以外的全中国,下同——引者注)应与满蒙政策相分离……但凡出现机会,即应向相关各国阐明帝国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土政策之本质区别。”【?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4-5頁。】该方针在随后的10月5日及次年的2月23日分别由陆军省、外务省以《陆满1489号》《对华时局处理方针要纲》的文件形式向日本驻华各军政机关做了具体传达。

    可以看到,该方针为事变后日本外交国策的调整做出了大方向上的指引,在对华问题上展现出了新的趋势,能够被理解为“日本对华新政策的起点”。【?臧運祜:「主要文書より見たる日本の対華政策:満洲事変から盧溝橋事変にかけて」、『現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16号、110頁。】其核心特征可至少归纳为如下三点:(1)将“对满政策”与对华政策切离,使前者不再从属于后者,由此开始将对华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满蒙”转移到中国关内的问题上来;(2)将两者切离之后,把“对满政策”,尤其是“承认伪满”的政策作为今后日本外交的底线,并试图基于该底线来调整对华关系,乃至缓和事变以来的中日对立。虽然“与不承认伪满的中国缓和关系”和“在承认伪满的问题上绝不退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但由于得知蒋介石政府在1932年6月的庐山会议上明确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路线,日方判断两种主张的并存并非不可能;(3)将“承认伪满”作为外交底线,实际上意味着以往作为底线的“协调主义”丧失了中心地位。虽然该方针表达了愿意与列强协作的态度,看似“协调主义”路线仍在持续,但它却是以“不妨碍满蒙经略”为前提的。因而可以认为,此时的“协调主义”已渐成配角,宣扬“团结”伪满和国民政府的、甚至为此不惜与列强对抗的“亚洲主义”路线开始萌生出了政策化的倾向。

    在对内明确了以上方针之后,日本政府便立即采取了各类积极行动以对外宣明。【?譬如包括签署了正式承认伪满的《日满议定书》(1932年9月)、并由此引发了国联交涉、退出国联(1933年3月)等一系列事件。】對此,当时以军部为首的日本强硬势力兴奋不已。他们在其内部发表的文件中称赞道:“这正是亚洲门罗主义的宣言,是清算、排击追随欧美外交与畏缩消极外交的思想,是向自主独立外交的跃进!”【?日本陸軍省調査班:「満州国の承認に就て」(1932年9月)、『陸軍省パンフレット?昭和8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中央-軍事行政その他-570。】然而,作为坚持承认伪满并退出国联的代价,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故为了在此情况之下继续坚持既定的方针,相关决策当局不得不在此后根据新的形势,加紧斟酌、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而具体参与这一工作的,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在斋藤内阁的外交决策中具有重要发言权的军部与外务省官僚。

    三、日本军部的决策机制与政策研究

    1933年是日本“亚洲主义”政策化形成的重要一年。在该年6月至10月的五个月时间里,“亚洲主义”自下而上,由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经历了一个逐渐向日本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军部与外务省官僚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若要对其政策化进行考察研究就有必要借助史料,先从上述机关内部所发生的决策过程展开分析。本节拟首先对陆海军组成的军部展开具体探讨。

    首先是陆军的情况。众所周知,日本陆军早在一战时期就已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干政倾向。他们站在总体战的立场认为,要构建总体战体制就必须首先做到两点:“第一,获取更多的资源并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第二,变革国内的既有体制。”【?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編:『日米戦略思想史』、102頁。】进而据此主张:要实现前一目标,最有可能的办法就是“搬来中国的资源并加以利用”。【?日本陸軍省:『密大日記?大正12年』、1923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T12-5-11。】而后一项工作,则需要军队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国民生活等各领域施加干涉,进行军国主义改造。

    退出国联之后,日本内阁会议曾就天皇提出的“政、军应各司其职”的意见展开过讨论。但在当时,连向来尊崇天皇的皇道派核心人物陆相荒木贞夫都表示了坚决的反对。【?緒方貞子:『満洲事変?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325頁。】由此可见日本陆军干政冲动之强烈。随着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的缔结,日军侵略行动告一段落,陆军此时终于有精力来开始积极筹备对外政策的立案,以图影响政府。

    虽然长期以来日本陆军内部主要负责政治、军事决策的是陆军省的军务局与军事课,以及参谋本部的第一部(作战部)与作战课。但此时的情况却有所变化,重要政策的制定与确立是通过所谓的“省部会议”,即“陆军省与参谋本部联席会议”来完成的。在1933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省部会议【?出席者主要包括:当时陆军省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军务局长山冈重厚、军事课长山下奉文,以及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第一部长古莊干郎、第二部长永田铁山、第三部长小畑敏四郎、作战课长铃木率道,等等。】上,陆军中央的各要员们初步拟定了如下政策构想:若策略得当,与英美的关系不会破裂,所以这并非最紧迫的问题;苏联才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为发展对苏战备,应积极进行军需动员;而从军需动员的角度来看,对苏长期作战需要依靠中国的丰富资源,而且还应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一定的策略,防止其从背后与苏联呼应,以解除后顾之忧。【?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年、347頁。】可以看到,陆军方面思考对华政策的初衷实际上来源自对苏问题。他们认识到,为应对苏联这一假想敌,有必要在防止中国协助苏联从背后夹击日本的同时,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发展军备。因此,对于当时的日本陆军来说,在对苏作战前避免与中国对抗而过早地消耗实力,采用“提携亲善”的口号拉拢中国,即采取“亚洲主义”的路线,无论在对苏战略的设想上还是鉴于中日停战协定的缔结、庐山会议对日妥协方针的确立这一现实,都是有可能的。

    既然在对苏强硬论上业已达成共识并明确了对华采取政策的重要性,那么对于中国具体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就此,陆军在随后的第二次省部会议中集中展开了讨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内部却出现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意见分歧。即以陆军省最高领导荒木贞夫、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小畑敏四郎为首的,主张用极端手段彻底革新国内体制以实现天皇亲政的皇道派强调“对华提携”,认为为筹备对苏作战,需要诱使中国依附日本,从而以较小的代价来确保战略基地、资源补给、迂回空间,所以对中国终究不能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与此相反,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永田铁山为首的,主张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合法手段干预、控制政府的统制派则坚持“对华一击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羸弱,只要稍加打击便会屈服,故在对苏开战之前不如先打击中国,以彻底解决后顾之忧。由此可以看到,在当时日本陆军内部明显存在着“皇道派(对内激进、对华温和)与统制派(对内温和、对华激进)”的交错对立关系(参见下图)。可以说在对苏强硬的大方针之下,两者在对华政策上有着路线分歧。

    注:图中x轴表示对日本国内体制的态度,y轴表示对中国的态度。

    不过,终究因为当时皇道派尚居主导地位,且此前的“五一五”事件亦使其威慑力陡然提升,在此之后陆军的总体政策逐渐统一在“对华提携论”之下,开始展现出“亚洲主义”的色彩。即在会议之后的8月至10月初,陆军方面先后拟定了《皇国国策基本要纲》与《帝国国策》两份重要文件,【?即在陆相荒木的主导下于1933年8月初开始草拟《皇国国策基本要纲》,同月16日草拟完毕后即向日本陆军内部公开。经其内部讨论研究之后,于9月5日又进一步制定了《内外情势判断》《内外国策要纲》两份政策草案。进而以此为基础,于同月22日确定了《关于帝国国策的阁议案》,经简化之后于10月2日以《帝国国策》的形式正式提交给了荒木。】提出要对内采取行动“促使内阁在基本国策中把以往军队为主体的狭义国防扩大为举全国之力的广义国防”。【?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21頁。】同时,对外要“努力消除苏联在远东增兵所造成的威胁及第三国际的思想干扰……促进并强化中国对日政策的实质性转向……使其广泛形成亲日地区,以此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础。为此要顺应中国的分立倾向,培养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350頁。】这说明日本陆军此时在其内部已达成了政策共识:(1)苏联是最主要的敌人,故需要从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加紧战备;(2)对内,在国内体制上要想办法迫使政府构建总体战体制;(3)对外,为解决后顾之忧可采用“亚洲主义路线”拉拢中国亲日。只不过这种拉拢并非全盘拉拢,而是针对华北这一局部地区的。

    那么海军政策又是如何?事实上华盛顿会议签署海军军备限制条约后,原本保持上下纵向关系的日本海军内部,围绕条约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两股横向的联合:愿意服从该条约的“条约派”、坚决反对该条约的“舰队派”。前者多为海军省要员,主要包括山梨胜之进、谷口尚真、左近司政三、堀悌吉、财部彪等人;后者则以军令部为主要阵地,核心人物为加藤宽治、末次信正、山本英辅等人。因此,这组矛盾又反映在海军省与军令部的机构对立之上。事变后的1932年2月,日本皇族出身的伏见宫博恭王出任军令部长之后,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海军省势力开始不断受到军令部的挑战而走向衰落。进而随着1933年3月“大角人事”【?1933年3月,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迫于“舰队派”的压力,在海军内部实施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尤其将山梨胜之进、谷口尚真、左近司政三、堀悌吉等“条约派”核心人物调离了要职并编入预备役。】的实施,同年9月《军令部条例》与《省部互涉规程》的改订,由“舰队派”把持的军令部权限陡然增大,并最终得以在海军内部掌握发言权。他们与陆军的观点颇为相似,坚信:“战争将会依靠国家的全体力量进行,所以军事必然会与国家的外交、内政、经济发生密切的联系。”【?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246頁。】故而在其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立即开始了对外交政策的构想。

    9月25日,他们研究制定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并提出了如下几点意见:“帝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在于,使中国成为稳健中立的独立国家,形成日满华相互提携,从而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为此,需要指导其尽速纠正以往的错误政策,与我国相协调。……纵使一地方政权,只要痛改前非,采取欲与帝国协调的态度,帝国亦将诱导援助之。若仍与帝国抗争,则将以严肃之态度应对。要在抑制国联及列强外援的同时,利用中国国内问题之压力渐次使其对日政策转向。……要使华北地区与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复活,并努力使该情势渐次向华中、华南波及、扩大。”为此,要特别注意支持亲日势力并“打压反日亲欧美派势力”,同时“极力阻止列强在华南方面的军事渗透”。【?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9-10頁。】这说明,担心“日美开战”的海军为筹备对美战备,【?“九一八”事变日军轰炸锦州时,美国方面曾有人主张“对日开战”,故此后日本海军一直在担心对美战争的问题。参见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海軍部·聯合艦隊1』、253頁。】亦在对华问题上提出了“亚洲主义”的路线。与陆军一样,他们同样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来构思外交政策;也主张“团结”中国与伪满,并扶植亲日势力;其首要对象也不是整个中国关内,而是首先集中在华北地区,是“局部拉拢”的政策。但尽管如此,海军的政策也有一些独特性:(1)第一假想敌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更关注与美国在太平洋的争夺,因而在其政策中特别强调了对中国亲欧美派的打压;(2)与陆军仅仅关注“华北分离工作”不同,海军还将视线投向了华中、华南地区,甚至明确表示要阻止列强在此处的势力扩张。

    四、日本外务省的决策机制与政策构想

    在同一时期,不仅仅是日本军部,外务省方面亦开始构思起新的外交政策。如前所述,事变后出任外相的内田康哉于1932年8月发表了“焦土演说”,并在两天后与其他内阁大臣一道通过制定《鉴于国际关系的时局处理方针》,明确了日本外交国策的大方向。然而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面对外务省内部情报部长白鸟敏夫和亚洲局局长谷正之的矛盾对立他却显得束手无策。【?“九一八”事变前,外务省内存在着“欧美派”与“亚洲派”的对立。前者包括币原喜重郎、出渊胜次、佐藤尚武等人,后者则包括有田八郎、重光葵、谷正之、白鸟敏夫等人。事变后,后者取代前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情报部长白鸟敏夫和亚洲局长谷正之又在“是否增设考查部”的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因而在1933年9月,难以统御外务省的内田只得以健康理由辞职。继任外务大臣的,是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亚洲主义”团体玄洋社并受其深刻影响的广田弘毅。【?参见井上寿一:『増補?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103頁。】

    广田在出任外相的当天就曾明确提出了“协和外交”的概念,对日本与美、苏、中三国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1)与美国之间并不存在需要特别交涉的问题,故将致力于扫清误解;(2)对苏,将尽全力继续交涉收购北铁(即“北满铁路”,指当时位于伪满的“中东铁路”,或曰“东清铁路”——引者注)的工作,同时致力于以外交手段解决各悬案,确立起和平关系;(3)在对华关系上,将舍弃绝望、旁观的态度,不可仅等待其转向(亲日),而应进一步研究具体手段以恢復亲善关系。”【?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編:『広田弘毅』、東京:広田弘毅伝記刊行会、1966年、108-109頁。】从这些表态中可以看到,广田的“协和外交”虽然看上去与内田的“焦土外交”存在一定差异,尤其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更为温和,但实际上无论是基于伪满“建国”、退出国联这一现实前提,还是在“承认伪满乃外交底线”的问题上,都是一脉相承、前后连续的。两者之间看不到任何本质性的差别。就对华关系而言,他要做的即是将“承认伪满”与“日中亲善”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让中国逐渐陷入不得不接受日本要求的境地。

    那么,广田所主张的“日中亲善”究竟是何内容?他所考虑的“具体手段”到底是什么?在“协和外交”中,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作为广田的得力助手参与极多,故该外交有时亦被称为“广田、重光外交”。关于该外交中的对华部分,重光葵曾有过如下较为详细的阐述:“美国与国联的规约无法解决落后地区的国际问题,其主张中并未提及门罗主义。但远东的局势却立于落后的国际关系之上。所以,这是一种在欧洲理想的和平条约与组织下的不适合状态。……日本在远东肩负着安定秩序的责任与地位,应以自身实力主张并维持这一立场。若他国对此明里或暗里地表示支持承认,则可。若对此积极侵害,则(日本将)断然展开防御。……若中国与日本一道承担东亚秩序,则日本将与之提携,进而援助之。”而其具体步骤在于:“第一,要驱逐外国与外国人的在华政治势力;第二,诱导中国(与日本、伪满)提携融合。其手段可从两方面考虑,即驱逐以往将东洋作为殖民地施展政治经济政策的欧美势力,如果中国也采取驱逐政策,则给予一定的好处,由此实现日中友好。”【?細谷千博、今井清一等編:『日米関係史?開戦に至る十年?1政府首脳と外交機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121-124頁。】这意味着,当时日本外务省对华政策构想的核心特征在于:强调以往门罗主义的做法在亚洲同样适用,从而据此主张将“东洋的门罗主义”即“亚洲主义”作为对华外交的根本方针。这一方针的具体落实,则是从“排挤列强在华势力、积极与国民政府交涉”两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参见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内政と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60頁。】

    曾有研究指出,“协和外交”一方面在“承认伪满、对华提携”的问题上摆出了“不与列强协调、自主外交”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在对苏、对美关系上展示出了要缓和矛盾的“协调主义”特色,因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的外交。【?参见井上寿一:『増補?アジア主義を問いなおす』、123頁。】甚至当时还有人将其评价为“自主性的协调外交”。【?池田美代二:『新日本の展望』、東京:国民教育会、1936年、307頁。】但事实上此点是有待商榷的。原本,所谓的“外交”就是通过相互妥协、相互协调的方式来谋求国际争端的解决,本身并不存在“不协调的外交”。所谓的自主与协调,抑或是对西方的协调或不协调,都不过是就其在外交中所占分量而言的。所以即便外务省表现出了与列强协调的态度,也未必意味着事变前的“协调外交”得以复活。相反,此时与列强的协调是以“满洲问题”为底线的,不过是为“承认伪满、对华提携”服务的辅助性手段。为了确保作为前提与基础的“亚洲主义外交”不受到妨碍,它甚至可以牺牲与列强的协调关系。所以应该说,它并非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更不是“自主性的协调外交”,而是在特定条件下暂时利用“协调主义”来减少障碍的自主外交、“亚洲主义外交”。

    从这一角度来说,显然外务省方面所形成的政策构想与前述军部的政策有着不少共同点,尤其在对华政策上,都明确表现出了要以伪满问题为底线谋求对华关系缓和,甚至实现“日中提携”的意图。然而,两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即:(1)军部站在军事战略角度思考政策,陆海军分别对苏、美两国持有强硬的态度。外务省则对国际形势加以考虑,认为可暂时采用外交手段缓和与苏、美两国的关系;(2)军部判断:“(国民政府)虽然表面上摆出了要修复对日关系的姿态,但实际上从庐山会议的结果来看,并没有放弃长期抗日的方针。”【?経済通信社:『帝国の危機:非常時国防と経済総動員の全貌』、東京:日本経済通信社、1933年、262頁。】换言之,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终究是要攘外的,是要和日本对决的。而且“蒋也没有统一中国的力量,中国幅员辽阔,所以自然会出现分治合作的现象。至少让华北出现亲日、亲满政权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363頁。】所以他们的“对华亲善”更多地集中在了局部,即华北地区。相反,外务省则认为应从全盘着手,直接拉拢国民政府由亲英美转向亲日满。甚至曾对军部的意见展开了批判:“有见解认为,无论何种政权,只要不尊重南京政权并标榜亲日就可与之友好,若必要还可对其支援……但既然存在中央政府,原则上来说该见解便是无趣的。该办法在完全失去了与中央政府交涉可能性之后再施行也不迟。”【?須磨弥吉郎:「対支静観主義放棄論」、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20頁。】显然,这种军部与外务省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路线分歧,势必将对此后日本的总体国策产生重要影响。

    五、五相会议与国策的形成

    外交事务上拥有重要发言权的各机关在其内部陆续形成政策构想之后,接下来便是相互沟通、协商讨论并最终形成外交国策的阶段。从当时日本的决策机制来看,最高国策的商讨与制定较以往有着显著的不同,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五相会议”来实现的。即,斋藤内阁打着“唯有军事、外交、财政实现三位一体,方能妥善应对国际政局”【?明倫会本部:『明倫会』、内部資料、1934年、27頁。】的旗号,自1933年10月起刻意安排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五人组成的小规模会议来商讨确立国策。这一举措不仅进一步剥夺了政党势力的政治参与权,而且也增大了军部在外交决策中所占的比重,充分展现出了该内阁浓厚的“官僚政治”气息。

    在五相会议之前,陆军方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对苏强硬论”与海军的“对美强硬论”、外务省的“对苏、美协调论”发生龃龉。因此他们较早地展开了活动,尤其向外相广田表明了态度:“苏联在远东的增兵将给皇国之国防造成威胁……至于美国,在(日本)自主性远东政策不动摇之范围内,可与其保持亲善。”【?参见橘川学:『嵐と闘ふ哲将荒木』、東京:荒木貞夫将軍伝記編纂刊行会、1955年、271-272頁。】即意图在于劝说广田接受“对苏强硬论”的同时,否决海军的“对美强硬论”。同时陆相荒木还专门安排自己的亲信铃木贞一(時任陆军省新闻班班长——笔者注)与外务省官僚加来美智雄秘密来往,以便与广田保持意见沟通。老道的广田对于陆军的要求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并在五相会议的前一天通过“加来—铃木渠道”向荒木私下承诺“愿意向美国派遣亲善使节”,【?伊藤隆、佐々木隆校訂:「鈴木貞一日記:昭和八年」、『史学雑誌』、1978年第87編第1号、72頁。】但在对苏问题上却似在回避。结果在10月3日的第一次五相会议上,率先对陆军提案表示异议的是藏相高桥是清。

    当时高桥为实现最小限度的军费预算以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对荒木提出的国内体制变革与对苏军备扩充都表示了反对,同时对海相大角岑生提出的海军扩军问题也提出了异议。而与陆军有过私下沟通的广田则表态:“对于美国,应采用非战争的办法处理……研究对策以避免战争”,对于苏联,“需要在思想、经济层面贯彻政策”。【?伊藤隆、佐々木隆校訂:「鈴木貞一日記:昭和八年」、73頁。】即一方面反对海军的提案,另一方面在对苏问题上仅表达了模糊的态度。至于首相斋藤,本身在此前讨论“承认伪满”与“退出国联”的问题时,就已经不太主动发表意见了。【?参见緒方貞子:『満洲事変?政策の形成過程』、322頁。】故在此时,他继续承袭了这种观望主义的立场,并未进行积极的、带有明确立场的发言。

    由此可以看到,在五相会议制定外交国策的过程中,除了陆军、海军、外务三省之外,实际上大藏省也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日本陆海军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竞争关系,而在对美问题上海相与藏、陆、外三相都存在矛盾,在对苏问题上还有着陆相与藏相的分歧,因而比起“二重外交”【?参见熊沛彪:《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曾景忠:《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第80页。】来说,用“多重外交”来形容当时的局面或许更为贴切。由于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网之中,海相的意见几乎遭到了全员的反对,因此可以说“对美强硬论”的主张实际上在第一次会议中就已经被否决了。

    因此在此后的四次五相会议上,成员们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对苏、对华问题上。但是情况却并未朝着陆军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在6日的第二次五相会议后,陆相荒木曾给铃木贞一打去电话大吐苦水,说会议的内容很无趣,自己开始被众人围攻。【?参见伊藤隆、佐々木隆校訂:「鈴木貞一日記:昭和八年」、74頁。】进而在10日的第三次五相会议当天,他又特意通过“加来—铃木渠道”再次与广田确认了其支持陆军对苏意见的立场,同时在会上重申:“若示弱,将大有战争之危险,故必须以此为前提确立对苏、对华政策!”但高桥仍表示拒绝,坚持认为“不存在任何战争的危险。”【?伊藤隆、佐々木隆校訂:「鈴木貞一日記:昭和八年」、76頁。】看到陆军的这一尴尬形势,广田也开始改变态度。13日,他以“对苏交涉北铁收购问题”为契机,通过“加来—铃木渠道”向荒木暗示了自己并不赞同陆军以武力解决问题的立场:“目前打算先对苏联之真意进行探察。”【?伊藤隆、佐々木隆校訂:「鈴木貞一日記:昭和八年」、78頁。】进而又在16日的第四次五相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协和外交”的方针,主张采取外交的手段缓和与苏联的关系,由此与高桥的意见达成了一致。这些行为让陆军方面相当不满,铃木甚至在此后曾奉命专程前往外务省,怒斥对方“背信弃义”。【?伊藤隆、佐々木隆校訂:「鈴木貞一日記:昭和八年」、79頁。】

    因为当时在对苏问题上闹出了如此风波,激化了矛盾对立,所以会议在对华外交上的进一步具体讨议被暂时搁置。但在这一问题上陆海军、外务省都已在其内部决策中明确了“对华亲善”的立场,而藏相高桥不同意扩张军备,自然也不会反对“对华亲善”这一“和平路线”。因而五相会议基本上已就此方针达成了共识。虽然军部与外务省在“局部拉拢”还是“全盘拉拢”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路线分歧。但这一分歧最终被对苏问题的激烈争斗转移了视线,未能得到解决,从而为日后“亚洲主义政策的两分化”埋下了伏笔。

    结果在20日第五次五相会议的最后一次商讨后,成员们形成了一个政策大纲,将会议的结论归纳为如下四点:(1)要继续促进伪满的“发展”;(2)充分考虑财政的状况;(3)推进与美、苏、中三国的亲善关系;(4)鉴于国内外形势尝试各项改革。【?斎藤子爵記念会:『子爵斎藤実伝』第3巻、東京:斎藤子爵記念会、1941年、482-485頁。】这一大纲,在次日的临时阁议上得到了其他内阁成员的承认。因此在25日,斋藤内阁正式出台了“亚洲主义”国策性文件《外交方针》,指出:今后国家的总体路线应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在对华问题上,鉴于停战协定后华北地区的对日气氛逐渐呈现出好转的趋势,其他地区亦在国民政府的庐山会议后确立了恢复两国关系的方针,所以“应助长这一趋势”,使中国“彻底放弃反日政策并根绝排日运动,……并努力促其自觉与反省”。【?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巻、東京:原書房、1966年、275-277頁。】将“帝国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作为总体路线明确记入《外交方针》,意味着“亚洲主义”已经上升到日本的国策层面,宣告了政策化的基本完成。但另一方面,军部所主张的以华北地区为对象的“局部拉拢”政策,与外务省所主张的,以国民政府为对象的“全盘拉拢”政策又同时被保留下来。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政策在其刚刚形成之际便已经在对华具体策略的问题上呈现出了两分化的样态,孕育着相互碰撞、摩擦的可能性。

    若对此时的“亚洲主义”政策展开具体分析则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日本外交的核心目标在于“如何在最小限度的抵抗、干涉之下实现最大限度的对外扩张”。此目标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通过“协调主义”路线来实现的,即在与列强相互协调的前提之下实施对华侵略。但在事变后,他们将“承认伪满”作为底线拒不退让,向大陆的膨胀已经明显越出了能够“协调”的范畴,因而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外交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主义”开始体现其利用价值并逐渐走向了政策化。尤其是在当时的陆海军看来,它是发展对苏、对美战备的重要一环;对于外务省来说,它有着稳定局势、缓和孤立的作用;而大藏省则认为其有利于军费开支的缩减与国内经济的恢复。“亚洲主义”在官僚政治气息浓厚的斋藤内阁渐次上升为国策,或许本身就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虽然在日方的相关文件中未曾出现过“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之类的措辞,但这绝不等于“亚洲主义”政策不存在。

    当然,在这一政策中也能够找到以往“协调主义”路线的影子。但这并不是事变前遵从华盛顿体制的、优先与列强协调的“协调主义”,而是为了坚持“承认伪满”这一外交底线,试图摆脱华盛顿体制的干扰,避免列强干涉,以便展开新一轮扩张,为“亚洲主义路线”扫清障碍的辅助性手段。譬如日方曾在其文件中记载:“应将尊重既有条约(指九国公约——引者注)作为幌子,宣布门户开放的方针以规避列强的妨碍。”【?日本閣議:「満蒙問題処理方針要綱」、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満洲事変』第2巻第1冊、東京:六一書房、1979年、442頁。】抑或是强调“须极力离间英美之间的关系”。【?日本外務省:『対支方針参考資料·其ノ二』、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WT33、IMT407。】这显然暴露了其“协调”的本质。从这种对西方列强的态度来看,或许此时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被定位成“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而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它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彻底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可以说无论哪一种亚洲主义政策,都带有日本帝国主义浓厚的侵略性与欺骗性。

    结?语

    可以看到,早在日本斋藤内阁刚成立时所制定的《鉴于國际关系的时局处理方针》等文件中就已经明确规定要将对华政策与“对满政策”相分离,在“承认伪满”的问题上拒不让步的外交底线,这实际上首先展现出了“协调主义”丧失中心地位、“亚洲主义”开始萌生政策化倾向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包括日本陆军、海军、外务当局在内的决策参与机关此后相继出台了带有“亚洲主义”性质的政策构想与文件草案。譬如陆军方面就曾通过数次省部会议明确了日后利用“提携亲善”的口号拉拢中国的方针;海军方面则在军令部势力掌握主导地位后制订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等文件,要求“团结”中国与伪满,并对亲日势力进行积极的扶植;外务省则通过广田弘毅的“协和外交”反映出要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在东亚地区实现自主外交,推行“东洋门罗主义”的想法。这些在外交事务上拥有重要发言权乃至决策权的各机关在其内部陆续形成政策构想之后,进而又通过1933年10月所召开的多轮五相会议实现了意见交换与利益分配,由此在最终的政策大纲与国策性文件《外交方针》中确认了“亚洲主义”的外交策略,标志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在此时期完成了政策化。

    从其性质来看,该政策中所强调的“实现帝国指导下的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等“亚洲主义”主张,其本质终究不过是在“日本帝国指导下”的“提携”,是与亲日派的“提携”,而绝非与反日派、中间派的“提携”,更不是与中国大众的“提携”。因此,该政策欲向大陆实施扩张并展开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根本用意在于: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突破华盛顿体制的束缚,凭借“亚洲主义”在东亚地区逐渐摸索并确立起“以日本为中心,伪满与中国为附属”的新秩序,从而实现新的扩张。而正是这种以扩大对华侵略为根本目的的“亚洲主义政策”,成了日后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前身与基础。

    责任编辑:宋?鸥

    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Asianism”?of?Japan?after?“September?18th?Incident”

    LIU?Fe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chool?of?Humanitie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As?the?“Asianism”?in?Modern?Japan?didnt?necessarily?take?the?“Anti-West”?as?its?basic?goal,?it?could?be?said?that?there?was?not?an?absolute?opposition?between?the?“Asianism”?and?“Harmonism”.?So?it?is?possible?to?recognize?that?the?ideology?of?“Asianism”?could?be?a?part?of?policy?in?Modern?Japan.?Especially,?after?the?special?period?of?“September?18th?Incident”,?“Asianism”,?from?the?bottom?to?the?top,?and?from?the?Japanese?Ministry?of?Army,?Navy,?Foreign?Affairs?to?the?Cabinet,?has?gone?through?a?complex?process?of?institutionalization.?The?policy?of?“Foreign?Affairs?Guiding?Principles”,?which?was?decided?by?“Saito?Cabinet”?in?1933,?means?the?institutionalization?of?“Asianism”?has?completed?at?that?time.?It?declared?that,?the?future?foreign?affairs?guiding?principle?of?Japan?is?to?fulfill?the?goal?of?“Japan-Manchuria-China?cooperation?under?the?control?of?Japan”.

    Key?words:Japan;Asianism;institutionalization;Saito?Cabinet

    收稿日期:2019-06-20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政策化的批判研究”(18CSS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峰,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中日关系史。

    ①?下中邦彦編:『アジア歴史事典』第6巻、東京:平凡社、1960年、6頁。

    ②?竹内好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10頁。

    ③?譬如日方学者桥川文三就曾明确指出,亚洲主义是“提倡亚洲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侵略的主张”。而藤井升三亦确认亚洲主义“是要求通过亚洲的连带,从欧美支配下获取解放”的主张。参见平凡社編:『大百科事典』第8巻、東京:平凡社、1985年、1148-1149頁;藤井昇三:「孫文のアジア主義」、辛亥革命研究会編:『中国近代史論集?菊池貴晴先生追悼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5年、4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