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与应对措施

    张磊

    

    中小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年以来,国家为对冲疫情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对中小银行推出了定向降准、再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小微信用贷款支持工具、专项债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为中小银行在困难时期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空间。据银保监会官网统计,到2020年三季度, 全国银行业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达147615亿元,其中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合计72007亿元,占比达到48.78%, 比年初增加11385亿元,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同时,到2020 年三季度,各项监管指标平均值均高于监管部门规定的标准,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小银行起步较晚,存在着公司治理作用发挥不到位、资本基础较为薄弱、科技和人才力量不足、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等发展短板,对政策和市场的分析、研判、决策能力相对较弱,对重点风险的识别、管理、应对机制尚不完善等诸多短板,特别是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金融服务与消费模式加速变革、各类金融风险加速暴露、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新阶段,叠加疫情带来的多领域、多维度冲击,中小银行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做好中小银行重大风险处置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后疫情时期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资产端劣变,中小银行面临信用风险

    资产端劣变所导致的信用风险是中小银行面临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风险。疫情发生之前,众多小微企业的流动性已经处于紧绷状态。有关数据显示,2019年底,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私营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余额在流动资产中的占比达到31.3%,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但是,随着疫情的逐渐稳定,针对中小银行和小微企业的利好政策虽然不会突然转向,但是有序、合理地退出是必然趋势,这将加速企业经营分化、信用分化升级。据中国银保监会官网统计,2020年三季度与2016年四季度相比,尽管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都符合监管要求,但不良贷款余额由2016年四季度的3407亿元增加至4513亿元,特别是比2019年末锐增1913亿元;不良率由2016年四季度的1.74%升高至2020年三季度的2.28%;同期,資产利润率也由0.88%下降到0.66%(逐年下降),不良资产劣变明显,资产盈利水平持续下降。若剔除新增贷款稀释因素,不良率可能更高。

    中小银行治理不完善,制约失衡、管理缺位、风控失效是发生重大风险的根本因素。从近年发生的中小银行重大风险案例来看,公司治理失衡失效,“三会一层”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风险监测、大股东和股权的穿透性识别、重大关联交易的监测与控制、银行和股东之间利益输送等问题方面,中小银行缺乏有效的识别与制衡机制,从而引发大股东不当地干预或控制银行经营,使风险管控机制失效,导致风险。

    中小银行的区域属性和客群结构,决定了其必定是信用风险的重灾区。中小银行以本地的区域市场为主,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是主要客群,大部分客户本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疫情冲击下,作为中小银行重资产区域,以小微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首当其冲,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处于高度承压的状态。一旦集中爆发信用违约事件,很容易引起信用、流动性、声誉风险之间的相互传导和渗透。

    资产和负债双向承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小银行风险承受和化解能力。一是风险导向偏离。一些中小银行在决策和风控的过程中,缺乏底线思维,盲目地追求规模和速度,弱化了对风险和质量的控制,容易造成风险沉积。二是传统利差收窄。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叠加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小银行的资产端和负债端都受到了巨大冲击,产品功能与服务模式、营销方式与获客渠道、风控机制和定价能力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以传统存贷利差为主要盈利模式的中小银行,盈利空间进一步收窄。三是市场受到挤压。大银行通过极低的利率加速下沉小微和零售市场,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瓜分。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渐退出,劣质企业的信用风险将加速暴露。特殊时期的对冲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政策退出,特别是一些负债率和杠杆率偏高、政策依赖程度偏高、自身实力较差的小微企业,以及在疫情反弹压力下恢复正常经营滞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将最先受到冲击甚至被加速淘汰,从而导致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加速暴露。

    中小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和声誉风险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小银行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流动性风险和声誉风险交叉传导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流动性风险叠加声誉风险是冲击中小银行生命线、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的“致命”因素。

    信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从量变引起质变。其中,既包括小微企业贷款质量集中、快速下滑引发的信用风险,也包括自身市场投资的底层资产信用违约、政府平台类贷款违约等导致的信用风险。

    银行自身管理出现重大失误。例如:发生重大经济损失或案件、突发性科技风险事件影响核心系统等,或因上述事件及其他原因导致的挤兑事件等。

    银行流动性管理机制不成熟。例如:资产负债结构出现严重错配,紧急情况下的快速融资渠道不完善,流动性应急处置机制存在短板等。

    流动性风险与声誉风险、其他多类风险因素交织并存。以近来频发的中小银行挤兑事件为例,从表面上看,造谣、传谣是导致挤兑事件、触发流动性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但是从深层次原因看,是中小银行自身管理运行不规范、服务机制不健全、对负面舆情化解和处置不及时导致的长期信用弱化等问题。

    风险端与盈利端的恶性循环是中小银行必须警惕的“危局”。一旦发生大规模的企业贷款违约事件,对中小银行的冲击将是多方面的。一是资本消耗过度。不良资产的增加,意味着中小银行必须增提拨备、追加贷款损失准备,才能保证拨备覆盖率、拨贷比、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等指标达标,导致资本加速消耗、高位承压。二是利润受到侵蚀。一方面,中小银行原本有限的可用资金进一步缩水,增收方面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不生息资产不断地累积和沉淀,对中小银行的利润造成了二次侵蚀。三是资本补充压力。中小银行对核心资本的补充渠道仍然以利润留存、转增股本等传统方式为主,利润下降对其资本补充能力造成较大冲击。

    重大风险处置的基本原则

    化解和处置中小银行重大风险必须明确“一个核心”,坚持“三个原则”。

    “一个核心”

    一个核心,指的是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锦州银行风险事件的处置案例,为我国高风险银行的风险处置与化解提供了方向和借鉴,以市场化为核心的风险处置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让市场看到了国家有序实施金融改革、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处置重大金融风险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个原则”

    坚持风险前置原则,有效预警。建立健全有效的、实时的、精准的重大风险预警体系,提高银行对重大风险的敏感度和前置性识别、研判能力。一旦触发预警体系,提前介入,对银行的风险状况进行全面摸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避免风险扩大或发酵。

    坚持系统性原则,有机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要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金融依托经济而生,中小银行是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数量最大、规模最大的群体。一旦发生重大风险,化解程度复杂、涉及资金量大,甚至关系到金融系统乃至社会的稳定,仅仅依靠银行自身很难化解,必须依靠政府、央行、监管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等多方共同参与,形成有机的“化学反应”,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妥善处置。即在充分研判拟采取的处置方式、实施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带来的影响、引发的风险等前提下,形成以“银行自身化解为核心、市场化实施为主要手段、行政干预和多主体联动”的风险处置模式。

    坚持差异化原则,分类处置。根据机构及其风险程度不同,坚持分类实施的原则。对存在一定风险的,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充分发挥银行自身的风险化解能力,实现对风险的前置性处置。对发生重大风险、破产容易影响金融秩序稳定或引起区域性风险,但有希望通过合理有效的措施进行化解的,通过有效的政策支持、存款保险资金的支持、多維度市场化的注资、改组管理层提升管理能力、不良资产剥离等措施,最大限度的在系统内给予处置,维护金融稳定,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风险特别严重的,果断地采取措施进行市场退出。

    化解重大风险的具体措施

    建立实时触发、动态调整的重大风险预警体系,强化对风险实时化、系统化的监测和识别是化解重大风险的基础。建立“以数据为核心、以技术为保障、以差异化监管为基础、以指标动态调整为导向”的重大风险预警体系,明确风险阈值,量化风险边际,银行一旦触发风险“警戒线”,第一时间介入并进行处置,实现对重大风险的全流程、无死角、实时化的监测和响应。一方面,须根据银行的不同风险等级,设立差异化的预警指标,避免政策决策“一刀切”。如:针对公司治理不健全、政策执行不到位、存在恶意的违规行为的银行,设立更为敏感严格的预警指标。特别是对人为地、恶意地虚构数据、掩盖问题、规避监管的,以及3年内连续发生较大风险事件的银行,从严治理、从重问责,形成高压态势和警示效应。对经营规范、风险化解能力强的银行,建立适度宽松的预警指标,合理提高风险的阈值,引导其在一定的政策空间内,通过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借助市场化手段处置风险。另一方面,须根据银行的风险迁徙情况,动态地调整预警指标,避免指标和风险“不匹配”。银行的风险状况是在各类风险因素的交织和叠加之下随时变化的,因此,预警指标体系也应该是随着政策、环境、银行自身的改变而适时调整的,有效避免风险模型迭代不及时、指标体系滞后导致的预警失真、响应滞后。

    坚持差异化原则,一行一策,分类处置

    第一类触发预警机制,发现重大风险隐患但具备挽救条件和挽救必要的。一是全面、真实地核实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和风险状况。风险真实、数据准确是发挥预警指标的监测与识别作用,保证采取的应对措施适时、适度、有效的基本前提。一旦触发预警体系,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由监管、央行、审计、会计、银行专业人才等组成专业团队,全面、真实地核实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研判真实的风险状况,做到对症下药、分类施策。二是通过法制化、市场化的方法,推动存款保险资金的前置性介入。存款保险机制建立以来,已经积累了较为充裕的存款保险资金,其根本意义与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存款人存款安全不受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但是,从目前的存款保险应用模式看,仍以事后处置为主。一旦银行真的发生重大风险、引发支付危机,即便保险资金介入,其对银行、存款人、保险机构甚至多个领域的冲击和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保险公司在触发重大风险阀值的前提下,应在坚持法制化、市场化的基础上,根据银行风险的严重程度,由保险公司按照相应的比例,将保险资金进行前置性介入,通过提供担保,阶段性地认购银行债券、同业存款、认购新股等多种方式,帮助银行及时补充流动性缺口、化解市场信用危机,避免发生重大风险后引发系列连锁反应,实现银行、保险、社会稳定的共赢。三是市场化的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比如:法定准备金的应急性返还、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跨职能”使用等,可充实银行资本,改善支付能力,缓解突发性的流动性缺口。在遵循市场化规则的前提下,畅通同业互助与救助通道,避免大额同业资金集中偿付导致的风险加剧,帮助银行纾解流动性危机。引入资产管理公司协助处置不良资产,通过央行、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基金公司等多维度的联动,构建资金有效循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处置模式,共同为银行的资产减负。四是引入高水平的管理者,改组“三会一层”,引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选拔真正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兼备的人担任管理者改组“三会一层”,改善和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第一时间纠正风险偏好,完善风控机制,查补风险短板。特别是对引发重大风险的管理事项和业务领域,果断出手,及时止损,从根源上处置风险,引导银行的经营管理走向正轨。

    第二类,对于不具备挽救条件,严重资不抵债并触发接管条件,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果断进行市场退出,避免风险扩散下沉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包商银行为例:包商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存款保险基金提供资金,给予流动性支持,对个人存款和大部分机构债券予以全额保障,对大额机构债券给予90%保障。其域内、域外业务分别由新组建的蒙商银行和安徽银行承接,包商银行事件基本尘埃落定。2020年11月13日,包商银行公开披露,对已经发行的65亿元二级资本债券实施全额减记,并对任何尚未支付的累计应付利息5.86亿元,不再支付,开创了国内银行触发二级债减记条款的“历史先河”。可以看到,市场化、法制化、多层次的退出机制更加有利于市场的稳定,是未来处置银行重大风险的必然趋势。

    后疫情时期风险处置的建议

    要统筹处理好四种关系,守住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根本底线。在对单体机构风险进行处置的时候,处理好四种关系,包括局部与大局的关系、单体机构与金融系统的关系、短期目标与改革长远目标的关系以及金融系统风险与国家长期稳定的关系。做到单体机构风险处置服从系统风险防控,服务单体机构所属类别机构改革的整体布局和安排,服从全国或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长远目标。

    加强以“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助于社会稳定”为核心目标的改革创新。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存款保险为例,可在全面总结存款保险在风险处置过程中所发挥的职能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存款保险条例内涵,以充分发挥其资金担保、前置介入的作用,彰显我国在风险处置方面的制度优势和人民立场。

    发挥各层级责任主体的职能作用,建立高效的问题机构风险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履行主体责任,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要承担重要责任,从根本上提升中小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承压能力。地方党委政府履行属地责任,要把落实党的地方领导责任、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辖区风险处置责任和维护社会稳定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建立以“关键风险点为导向,以促进银行长远健康发展为目标”的监管机制,帮助中小银行尽早发现问题、整改完善、提高抗风险能力。

    持续培育有利于中小银行审慎稳健经营的政策条件和市场环境。中小银行作为地方性银行,是小微企业的主力军,也是支持涉农、扶贫、普惠金融等领域的重要力量。小微企业存在着自身管理不规范、点多面广、有效抵质押物和担保不足等问题,风险识别和控制的难度都较大。不断培育和完善有利于中小银行长远、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是前置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有效途径。

    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监管层面已经多次提出对中小银行的差异化监管政策导向。对违规多、案件多、管理不规范、风控体系不健全的,实行更加审慎的监管政策;对自身管理能力强、监管指标持续良好、资产质量优质稳定的中小银行,给予适度宽松的监管空间。

    有效的激励和补偿机制。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监管层参与和指导实施的补偿激励机制,对中小银行向小微、涉农、普惠等领域投放的贷款给予适度的风险补偿。

    多层次的风险共担机制。指导和协助中小银行通过与保险公司、担保公司、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开展合作,实现风险分散、利益共享。

    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诚信黑名单和失信惩戒机制,深化诚信数据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特别是对恶意逃废债等失信甚至违法行为坚决打击,推动联合奖惩得到有效落实,帮助银行提高信用风险的处置能力。

    正向、积极、规范的舆论环境。帮助银行加大对负面舆情的处置力度,对恶意的造谣行为,通过法律手段从严震慑、果断处置;存款保险的宣传向乡镇、农村等末端市场延伸,让更多人了解存款保险机制。

    (作者系承德银行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