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典型报道再溯源
【内容提要】1920年前后，关于革命的宣传鼓动理论由苏联传入中国，很快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尤其强调宣传鼓动工作。《红色中华》创刊后不久，出现的准典型报道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掌握政权的机关报上，探索实践“宣传鼓动理论”的产物。第四次反围剿的紧急动员需要，使得《红色中华》上的准典型报道不断地强化，最终形成了典型报道;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动员，使得《红色中华》上的典型报道，出现了在头版集纳或位居头版头条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推动了典型报道的产生与发展。
【关键词】典型报道 ?《红色中华》 ?宣传鼓动
什么是典型报道？《新闻学大辞典》给出的定义是：“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①根据这个定义，一般认为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典型报道的开端，但有学者通过对之前中国共产党党报的考察发现，典型报道可以追溯到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时期。②中国共产党首次建立并掌握自己苏维埃政权的时期，作为政权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的典型报道能通过榜样鼓舞、典型示范来推动根据地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典型报道并不会凭空地、自然而然地出现，背后必然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原因。本文通过对相关史料等的考察与分析，力图描绘出典型报道在《红色中华》上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尝试着揭示其背后的理论源头与现实动因。
一、《红色中华》上的准典型报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已经注意到了宣传与鼓动的重要性。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写道：“教育宣传委员会之职任，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③1926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中写道：“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应当更加增加鼓动的性质，使能反映中国革命民众的日常斗争而予以指导……”④1927年8月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号》写道：“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的条件……此种工作，本党向来就没有加以适当的注意……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已经确定了党的新政策，为加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起见，并为整理全国宣传和鼓动的工作成为一贯的系统起见，中央宣传部特决定下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工作大纲并通过各级党部切实依照严密执行……”⑤1928年6月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五号》写道：“目前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要。”⑥可见，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宣传鼓动工作，但关于宣传鼓动的具体方式方法，当时还在不断探索当中。1929年12月2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第七十二号》写道：“过去中央党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反映全国的政治局势及群众斗争的情形……只有在中央党报上普遍地载着各地群众的实际经过及策略，才能传达全国革命的情绪，搜集全国群众斗争的经验，从而能以实际鼓舞各地的革命群众。”⑦概言之，即党报要反映群众斗争的情形、经验，以鼓舞革命群众士气，这显然属于宣传鼓动的应有之义与有效途径之一。
《紅色中华》创刊不久，上面就开始出现这种反映苏区群众斗争的情形、经验，以鼓舞革命群众士气的报道了。具体来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群众慰劳、欢迎红军及游行示威的，如《欢迎季总指挥的群众大会 到会群众二万余 手执红旗热烈欢迎》⑧以及《兴国欢送新红军》⑨等。勒庞说过：“个人在作为大众之一员而存在时，具有某些与他作为孤立个体而存在时迥然相异的特征，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淹没。”⑩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集会，很容易鼓舞群众士气，以及推动工作开展，如在一次示威大会中，“到会群众八千人左右，全体武装而且都是有组织的，队伍整齐，精神奋发……开会时，首由各机关代表演说，其次，进行欢送红军，由汀州市拥护红军委员会代表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工农群众的任务，说到扩大红军重要时，会场的群众，继续不断自动报名当红军，当场报名加入红军三十余人……当时全场群众高呼‘勇敢的工农加入红军去……”11《红色中华》上类似这样的报道不在少数。另一类是关于褒扬在扩大红军、节省等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与群体的。费尔巴哈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律法的作用不如模范，“律法只对理智讲话，它直接跟私欲相对抗;与此相反，模范却顺应强烈的感性欲望，顺应不由自主的模仿欲……模范有着魔术般的力量。”12《红色中华》创刊不久，上面就已经出现了通过报道模范来推动政府工作及群众运动的情况，只不过正如勒庞所说，因群体比个体更容易产生情绪的感染性与鼓动性，所以《红色中华》上早期的模范，以群体性的居多，如《杭武群众参加红军踊跃》13等。
这两类报道当中，第二类比较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典型报道。根据典型报道的定义——“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报道对象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他们一般都是在当时的扩大红军、节省粮食等政府号召开展的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群体，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示范性普遍意义。但是，这些报道却不符合“强化报道”的标准，因为这些报道首先数量比较少。据笔者统计，自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2年9月6日共32期的《红色中华》中，这类报道约有14篇，平均每期不到0.5篇。其次，这些报道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且报道篇幅不长;刊登的位置除两篇在第三版以外，其余的都在第四版（含）以后，且没有配发评论的情况。所以，这些报道只能称之为准典型报道，或称为典型报道的雏形。
二、《红色中华》上的典型报道
从1932年9月开始，《红色中华》上的宣传鼓动发生变化，因为鉴于国内的形势，苏区中央以及《红色中华》开始着手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前动员：9月13日头版发表社论《猛烈扩大红军反对对于扩大红军的消极》，9月20日头版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10月16日头版发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而关于如何在群众中开展动员，《红色中华》也把其上升到了社论的高度，这在之前的《红色中华》上是没有过的，如11月1日的社论《以宣传鼓动、革命竞赛来推销公债》，11月14日的社论《政治动员工作》，12月5日头版刊登《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这些代表苏区中央精神的社论或会议报道，特别强调了政府动员群众的方式问题：“动员和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就要依靠我们的政治宣传鼓动，依靠我们在一切斗争领导上去动员群众，绝不是命令强迫，在事实上命令强迫，不仅不能扩大红军，反而阻碍红军的扩大。”14“这种没有政治动员，不知道政治动员，忽视动员，就是十足的‘官僚主义，首先应该加以反对。”15“在检查动员工作中，发现另一种严重现象，即是不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上发动群众，完全采用强迫命令群众的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16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红色中华》自身的宣传鼓动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因为《红色中华》本身也有一定的命令色彩，正如后来的苏区团中央书记凯丰所批评的：“（《红色中华》）登载许多苏维埃的训令通告，有的甚至占着极大的篇幅。《红色中华》‘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命令和指令的机关，这句话是少共国际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的批评，我想《红色中华》百期纪念的时候，应当作为《红色中华》的警语。”17如果说训令通告是必不可少或者难以减少的话，那么通过强化模范的示范、感染作用，来鼓动而非命令群众开展工作，不失为一条改善《红色中华》宣传方式的有效途径。1932年10月16日，《红色中华》第一二版全版刊登《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第三版为社论《执行命令》，下边紧接着就是一篇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县 兴国县十天内扩大一千六百人 扩大红军中的兴奋剂》。笔者认为，这篇报道可以看作是《红色中华》上的首篇典型报道，原因是其具有的以下几点，是之前的准典型报道所没有的：第一，报道比较详细，篇幅比较长（达600多字）;第二，刊登的位置虽然在第三版，但地位仅次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号命令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占去了前两个版）和社论《执行命令》，且与前两者形成呼应，因此属于强化报道;第三，在战争紧急动员的情况下，兴国县能十天扩大红军一千六百人，显然属于具有普遍意义（给其他地方作示范）的突出事物。此后，《红色中华》上因被强化而称得上典型报道的，总体趋于增多，虽然这些报道刊登的位置并不十分显著，但经常是两篇以上的报道集纳到一起，形成了报道声势——这也是强化报道的一种方式。
1933年2月4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特别通知——关于的通讯员问题》，通知指出，为了更扩大与深入政治动员，要求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及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个同志为《红色中华》的通讯员。18有了健全的通讯员队伍，《红色中华》上的典型报道逐渐呈现出篇数更多、报道更为集中的情况。从1933年3月6日开始，《红色中华》自身作为主体，发起关于退回公债、减少伙食费等运动的号召，并刊登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典型报道，如3月6日的第三版整版都是关于《红色中华》发出开展节省运动的号召，以及这方面的典型报道（共8篇）。而从1933年3月27日开始，这些整版或近乎整版的，其中有不少是响应《红色中华》发出号召的典型报道集纳，在许多时候都被提到了第二版（或者二三版都是，甚至占更多的版），其强化报道的效应更为显著。显然从这时起，《红色中华》上的典型报道，已经不仅仅起宣传鼓动的作用了，也在起列宁所说的组织的作用。
1933年7月26日，《红色中华》首次刊登了国民党准备第五次“围剿”的消息，8月4日的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博古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8月13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开头即指出：“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10月3日的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长胜县扩大红军三千 给江西省委的号召有力的回答》的典型报道，这是典型报道首次出现在党报的头版头条上。紧接这篇典型报道的是配发的评论《学习长胜县》。而之所以紧急号召扩大红军，正是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至此，典型报道在《红色中华》上的被强化，可以说已经接近极致。此后一直到长征结束后的陕北版，《红色中华》上不时地出现典型报道在头版集纳或位居头版头条的情况，这显然是第五次反围剿紧急动员的需要推动及延续的结果。
三、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第四次反围剿的紧急战争动员需要，使得《红色中华》上的准典型报道不断地被强化，最终形成了典型报道;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战争动员需要，使得典型报道开始出现在头版集纳或位居头版头条的情况。此前准典型报道在《红色中华》上出现，是建党不久就重视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实践。宣传鼓动的理论源头来自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鼓动者，更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它最早是从1930年5月10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上《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中传到国内的。20早在1923年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就已经提到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的中央文件中，已经提到了《向导》应增强鼓动性质的问题。
笔者通过对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要刊）的检索发现，在1925年的《向导》《中国青年》等上面，已经出现了“宣传”与“鼓动”连用的情况，多表示与革命有关的宣传鼓动。而最早的、表示与革命有关的“宣传”与“鼓动”连用的情况，可以追溯到1920年的《共产党》杂志第三号，里面有一篇《圣彼得堡之选举》的文章：“凡志愿加入第三国际的党派，有修正其内部团体之人员，除去一切不可靠的分子之义务，并须要求议会内的共产党议员所有行动须以革命的宣传与鼓动之真正利益为归宿……”21这篇文章表明，与革命有关的宣传鼓动理论，应当是由1920年前后的苏联传入中国的，不久即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而正是在宣传鼓动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应对国民党围剿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掌握政权的机关报上，在探索实践中一步步地推动了准典型报道，以及典型报道的产生与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传播学视角下中国古代‘报的话语研究”（编号：2017BXW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248.
②熊国荣.中共党报典型报道源考[J].现代传播，2016（10）：67-71.
③④⑤⑥⑦倪延年选编.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第五卷·上）[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98、608、611、613、614.
⑧欢迎季总指挥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两万余手执红旗热烈欢迎[N].红色中华，1931-12-28（4）.
⑨萍.兴国欢送新红军[N].红色中华，1932-02-10（8）.
⑩[法]古斯塔夫·勒庞著.革命心理学[M].佟德志，刘训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76.
11高.宁都汀州八一武装示威大会盛況[N].红色中华，1932-08-4（3）.
12[德]费尔巴哈著.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6.
13周匀.杭武群众参加红军踊跃[N].红色中华，1932-02-3（8）.
14以宣传鼓动、革命竞赛来推销公债[N].红色中华，1932-11-1（3）.
15政治动员工作[N].红色中华，1932-11-14（1）.
16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N].红色中华，1932-12-5（1）.
17凯丰.把“红色中华”成为我们最尖锐的武器——给“红色中华”百期纪念[N].红色中华，1933-08-10（1）.
18特别通知——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N].红色中华，1933-02-4（4）.
19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告全国民众书[N].红色中华，1933-08-13（1）.
20李文，韩云.中共新闻媒体批评性报道的理论和实践源头[J].国际新闻界，2011（4）：113-119.
21圣彼得堡之选举[J].共产党，1920（3）：28-30.
作者简介：赵尚，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