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实录》焦芳“曲笔”问题考论
提 ?要：《明孝宗实录》修成后，一些人指责总裁官之一焦芳故作“曲笔”，要求重修或在该实录中删正“曲笔”。重修建议未被采纳，删正的建议，应亦未能实行。明后期王世贞等人进行考证，具体指出了《明孝宗实录》中包含“曲笔”的一些证据，并解释了焦芳“曲笔”的动机。与“曲笔”之议相关，明清学者对《明孝宗实录》评价甚低，但迄今所见“曲笔”所涉范围有限，《明孝宗实录》的史料价值不当一概否定。李东阳、杨廷和等人与焦芳同为总裁官，当时不能抗争，事后又反对修改，对《明孝宗实录》中的“曲笔”也难免责。
关键词：《明孝宗实录》;焦芳;曲笔;历史书写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4.009
正德初，诏修《孝宗实录》。正德四年（1509年）四月，监修张懋及总裁官李东阳、焦芳、杨廷和等上进呈实录表。正德五年（1510年），太监刘瑾倒台，朝中有人指曾依附刘瑾的焦芳在实录纂修期间，凭个人好恶，掺杂“曲笔”，其后议论不绝。近年谢贵安教授对明历朝实录进行系统研究，认为焦芳确曾依赖刘瑾威势，在《孝宗实录》中大做手脚，使之成为秽史。1程彩萍也认为，《孝宗实录》中经焦芳所加工部分，“常有肆意歪曲史实之事发生。”2钱汝平则指出，因焦芳“曲笔”之故，嘉靖时期曾因董玘建议而对《孝宗实录》做过改修。3笔者梳理明中期以后各类记载，判定焦芳在《孝宗实录》纂修过程中确曾杂以己意，歪曲史事，对与自己有恩怨者恣意评论，这一定程度降低了《孝宗实录》的史料价值及其中史评的公允程度，但嘉靖时期并未曾重修《孝宗实录》，改修虽确经人建议，但并无确然实行的证据。传统史家论史，常将恶行归于一二“奸恶”之人，这在关于焦芳“曲笔”的评论、考证中颇有体现。焦芳对《孝宗实录》“曲笔”负有责任，同时主持《孝宗实录》纂修的其他人，对焦芳“曲笔”做法未加抗争，事后又主张不加修正，不能无咎。《孝宗实录》内容详细，规模庞大，虽含“曲笔”，其史料价值仍不应低估。
一、明人有关焦芳“曲笔”的记述
明清两代史籍提到焦芳在纂修《孝宗实录》时作有“曲笔”的记载甚多，追溯其源头，大多本自《武宗实录》及参与《孝宗实录》编纂的史官之私人著作。
《武宗实录》在记载《孝宗实录》进呈时写到：“总裁大学士焦芳，人品庸劣，不为士论所重，弘治间垂涎台鼎，久不得进，每以为恨。至是，附瑾获柄用，与操史笔，凡其所褒贬，一任己私，以好恶定之。如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皆天下所称许，以为端人正士，而芳肆其诋诬，不恤公论。”1同书又载，焦芳“笔削任意，尤恶江西人士，一时先正名卿，无不肆丑诋，以快其私忿。所书多矫诬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炅辈使笔之，挟瑾威以钳众口，同官避祸，皆莫敢窜定一字。”2在明代实录中，后一朝实录直言前朝实录总裁官故作“曲笔”，此属首次。
除了《武宗實录》，与焦芳共事的史官也留下一些相关记载。杨廷和称：“孝庙实录，焦泌阳与总裁之列，故与万文康、彭文思有怨，每言及彭，辄俚语大骂，甚至移怒于其乡人。予谓王守溪：此老似于万稍恕。守溪笑曰：先生在故耳。至书将成，藉以报复，置所厚三二人于内阁东偏所，不合者一一属之作传而授之意，极其诋诬。如谓文康于皇亲万通为僚婿，其妾常出入禁中，大抵皆诬罔之言。诸名公卿，但异己者，尽枉其是非而为之辞。所私者，恣为溢美，不复顾忌。”3据杨氏的说法，焦芳授意私人，在人物传部分对包括万安、彭华在内的异己者作了歪曲丑化的记述。
明世宗即位后，曾经参与纂修《孝宗实录》的董玘上言：“昔者，武宗毅皇帝即位之初，纂修《孝宗敬皇帝实录》，臣以菲才，滥与其末。于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变乱国是，报复恩怨，既已毒流天下矣，而犹未足也，又肆其不逞之心于亡者，欲遂以欺乎后世。其于叙传，即意所比，必曲为掩互;即夙所嫉，辄过为丑诋。又时有称述，甚至矫诬敬皇而不顾。凡此类，皆阴用其私人誊写圈点，在纂修者或不及见，惟事之属臣者，黾勉载笔，不敢有所前却，而其他则固非所及也。”4按董玘所讲，焦芳的“曲笔”集中在人物行实方面，且是焦芳指使其亲信者为之，这与杨廷和的说法可相印证。曾经与修《孝宗实录》的顾清曾有诗曰：“氓编不落涪陵险，米传羞闻晋史腥。独卧烟江双雪鬓，尚余幽恨在丹青。”后做按云：“书妖人李孜省事，有诬彭文思附以得进者;书中官蒋琮逐科道事，有嫌而欲删节者，皆不敢从，闻后来颇有更定添入，不可知也。”5此诗及按语皆未明言何人欲诬陷彭华，但其墓志铭载：“正德初还朝，与修孝庙实录，书妖人李孜省事，焦公芳与彭文思公有隙，欲诬其附以得进，贻公以风闻书，公云：‘据实直书，史职也，他不敢与闻。焦不能夺。”6据此，则顾清是在有关彭华是否曾经党附求进史事书写问题上与焦芳发生过龃龉。
以上记载，都指焦芳凭借刘瑾势力，在《孝宗实录》纂修过程中任用私人，在万安、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彭华等人行实记述中，做了歪曲事实的书写。
二、重修及删正《孝宗实录》之议
《孝宗实录》修成后，很快有人提出改纂甚至重修《孝宗实录》之议。根据杨廷和的说法，居总裁官之首的李东阳就曾欲上请重修实录：“西涯曰：‘此秽史也。瑾诛后，欲请于上重修之。予曰：‘重修恐致纷纷。西涯曰：‘先生忘《表》中之言乎？是曰是，非曰非，岂得专于独见？疑传疑，信传信，庶以备于将来。予为此《表》时，意正在今日也。”1据此，李东阳在上呈进实录表时就有了将来重修的意图。李东阳另有诗称：“三朝史笔今重载，欲报先皇恐未能。”2内中也流露出对所纂史书的遗憾。杨廷和并未支持李东阳重修《孝宗实录》的意见，主张在其他著述中另加说明，留给后世判断：“一时人才，大贤、大奸如黑白之在人耳目者，自不可枉。其余中人上下者，恐不必传，传亦无足为轻重。公闲中著述时一白之，曰贤者如某某为泌阳所诬，不贤者如某某为泌阳所右，一字褒贬，自足取信后世，异日修史者，亦自能改正。”3李东阳似乎最终听取了杨廷和的意见，终正德一朝，《孝宗实录》并未重修。
嘉靖元年（1522年），与修《武宗实录》的卢琼正式建议对《孝宗实录》进行修改。其说称：“史笔之公，取信万世……孝宗敬皇帝以始终典学之圣，为太平守文令主，深仁厚泽，浸渍人心，而实录成于焦芳之手，未免贤否混淆，是非颠倒，恐将来无所据以为信。乞乘今纂修，令儒臣改撰。”4世宗回复：“《孝宗敬皇帝实录》虽出自焦芳，间有笔削任情不足取信处，但当时朝廷大政、大议及人才忠邪、枉直，天下自有公论，后世亦不可欺，不必改修。其余系一人事者，令今纂修官因事辩白之。”5沈德符认为，世宗对改撰《孝宗实录》的建议做如是处理，是因为恐怕改修前朝实录会引起对嘉靖议礼的猜疑：“盖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蹈前辙，复任私意，上虑远矣。”6其实，嘉靖元年“大典”尚未成定论，沈德符没有详考两事的时间关系。当时杨廷和于朝政拥有很大话语权，前述明世宗的處置，就是出于杨廷和的主张。杨廷和有言：“至嘉靖初，言官果有以重修孝庙实录上请者。予与总裁诸公亦时以告之诸史官，使随事辩白，天理之在人心，终不容泯也。”7
《皇明词林人物考》称，董玘在翰林时“尝请重修孝庙实录”。8此应即指前引董玘在嘉靖初上《校勘实录疏》提出对《孝宗实录》中“曲笔”予以删正之事。9该疏内有：“兹者恭遇皇上入继大统，敕修《武宗毅皇帝实录》，内阁所藏《孝宗实录》副本例发在馆，誊写人员及合用纸札之类不烦别具，欲加删正，此其时矣。伏望特旨将内府所藏《孝宗实录》正本一并发出，仍敕总裁大学士杨某等及此时曾与纂修备谙本末者数人，逐一重为校勘。凡十八年之间，诏令之因革，治体之宽严，人才之进退，政事之得失，已据实者，无事纷更，至若出焦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其或虽出于芳而颇得实状者，亦自不以人废，则为费不多，事亦易集，使敬皇知人之哲无为所诬，诸臣难明之迹得以自雪，而人皆知公是公非所在，不容少私。如芳者，纵或肆行于一时，而竟亦莫掩于身后。庶乎孝宗一代之书，藏之中秘而传于无穷者，必可据以为信矣。不然，万世之下，安知此为芳之私笔也哉？仰惟圣明临御以来，先朝积弊厘革殆尽，惟此关系于国典者甚大，郁而未白，臣窃惜之。傥俯察愚言，恻然允纳，亦初政用慰舆情之一助也。”10据焦竑记载，此疏上呈后，“士论惬然”，可见反映了部分士人的心声。1今人钱汝平认为：“嘉靖帝不同意整体改修《孝宗实录》，但允许就某人某事的个别记载做出修改，实际上已采纳了董玘的意见。孝宗朝实录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而后国史不至于颠倒错乱，董玘厥功甚伟。”2这样的说法，确认了嘉靖初年曾基于董玘建议而对《孝宗实录》进行局部修改之事。然而前引《世宗实录》中所载嘉靖帝就董玘建议的回复，只称史官可“因事辩白”，并未明指授权于史官直接进行修改。比较肯定地声言董玘曾经修改《孝宗实录》的是汪应轸所作董玘行略。该行略提及嘉靖帝对董玘建议回复前后情形，与前引《世宗实录》所载并不完全相同：“奏可奉行。两朝之实录得以厘正而国史之是非不至于颠倒，皆公之力也。少师费宏每举以语人，曰：‘非董某，几无信史矣。”3徐阶据此行略所撰董玘的墓志铭说法近似：“武宗朝大奸相继乱政，其事庞杂，诸史官相顾不能书。公于纪载详而不冗，简而能尽，又因以正前录之讹谬，归之至公，其有功于国史甚大，少师费公每举以语人。”4这些说法，源出董玘亲属，且与《世宗实录》所说并不吻合，在未发现其他支持证据之前，不足判定董玘确曾修改《孝宗实录》。吴瑞登在刊刻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的《两朝宪章录》中的说法提示董玘并未修改《孝宗实录》：“臣按：实录一书关系甚大，而韩[当作“卢”]琼所言皆当亟于改正者……孝宗贤圣，真不世出之主，而实录纪载不能阐扬万一。彼焦芳何如人也，而乃使之秉笔乎？使琼言之，左右辅臣复赞之，则可以传信而采遗，奈何其无闻也。噫！复建文之年，削景皇帝之附，而开馆以重修孝宗实录，是应有待于皇上者，愿早为之计焉。”5据此，嘉靖初年并未对《孝宗实录》进行删正，否则吴瑞登无需再次提议。史籍中未见万历朝廷对吴瑞登此议如何回应，万历时也的确没有实行对《孝宗实录》的改纂之举。另据明末平露堂刻本《明经世文编》收录的董玘《较勘实录疏》批语：“孝宗圣主，时多良臣，而芳意诬妄，惜乎至今未之改也”。6可见明末下批语者也认为当初董玘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清人龙文彬意见与此一致：“帝惟命史臣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综上，董玘确曾建议修改《孝宗实录》，但其建议实际未被采纳实行的可能性较大。
三、明后期人有关焦芳“曲笔”的考证与评论
明后期文献中包含诸多关注《孝宗实录》中焦芳“曲笔”问题的言论。其中，王世贞曾就之进行考证，沈德符、廖道南、黄景昉、雷礼等人也曾发表言论，所涉具体情节主要是何乔新劝父自杀事、谢迁上疏致孝宗子嗣不昌事、彭华党比排陷事，以及傅瀚等迫害程敏政事。梳理这些讨论，有助于对焦芳在哪些方面如何做了“曲笔”做出具体判断。
（一）何乔新劝父自杀事
《孝宗实录》称何乔新“性刚介寡与，自少好学，至老不倦，为文精采有矩度，尤长于吏事，然量颇隘，议法颇刻深。初，景泰谋易皇储，草诏。大学士陈循起句云：‘天佑下民作之君而窘于对，乔新父吏部尚书何文渊适在侧，即应声曰：‘父有天下传之子。迨天顺改元，与谋易者多斥逐罢归。乔新时为刑部主事，因见黄、徐正处以极刑，恐祸及己，乃贻书劝其父自引决，文渊果自尽，士论耻之。”1《武宗实录》直接否定上述说法，指出这是焦芳所作“曲笔”：“乔新自初仕即自誓不营利、不阿权贵、不以爱憎为赏罚，守其言终身……及卒，都御史林俊为乞赠谥……诏乔新学行俱优，始终全德，赠太子少傅，仍与谥。公论至是始定，而先朝实录本传谓乔新议法刻深，及劝父引决以自全，盖出焦芳之曲笔云。”2《武宗实录》明确指出《孝宗实录》中有曲笔并加以驳正，类似情况在明代历朝实录中，甚为罕见。
与何文渊大约同时的叶盛的说法是，何文渊之死与何乔新无关。叶盛称：“壬申，易立之诏既下。何文渊尝告人曰：诏语‘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传之子出自手笔。既归里，又屡以告郡邑亲识，人皆知之。天顺改元，乡人固虞文渊必及祸，谓在旦夕。一日，报陈都御史将至，邑人益惊信，文渊因自经死。未几，至者盖广东陈副使泰，取便道过家耳。陈以都宪改职，因误传云。”3王世贞说法与叶盛一致，并做了更详细的考证。他称：“此亦焦泌阳怼笔也。正德中，柄史者力为辩其诬。然考之“天顺录”云，致仕后，上复位，革宫保，文渊自以与议易太子，首发‘父有天下之言，虑有奇祸。时副都御史陈泰左迁广东按察副使，道经广昌，人有传泰来抄提文渊者，惧，即自缢死。后为人所奏，差官启椁验之，果然。则劝文渊引决之说诬，而自尽之说实也。”4王世贞还指出，《孝宗实录》所记何文渊、黄、徐正三人死亡时间先后关系错误：“文渊以四月卒，而黄、徐正以五月诛，大抵未可信。”5何文渊既卒于黄、徐二人之前，则《孝宗实录》所说何乔新见黄、徐被杀后贻书劝父自杀的记载也就不能成立。
廖道南也觉《孝宗实录》有关彭华的记述不可置信：“予观《吉安志》，谓华才识超迈，望重一时，及读国史，累千百言，皆极其丑诋。又谓罗伦之逐，张元祯之劾，皆原于华，予不敢尽信。”3王世贞也认为《孝宗实录》对彭华的指责“盖出焦芳笔也。焦以尹龙事坐谪桂阳，云出华意，故怨之刺骨，而谤詈甚口若此。华虽由李孜省荐，生平之与尹直俱在是非间，不应至此。”4黄景昉亦言：“张元桢潜心理学，家居逾久，雅有恬穆之风。实录因丑诋彭华险谲，连及张，似非正论。”5总之，明后期士大夫多认为《孝宗实录》指责彭华党比排陷等事为不实之词。
（四）傅瀚等迫害程敏政事
《孝宗实录》称，傅瀚为入内阁，唆使同乡
监生江瑢讦奏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谋泄，遂倡言江瑢与学士程敏政友善，该奏词语决非江瑢所能，当为傅瀚所为。6并言，程敏政死后，傅瀚果然升居程敏政之位，后来傅瀚家中屡见怪异，忧悸成疾而死。程敏政死前，刘健当国，“大学士谢迁又素憾敏政尝发其交通太监李广营谋入阁之私，而谕德王华亦衔敏政尝扬其主考卖题事，又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嘱珪及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顾当时刘健、谢迁徒知杀人灭口以避祸，曾不思亏损国体，沦丧士气，以玷科目，其为盛时风化之累，有非细故者比。此皆始于瀚争夺名位，一念之私以误之也。”7依据这种说法，傅瀚因私利攻讦大臣，已称奸猾，刘健、谢迁甚乃“杀人灭口”、“亏损国体”、“沦丧士气”，无疑千古罪人。明人廖道南则指出，《孝宗实录》有关傅瀚的记述与李东阳为傅瀚所作墓志铭恰成反悖：“予读国史，于瀚极其訾议，谓敏政之死，瀚实构之。及观西涯所撰墓铭则又奖与无间词，何也？岂其实有之与，将诬之也？”8查李东阳撰傅瀚墓志铭，确有：“予与公同年，交最厚”语，并对傅的为人表示钦佩有加。9廖氏因此怀疑，《孝宗实录》所指江瑢劾奏李东阳等人为傅瀚授意，进而怀疑傅瀚等人迫害程敏政说法的真实性。王世贞认为，《孝宗实录》这些说法出于焦芳“曲笔”，并分析了背后原因。他认为，“傅文穆有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鬻题，事已彰著，且与刘、谢不相关。盖焦芳李南阳（贤）门客，程其婿也，故颇为掩覆。而刘与傅皆与芳有隙，故肆其丑诋如此。”1晚明人俞汝楫也质疑：“同乡监生汪镕，诬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或谓瀚实嗾之，而嫁祸于程敏政。谢迁、王华咸中诬之。不能不致疑于国史所訾云。”2
上述明中后期人的考证与评论，提供了焦芳在《孝宗实录》中所做“曲笔”的诸多细节，包括焦芳与诸人之间的恩怨。这些人所举《孝宗实录》中的相关行文，的确透露着纂修者强烈的情感色彩，相关评论也显褊狭激切，颇失国史端方凝重、允执厥中之意。不过，后人所指焦芳的“曲笔”，主要在于焦芳个人恩怨以及人物品评方面，尚未见有关焦芳在孝宗一朝大政方略方面做何“曲笔”的说法。
四、结 ?语
焦芳“曲笔”影响到清代学者对《孝宗实录》的整体评价。在清修《明史》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以熟稔明朝史籍著称的万斯同认为，“有明之《实录》，未有若弘治之颠倒者也。盖总裁于焦芳，而撰述于段炅辈，宜其如此？”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孝宗实录》丧失价值：“孝宗为一代守成令主，而“实录”所纪当时之弊政，何其多也？盖帝务通下情，人人得以尽言，故有过举尽形之于奏牍，人之见之者，以为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纳谏之美也……且孝宗十八年之间，国家最为无事，而《实录》卷帙之多，反有过于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读者不察，徒见其疵而不见其美也。”3徐乾学也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4虽有大量文献提到焦芳在修撰《孝宗实录》时故作“曲笔”，但《孝宗实录》卷帙浩繁，非焦芳一人之力可以完成。明代实录之修撰，总裁、副总裁各有分工。王鏊言：“副总裁刪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5《孝宗实录》的总裁官以李东阳为首，焦芳、王鏊（中途离开）、杨廷和同列总裁，梁储为副总裁，都对史稿有裁定、润色之责。对于焦芳“曲笔”之时，其余总裁官等的态度，万斯同曾提出疑问：“吾窃怪当时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杨文忠、梁文康皆有总裁之责，何乃一无纠正，而任其颠倒若是耶？中书之堂既已伴食，兰台之内又欲随人曲笔耶？甚哉！诸公之靡也。一焦芳以附瑾之故，笔削之际，犹且不敢逆之，则当瑾之横行，而曰‘吾将有所补救，吾不知所补救者何事也？即畏芳之肆螫，独不畏万世之公议乎？与之同官而犹若此，将古之笔枋头之败而详张说之事者，独何人也？吾是以益叹古人之不可及，而知有明‘实录之未可尽信也。”6当事人之一杨廷和声称，李东阳、王鏊二人起初对焦芳的做法不满，亦曾与之争辩，但因为焦芳背后有刘瑾支持，他们无可奈何，而杨廷和本人则干脆袖手旁观。其说云：“西涯、守溪见之怫然，谓此乃万世之是非，非一人所得私也。初亦相与辩论，久乃益厌。泌阳又私以告之逆瑾，今日入瑾耳，明日即出瑾口，信之甚笃。予知不可口舌争，不复省视。”7曾担任副总裁官的李杰也表示无可奈何：“正德纪元，预修孝庙实录，充副总裁。大学士焦芳擅窜国史，杰亦莫如之何。”8负责或参与《孝宗实录》纂修的其他官员，事后皆表示自己厌恶焦芳的做法，但因其背后有刘瑾的支持，因而无可奈何。以今观之，万斯同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李东阳等总裁官，对此问题集体失声，即便在刘瑾失势后亦无所补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杨廷和还极力抵制重修主张，虽有政治考量，但毕竟缺乏对于古代中国传统史学求真、求实精神的敬畏。
关于焦芳本人对此有何说法，目前仅能找到零星、间接记载。《名山藏》载，焦芳“与修《孝宗实录》也，亦以笔恶南人，若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皆天下所推长者名卿，芳肆情诬诋。反自喜负曰：今朝廷之上，无如我直者。”1《明通鉴》亦言焦芳，“反自诩以为直，不恤人言。”2从这类记载中，只能看到焦芳的“曲笔”是有意为之，并无辩解之意。不过，这些记载距离《孝宗实录》之修已久，虽然可供参酌，但已不能作为确证。
焦芳在《孝宗实录》纂修期间故作“曲笔”，当确有其事。刘瑾垮台后，为解决“曲笔”问题，有重修和有限删正两种方案被提出，重修之议被否决，有限删正之议虽然文献记载不一致，难以定论，但前文考述以及嘉靖抵于清修《明史》期间诸多史家对《孝宗实录》的评论皆提示，有限删正多半并未实施。王世贞等对焦芳“曲筆”所做考证，主要依据前代实录，虽间有征引之误，但毕竟指出了《孝宗实录》的一些史事失真和评论未能公允处，并提示了焦芳与若干被丑化者之间存在恩怨纠葛的线索。焦芳“曲笔”导致明清学者对《孝宗实录》整体评价不高。但
因被指出的焦芳“曲笔”主要在某些人物个人品行评价方面，并未涉及孝宗朝重大史事，故《孝宗实录》的史料价值还是不能被一概否定。从另一个角度看，围绕《孝宗实录》所发生的“曲笔”就是明代历史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痕迹为我们展示出历史记述中的诸多纠葛以及权力对历史记忆的影响。倘若当初做了彻底修改，这一面的真实也就被掩盖了。
[作者纪海龙（1988年—），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讲师，河北，廊坊，065000]
[收稿日期：2019年4月20日]
（责任编辑：赵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