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视野下当代中国文化重建途径探究
袁传志
【摘 要】自近代以来，文化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重要命题。文化转型也是任何一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主题。中西方由于在文化形态以及文化发展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其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矛盾也各有特殊性，因而其文化转型的方式和途径各有不同。当今的中国也处在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长期以来的批判性文化重建，为中国的文化转型注入了巨大的动力，而中国的文化转型，也应当从其内在的创造性转化中去汲取内涵，才能为文化转型注入更深层次的动力。
【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重建；创造性转化；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9-0028-04
文化转型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全过程。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问题越发成为影响中国思想观念、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参考中西方历史上的文化转型道路，以史为鉴，更需要我们只是走好文化转型这一步。从外在批判性重建走向积极地内在创造性转化的道路。重塑中华气质，提升文化自信。
一、中西方文化转型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
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文化的转型，而文化转型源于文化危机的出现和加深，即文化危机的出现，是推动文化转型的直接原因。而文化之所以会出现危机，则是源自于自觉地文化层面和自在的文化层面之间的矛盾冲突。关于中西方文化转型的文化背景，也需要从自觉地文化与自在的文化冲突谈起。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P.56）人是类存在物，且把自己和其他的类当作自由的存在物，且“自由自觉地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2]（P.56）因为人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因此人的这种类本质反映在文化上，便产生了自在的文化层面和自觉地文化层面的人的文化意识。
人的自觉地文化指集中体现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领域中以自觉地知识或自觉地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3]（P.55）自觉地文化即存在于人们文化意识中，有意识的部分。对于人的自觉地文化意识，其存在于人的思维的表层，人们可以能动的自觉地去操控、实践、创造。而人的自在的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4]（P.55）自在的文化即存在于人们的文化意识中，无意识的部分。对于人的自在的文化意识，其存在于人的思维的深层次。自在的文化意识是自觉地文化意识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积淀下来的普遍的深刻的思维方式，同时，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自在文化的影响。
文化危机便产生于自觉地文化与自在的文化的冲突之中。自觉地文化在不断地被产生、创造、实践的过程之中，产生了无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涵，这些文化的形式和内涵逐渐的积累、沉淀，形成比较系统的文化无意识即自在的文化的成分，然后对人们的自觉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人们自觉地文化实践往往都是在自在的文化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自在的文化创造经过积累，不断的成为程式化、固定化、自在性的文化无意识，而自觉的文化则不断发挥其多变性和创造性，在有意识的实践中不断突破自身。当有意识的自觉文化遭遇程式化的自觉文化时，自觉地文化和自在的文化便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两者之间便会彼此拉扯。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类有意识的文化创造中，一方面是对文化形式与表现的迷茫，另一方面便是从自在的文化之中去寻求突破。此时，文化的发展便遭遇了危机，而文化危机的出现，便走出了文化转型的第一步。
而中西方由于文化形态和文化发展背景存在较大差异，其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矛盾也各有特殊性，因此其文化转型所经历的文化危机及其社会背景也就有所不同。
西方的文化转型，是站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其他学科、学术思想的严密控制，几乎成为中世纪唯一的学科；基督教教会封锁知识，对人们的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以及基督教教皇与世俗君主、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激烈矛盾的社会背景下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文化生产力量走进历史的舞台，社会的文化主流自觉为资产阶级开放、自由的文化。而经过长期积淀的中世纪以神学为中心的自在的文化，此时便成为了新的，以开放和理性为核心的自觉文化的桎梏。由此，自觉地文化与自在的文化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西方近代的文化转型由此开始。因此，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均成为西方文化转型的重要方式。在两者的推动下，18世纪在整个欧洲，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从不同的方向上打击了西欧传统文化，动摇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个体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
中国的文化转型，是站在封建專制统治进一步强化，上层统治者对文化现状过度自信，而下层民众对文化茫然无知，现存的封建文化虽然逐渐落后但是仍然稳定性很强；同时西方思想文化进一步冲破封建禁锢，经济的全球化带来文化的传播和入侵；由此带来的西方开放自由的自觉文化对中国传统封建自在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被迫进行文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在文化过于强大，严重的束缚甚至是断绝了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自觉文化的发展。而此时经过了文化转型的西方文化，开始对中国的传统自在文化进行强烈的冲击。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文化无论是自在的文化还是自觉地文化都被迫进行转折。由此，中国的文化转型开始，并且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再到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中国的文化转型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二、东西方文化转型的途径与比较
由于自在的文化与自觉地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而这种冲突由于自在文化对自觉文化的桎梏程度不同，自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挣脱自在文化的欲望也不同，因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危机的层次也就有所不同。再加上文化入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遭遇了危机的文化为了继续发展，在文化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转型形态也有所不同。根据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自建的矛盾层次，结合其他因素的影响。文化转型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类型。当自觉地或自为的文化同自在的文化之间形成必要的和恰当的张力或者冲突时，这一文化的转型会采取内在的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即采取文化创新的方式；而当这两个文化层面不存在必要的张力和冲突时，这一文化的转型只能采取外在的批判性重建的途径，即采取文化整合的方式。[5]（P.105）
内在创造性转化是一种文化内部的，对自我所存在的文化危机进行拯救所采取的文化的重新整合，在内部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文化转型方式。这一种文化转型方式主要存在于比较先进或文化内部发展相对稳定的地区。西方在14世纪便开始了对中世纪传统的神学文化的冲击和批判，这对于世界范围内而言时间相对较早，同时持续时间更长，因而成为比较先进的内在的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此外，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古希腊、印度地区，各自独立完成了对自我文化的更新，各自创立了富有区域特色和特殊性的文化成果。这同样属于内在的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
外在批判性重建一般包含着文化传播和文化入侵的内容，率先完成文化转型的地区对文化转型相对滞后或自在文化相对稳定地区的冲击。从而带来受冲击地区的自觉文化迅速更新与创造，从而对自在文化进行冲击的文化转型模式。这一种文化重建的方式主要伴随着自在文化的落后以及外源文化的侵入。中国在19世纪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便是在封建文化落后以及西方文化入侵的背景下进行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转型仍然受到这种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转型模式的影响。除中国以外，日本的明治维新，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是这种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转型模式，其文化现代化的转型方式都深深受到西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的文化转型途径是一种文化的内在创造性的转化，其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在自我的文化内部不断进行反思、实践、摸索甚至反抗，在经历了5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变革以后，才完成了从封建宗教神学文化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文化的转型。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外在批判性重建的过程，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在文化经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19世纪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强烈冲击下，中国开始了其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重建模式，在短短不到两百年的自觉文化实践创造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和显著的变化。比较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不仅在转型方式上有所不同，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危机的背景，以及转型的时间、侧重点都有所不同，比较两种文化转型模式的不同点，对今天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比较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危机背景和社会背景方面存在的不同，这也决定了两者在文化转型模式方面存在的不同。西方采取的是以自我创新为特点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中国则采用了以自我批判为特点的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转型模式。两者在其文化转型模式的内部，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同，这既是中西方在文化转型实践过程中的特殊性，也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转型模式的特殊性。
西方所采取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其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的冲突主要存在于其文化的内部。文化危机也主要在于传统的封建宗教神学文化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束缚，文化转型也主要涉及到资产阶级新兴文化对封建宗教神学的旧文化的抗争。其文化转型的侧重点就在于解决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中国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的自在文化过于强大，自觉地文化想要冲破自在文化的束缚，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外源文化的传入，一方面能够积极地帮助自觉地文化冲破落后自在文化的桎梏，但是另一方面，外源文化的传入也是一个消解本土文化的过程。因此，在中國的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解决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还需要解决内部文化和外源文化之间的矛盾。
同时，西方所进行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由于其创新性和实践性，必然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去探索、实践、获得证实。而中国近代所进行的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转型模式，在充分吸收西方文化转型的实践成果上进行文化重建，减少了探索的难度和实践的跨度，因此在短时间内便能够获得丰硕的文化转型结果。而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需要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之间达成一些共同性的认识和价值，形成一种认同。[6]（P.116）西方从14开始的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完成文化的转型，中间跨越了5个世纪的历史。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在短短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封建社会道现代社会的转变。从这一数据中便可以看出两种文化转型模式的一些不同。
毫无疑问的是文化转型为转型地区带来了文化的解放和个体的自由，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转型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在西方完成文化转型并带动其他地区完成文化转型的几百年里，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进步与发展显而易见。然而，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解放与进步，文化转型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资产阶级也为这些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在中国今天的文化转型中也已经显露一些端倪。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转型时期带给社会伟大进步和历史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引起了人们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义的失落。文化转型将个体从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后，却又将人们置于了自身无法把握的扑朔迷离的市场竞争与个人异化之中。近代以来，信仰的迷失、环境的污染、人的异化成为新的舆论问题。激烈的竞争、焦虑的心理、冷漠的人际关系、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极现象，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迫使个人将外部的压抑转向在内心精神世界给予抵御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导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用存在主义者的话说，这时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狱。这种文化转型导致的当初始料不及的代价随着文化变革的持续，表现得愈加突出和尖锐。
三、中国新文化转型途径研究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其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特殊性，文化转型的过程采取了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转型模式。因此，中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不仅要面对的是新旧文化交替的问题，还要面对中西文化如何共存的问题。同时，西方自文化转型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新的社会危机，也是我们在文化转型中应当警惕并且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转型过程。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过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学习的过程。由于传统封建中国自在文化的稳定性和顽固性，或许没有西方外源文化对中国自觉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经过几百年的文化创新、文化探索和文化抗争，也能够进入相对比较先进并且富有特色的现代文化阶段，完成一次自我创新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当然，如今这只是存在于假设之中的应然。
经过了鸦片战争中国文化开始开眼看世界，到新文化运动高举西方民主、科学的大旗，宣布冲决一切传统的网罗，对传统采取绝对的批判态度，再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彻底的外在批判性的重建以后，已经完成了从封建传统文化到新兴现代文化的转型。无论是在精英阶层还是在大众阶层，落后、封建的文化已经成为过去存在于历史中，中国的文化中对旧文化“破”的过程已经大体完成。
虽然新旧之间的文化转型已经完成，但是外在批判性重建的文化轉型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仍然在继续。而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了中西文化共存的矛盾之中。西方文化凭借其经济的发达和文化产业的先进性，仍然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转型模式。这种影响，一方面是随着文化的传入，然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危机因素和消极成分也在传入，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带来的是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的蚕食。传统文化虽然始于封建时代，但是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外在批判性的重建以后，其糟粕和负面的成分已经被祛除，能够经得住文化转型考验的，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然而到今天的文化转型阶段，外源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侵蚀，却在进一步加大。
因此，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转型问题，要面对的不仅是转型之后新出现的文化危机问题，还要面对外源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蚕食问题。既然，我们担心传统文化被蚕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去发挥传统文化的实力，来解决上述中国文化转型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的文化转型模式，在受到外在批判性重建模式影响的同时，应当去主动创新，去探索属于自己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转型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整体性的世界观念的转变，即从由于追赶先进而定位于自身后进的姿态中转换角色，从别人影响我们，开始转变为我们去影响别人。[7]（P.116）
中国用内在创造性转化进行文化重建，就需要确立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也应当从传统文化中去发掘。因为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长期深受儒道佛法等思想的影响，这种存在了两千年的自在文化积淀，两百年的外在批判性的重建也无法将之改变。而这也是中国民族的内核所在。这种内核，决定了中国的独特气质、思维方式。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竞争的根基。
20世纪以来，阻挠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人们对传统智慧的信心彻底动摇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西方意识形态和时尚思潮的美丽外表所迷惑，往往从抽象的人性论、价值论、形而上学等角度来理解西方价值观，而严重忽视其赖以产生和运作的历史文化基础。[1]（P.89）因此，我们在长期的追求外在批判性重建的过程中，自觉地文化主观上对自在文化选择了逃离，自在的文化也在转型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
在外在批判性重建的过程中，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和平等一度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宣扬，将之奉为圭臬。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虽然它能够存在于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文化。但是他作为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却只能够扎根与西方的文化土壤。因为这些自觉地观念只存在于西方那片自在的文化土壤中。
文化重建需要我们的社会所有人之间达成一些共同性的认识和价值，就需要树立起可以形成一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从中华文化中去挖掘属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才应当是接下来中国文化转型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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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