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库朗热的《古代城邦》

    提 要：近年来，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在国内古典学领域吸引了一定的关注。尽管是一部名著，但它依据的史料和得出的结论已不被当代古典学者所承认。《古代城邦》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密切联系的产物，二者讨论着相同的问题，遵循着相似的研究范式。因此，今天我们阅读库朗热《古代城邦》的意义不是摒弃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古典学研究中的运用，而是通过回溯源头的方式，重新强调二者结合的重要性。

    关键词：库朗热；古代城邦；人类学；社会学

    1864年，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的《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首次出版，之后又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一部畅销的经典之作。1然而，经过漫长的岁月流逝，“《古代城邦》被束之高阁，成为无人问津的经典。众人皆知，广受赞誉，但却再也无人认真读起。《古代城邦》似乎成了法国文明的一件遗产。”2非常有趣的是，这本老书在今天的中国却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原有的中译本陆续再版和重印，近年来又同时出版了两个新的中译本。3面对当代古典学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我们不禁要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古代城邦》这部几乎将被西方古典学界“遗忘”的老书？

    一

    虽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是一部重要的名著，但事实上，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西方古典学研究自身的积累，这本书所依据的许多史实证据和得出的具体结论已经不再被当代西方古典学者所接受。

    在《古代城邦》的“导言”中，库朗热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弄清楚古希腊罗马社会运行的准则，他认为古代宗教影响、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形成、变革和蜕变。通过对古希腊罗马宗教观念的分析，库朗热指出，对死亡、灵魂的恐惧和敬礼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为了实现祖先亡灵的永存，后代需要延绵不断地对祖先进行祭祀，因此祖先崇拜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家庭的组织原则。库朗热给出的一个重要史实根据是：古希腊罗马人的祖先坟墓是祭祀的重要场所，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祖先，在此基础上每个家族也拥有属于自己家族群体的坟墓。以坟墓为标志的祖先崇拜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作用，而且对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库朗热指出，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不仅影响了古人伦理道德和财产关系的形成，甚至决定了亲属关系的确立。沿着这一论证逻辑，库朗热进一步认为，新形成的城邦宗教决定了公民对城邦的隶属性，城邦的内部斗争导致世袭宗教逐渐被抛弃，从而导致公众利益和选举等新政治原则的确立。最终，基督教的出现实现了古人信仰世界与政治权力的分离，城邦制度随之消失。库朗热对古代希腊罗马宗教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他认为亲属关系的形成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因为对祖先的崇拜，他对当时人的许多观念提出了质疑。因此，《古代城邦》一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

    但需要指出的是，库朗热《古代城邦》所依据的许多史实证据在今天看来并不准确。无论是在荷马史诗的描绘里，还是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文献中，古希腊的坟墓并不是家庭成员用来崇拜祖先的场所，而是英雄荣耀（kleos）的标志；坟墓不是凝聚家庭等社会群体的文化符号，而是个人主义色彩的象征语言。对于死者来说，唯有被安葬在大路的两旁，生前的丰功伟绩才能通过路人之口被广为传颂，而被安葬在城内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外。事实上，古希腊人理想的安葬地并不是库朗热所认为的位于城内的家族墓地。在古风时期的希腊，虽然家庭在坟墓修建过程中的角色并没有被完全忽视，但是，这一时期的墓葬并没有显示出对家庭团结和祖先崇拜等特征的强调。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约20篇可以辨认出坟墓修建者与死者关系的阿提卡墓葬铭文中，大部分是父母和战友为阵亡的青年修建，而不是相反；只有2篇是由儿子为父亲修建，其中一篇还是出于“母亲的命令”。1不仅如此，随着城邦的兴起，坟墓的修建和葬礼的举行逐渐转变成为城邦加强公共权力的对象，坟墓所体现的城邦内涵不断被强调，从而降低了它的个人和家庭属性。梭伦立法禁止对死者进行厚葬，此后雅典又通过立法，只有由城邦指定的演说者在公共节日中才有权力对死者进行歌颂。2在古希腊的墓葬考古发现中，家族墓地并不典型，而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等城邦公共墓地却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城邦控制了葬礼的举行，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载的伯里克利（Pericles）“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生动地展现了城邦控制葬礼这一事实。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之后，古希腊墓葬的个人和家庭因素才重新被强调。在这一时期起到墓碑作用的“莱库托斯陶瓶”（lekythos）不再被认为是死者生前业绩的纪念与荣耀的标志，而被认为是生者与死者沟通的媒介。尽管墓葬浮雕中家庭形象频繁出现，但是这些形象所强调的仍然是理想化的小家庭，而不是对祖先的崇拜。3至少从古希腊的例子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坟墓曾经起到过通过祖先崇拜实现凝聚家庭、家族群体，进而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作用，库朗热论证所依据的史实根据是不准确的。因此，库朗热提出的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是古代家庭的组织原则这一观点，以及根据相同逻辑推演出的宗教影响、甚至决定社会结构的结论，也随之被当代古典学研究质疑和否定，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远比库朗热所认为的更为复杂。

    不难发现，写作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古代城邦》在今天看来存在着很多史实错误，库朗热得出的具体结论相对于现代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显得粗糙。尽管这本书曾经享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声誉，但是，年代的久远导致它已经几乎被当代西方古典学者所“遗忘”。近年来，《古代城邦》在国内古典学研究和图书出版领域吸引了很多关注，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要读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呢？西方过去的“经典”应该如何得到中国当下的“解释”？

    二

    既然《古代城邦》这部著作本身的史实根据和结论已经过时，那么，必定是它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提出的某个重要命题，促使我们今天需要重新阅读以获取启发。在国内学者对库朗热《古代城邦》的解读中，刘小枫的解释具有一定影响力，他在为谭立铸等中译本撰写的《中译本序言》中写到：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非知道库朗热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何处定位，而是通过库朗热扭转“我们”对古代理解的定位（诸如“封建”、“黑暗的中世纪”等等）——不是从种种现代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或“主义”论说那里领到一套“史观”来看待或“解释”我们的古代，而是像库朗热那样，按古代自身内在所固有的理解来理解比如说中国的古代。1

    在借鉴施特劳斯（L. Strauss）学说的基础之上，刘小枫认为库朗热带给当代读者的启发是，古典学应该摒弃人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施特劳斯认为，古代观念已经具备永恒性的普遍原则，而现代观念都是基于某种“哲学”的框架，因此人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是理解古人所具有的真理性原则的蔽障。2在部分学者的解读中，库朗热的《古代城邦》被认为是实践施特劳斯这一主张的典范。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做到“按古代自身内在所固有的理解”呢？在完全抛弃现代价值原则和理论方法的前提下，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何能够达到尽可能的准确呢？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是摒弃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果吗？虽然刘小枫的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性，但对这部西学“经典”的“解释”仍然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

    为了理解库朗热《古代城邦》对于当代读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部著作出版时所处的历史语境。在19世纪，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造成的巨大冲击，迫使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社会结构问题等进行痛苦的反思。与此同时，追溯起源的研究方向成为了当时风潮。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古代才能为当下西方的社会制度问题找到更加合理的答案。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社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欧洲学者最先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考古学的进步，西方学者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重构整个古代印欧民族的社会结构。正如汉弗莱斯（S. C. Humphreys）所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古代历史研究者开始尝试通过欧美学者相对熟悉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去重构古代印欧民族的原始社会。1877年，摩尔根发表的《古代社会》所依据的论证逻辑正是基于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理解，去解释易洛魁（Iroquois）等其他原始民族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3通过以对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分析为基础，比较研究收集到的其它民族史料，进而重构整个古代印欧民族的社会结构，不难发现，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包括了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且已经纳入了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是西方现代学科逐渐分化、形成的时期，现代意义上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界限并未完全确立。因此不难理解，在同一个研究范式下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很难截然分开。基于这样的认识，汉弗莱斯指出，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密切联系的第一个阶段。1

    事实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库朗热在写作过程中，也同时研究东方的古代历史。他不仅在《古代城邦》中讨论了古代印度的信仰与权利问题，而且“在注释里还留下了一些题为‘古代城邦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卡片”，收集了很多民族志内容。2以“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为副标题的《古代城邦》，在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下，提出了一个完全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范畴的命题：古人的宗教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关系。1874年，本书的英译者斯莫（W. Small）这样定位《古代城邦》的学术影响：

    如果哪位读者对史前研究感兴趣，并且已经阅读过缅因（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和《村落群体》（Village Communities），并期待他即将到来的演说，亦或是已经熟知拉伯克（Lubbock）的《文明的起源》（Origin of Civilization）、麦克伦南（MLennan）的《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泰勒（Tyler）的《人类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Mankind）、摩尔根的《血亲体系》（Systems of Consanguinity）、穆勒（Müller）的《美洲宗教史》（Geschichite der Americanischen Urreligionen）、巴霍芬（Bachofen）的《母权》（Mutterrecht），以及其他类似著作，那么，他一定对《古代城邦》已经有相当的了解。3

    尽管库朗热《古代城邦》研究的具体对象是古希腊罗马社会，但与19世纪萌芽中的人类学、社会学讨论着相似的问题，遵循着相同的研究范式，他们都在探索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研究的目标都是总结古代人类社会结构的普遍性原则。虽然库朗热将自己界定为一位历史学家，但他与作为摩尔根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进行的是几乎相同性质的工作。

    不难发现，库朗热《古代城邦》的出版之所以具有重要影响，是因为它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密切联系的产物，而不是对后者的摒弃，在古代历史研究中借鉴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按古代自身内在所固有的理解”这一认识是具有启发性的。库朗热在《古代城邦》中通过揭示古希腊罗马社会所具备的宗教特质，强调古希腊罗马社会具有现代社会不可模仿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于纠正过度以现代观念去解释古代社会的错误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库朗热的这一贡献以及他提出的宗教与社会关系这一重要命题，不仅不是古典学摒弃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果，而恰恰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题中之意。

    三

    与在古典学界几乎被“遗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库朗热《古代城邦》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尽管在今天看来《古代城邦》存在着许多史实错误，同时它得出的结论本身也显得过于粗糙，但库朗热提出的宗教与社会存在某种重要关系这一命题对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19世纪实证主义者深陷于宗教的起源、真伪等问题的泥淖中时，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所指出的那样，是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使人们意识到，宗教只有被置放于社会结构的语境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同样，我们只有考虑到宗教的社会功能，社会结构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理解。1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西方人类学、社会学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

    涂尔干（?. Durkheim）在1912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一书中，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图腾崇拜的分析，反驳了万物有灵、自然崇拜是宗教起源等认识，他强调宗教不仅具有“神圣”的象征性，而且具有“凡俗”的凝聚性。宗教通过仪式等与神圣相关的行为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通过与社会道德权威的结合加强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最终维持了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涂尔干分析了宗教的社会功能，强调应该把宗教看作一个“社会事实”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由此推动了结构功能主义在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确立和运用。正因为涂尔干对“社会事实”这一概念的强调，现代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才得到界定，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科的创立者。我们发现，涂尔干的研究受到他在巴黎高师的老师库朗热显而易见的影响，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当代西方学者将库朗热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涂尔干，看作是现代社会学科的真正奠基者。

    经过史密斯（G. Smith）、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埃文斯-普理查德（E. Evans-Pritchard）、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学者的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人类学、社会学者们对宗教与社会关系这一命题的回答不断深入，对宗教本身的理解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欧洲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信仰是宗教的本质，而仪式是信仰的反映。但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社会性的仪式相对于信仰是第一位的，而信仰（或者信念）是仪式作用的结果。宗教的本质是人类内心情感的表达，而古代中国的《礼记》可以证明，仪式本身足以满足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因此，研究宗教必须研究处于节日庆典、祭祀仪式等社会性“行为中”（in action）的宗教，以及在宗教“行为中”行为本身对参加的个体和社会的建构作用。到了20世纪后半期，格尔茨（C.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仪式化戏剧”（ritualized drama）这一概念，认为社会通过一系列的聚焦性的仪式化行为，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网络。在“仪式化戏剧”的表演过程中，社会成员建立起共同的群体认同。不难发现，人类学、社会学者们不断地解答宗教与社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所有这些讨论中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的“行为中”，还是格尔茨的“仪式化戏剧”，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在探讨库朗热提出的宗教与社会关系这一命题。

    至此我们可以这样问，人类学、社会学强调研究对象的社会性功能，认为应该将宗教等研究对象置放于“社会”中进行解释，不正是古代历史研究中最为强调的“历史语境”吗？研究对象只有被置放于历史语境之中，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解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强调的研究对象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正体现了这一点。避免套用当下的观念去解释古代社会的错误，这一认识对于古典学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认识并不是古典学摒弃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果，而恰恰是源于对后者的继承与借鉴。事实上，当代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强调研究对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以列维·斯特劳斯（C. Lévi-Strauss）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维达尔-纳凯（P. Vidal-Naquet）、戴第安（M. Detienne）等法国古典学者对古希腊神话和宗教仪式进行了结构主义解读，学者们研究的目标不再是对某一个神话或仪式的解释，而是强调对特定文化符号或概念的解读必须置放于整体性的古希腊社会文化之中。结构主义方法的解释在古典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韦尔南等学者因此被称之为“巴黎学派”。与此同时，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强调“表演”（performance）的研究思路也成为古典学研究的新思路。多尔蒂（C. Dougherty）和库克（L. Kurke）在《古风时期希腊的文化创造》（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一书中就指出，以“表演”为理论出发点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正是建立在格尔茨的“仪式化戏剧”、萨林斯（M. Sahlins）对夏威夷库克船长传说的研究，以及福柯（M. Foucault）的社会权力等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庇希特拉图（Pisistratus）在由少女扮作的雅典娜（Athena）女神护佑下进入雅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一场表演性仪式。1很大程度上，这两种当代古典学研究中重要的研究思路都强调研究对象必须置放于社会的语境之中，是对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借鉴。

    在经过20世纪前半期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之后，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在20世纪后半期重新紧密结合起来。汉弗莱斯指出，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研究“虽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填补青铜时代血亲或者宗教知识的空白，但是他们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框架，将片段化的希腊文化和社会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这是目前古典学研究中最为急切的需要。”2事实上，古典学研究最基础的工具书之一《牛津古典辞书》（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在1996年的第3版中就已经将“人类学”（Anthropology）、“人类学与古典学”（Anthropology and Classics）等词条收录其中，从中不难看出当代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联系的紧密程度。3问世于19世纪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结合第一个阶段的库朗热的《古代城邦》，虽然依据的史实根据和结论本身已经过时，但它帮助我们回溯这种结合的源头，并提醒我们重新认识这种结合的重要性。或许，这正是今天我们为什么阅读库朗热《古代城邦》的原因所在。

    [作者郭涛（1985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12日]

    （责任编辑：阴元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