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民生指数的分析

乔榛 田明珠
〔摘要〕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多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的问题,也是可以将二者加以综合考察的问题。无论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呈现的特殊变化轨迹,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均展示了二者关系的一般性发展逻辑:从高度融合到经济增长对民生产生单向度影响,再到民生不仅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民生的内容十分丰富,因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样性特征。将民生作为一个整体构建民生指数进而考察民生建设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研究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取向。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以民生指数反映的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较为明显的互动关系。从民生指数看,我国民生发展指数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经济增长对民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加强,而民生建设也显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民生;民生建设;民生发展;民生指数;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3-003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影响分配差距的机制及控制研究”(14AJY011)
〔作者简介〕乔榛,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明珠,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在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经济规模呈现跨越式扩张态势,GDP总量由改革开放前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由此,国家的经济实力达到了可以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水平。2017年,我国GDP总量更是超过80万亿元,不仅稳居世界第二,而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尽管经济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具有基础性或决定性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系统复杂化程度和系统化水平的提高,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也会渐次加大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进入社会综合发展阶段。历史与现实也表明,当一个社会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或处于贫困阶段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往往会凸显;而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人们对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文化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要求将不断提高。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后中央及时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理念,便是对这种发展趋势的一种正确判断和把握。当下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另一方面增长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由于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社会不均衡,已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其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判断意味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并且已经成为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处理好这一主要矛盾的核心在于尋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其中包括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民生的关系。
民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多角度探讨分析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综合考察的问题。民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言,民生可以延伸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任何一个领域;从狭义理解,民生则是一个反映社会层面问题的概念。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状况。在现代社会中,民生具体由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状况体现。从上述内容出发理解民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形成经济学研究的许多重要理论。
就业与经济增长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围绕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无论是将就业用于衡量劳动力要素投入进而对生产或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作用的研究,还是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增长潜力进行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就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业增加表明经济在增长,就业减少意味着经济在下降。“奥肯定律”属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集中概括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该理论主要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反向相关的量化关系。〔2〕当然,不能遗漏的是马克思理论中将劳动者视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总之,就业被认为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或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经济学关注的一个课题。在增长经济学中,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被新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其分析框架,并论证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该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功能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且分析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意义。〔3〕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是一个经济学古老的话题。从古典经济学以劳动、土地、资本的所有权为中介将生产与分配联系起来,到新古典经济学将劳动、土地、资本等作为生产要素,并根据它们在生产中所做的贡献确定其所得,无不促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由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更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通过将新古典经济学由供给分析转向需求分析,使收入分配不再是生产或经济增长的结果,而成为通过决定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此,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单向度关系变为相互影响关系。收入分配不仅以收入水平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分配的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作用。当我们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视角理解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已包含了民生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作用的内容。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是现代经济增长中逐渐凸显的一个课题。社会保障本义上即是对弱势人群给予生活帮助的措施或制度,具有典型的民生意义。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增长为社会保障提供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却越来越突出。社会保障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社会保障所借助的转移支付机制还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种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综上,民生包含的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方面内容与经济增长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各自角度出发,无论是对现实中各方面情况的关注,还是理论上所做的研究,都有较为充分的文献反映。不过,将民生的各种表现加以概括,形成一个指数以评价民生发展的程度,进一步的,再分析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文献检索结果看目前仍是一个受到较少关注的课题。本文所做的尝试便是通過构建一个民生指数分析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证明推动民生建设是否可以成为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二、民生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和逻辑分析
民生虽然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理解,但最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4〕如此分析,民生是一个与人类历史相伴生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生产在保障民生方面的能力十分低下,生产与民生之间所呈现的关系具有双向的性质:一方面生产是民生的保障,这决定于人类实现生存的特殊方式,即人类不是完全适应自然而生存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而生存的。这意味着只有通过生产才能保障人的生存。另一方面民生是生产的前提,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这决定了人只能靠集体生存,只有保证集体整体存活,才能形成生产力,否则该集体将被淘汰。因此,民生或保证人的生存对于生产而言不只是其结果,而且是前提。但是,如何才能使人类社会初期的这种民生与生产关系互动起来?这引出了在民生的生存意义基础上的第一个内容,即收入的平均分配。因为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极少的条件下,如果不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有人将无法生存,进而降低集体的生存能力,并可能带来集体灭绝的风险。
当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生产经验积累之后,生产力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人们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出现剩余,而且个人或家庭具有了独立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如此,人的生存方式由过去的集体生存变成个体生存,民生的意义也失去了社会的含义而变成个人或家庭层面的问题。这一状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经历了比较长的时期,自给自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方式。在此背景下,民生与生产的关系更主要地建筑在生产对民生的保障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对民生或人的生存的保障不断地产生风险,而且,在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水平也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尤其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生存保障有了巨大的差别。这一阶段,民生主要是生产发展的一种结果,而失去了在人类社会早期作为生产前提的功能。
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开始了全面的转型。政治上,一些先进国家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经济上,新航路的开辟、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达到空前的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因此,封建割据的社会日渐得以统一,人们不再只是自给自足地固守田园,而是在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生产或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民生的意义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从而产生了新的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商品经济取代,并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终取得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较多工人,因而在劳动过程中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大量产品的时候开始的。〔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否定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去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因为被剥夺生产资料而必须受资本雇用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因此民生的生存意义需要建立在受雇或就业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民生有了一个新的内容: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就业获得收入,进而取得生活资料的。当就业成为民生的内容之一,民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便呈现出互动性。一方面劳动者就业为生产提供了生产要素;另一方面生产或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提出需求,从而使劳动者得以就业。而且,随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分工的发达,不仅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分工带来的劳动者被片面化、局部化情况也需要缓解,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发展教育。发展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手段,也是劳动者实现就业和获得更高收入的途径,并且是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7〕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意味着民生又获得一项新内容:教育成为人们追求的新民生。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步入调整期。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扩大供给所需要的要素增长或效率提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过剩,经济增长的动力则需要通过扩大需求或有效需求得以注入。这一改变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仅是如何增加生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生产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如何增加有效需求、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被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场大萧条,使提高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成为政府的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这一问题的化解不仅是为了解决处于生活困境中的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是为经济注入动力的一种途径。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率先实行了国家干预,其中社会保障法案的实施,将社会保障这一用于保障生活困难人群的手段直接变为了拉动消费需求的一种机制,不仅使民生得到了社会保障这一重要结果,而且社会保障承载的扩大需求的功能也使得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更为丰富。
对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考察过程中还发现二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呈现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生产资料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经济决策集中于中央单一主体,经济运行完全受计划调节。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由国家决定,因此,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的关系受国家计划控制,民生在国家保障下实现普惠,虽然这一时期的民生保障水平比较低,但是人们之间的民生消费大致也是比较平等的。在由国家决定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的关系的前提下,民生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意志的属性。改革开放后至今,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转变为政府的指导性调控,民生与经济增长脱离国家控制轨道,出现了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平衡且不断扩大的态势。主要问题是,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民生的改善相对滞后,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项目的变化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如果以发展中的现象解释,这种不平衡可以理解为一个阶段性问题。但是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达到较高水平阶段之后,人们对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新目标,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了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在这种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加快民生建设成为不能再延迟的建设工程项目。
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无论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进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呈现的特殊变化轨迹,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一般性发展逻辑,即人类社会初期呈现的是民生与生产的内在互动关系,民生的生存内容建筑在收入平均分配基础上;而发展到较高的社会阶段后,当生产力的进步让生产者可以家庭形式组织生产,民生与生产的关系即变成了一个统一体,个体或家庭的生产能力成为民生的唯一保障;当社会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尤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使民生不仅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还取得了不断丰富的内容,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都成为民生的重要内容,并且与经济增长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生与经济增长关系尽管显示出一些特殊性,但其基本逻辑依旧遵循着由统一到分离再到趋于统一的线索。
对于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从民生的不同内容出发展开,但随着民生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我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民生的某一具体内容切入分析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希望构建一个民生指数,并以指数作为民生的整体表现分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开辟了一个研究民生与经济增长的新路径,而且可以从整体上对民生的发展程度有较为准确的全面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这项研究探索的更深刻的考虑,是希望借此分析我国政府所提出的民生建设对未来经济增长到底有着怎样的作用,以期为建设一个经济持续增长,民生不断改善的新型的、和谐的社会做出贡献。
三、民生指数的构建及中国的表现
以上分析表明民生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广义的民生可以涵盖人们生活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即使狭义的民生也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进行的收入分配、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分析足以显示,每一项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我们不将民生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进行考察,而仅仅从民生的某一方面展开分析便显得不够完整或综合。对此,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是,通过构建一个指数以反映民生建设情况。
在对经济现象加以评价或研究时,当某一经济现象由多因素构成,通常的做法是采取综合性考察的方式,运用某种数学手段将包含着多种因素的经济现象以一种指数的形式加以衡量。指数属于统计学的范畴,是一种表明社会经济现象动态的相对数。当遇到一些不能直接相加和不能直接对比的社会经济现象时,运用指数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分析这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总变动以及各因素变动对总变动的影响程度。学界在有关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已经构建了许多指数以反映不同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如价格指数、股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各种竞争力指数、幸福指数,等等。本文所研究的民生問题目前还较少有人构建指数加以测度,这可能是因为民生包含的各项内容比较具体,每一个内容无论是自身,还是将它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大课题。如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本身是贯穿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课题,有着不断变化的内容需要人们对它进行新的不断的研究;就业与经济增长、教育与经济增长等都是很好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不过,随着民生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民生的综合性考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时,通过构建民生指数的方法研究民生,不仅可以动态地反映民生建设情况,而且可以发现民生建设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构建民生指数首先需要确定其包含的因素。民生具有的非常丰富的内容使确定民生指数究竟包含哪些因素成为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前文在对民生与经济增长的历史和逻辑考察中提出的有关民生的几个方面,包括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显然都属于民生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理应作为构建民生指数的基本要素。本文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民生指数,采用如下函数形式表示:
Q=Q(Edu,Emp,Inc,Soc)(1)
其中Q表示民生水平,Edu指教育,Emp表示就业,Inc是收入水平,Soc指社会保障,各自由二到六个二级指标构成,见表1。
构建民生指数需要对相关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如表1所示,民生指数指标体系涉及两类指标:一种是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所体现的民生水平越高;一种是负向指标,即数值越大,所体现的民生水平越低。
确定了构建民生指数的各个变量后,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赋予各变量的权重。这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即以各指标得分值序列的第一主成分系数的相对值作为权重,表1中各指标后括号内的数值即为各自对应的权重。
以上是本文提出的构建民生指数的指标体系,具体有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选择这18个二级指标描述4个一级指标,除了它们可以比较好地反应四个一级指标的状况外,还考虑了各个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这些指标都属于民生领域包含的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作为民生指标分析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如前所述这样分析有些片面,难以做出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怎样关系的判断。因此,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民生指数,不仅有利于对民生发展的状况作出评估,而且可以从总体上分析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民生随之也相应地得到改善,这对于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生活的人都有切身感受。不过,这种经验性的结论仍不足以对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因此,为了做出科学的评估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将选择一个阶段,通过具体数据对民生状况做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化的测度,在此基础上对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加以实证性分析。首先,我们对我国1995-2016年民生指数及其四个子指数进行测算,如图1所示,四个子指数分别由各自的柱状图表示,而它们的累加之和即为当年的民生指数。
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体上我国的民生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民生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持续改善,民生的综合指数也不断提高,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生发展的重视以及民生建设的成效。不过,从图中所显示的民生指数变化或增长率看,金融危机前后的整体增长率有所差异,简单而言,前期民生指数的增长率处在较高水平,而后期民生指数的增长在减速。分析原因,一方面民生综合指数已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民生综合指数的增长率降低可能与经济增长情况具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民生综合指数增长率下降的几年里,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但这种经验上的相关性是否确实存在因果关系呢?对此,我们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能够得到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对准确的结论,我们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为此,我们借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讨论。
在做实证检验之前首先进行变量的选取。民生发展方面,我们采取前面测算过的民生指数(L)作为变量指标;经济增长方面,我们选用以1995年为基期平减后的1995-201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变量指标。出于尽量减少高阶趋势项影响的考虑,本文采取对变量指标对数化的处理办法。
五、结论
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一个基本关系。经济增长是民生的基础,但经济增长在体现这一基础地位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人类社会初期,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用于滿足人们的生存之需,并全部转化为民生。随着生产力的积累和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除了满足人们的生存或生活之需之外,还被用于积累,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民生的基础地位是具有一定间接性的,而且这种间接性受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政府对民生的态度影响,具有较大的弹性。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可以更大地促进民生建设。总之,民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民生作为经济增长目的的表现是有所不同的。人类社会初期,民生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而且是经济增长或生产的前提。随着生产力的积累和水平的提高,民生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失去了唯一性,而且被区分为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当代社会,一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又呈现出一种新趋势,民生已改变其被动地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民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了民生与经济增长后两个阶段的关系,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加快经济增长本身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经济增长对于民生的意义被放在加快经济增长本身之后,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更多地用于积累。但是,在经历40年高速增长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阶段,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或者可以认为民生发展已经上升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寻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将加快民生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培育民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为此,应彻底转变发展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寻求民生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建立配套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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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