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话语中的镜像社会
吴日霞 韩明
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疾病与健康是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医院也因其治病防治、保障健康的社会职能成为政府、普通群众、传媒的关注点。以医院为叙事空间、以医护人员为主要角色的医疗剧也因其现实生命力，获得人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急诊科医生》《外科风云》《产科医生》《长大》《感动生命》《医者仁心》等一批电视剧聚焦于医护人员的职业生活与个人情感，将社会焦点问题如医患关系、医疗制度与医护群体的生活现状以视觉画面反复呈现。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偶像、都市、悬疑、言情等市场化元素，兼容大众性、平民性等叙事要素，满足了观众对电视剧艺术的多样性需求。同时，医疗剧在拟社会情境中再现神秘的医院场景，感知人间的世情冷暖，重构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信念。不管在现实意义上和审美意义上，医疗剧都体现了中国电视剧在新时代的创新与进步。
一、现实主义的审美形态与叙事主题
现实主义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意愿在美学上的映射，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建构模式。现实形态的电视剧与时代生活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并借助其影像表意系统和日常生活相互呼应。医疗剧借助大众传媒强大的覆盖力与影响力，以其直观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影像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嬗变，成了当代人生活与情感的历史镜像。随着“时代改革”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一种社会“潜文本”，始终以投射的方式影响着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叙事。医疗剧作为一种电视剧类型，以现实主义的审美常规引导大众意识。现实形态电视剧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国人的当代生活为背景，以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情状为主的一种电视剧艺术形态”[1]。在青春偶像剧与古装剧营造的华丽视觉中，医疗剧重申了呈现社会问题和表达社会情感的重要性，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实感。电视剧是记载时代生活的公共文本，是时代症候性的集中显现。它以敏锐的创作触角，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并快速建构当下荧屏的突出景观。而医疗剧是通过对日常场景的真实建构、对细节道具的精益求精以及对人物形象的生动描摹营造出与时代特征相符的生活质感，真正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在价值观混乱、影像狂欢的传媒时代，医疗剧创作者秉承对日常现实的关注以及对电视剧艺术的诗性思考，完成了对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和对价值理念的传达。
当代中国医疗剧的现实诉求主要沿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时代生活的再现，对社会意义层面的现实性表达。医疗剧不管在拍摄手法上还是在题材选择上，故事主题和情节策划都折射出深刻的现实意义。如《医者仁心》“以真诚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生活，不偏袒、不折中，客观真实地揭示出当前的医患现状”[2];《急诊科医生》则以相对“保守”的叙事回归生活本身、现实本身，再现了急诊科的医疗故事，整体风格偏向稳重，接近于日常经验;其他诸如《外科风云》《产科医生》等，也皆以某一特定科室为叙述对象，将日常性、现实性以及现实精神灌注其中，再现了繁复而真实的人生百态。医疗剧对复杂的生活空间与生活矛盾作了广袤而又细致的把握，形成表层与深层、医术与道德互相补充的复调色彩。电视剧创作者不是单纯地把自己拘囿在一个凌空高蹈的个人世界，而是脚踏实地，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发出自己的呐喊。它再现了社会现实中的多重矛盾形态，一切美好与不美好、职业信仰与人性缺失都如实呈现，并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进行情感互动。在医疗剧中，手术台上剖析的不仅是人的身体，更是指向市场化时代下的社会症候。医疗剧直面现实，探讨了大时代背景下具有普遍共性的问题，记录了医生失德（如《医者仁心》中的陈光远在当药房主任期间拿药品回扣400多万;《到爱的距离》中妇产科主任刘贸然强奸女患者，帮人做代孕;《最后诊断》中脑科医生马培德因为嫉妒沈知鱼而毒杀无辜的病人和护士长，一步步陷入犯罪的泥潭;《柳叶刀》中的张步高因贪图金钱和美色而罔顾法律和生命等）、医闹事件（如《医者仁心》中姚淑云一家对刘敏的殴打与羞辱，《心术》中患者刘三妹的家属在医院的职业医闹，《急诊科医生》中患者家属张梅在医院的无理取闹等）以及农民工的医疗问题、无良媒体等一系列社会热点话题，这些话题基本是对现实情境的再现，既是社会现实的镜像，亦是对生活的艺术性提炼。可以说，生活的多种审美形态，如悲伤与欢喜、崇高与卑下、美与丑等在医疗剧这面多棱镜下纤毫毕现，让观众看到了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多维度透视，让叙事者与观众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医疗剧的结尾往往是医护人员在实现一轮圆满后又面临新的突发情况，这种开放性的剧情结尾，引发读者对剧情进一步发展的判断与遐想，也在回味之余加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二是对人的生存命运的观照。正是对医护人员群像的关注和呈现，现实才得以被审视。医疗剧在对群体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关注中展开对现实的“凝视”，通过展示政治权力、商业文明与社会偏见等对医护群体的伤害与异化，医疗剧成功实现了对现代人的生存图景的反思。当代中国医疗剧力求真实地再现当前医疗群体的职业烦恼，这些烦恼的复杂性以及相互交织性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医疗剧在客观上也凸显了当代社会各个阶层的心理症候，触及了一代人的精神冲突，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巧妙地借助观众的集体记忆，将作品与时代背景挂钩，从而在影像中模拟了一种类似现实生活的拟社会互动，旨在将观众带入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参与荧屏里的现实人生，给予人们生活情境的真实触动。在人物形象建构上，医疗剧塑造了不少充满人性與仁心的人物，如《医者仁心》中的钟立行与武明训、《产科医生》中的林晶、《外科风云》中的庄恕、《感动生命》中的司马博铭、《到爱的距离》中的李睿、《长大》中的周明等等。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着对医护人员人性光辉的观照，尤其是他们誓死坚守“医者仁心”的职业信仰和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在繁重的救治任务和外界的不断质疑下仍然不改初心，体现出肩负医生这一职业的使命担当。同时，当代中国医疗剧更重视一种“生活原态”，注重反映医护人员作为普通人的多重性，即他们不仅具有英雄的一面，同时也拥有普通人的所有生活情态与思想情绪，他们也是生活里的“负重者”，身体的劳累与精神的疲倦，面对质疑的无奈和生活的重负，让他们在荧幕上逐渐退去了医护人员神圣的外衣，呈现出平凡人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诸如《外科风云》《长大》《医者仁心》等剧中有大量的语言镜头指向医护人员的情感与生活。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医疗题材从元素上来讲，是以医疗为主叙述，而辅以伦理、爱情、婚姻、家庭等多重元素交织。其中体现医护人员对职业动摇的方面尤其显得真实，像《医者仁心》中的钟立行、刘梅，《心术》中的谷超华、张小蕾，《急诊科医生》中的江晓琪等人都曾因紧张的医患关系而对职业产生倦怠和怀疑，他们身上凝聚了医护人员这一群体的精神焦虑。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复合体，当代中国医疗剧如实写出了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表现了现实人生的完整性。从社会层面而言，他们在与困境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凭借自己的医疗技术与人格魅力整合起自己的社群，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在个人层面上，他们又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弥合自己的情感创伤，满足了当下人心对于现实的期望。
二、“情”与“理”的共融与交互
2018年，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聚焦医疗改革问题，以情法交织的叙事逻辑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对百姓的关怀之“情”让程勇为贫苦群众走上走私药品的违法之路，威严的法理让他再三犹疑甚至中途收手。情感和法理形成的双线叙事逻辑让电影文本凸显出巨大的叙事张力，让观众得以通过电影实现情感互通。影视叙事所呈现的声音或图像，在再现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渗入了叙事主体情感与意志，所以电视叙事展现的世界既是客观化的世界，也是情感化的世界。在当下，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叙事形态正影响着电视剧的叙事技法，尤其情与理的交融，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向受众传达出一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甚至产生一种崇高感。比如《急诊科医生》中有一段故事，讲述一个婚礼在即的小伙因在事故中救小女孩而全身烧伤，生命弥留之际，展现了人性脆弱的一面。但当再次面对被他所救的小女孩时，他又觉得自己的所为是非常值得的。通过对生死之间情感波动的叙述，成功将人类对死亡的接受、对疾病的接受这一话题理性地抛出，由此向受众呈现出人世间的大情大爱，彰显出一种崇高性。诸如此类相似的情节，各类医疗剧中都不少见。可以说，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在宽容的叙事语境中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情与理的共融与交互检验的是艺术内部自身各要素的平衡力，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当镜头仅仅流转在医护人员的匆忙背影与医疗器械之间时，医疗剧无疑只是当下医院生活的实录，与观众建立的信任感便会面临崩塌的危机。因此，在理性客观的叙事之外，情感力度是博得观众欢心的主要叙事手段。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家庭跌宕起伏的历程贯穿整部医疗剧的情感叙事逻辑，普通人的情感欲望与医生的职业生活共同建构了医疗行业的世俗人生。理性与欲望、现实与理想、事业与爱情镶嵌在医疗剧的表层叙事框架中，在交织与碰撞中形成了情与理交互前行的叙事逻辑。
“长久以来，情感是架构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形成意义中最有特点的成分，也是操纵观众的重要机制之一。”[3]关于情感的叙事已经成为一种共享的资源，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相互勾连，在由情感营造的共享情境中，观众可以尝试理解他人生存的现实世界，无意识地调动自我经验，将自身经验投射到理想的人物角色中，形成经验重叠的拟态现实，使受众对个体角色达到情感上的认同。情感作为一种叙事符码，也是一种叙事内容。线性叙事讲述故事发展的历程，而情感则能将影片碎片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新的意义。医疗剧虽然将日常情境设置在医院，将医疗事件作为表层叙事框架，但在直面医疗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医疗叙事框架上，血浓于水的伦理亲情与相知相恋的爱情成为不可或缺的保鲜剂，《心术》含有生活剧、爱情剧等，《长大》《青年医生》又兼有轻喜剧的言情性，《急诊科医生》则掺入生活伦理、家庭婚姻等元素，等等。可以说，当代中国医疗剧的基本叙事路线就是基于情与理基础上的以医疗故事为主基调而掺杂多种叙事范式的融合。在当代中国的医疗剧中，在人类与疾病、与生死的抗争中，不仅会催生个人情感的萌发，更会培育医疗行业对生命的大爱。个人的自由、欲望与情感，不单纯是一种感性行为，而是理性与感性互相作用下生成的。医疗剧文本大多采用由理入情的文本结构，情感建立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个人欲望，更多的是对对方身份的赏识与认同，如《急诊科医生》中的何建一深深折服于江晓琪的广博学识和高尚医德，在相互质疑、相互理解中渐生情愫。《心术》中的美小护被霍思邈的医术和情商所感染，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情感都是建立在精湛的技术、超凡的能力与善良的人格基础上的，理性与感性相伴而行、彼此护航。此外，国产医疗剧也常常表现一种情与理的胶着。因为对医护人员而言，他们既是医者，也可能是患者或患者家属。在生死无常的医院中，生活方式和价值取舍上的差异往往让他们面临着伦理上的困惑与情感上的彷徨。《感动生命》中的司马博铭为救治患者错过了自己孩子的手术，最终失去了孩子。《心术》中的刘晨曦拥有高尚的医德，却也无法避免作为患者家属的痛苦，在为女儿选择肾源的过程中面临着职业道德与骨肉血亲之间的艰难选择。《急诊科故事》中江晓琪徘徊在养母郑岚的养育之恩与所在公司的医药事故之间，最终选择了正义，揭发了养母所在公司的相关罪恶。这些挣扎在情理之间的医护人员与普通人一样有着难言之隐，一样承受着生命的伤痛。但是，他们最终守住了誓言与医德，并在无意识中得到了情感的慰藉。在情与理的碰撞与交织中，职业道德的高尚与人性的光辉交相辉映。这些电视剧文本从浅层次上看，讲述了医护人员从接收患者到治愈患者的经历，但更为深刻的是他们实现职业、家庭与情感三者和谐的人生体验，致力于塑造完整人格的努力。崇尚理性的时代主题，以情动人的商业策略，两者的结合是当代影视剧的美学追求，也是当代人审美旨趣的反映。在故事的真实性之外，仍不失理性认知和人文关照，体现了当代影视创作人的人文素养。
三、后现代文化与空间转向
现代性的历史就是高扬时间、贬抑空间的历史。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时间到空间的转向，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在空间的几何学意义之外，赋予它以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并指出空间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人类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这种观念改变了以往将空间视为某种静止存在的传统观念，赋予空间以生产性、社会性和历史性。[4]列斐伏尔的继任者——人文地理学者大卫·哈维认为，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人类通过对物质性空间的感知和行动，体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条件、状况、行为和社会关系。在体验中，不仅要思考自身与物质世界接触时的各种内心感触，同时也要体察人与物的交流中所凝聚着的各种社会性内涵。[5]国产医疗剧对空间场景的再现与审视，空间凝聚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物角色基于自身体验形成的“地方感”，都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空间话语。
理解一个空间，就要在表现空间中捕捉到背后的物质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语境。作为一个物质实践的场所，医院是诊治病人、保障国民身体健康的特殊场所。医院让身体系统出现问题的人相逢在一个有序而又寂静的空间，医疗器械、消毒水的味道包围着病人。《急诊科医生》《外科风云》《产科医生》《长大》《感动生命》《医者仁心》等医疗剧自始至终都是以医院内部空间为主要的拍摄场景，医院的嘈杂，救护车的呼啸声，医护人员的忙碌脚步，反映了21世纪初快节奏的时代气息。伴随出现的急诊大厅、病房、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典型场景，以及麻醉机、无影灯等医疗设备，都完整地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医院景观。人类的出生意味着对空间的占有，死亡代表着对空间的放逐，而医院正是一个摆渡生死的空间。医疗剧中的空间设置源于现实的物理空间，又是現实空间的再现，它的叙事空间与外部空间存在着亲密的联系。医院的物质属性决定了这个空间缺乏诗意与温暖，充斥着身体的疼痛与疼痛的不可通约。但是，国产医疗剧以艺术的形式在现实空间中注入了温暖与善意，尤其通过人物行为将模糊的只具象征性的医院空间变得人性化和个性化，如医护人员自掏腰包为病人缴费，为病人建立爱心基金，为路人引荐医生，这些虚构的事件或是源于现实生活，或是创作主体的理想寄托，都在颠覆受众认知惯习的基础上改善了社会关系和观众的体验感。
而在社会语境中，医院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在现代性语境中，医院不是一个具有自足性的封闭空间，而是一个流动的、开放性的、蕴含着无数能量的空间。它处在最繁华的地段和人群密集地，受到商业、技术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主导。医护人员与病患的交往，会将医院这个固定的空间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的众生相就在医护人员与病人的故事中延展开来。医院作为医疗剧展开情节叙事的主要场所，既可以表征出整个医护人员共同的群体镜像，也可以折射出人物的个性。可以看到，国产医疗剧的结构基本是单元剧或类单元剧，通过医护人员与患者的交往互动，共同完成对医院这一空间的阐释与重构，而在此过程中，医院也完成了对一代人的精神群像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这其中，既有对医者职业精神的彰显（如《心术》中的刘晨曦等）、个性的呈现（如《心术》中的霍思邈、《外科风云》中的陆晨曦等），甚至反面性的揭示（如《心术》中的谷超华、《外科风云》中的修敏齐等），也有对患者百态的书写，医者与患者（或患者家屬）群像皆在“医院”这一特定而开放的空间中交集，形成人生百味，“医院既是身体病痛集中呈现的平台，也是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角色表演的舞台，更是命运黑洞与灾难偶然性显影的聚集地。”[6]开放性的空间意象，标示出医院的流动性，以及身处其中的医护人员面临的无限可能性，这为透视人性和现实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鲍尔德温在其《文化研究导论》中认为，空间是我们居住和劳动的地方，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其中的房屋、街道、工厂、办公室、学校、公园、影院等，对于这些地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地方感——对这些地方如何运作的基本理解以及对于这些地点挑剔的情感，像喜欢、不喜欢、爱、恨、接受、拒绝等等。[7]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空间都已经被注入了人类的理性认知和集体情感。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其不仅是拥有一个物理位置，更是投射了自我对空间的理解和体验，寻找自己在一种职业中的地位或在一种意义结构中的位置。《医者仁心》中的钟立行、《心术》中的谷超华、《急诊科医生》中的江晓琪等人都是医学界的精英，他们对医院形成的“地方感”，使他们渴望破除外在世界的藩篱，建立一个平等的人性化空间，这其中熔铸了他们对医疗行业的理性认知和对医生职业的情感眷念。即使他们都曾因紧张的医患关系而对职业产生倦怠和怀疑，也最终克服了自身局限，在理解和接受中实现了价值归属。医疗剧的结局大都采用了大团圆的传统模式，见证了职业信仰的坚韧与人性失落后的回归。这说明，电视剧创作者并非只是观察、记录医院这一空间里的人与事，更是在迎合社会核心价值观中重塑了一个理想的人文空间。
结语
近年来，中国医疗剧类型的现实题材作品迅速崛起，无论从话题度还是收视率都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急诊科医生》《外科风云》《产科医生》《长大》《感动生命》《医者仁心》等一大批医疗类型剧获得社会与学界的关注。这主要源于该类型题材的现实主义审美形态、情与理交融的叙事结构，以及以“医院”为空间书写的百态人生对于受众的吸引力，等等。
医疗剧探讨的是关乎生命的主题，呈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的观照。其不仅能通过图像传达现实生活的镜像，更能通过观众的感知将图像的意义延伸到社会层面。它浓缩了社会发展的点点滴滴，从现实生活出发，关心职业操守与社会正义的归属，对社会具有建构性价值。同时其也暴露出当下的社会性问题，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医疗制度的缺陷和人文秩序的脆弱。医疗类型剧是结合专业性、商业性和艺术性三者的大胆尝试，实现了个体生命与社会认同的契合，也参与了社会问题的探讨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其社会意义在于呼唤着市民的理性，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尊重。理想人物的塑造，积极意义的彰显，向观众传递了神圣的医护人员普通的一面，也为医生与患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相互传递着真善美的现实关怀。疾病的治愈与积极乐观的价值取向赋予了医疗剧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这也是医疗剧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陈友军.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4.
[2]闫玉清.搭建医患和谐的“鹊桥”——评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 J ].求是，2011（05）.
[3]欧阳宏生，徐书婕.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感呈现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5）.
[4][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4.
[5]刘丽.大卫·哈维的思想原像——空间批判与地理学想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54.
[6]牛鸿英.疾病的隐喻：近年来国产医疗剧的“治愈性”叙事分析[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3）.
[7][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