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历史剧《司马迁》的创作分析
【摘 要】秦腔是陕西文化艺术的一张标签，跟随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步伐，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承。大型秦腔历史剧《司马迁》是西安秦腔剧院历经八年精心雕琢的成果。《司马迁》由“全陕西班底”打造，用陕西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秦腔演绎，于2017年8月31日，在易俗大剧院正式上演，好评不断，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了秦腔戏剧独特的艺术文化魅力。同年10月，《司马迁》登上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的舞台，获得陕西省文华奖优秀剧目奖。该剧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和演绎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上“尚真重信、坚韧不拔、刚正不阿、永不放弃”的精神，力求真实还原和反映历史人物，从舞台设计到人物塑造和表演，堪称是一场视觉盛宴。
【关键词】秦腔;《司马迁》;创作分析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1-0004-03
一、创作和背景分析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蔚为大观”，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可折射出秦人对秦腔无限的热爱，唱出了不计其数的秦人秦事。它是秦人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载体，深深植根于秦人的心中，是三秦人民的精神家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秦腔历史剧《司马迁》历时八年，打造出一部秦人秦腔秦戏。
该剧讲述了司马迁面对挫折，面对梦想，面对生死抉择，一生奋力挣扎和忍辱负重的故事，不仅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生动质朴的语言成功塑造了司马迁的舞台艺术形象，同时也给观众留下跨越时空的广阔思考空间。剧本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运用当代人的审美眼光去重新审视历史，在传统与革新、生存与死亡、理智与情感的相互矛盾中高潮迭起，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司马迁生活化地呈现于舞台上。剧目反复沉淀打磨，那种细腻的刻画，把人性写到极致，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令人陶醉。由于《司马迁》的创作反映了人物的自身特性，塑造了典型的历史人物性格，同时在舞台灯光的设计和音乐等方面有所创新，获得了较好的口碑，一举拿下了陕西省文华奖优秀剧目奖。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古来了解他人易，知自己者难，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功存千秋、高山仰止，这对于陕西人来说是一种自豪和荣耀，仿佛从他身上透射着我们秦人的优秀与魅力。因此在对于司马迁个人的认识上，秦人更加难以去客观评价。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客观的，它的文学、历史价值都不容置疑，但笔者以为，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已经是主观的了，怎么看待这位伟人，又如何塑造一代大家，成为了当代戏剧或是小说的一个难点。
自建国以来，对于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戏剧研究数量不少，但大多受到一些影响，司马迁仿佛成了遭受苦难的文人代表，人们更多去关注他被迫害的一面，反而忽略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文人、作为一个陕西人的个性特点。伟大与不凡应当是从一个人点点滴滴的细节上得以体现。人们向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对比，为了突出一个人的可怜或是伟大，总要夸张地渲染其所遭受的灾难，十分注重渲染苦难与灾祸，仿佛这才是一部戏劇的高潮。然而，戏剧的主题本该是更为精神性的，真正好的戏剧，不会过分夸张一个人所遭受的苦难，这是对人物最大的尊重。
二、秦腔历史剧《司马迁》的艺术性
秦腔历史剧《司马迁》经八年磨砺，终于惊艳亮相。整部剧一共有七场，即廷祸、抉择、家难、归乡、论道、应诏、廷辩。在这七场中，本剧打破惯例，将“论道”一场作为高潮，主要是从“双男主角”汉武帝与司马迁的对话中体现矛盾，反映出一种思想、观念、追求上的交锋，演绎出一场“文道”与“王道”的交锋冲击，这一场或许不是史实，但是史评。
在《司马迁》上演的一段时间里，许多观众质疑其不符合史实，其实历来的历史剧，多少都会有些不符合史实之处，不少人都会对此质疑，因此出现了一种说法——历史剧不是历史。历史剧始终是戏剧，绝不会有人把历史剧归类于历史学之中。戏剧之所以是戏剧，它有着丰富的艺术元素在其中，丰富的艺术方法与技巧注定它不能完全符合历史现实，而是应当更多符合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即文学艺术与人民的精神联系。
列宁对于人民性的阐述如下：“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简言之，就是艺术作品必须反映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纡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哈，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这段文字充分阐述了汤显祖所认为的艺术创作风格“至情”内涵，更为强调艺术的感染力与戏剧的“无故而悲”“无故而喜”的效果。审美感受是艺术的重要受众效果，因此一台戏剧最为重要的是所要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内容与感染力，有多少是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又有多少是可以让观众“无故而喜”“无故而悲”的。因此，戏剧也许应该在尽量符合史实的同时注意到人民性。
三、秦腔历史剧《司马迁》的重塑性
中国戏剧不似西方戏剧的直接直观，中国人是委婉的，中国文化是潜移默化的，因此在戏剧观中，关于重现与重塑，有诸多讨论。秦腔《司马迁》虽属于历史题材，但它不可脱离时代，脱离群众。汉朝是封建的阶级社会，处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戏剧，只有不逆流时代，才能有更好的受众。
关于秦腔《司马迁》重塑与重现的探讨，很多观众在看完首演以后，表示许多地方与史实不相吻合。首先在《归乡》一场中，司马迁回到芝川时，其妻与其女将一碗放了胡椒的香浓可口的热汤面送上前，其中台词有专门的细节性描述。据史料考证，胡椒主要产于波斯、阿拉伯、非洲、印度及东南亚一带，唐时传入中国，但司马迁生于汉朝，当时汉朝不可能有胡椒，即使可能存在，也至少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因此，胡椒在这里出现，许多人以为不妥。当然对于面条也存在争议，古代所指的“五谷”主要是稻、黍、稷、麦、菽，其中麦是后来从西域引进的。麦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蒸着吃的，也就是麦饭，它吃起来口感不如稻子好。把麦子磨成粉，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吃法，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到战国和汉代时才有。最早用面做成的食物叫做饼。例如电影《赵氏孤儿》里程婴吃面条的场景是不对的，那时候还没有面条，他要想吃上这一碗面，大概还要等七八百年。北魏时期有了关于面条的明确记载，《齐民要术》中记“水引”法：先用冷肉汤调和用细绢筛过的面，再“揉搓如箸著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在陕西习俗中，有一句古话：“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就是指亲朋好友远道而来时，陕西人必定会先下一碗热汤面来与其接风，因为热汤面下肚温暖，往往能使风尘仆仆的归人感动。离别也是，自古不离饺子送行、灞桥折柳，这仿佛成为了陕西人特有的习俗。
《司马迁》是一部秦人秦戏，从里到外都透露着浓浓的秦风，一些表现形式是为剧情、主题、思想服务，并推广文化，目的是与观众产生共鸣。时代是发展的，包括艺术在内，不可能是停滞不前的，也就是说，好的艺术是一定符合人民性的，但人民与时代相连，不同时代的人民性各有不同，因此戏剧也是发展的，是需要合乎时代潮流的，秦人至今都有“迎客面”的文化传统，在这里使用热汤面情节也许只是为了贴近生活，表现情感。剧中意象不少，例如南五台的实心竹，象征着心眼实在的司马迁;还有也是在历史后期才出现的狼毫，等等，也许都是同热汤面一样，借代着文人之意。
本剧是历史题材，但主题不是讲《史记》或者讲《史记》是如何历经苦难才完成的，而是描述一个真真实实、普普通通的秦人，一个陕西人——司马迁。对于陕西人而言，司马迁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关于他的重塑与重现，一直都有诸多说法，但在秦腔《司马迁》中，只是单纯塑造了秦人秦性，从司马迁的身上，可以看到秦人共有的性格特点，仿佛他除去文人史官的高冠之后，余下的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秦人而已。“生、冷、蹭、倔”是陕西人的普遍性格，每个秦人身上都有一种拗劲儿，一种坚持，这在司马迁身上很好地体现出来。当灾难临头时，他依旧不改其意，再归朝时坚持以实写史，身受腐刑也必要完成《史記》，后又在应召时依然刚正不阿、不屈不挠，终究使汉武帝不得不敬佩司马迁。从此可以看出一个陕西人特有的执着。
汉武帝也是陕西人，他也是倔强执着的，但后来他肯下罪己诏，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确是错了，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秦人虽倔，但会向真理低头的性格，毕竟陕西人的倔强劲儿，都在“不虚美，不隐恶”上。在“论道”这场戏中，以汉武帝的王道和司马迁的文道进行对比，王道或许就是平天下，但是汉武帝的王道并不是纯粹的王道，也带有明显的霸道;而司马迁的史传，一心就是要“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事求是。君臣之间的论道通过他们在生存与死亡、理智与情感的相互矛盾以及相互理解中去展现，与此同时，也折射出了三秦儿女骨子里的倔强与执着。
四、秦腔历史剧《司马迁》的创新性
《司马迁》这部剧深入挖掘和演绎历史人物司马迁身上“尚真重信、坚韧不拔、刚正不阿、永不放弃”的精神，不仅是真实还原和反映历史人物，而且在音乐、舞美等方面也有所创新，如在伴奏乐器中加入了一些西方乐器，使得音乐更有震撼力和感染力。
舞台灯光、背景、切末、机关装置等经大胆创新特别到位，十分逼真，气势宏伟壮观。剧中司马迁被打入大牢后，按传统表演应该戴枷锁，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戴枷锁，而是挂着冰冷的铁链，加上冷色昏暗的灯光，足以让观众感受到大牢的气氛。在“论道”这场戏中，舞台背景的一轮明月格外引人注目，兴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就是一轮真实的明月。
服饰上，大胆改进，华丽创新，其中不足的是在“家难”这场戏中，同剧情相结合，司马迁夫人柳倩娘及其女儿的穿着应该是很朴素的，可在剧中过于华丽。
戏曲表演中表演形式上不拘泥于传统和程式的束缚，在戏剧语言的处理上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剧中酌情减少了秦腔的唱腔成分，增加了道白场面，特别是在“论道”当中，君臣相辩，以道白为主。在司马迁回村被村里的小孩侮辱后，他感觉无从是处，忍辱负重，然后如“僵尸”一般“砰”的一声倒在地上，震撼人心，扣人心弦。这一“倒”体现出了司马迁内心的惆怅，纵然满腹委屈，又能向何人诉说？他内心的孤独和凄凉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
五、结语
“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报任安书》）其中“耻辱者，勇之决也”，体现了一个陕西文人身上最本质的特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司马迁是不畏死的人，也才会因此更加有魄力和勇气来坚持完成一部呕心沥血的史书，他的伟大，该是于此体现。“忠直耿耿许多年，文心灿灿筑青史，赤子仁心几人谙，执拗刚烈如痴憨。批三皇又写五帝，终成史家之绝唱。素衣太史公，真正是重生了那一撇一捺！”对于秦腔历史剧《司马迁》而言，同样是历经不少挫折，从剧本到舞台，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好在历经八年，终于惊艳见世。至于幕后台前，多少纷繁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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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尚君（1994-），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戏剧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