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构建

    姜勇 周榆

    

    

    

    [摘 要] 为构建普惠性幼儿园的指标体系,本研究首先采用随机抽样法,对我国东、中、西部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06名幼儿家长、教师、园长等进行问卷调查,然后运用SPSS和MPLUS软件对指标体系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二阶因子验证性分析,最终形成我国普惠性幼儿园的Gain-5A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维度、12个二级维度和53个三级指标。5个一级维度为“分得均”(allocation)、“达得到”(accessibility)、“配得齐”(assorting)、“治得优”(administration)、“惠得广”(all-in)。12个二级维度为基础投入、重点投入、入园条件、选择机会、质量规范、资源环境、幼儿发展、收费标准、资质保障、教师配备、面向大众、弱势照拂。该指标体系基于多元视角,以人民对学前教育的获得感为核心,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澄清和丰富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与外延,为政府科学规划、认定、评估和治理普惠性幼儿园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新公共服务理论;社会公平理论

    一、问题提出

    在推动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公益普惠的发展原则。近年,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调普惠性学前教育要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学前教育资源迅速扩大,普及水平大幅提高,“入园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总体上看,学前教育仍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短板,特别是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体系尚未建成,这主要是由于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还有不足,全国范围内“入园难”问题虽有所缓解,但未根本解决。同时,脱贫攻坚地区和城乡接合部地区的学前教育资源十分紧张,其普惠性幼儿园的供给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加之国家财政在学前教育上的投入不足,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社会经济发展、教育财政投入的比重依然偏低,学前教育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尚未建立,“入园贵”问题进一步凸显。因此,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大力促进普惠性幼儿园发展,是当前国家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紧迫和现实问题的正面回应,也是政府为切实解决关乎民生大计的“入园难”“入园贵”“入园远”等问题提出的战略方案。

    在国家大力提倡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背景下,如何科学地认定与评价普惠性幼儿园的公益普惠性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目前对普惠性幼儿园的办园标准有一定的政策界定,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样的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如何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和评估幼儿园的普惠性指标,还存在很多问题。当前对普惠园的界定主要依据办园形式,还未形成能够完整、全面反映普惠性幼儿园普惠性质的独立、清晰、科学、明确的标准体系。统一清晰的理解共识是普惠性幼儿园科学规划和有效建设的前提,当前实践层面、政策层面与学术层面的理解视域尚存在分歧,未达成共识,会影响到对普惠性幼儿园的科学界定。[1]政策层面更注重普及率的目标,倡导“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广覆盖、保基本”等的发展基调和原则导向;学术层面更关心普惠性幼儿园的质量问题,在内涵解读上集中于对政策价值取向的挖掘和学理阐释,如普遍惠及、人人享有、无排斥、低收费、非营利等;[2]而在实践层面,公众语言更加直观具体,如家长们更为关心孩子能否有机会上幼儿园,上园是否方便,学费是否经济实惠等。[3]

    因此,通过“指标”来科学地界定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特征在当前十分迫切。一方面,它可以将复杂的教育现象概念化为不同的构成和属性,以深入认识其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又能将理论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内容。[4]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的构建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理解“普惠性”的内涵外延。此外,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全面的内涵界定、整体发展框架和具体评估内容也可为政府清晰界定普惠性幼儿园的普惠性性质,科学规划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评估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自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成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定位,对其内涵、特征、指标等的研究成为广大学者探究的重要课题。有学者依据现代福利制度理论,提出“普惠性强调的是普遍惠及、人人享有,核心属性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高包容性……一是指受益人的普遍性、广泛性,依据的标准是公民权利而非身份地位;二是指政府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三是指普及学前教育、提升教育质量是普惠性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5]这一观点道出了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基本内涵,但未对普惠性幼儿园作科学界定。还有学者将普惠性幼儿园分成两类,一类是优先服务于贫困、偏远地区幼儿的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另一类是优先服务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城市平价幼儿园。[6]这一分类突出了我国当前最需要建设的普惠性幼儿园是什么样的类型,但该研究同样未对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作清晰厘定。有学者借鉴欧洲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指出可获得、付得起、有质量是欧洲国家普惠性幼儿园的基本方向和政策定位。[7]该研究对我们思考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有重要借鉴价值,但它体现的是欧洲的路径选择,运用到国内时需要做“本土化”的思考。

    我们运用ROST文本挖掘软件对现有学术文献中有关“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进行了分析。①以“普惠”“学前教育”“幼儿园”等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限定来源为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博硕论文,截至2019年3月23日,按照发表年度从2010年到2019年下载获得321篇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筛选,最终共纳入225篇文献,并摘取其中与主题相关的内容,通过相关性、相似性、聚類、时序、趋势、情感倾向、共现、同被引、词频爆发、语义网络及社会网络的分析,进行文本的内容比较研究。[8]在剔除无意义词后,我们利用ROST软件进行分析,提取了前30个高频关键词并生成了社会网络语义分析图,见表1、图1。

    从表1、图1可以发现,普惠性学前教育/幼儿园内涵的核心词以政府、社会、收费、质量、公益性、面向、大众为中心簇布,主要词簇包括财政、公共、家庭、资源等。可见,普惠性学前教育/幼儿园的主要施惠方是政府,这与国家政策要求是相符的,强调政府举办、政府扶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经费的支持与保障等是保障学前教育公益性的重要举措。[9][10]关键词中“质量”占有较大比重,说明普惠性学前教育对质量尤为重视,主要表现为合理的资源分配和财政经费投入是保障质量的重要手段。“收费”的占比也较大,主要表现为收费要按照一定标准、是大众可接受的、是家庭可负担得起的。另外,“社会”这一关键词主要在于强调普惠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关注公平及其公益性,关注弱势群体。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学者都认为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应当作为建设普惠性幼儿园的逻辑起点,其中特别需要关注到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11][12][13][14]

    有学者认为,有效的公共服务评价需要关注到群众的满意度,考虑社会群众对学前教育的现实需要。[15][16]因此,在设计用于评价教育发展情况的相关指标时,必须站在服务主体的立场,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以人民群众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所思、所想、所盼为出发点,[17]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倡导的“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8]这种理念反映出了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这种服务模式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是评判公共服务的最终标准。[19][20]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应该成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中的头等大事,在构建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将“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置放于中心位置。

    综合文献研究我们发现,目前有关普惠性幼儿园内涵的研究较为丰富,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但已有研究对其内涵的探讨仍未有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且多以思辨为主,缺乏基于证据的实证研究支持。包括我们前期对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内涵所作的初步分析,[21]从“付得起”“达得到”“配得齐”“顾得广”“适得度”五个维度对其進行了探讨,但该研究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概念化的说明,而这些内涵是否能够全面概括普惠性的突出特征,是否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其在具体现实情境中又有何复杂的表现等等,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因此,本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的系统构建,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普惠性幼儿园内涵外延与特征的科学认识,而且有助于政府出台积极的普惠性幼儿园支持政策以及地方的有效落实。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即人民对学前教育有“获得感”为根本宗旨,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社会公平理论、系统评价法等作为指标构建内容和方法上的理论基础,旨在剖析普惠性幼儿园内涵外延的关键要素,构建和论证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本研究假设如下: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的一级维度由“分得均”“达得到”“配得齐”“治得优”“惠得广”5个因子构成,二级维度由基础投入、重点投入、入园条件、选择机会、质量规范、资源环境、幼儿发展、收费标准、资质保障、教师配备、面向大众、弱势照拂这12个因子构成。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来自我国东、中、西部的甘肃、广东、贵州、黑龙江、山东、上海、四川等14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研究共回收34806份有效问卷,其中,甘肃894份,广东8971份,贵州1031份,黑龙江969份,山东16383份,上海612份,四川5846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河北、河南、湖南、江苏、安徽、广西等地共计100份。研究对象的身份、所在区域和园所等级请见表2。

    我们充分考虑到相关持份者(stakeholders)的意见。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统计,2018年全国幼儿园平均班级数6.3个,每所园平均158名幼儿,19名教师,3名园长,分别占87.77%、10.56%、1.67%。本研究的问卷填写对象以此比例为依据,家长、教师、园长分别占82.6%、13.5%、3.90%。各群体样本数量均符合大样本分析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参考与普惠性学前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借鉴国内外前沿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成果,基于ROST文献分析,拟定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框架。

    2. 访谈法。

    研究前期实地访谈上海5名园长、21名教师、15名家长以及四川雅安农村的7名教师,获得了相关利益者对“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理解的各种具体的指标。

    3. 问卷调查法。

    问卷包括个人背景信息和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评价两部分,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按以下方式计分:5为非常符合、4为比较符合、3为一般符合、2为比较不符合、1为非常不符合,得分越高,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水平就越高。问卷回收后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管理和进行项目测量理论的数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MPLUS软件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模型分析。问卷共计回收55191份,有效问卷34806份,有效率为63.06%。

    四、初步构建指标体系

    (一)理论框架

    1. 新公共服务理论:“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构建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要以科学的政治哲学为立场,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民生保障和教育的理论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不同于基于经济利益的主导行政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关于治理体系中公共行政官员角色的一系列思想,且这种治理理论将公民置于中心位置。[22]与传统的治理理论相比,其更加强调“以人为本”,认为人本精神是“服务型政府”的灵魂;更加强调“责任意识”,认为公共管理的权力和合法性源自公众,社会公众的满意度是评判公共服务的最终标准。[23]因此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和建设,必须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为根本立场。

    2. 社会公平理论:对教育公平的不懈追求。

    公平性是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显著特征,其表现在教育机会、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过程的平等。正义社会的实现有三个要素:第一,有一个正义的宪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第二,营造一个有利于机会平等的环境;第三,政府要采取差别原则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即发挥兜底作用。[24]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提出“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其中没有一个人由于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所处的任意地位或在社会中的初始状态得益或者受损,而又不给予补偿利益或得到补偿利益,那么我们就被引向了差别原则”。[25]再者,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提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三原则:权利原则、贡献原则、需要原则。其中,需要原则优于贡献原则,贡献原则又优于权利原则。[26]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忽视对教育公平的追求,一方面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机会平等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求采取“差别原则”或“需要原则”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为最需要政府托底保障、积极关心、有效扶持的儿童和家庭,最需要政府运用财政经费予以重点支持与孵化的地区提供服务。[27]教育公平的追求应当作为建设普惠性幼儿园的逻辑起点。

    3. 多视角检视:系统评价的实证方法。

    系统评价来源于对复杂事务的认识,是对多元、多属性、多指标对象的价值判断,一般来说,评价对象比较复杂,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必须把其看成一个整体,运用系统分析的观点作出整体性的认识。系统是多属性的,因此系统评价方法是多属性综合评价的方法,具有关联性、整体性、层次性、目的性等特征。[28]普惠性幼儿园可以理解为满足公共需求的各类幼儿园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涵盖了决策、管理、供给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经费、质量等多个要素。在构建初始指标体系的过程中,研究结合政策、学术、实践访谈的相关文本内容,以综合视角丰富指标体系的内容。同时,我们注意将指标体系的构建置放于生态环境系统之中,这些环境以幼儿园、家庭、社区、社会文化以及个体与其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等不同的形式具体地存在于幼儿发展之中。[29]

    (二)初始指标体系的研制过程

    普惠性幼儿园初始指标体系的研制经历了以下七个关键步骤。

    第一步:以Gain-5A理论模型为起点,构建普惠性幼儿园Gain-5A指標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二步:从政策视域把握普惠性幼儿园的发展态势,秉持普惠性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为指标体系的完善提供政策依据。

    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总目标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并从其布局、资源、经费、质量、监管等具体测量目标中把握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追求和体制改革方向。同时,重点参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等相关文件对幼儿园各方面做出的具体部署,基于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要求完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第三步:从学理层面分析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特征,把握其内核精神和价值导向,为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根据ROST文本挖掘软件对现有学术文献中有关“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进行分析,一方面通过词频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得出前十个高频词为:政府、质量、社会、标准、公众、面向、公益性、大众、公平。由此可得出普惠性学前教育内在规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有利于研究者从宏观上准确把握“普惠性”的重要内涵特征,即公平性、公益性、有质量(也可理解为面向大众、收费合理、保证质量)等,以其作为指标体系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参考已有文献中与普惠性幼儿园内涵、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标准相关的具体内容文本,建构和完善三级指标,使预设的指标体系具有学术依据,符合表述规范。

    第四步:从系统评价理论出发验证指标体系的要素构成,关注指标构建的整体性和全面性。

    按照系统评价法,普惠性幼儿园可理解为满足公共需求的各类幼儿园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涵盖了决策、供给、监管评价等内容,具体来说涵盖了决策、管理体制、供给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经费、监督等七个基本要素。[30]研究者结合系统评价理论进一步完善二级和三级指标,使其更具系统性、完整性和全面性。

    第五步:从实践层面建构“民意文本”,以相关利益群体的实践经验作为现实依据,使指标构建体现其现实诉求,具有基层意义。

    前期通过访谈上海的5位园长、21位教师、15位家长以及四川雅安农村的7位教师共计48位利益相关者,获得了他们对于“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理解,通过文本记录、整理归纳和初步分析,提炼出共性以及研究者认为十分重要但在学术文献中较少涉及的内容,补充完善指标体系。三级指标的表述尽量从社会大众利益群体的视角出发,使文本更符合家长、教师和园长的身份代入感。表述方式尽量客观中立,使不同群体能自觉根据自己的身份、经验去理解和判断。

    第六步:从演绎到归纳,调整指标框架,丰富具体内涵。

    通过指标体系的层层建构进一步调整指标框架,在总体理念和整体框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丰富其具体内涵特征,并进一步归纳调整二级指标。

    第七步:量表试测,根据实际填写情况修改完善内容。

    指标体系经过初步理论构建后,我们选取了一所幼儿园进行预研究,以园长、教师和家长为填写对象,从题项表述是否可理解、题意是否清晰等角度出发,在被试填写完后咨询其想法和意见,再根据试测的填写情况和被试的意见进一步调整量表内容和设计。

    有学者指出,指标体系的建构一般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即根据理论分析从一级指标开始建构,然后将之层层解析,最后形成指标体系。如此建立的指标体系,内含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逻辑)架构作为支撑。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方法,即根据实践经验确定三级指标,对指标进行排列组合后形成指标体系。[31]本研究从最初的“向下演绎”——基于对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内涵和普惠性幼儿园的相关政策的深入理解,把理论模型分解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到最后的“向上归纳”——基于具体的量化指标调试理论模型,形成了Gain-5A指标体系的建构方法,即以理论分析架构一级和二级维度,通过政策文本、文献资料、系统要素验证及实践访谈的梳理架构二级维度和三级指标,根据三级指标归类调整二级维度,并嵌入一级维度。建构方法交叉融合,不断循环,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互为印证、互相补充,力求科学、清晰、准确地厘清和把握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外延,保障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三)指标体系的修订与优化

    研究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初步编制的量表进行修订,以了解问卷在题目表述、维度划分、控制变量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优化与调整。

    1. 项目分析。

    根据临界比值法、题总相关法、内部一致性信度值检验法、共同性与因素负荷量等判别指标,量表第16题和46题的题总相关系数小于0.4,题项删除后量表的信度系数从0.986提高到0.987,公因子方差小于0.2,因子载荷小于0.32。究其原因,可能与此两题的设置差异有关,第16题和第46题的原题分别是“园所距幼儿居住位置300米之内”和“幼儿和家长到达幼儿园的步行时间不超过15分钟”,研究者在设计问卷时,为了搜集到相对应的客观情况,将此两题转变表述方式放置在了背景信息部分,变为“幼儿园距离孩子住所多远?”和“大部分情况下家长送孩子上幼儿园所花费的交通时间多长?”,选项变为具体的距离和时间范围,最后将其选择结果转化为5个等级的分数计入量表得分中。可以发现,量表其他题项反映的情况都较为主观,此两题却较为客观,导致其一致性程度不高。因此,本研究删去这两题。

    2. 探索性因子分析。

    运用主轴因子法萃取公因子,以特征值大于1为界限确定抽取因子数目。通过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相关系数大于0.4的比例较高,因此选择直接斜交旋转法初步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值为0.992,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1),相关矩阵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存在共同因素,故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轴法及斜交转轴法进行因子分析后,有5个公共因子特征值大于1,可解释全量表66.441%的变异量,方差贡献率高于60%,结构效度良好。确定提取5个因子后,对63个题项进行多次主轴因子分析并选择斜交转轴法,结合理论建构和数据结果,删除不符合要求的指标,得到转轴后的结构矩阵。最后共删除12道题,最终探索性因子分析的问卷共53个项目,请见表3。

    表3可见,普惠性幼儿园的指标由5个因子,即5个一级维度构成,包括:分得均(Allocation)、达得到(Accessibility)、配得齐(Assorting)、治得优(Administration)、惠得广(All-in)。

    3. 二阶因子分析。

    我们使用MPLUS软件对5个因子再进行二阶因子分析。参数估计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因子旋转选择斜交旋转法。在确定二级维度个数和三级指标结构时,遵循的原则有:各因子下项目数至少3个;各项目载荷值大于0.3;参照理论模型更易解释的结构;拟合度指数优秀。根据上述原则,各维度最终成分矩阵表如表4所示,各二阶因子模型拟合度指数均达到理想水平,如表5所示。

    4.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MPLUS统计软件较传统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软件,如LISREL和AMOS,在处理二级混合验证性因子分析上有独特的优势,因此,本研究借助MPLUS Base Program and Combination Add-on工具对已形成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确定模型和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表6可见普惠性幼儿园的Gain-5A模型的各拟合度指数均达到理想标准(CFI>0.90,TLI>0.90,SRMR<0.05,RMSEA<0.05)。

    五、普惠性幼儿园“Gain-5A”指标体系的形成

    “Gain”即获得感,强调要以“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为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32]

    (一)“分得均”(Allocation)

    指财政分配的结构和重点,由基础投入和重点投入两个子维度组成。基础投入包括政府对幼儿园的经费资助和幼儿园教师的薪酬福利,保障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数量稳步发展、质量稳定提升;重点投入包括对农村的教育资源支持、弱势群体的倾斜性财政投入和城乡投入均衡发展,保障财政经费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薄弱领域分配,发挥财政投入的教育补偿性、公平性作用,确保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底线均衡。财政分配结构的科学合理是应对学前教育“入园贵”问题的重要措施,最终目的是保障每个家庭的适龄儿童能够享受“付得起”的学前教育。

    (二)“達得到”(Accessibility)

    指幼儿进入和到达园所的便捷程度,由入园条件和选择机会两个子维度组成。入园条件包括反映入园时间、空间、过程、个人因素等便捷程度的物理因素和入园原则、招生规模等限制条件;选择机会包括在家长可接受范围内满足家长择园需求的多样性、自由性和数量可及性。“达得到”是直接惠及家长实际生活需求的重要标准,是普惠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是确保学前教育便利性,解决学前教育“入园远”问题的有效保障。

    (三)“配得齐”(Assorting)

    指幼儿园为了保证一定质量而需具备的各种条件,具体指向幼儿园的内部运作和管理,由质量规范、资源环境、幼儿发展、收费标准这四个子维度组成。质量规范包括幼儿园的规章制度、办园标准、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和师幼互动等;资源环境包括幼儿园充足的教育资源、安全的环境、充足的空间和良好的家园共育机制;幼儿发展包括园所对幼儿直接的教育影响以及通过对幼儿家长的教育支持能够对幼儿产生的影响,指向幼儿园教育的结果质量,收费标准包括幼儿园的收费依据、目的性、合理性、规范性以及监督约束性。“配得齐”是幼儿园普惠性是否有质量的重要评价标准,是幼儿园实现教育目标和内涵,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四)“治得优”(Administration)

    指幼儿园在师资结构、教师发展、师幼比等内部人员管理方面的优化,由资质保障和教师配备两个子维度组成。资质保障包括教师的学历、资格证等入职条件以及教师发展和权益的保障;教师配置包括教师数量、师幼比、教师稳定性和道德素养等内容。“治得优”是发展和提升我国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是在“配得齐”的基础质量保障前提下进一步促进学前教育优质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惠得广”(All-in)

    指幼儿园的服务对象全面公平,要面向所有儿童,尤其要照拂贫困和弱势家庭,由面向大众和弱势照拂两个子维度组成。面向大众包括招生公开性、公平性以及服务对象的定位;弱势照拂包括对弱势儿童在教育起点、受教育过程上的补偿性作用。“惠得广”是确保普惠是否真正面向大众,尤其是满足弱势儿童对学前教育吁求和渴望的必要条件,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平性、包容性和非排他性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发挥学前教育的补偿作用。

    综上,普惠性幼儿园Gain-5A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维度、12个二级维度和53个三级指标,请见表7。

    六、普惠性幼儿园各维度得分情况的初步分析

    以普惠性幼儿园Gain-5A指标体系为评估工具,以来自普惠性幼儿园的家长、教师、园长填写的共计34806份问卷为分析样本,对我国目前普惠性幼儿园的整体发展情况作出基本评价。一级维度和二级维度的得分情况可见图2和表8。

    从各一级维度的得分情况看,“配得齐”(4.24)和“治得优”(4.14)得分高,“惠得广”(4.04)和“分得均”(3.97)得分低。“配得齐”包括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设施配备、资源环境等条件质量,师幼互动、课程建设等过程质量,幼儿发展的结果质量;“治得优”包括幼儿园师资配备的结构性质量。这两个维度基本包含了幼儿园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可见目前普惠性幼儿园质量建设情况较好。其中,结合表8可以看出,“收费标准”得分相对较高,可见大众对政府的控价效果、幼儿园收费的合理性以及幼儿园经费使用的规范性都给予了较高评价,普惠性幼儿园收费得到有效降低。

    而相较之下,目前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在财政分配结构和弱势补偿功能上较为不足。虽然自2010年以来,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一直在持续增加,但财政投入至今仍是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的薄弱之处,仍然得不到大众的认可。除了经费投入的量,目前经费的投向和分配对学前教育普惠性的实现可能更为重要。对三级指标得分作进一步统计分析后发现,在普惠性幼儿园的成本分担、教师群体的利益保障、农村幼儿园的资源支持和弱势群体的教育利益补偿上,财政投入所承担的普惠性作用尤为欠缺,反映了学前教育财政分配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另外,从表8可以看出,除了财政投入两个子维度“基础投入”和“重点投入”得分都较低外,作为“惠得广”子维度的“弱势照拂”得分明显较低。根据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普惠性幼儿园在服务对象界定、特殊教育师资配备、弱势儿童入园机会上发挥的弱势补偿功能尤为薄弱。可见,目前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存在着服务对象界定不明晰、特殊教育师资配备不足、弱势儿童入园机会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反映出我国学前教育弱势补偿性功能较弱,影响着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深入改革和发展。

    发展更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优质公平的普惠性学前教育,需要以办好每一所普惠性幼儿园为前提。根据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园所等级和类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各维度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表9)。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公办示范园和一类园在各个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其他普惠性幼儿园,三类公办园的得分均处于最低水平。另外,普惠性民办园的得分总体处于二类公办园和三类公办园之间。可见示范园、一类园的普惠性发展水平较好,二类、三类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发展水平不高,差异较为明显。另外,根据表中的F值可以看出,“分得均”和“治得优”维度不同,园所的差异值更大,说明普惠性民办园、三类公办园与示范园、一类园在财政投入和师资管理方面的差距更为明显。

    七、讨论

    (一)从多元视角去理解普惠性幼儿园的Gain-5A指标体系

    通过对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离不开对幼儿园、家庭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角色和作用的探讨,这也是指标体系所隐含的多元性特征。因此为了更好地澄清和体现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多元主体的角色关系,我们以Gain-5A指标体系的内容为依托,参考澳大利亚的“评估、转介与支持共同方法框架”(Common Approach to Assessment, Referral and Support)的构建方式,[33]系统构建了以幼儿园、家庭、社会等利益主体为思考逻辑的体系框架。

    首先,普惠性幼儿园指标体系以“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为根本立场和价值导向,以人民的“获得感”(Gain)为中心,明确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必须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有获得感的。换言之,什么样的学前教育能够让每一个家庭感到满意,并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即“普惠性”之于家庭的意义何在?这种核心意义的体现靠85%的毛入園率,80%的覆盖率这些评估指标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广大家长是否能够真正满意,是否有获得感。这是“普惠性”之“以人为本”的重要精神的体现。我们前期研究发现,是否能够获得公平的学前教育机会(可获得),是否能够上得起幼儿园(付得起),入园是否符合实际生活需要(便利性),接受的学前教育是否有质量(有质量)就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幼儿来说最根本的意义,即现阶段学前教育作为普惠性公共产品本质属性的实现。[34]

    其次,幼儿园、家庭和社会既是推动普惠性幼儿园积极发展的共同力量,又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每个家庭对教育需要的满足有赖于普惠性幼儿园直接提供的教育服务,普惠性幼儿园能否提供满足家长需求的教育服务一定程度上来说又有赖于政府和社会在普惠性学前教育建设中积极的职能发挥。请见图3。

    图3可见,每个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科学管理是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保障。普惠性幼儿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是政府职能发挥的受益方,更是家庭教育需求的施惠方。例如,在“分得均”领域,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对各级各类普惠性幼儿园进行合理、充分、制度化设计的基本经费资助,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性资助,而且需要考虑城乡发展的均衡性,增加对农村的倾斜性投入,更需要大力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这些不仅是政府要积极承担的职责,更代表了政府需要对各种支持保障的体系结构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分配。而对幼儿园来说,政府的财政投入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能够降低自身的办园成本,获得一些政策优惠和补贴,缓解办园压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幼儿园需要降低收费并且合理安排园所的经费支出。政府和幼儿园两个层次间接和直接作用的发挥最终指向的是每一个家庭的适龄儿童能够享受公益、普惠、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二)普惠性幼儿园的Gain-5A指标体系的价值

    虽然政府对普惠性幼儿园的办园标准有一定的政策界定,如“面向大众”“收费合理”等,但这些抽象的政策界定在实践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什么样的幼儿园是普惠性幼儿园,如何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和评估幼儿园的普惠性指标,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有关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尚未有严格的科学界定,通常在分类中将教育部门办园、其他部门举办的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这三类视为普惠性幼儿园,[35]并且仅有针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评估标准,而默认了公办园的“普惠性”性质。虽然同是普惠性幼儿园,但不同性质和等级的幼儿园往往因举办者、隶属关系的不同,享有差异化的发展机会,在所接受的资源配置,如教育经费、硬件设施、教职工配备等方面均会存在较大差异。[36][37]在有些地方,县直机关园、示范性园、事业单位办园和政府机关办园比其他幼儿园获得的财政投入显著高得多,[38]相比教办园和他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在师幼互动上的质量更低。[39][40]这些差距的结果在客观上容易导致幼儿园服务对象产生分化,使不同性质和等级的幼儿园服务于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幼儿。要使普惠性幼儿园能够公平、均衡、有序发展,前提是要科学界定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与特征。

    本研究构建的普惠性幼儿园Gain-5A指标体系能够帮助我们同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理解“普惠性”的内涵外延,澄清和丰富普惠性幼儿园的内涵,加深群众对普惠性的认识和理解。内涵的厘清有助于人们逐渐淡化幼儿园公办、民办的对立概念,跳出以办园体制来定义“普惠性”性质的窠臼,以普惠性学前教育的价值原则和科学内涵为导向和依据,确立幼儿园普惠性发展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地区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和管理办法多为征求意见稿和指导意见,缺乏清晰全面的政策标准。截至2016年,全国仍有近40%的省份未出台明确的关于普惠性幼儿园认定、管理和扶持资助的相关政策。[41]因此,指标体系所包含的清晰全面的内涵界定、整体发展框架和具体检测标准也可以为政府清晰界定普惠性幼儿园的“普惠性”性质,统一规划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评估和监管提供参考依据,推动政府探索建立面向所有普惠性幼儿园的法治化、均等化、公平公正导向的学前教育投入体制、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例如,“主要服务对象为广大中低收入家庭”这一项指标提示政府需要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服务对象作出限定性要求。对于符合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性质认定的幼儿园,无论其办园体制或园所等级有何差异,只要质量达标,应该在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框架内给予一体化发展的支持与保障。在这方面,北京市有非常好的做法与成效,北京市政府按照统一办园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财政补贴的“三统一”原则,坚持一视同仁,对执行政府限价的普惠性幼儿园,不分公办民办,均提供财政补贴扶持,逐步实现所有普惠性幼儿园的“四同”,即质量相同、价格相同、补助相同、教师待遇相当。[42]《广东省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方案》中也提到“将各类普惠性幼儿园按照统一标准管理;继续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在财政补助、成本分担等方面逐步达到相同标准”。[43]

    指标体系可以作为对现有实践成果进行评估的工具,也是对未来实践活动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导引。[44]普惠性幼儿园Gain-5A指标体系可以作为一种评价监测工具,有助于从宏观趋势与微观特征上把握我国普惠性幼儿园的整体建设发展情况,对目前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作出阶段性评价,总结有益经验,发现问题的症结与瓶颈,分析原因,思考對策,推动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不断调整规划,进一步科学有序发展,提升战略决策与宏观预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21]姜勇,李芳,庞丽娟.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内涵辨析与发展路径创新[J].学前教育研究,2019(11):13-21.

    [2][39][40]洪秀敏,朱文婷,钟秉林.不同办园体制普惠性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差异比较:兼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质量效益[J].中国教育学刊,2019(08):39-44.

    [3]陈思,张深宜.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家长期待研究[J].文教资料,2019(09):168-171.

    [4]杨向东,朱虹.教育指标系统构建的理论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34(3):16-28.

    [5]王海英.从特权福利到公民福利:解读《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的普惠性原则[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11(03):7-11.

    [6]冯晓霞.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根本[J].学前教育研究,2010(05):4-6.

    [7]刘焱,武欣.欧洲国家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路径选择[J].比较教育研究,2019(01):69-75.

    [8]GALLARZA M, GILL I, CALDERON H. Destination image: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1):56-78.

    [9]虞永平.建设益童、惠民、利国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5(03):94-95.

    [10]刘占兰.学前教育必须保持教育性和公益性[J].教育研究,2009,30(05):31-36.

    [11]杨卫安,邬志辉.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内涵与实现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14(10):199-202.

    [12]马莉娟.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13:16-17.

    [13]赵冬,张彩云,李梅.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创新发展路径探析[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37(04):27-29.

    [14]虞永平,刘颖.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与改革思路[J].学前教育研究,2017(12):3-11.

    [15]王海英.我国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与构建[J].学前教育研究,2014(07):19-25.

    [16]刘鸿昌.学前教育公益性实现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8:85.

    [17]吉文昌.教育满意度测评方法与原则[J].教育研究,2015(02):82-85.

    [18]张学文.教育综合改革应由“教育工具论”向“教育民生论”转型:十八大报告“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之学理解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01):17-21.

    [19][22]登哈特,罗伯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4.

    [20][23]何鹏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以上海实践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42.

    [24]张效锋.论社会保障伦理确立的基本依据[D].长沙:中南大学,2010:11-15.

    [25]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6.

    [26]刘云凤.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与多元主义正义理论之比较:兼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启示[J].学术论坛,2012,35(12):15-19.

    [27]姜勇,庞丽娟.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推进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08):17-25.

    [28]张彦举.系统评价方法的比较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2005:6-9.

    [29]薛烨,朱家雄.生态学视野下的学前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5.

    [30]杨莉君.湖南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研究[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02.

    [31]谢立中.政府社会建设绩效评估指标研究[J].地方治理研究,2017(02):3-12.

    [32]姜勇,郑楚楚,赵颖,等.中国特色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7(02):1-12.

    [33]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common approach[EB/OL].(2018-10-12)[2020-03-23].https://www.dss.gov.au/families-and-children/publications-articles/the-common-approach.

    [34]姜勇,郑楚楚,庞丽娟.对“面向2035年的学前教育”战略目标与规划图景的思考[C]//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6-132.

    [35]张文丽.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平市为例[D].吉林:吉林师范大学,2018:12.

    [36]秦旭芳,孙雁飞,谭雪青.不同办园体制下幼儿教师的生存状态[J].学前教育研究,2011(10):28-33.

    [37]桂磊.关于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幼儿园之间的分配问题[J].学前教育研究,2004(03):48-50.

    [38]宋映泉.不同类型幼儿园办学经费中地方政府分担比例及投入差异:基于3省25县的微观数据[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17):15-23.

    [41]呂武.当前省级政府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导刊(下半月),2016(04):8-12.

    [42]杨利春.《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8-2019)》提出加大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力度[N].中国人口报,2019-10-24(3).

    [43]邵小佩,杨雪.我国部分省市促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行动计划分析[J].教师教育论坛,2018(12):17-20.

    [44]张明贤.发挥指标体系的引领作用[N].河北日报,2014-02-19(7).

    Abstract:? To construct the index system of accessible kindergartens with low prices, 34,806 randomly selected samples including parents,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from 14 provinces in China were survey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SPSS and MPLUS software were used to carry out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index system is finally formed that consists of 5 dimensions, 12 sub-dimensions and 53 indicators. The 5 dimensions include allocation, accessibility, assorting, administration and all-in. The 12 sub-dimensions include basic input, key input, admission conditions, selection opportunity, quality specification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ildren development, charge standards, qualification assurance, staff allocation, public oriented, and preferential for the disadvantaged. The index system of accessible kindergartens with low prices is based on multi-perspectives, and places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 at the center. Such index system not only helps to interpret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accessible kindergarten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bases for the governments to design, evaluate and supervise accessible kindergartens with low prices.

    Key words: accessible kindergartens with low prices, index system, the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the social equality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