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州东千佛洞第5窟佛台遗迹考古清理简报
内容摘要：东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保存了西夏时期重要的佛教遗存。2018年7月，为配合抢救性壁画保护修复的工作，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东千佛洞第5窟佛台遗迹进行了清理，基本弄清了佛台的形制和结构，出土了一些塑像残块、壁画残片及其他遗物。
关键词：东千佛洞;第5窟;敦煌石窟;西夏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023-0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unhuang Caves， the Eastern Thousand-Buddha Grottoes contains many important Buddhist relics from the Western Xia period. In July 2018， the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cleaned the site of the Buddhist altar in Cave 5 in preparation for urgent mural conservation work， having already understood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altar. Some fragmental statues， murals， and various other relics were unearthed in the process.
Keywords： Eastern Thousand-Buddha Grottoes; cave 5; Dunhuang caves; Western Xia
東千佛洞位于甘肃省瓜州县东南约90公里的峡谷河床两岸，是敦煌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瓜州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距敦煌约102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目前在瓜州地区保存了诸如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碱泉子石窟、下洞子石窟等较为丰富的佛教石窟遗存，为研究古代佛教文化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和图像资料。东千佛洞即是其中的代表性石窟之一，因现存洞窟中保留了珍贵的西夏时期壁画而被称为“西夏石窟艺术瑰宝”，对于研究西夏时期的佛教艺术和绘画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千佛洞西北距瓜州县原桥子乡约28公里。洞窟主要分布在长山子北麓干涸的峡谷两岸，岩体结构主要为砾石砂岩。东千佛洞现存洞窟23个（包括未编号的残窟14个），其中9个洞窟分布在东崖，分上下两层，上层6个，下层3个;14个洞窟分布在西崖，主要也分为上下两层，上层8个，下层6个。现存洞窟中保存有塑像、壁画的洞窟9个，其中东崖4个，西崖5个。西崖5个编号分别为第1、2、3、4、5窟，东崖4个编号分别为第6、7、8、9窟[1]。从洞窟形制来看，主要有长方形中心柱窟、穹隆形顶方形窟、平顶方形窟等，其中西夏时期第2、4、5、7窟均为长方形中心柱窟。东千佛洞现存彩塑41身，多为清代重修，保存壁画面积约486.7平方米[2]，现存壁画多为西夏时期绘制，也保存有元代、清代重修所绘的壁画。
一 东千佛洞第5窟内容概述
东千佛洞第5窟位于西崖北段上层（图1），坐西面东（北偏东30°）， 坐标为东经96°42′37″，北纬40°17′61″，海拔约1621—1640米。从洞窟壁画风格看应是西夏时绘制。
洞窟为龟兹式穹隆顶中心塔柱窟[3]，窟室平面呈纵长方形，进深946厘米，宽554—683厘米，高293厘米。洞窟由中心柱正面为界分为两个部分，前部深612厘米，窟顶为穹隆顶，塌毁严重;中心柱正壁下部前接佛台，佛台南北长246—258厘米，东西宽362—398厘米，高42厘米。后部南甬道宽112厘米，北甬道宽117厘米，高234厘米;后甬道宽95厘米，高224厘米，长683厘米（图2）。
第5窟现存壁画内容为：前部窟顶西侧残存飞天二身，东侧存趺坐菩萨、比丘各一身，窟顶四周残存天王图像及垂幔纹饰。东壁门北侧上部绘坐佛六身，北侧中部绘四瓣莲花（正中及四瓣各画菩萨一身：中二臂、上八臂、其余三瓣四臂），南侧画一塔，内有一佛，下方画金刚三身。南壁（东起）绘文殊变一铺（残）、摩利支天一铺、妙吉祥文殊一铺、金刚萨埵菩萨一铺、四臂文殊一铺。北壁（东起）绘普贤变一铺、绿度母一铺、八塔变相一铺、六字观音一铺、水月观音一铺。 西壁（南起）绘观音一铺（残）、千佛（残）、双头瑞像一铺[4]。
中心柱正壁佛龛外两侧分格绘制壁画，绝大部分已漫漶不清，难以辨认。中心柱南侧绘毗沙门天王与八大夜叉坛城图。中心柱北侧绘金刚界坛城图。中心柱西侧绘涅槃变一铺。中心柱旁侧甬道顶绘牡丹纹装饰图案。
二 发掘经过
长期以来，东千佛洞第5窟中心柱前方堆砌着一座与中心柱等宽的方形低矮台面（佛台遗迹），其上堆积较为杂乱，主要是佛龛内塑像倒塌和窟顶坍塌所形成的堆积。佛台与洞窟中心柱正前方相接，基本在洞窟的中心位置。佛台平面略呈横长方形，西边为398厘米，东边略短，长362厘米;南、北边长度分别为246厘米、258厘米。以洞窟地面为基底，从比较清晰的佛台西南角以及东侧来看，佛台的原始建筑高度约为38—40厘米。清理前佛台表面之上有不规则形制的堆积，高度为5—30厘米不等;佛龛内则有比较明显的小范围遗物堆积，包括塑像残块、土坯等。
2018年7月10日—16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佛台之上的堆积进行了科学的考古清理，现将考古清理的成果简报如下。
三 遗迹堆积
根据堆积性质，佛台表面的堆积主要有浮土堆积和砾石堆积两类，其中夹杂不同类型的遗物堆积。本次发掘按照堆积叠压的位置和层位，将佛台堆积层分为现代浮土层堆积与砾石层堆积。
第{1}层：现代浮土层堆积
这层堆积分布在整个佛台遗迹表面最上层，浮土堆积厚度约5厘米，主要是现代浮土的自然堆积与洞窟坍塌、破坏、修复遗留的现代垃圾所构成的，包含物主要为少量的塑像残块、壁画残块、土坯、塑像木骨、脱塔、草泥皮残块及现代垃圾，现代垃圾主要来源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第5窟窟顶加固与修复的建筑垃圾。
第{2}层：砾石层堆积
这层堆积是佛台遗迹的主要堆积，堆积基本覆盖整个佛台，仅在佛台西南角、西北角未完全覆盖，露出佛台原台面。以原台面为基底，这层堆积厚度约15—25厘米，堆积成分主要为砾石和沙土，主要包含物有塑像残块、壁画残块、影塑残件、容器残件、装饰木片、灯捻子、残纸、土坯、脱塔、草泥皮以及少量的现代垃圾。
从堆积分布来看，砾石层堆积呈不规则分布覆盖于佛台之上，堆积原因可以从整个洞窟保存现状来看，主要是由于窟顶结构坍塌、中心柱佛龛内塑像胎体以及原龛内砾石结构坍塌所形成，窟顶坍塌位置经现代修复，已看不出石窟所在山体的原始石质结构，而龛内则原始砾石山体结构完全表露于外。
四 遗迹现象
通过清理揭露出佛台的原始台面，保存状况不佳。佛台的南沿中部及东侧，北沿东侧均被砸毁。清理堆积层过程中，发现佛龛外侧佛台表面上对称分布两个浅坑，接着在距离浅坑不远的东南和东北侧，分别又出现一个浅坑，上述四个浅坑与佛龛呈“Λ”型分布。佛台正中偏西近佛龛处，被龛内坍塌物砸出一个坑;在佛台的东半部中间，则有明显的后代加筑痕迹，其上有由土坯垒砌的圆形浅坑。本次清理进一步厘清了佛台的形制、佛台上塑像分布情况等问题，现将重要的遗迹现象记录如下：
（一）浅坑
佛臺表面共发现浅坑6处，其中5个分布于佛龛外两侧的台面之上，以佛龛方向为中轴线，南、北分别对称，与佛龛呈“Λ”型放射状分布，透过佛台表层泥皮与佛台内部砾石堆积连通，分别对其编号为K1、K2、K3、K4、K6。余一个浅坑位于佛台东半部，中轴线略偏北侧，编号为K5（图2）。
浅坑K1、K2、K3、K4，除K3因台面被砸毁仅存少部分外，其余浅坑均基本呈不规则圆形，坑底为沙石堆积，外边缘均有略高于内坑边缘的一层泥皮，形成套圈状，在K2内发现一向上凸起的断裂木桩，木桩高5厘米，其余坑内则未发现，以上4个坑均为浅坑，深约2—5厘米，其中K2最大，外径最长97厘米，最宽73厘米;另K5坑边为土坯垒砌一周而成，浅底斗状，坑壁用黄泥抹平，最深处3—5厘米，与其余5坑明显不同;K6为连接佛龛的坑，呈不规则多边形，最深处24厘米，长136厘米，宽82厘米，坑内堆积物主要为影塑残件、壁画、塑像残块与沙土混合物，坑底为原始山体砾石层，但原始砾石层在整个佛台的分布范围尚不明确。
（二）佛台建筑结构
佛台除中部东侧和西北角保存相对完好外，其他地方均有程度不同的毁损，尤其以整个佛台的南沿中、东部和北沿的东部毁损最为严重，从残损部分可以判断佛台的建筑结构，但南、北沿的构造也有区别，具体表现在：南沿结构为内部砾石堆积填充，外部土坯垒砌，最外敷草泥抹平。土坯尺寸长30厘米，宽14厘米，厚8厘米，外敷草泥厚约2厘米;北沿结构同样为内部砾石堆积填充，外部土坯垒砌敷草泥抹平，不同的是，在砾石堆积与外层垒砌土坯之间，又出现一层厚约4厘米的草泥皮夹层堆积，且与外层垒砌土坯间有4—5厘米间隙，中间填充砾石，似乎是因原佛台较小，而在外垒砌土坯与中心柱正面尺寸一致，填充砾石，然后再敷草泥皮抹平成佛台目前尺寸大小（图3-1）;佛台东部边沿从外立面判断，明显由三部分构成，南段和北段结构与佛台其他边沿相同，中段约200厘米边沿土坯裸露，形制不规整，外边沿堆砌沙质土坯3层6列，中间填充砾石块后用草泥封闭抹平，使佛台呈长方形，沙质土坯尺寸明显大于佛台其他部位的土坯（图3-2）。
（三）佛台复修痕迹
佛台东部边沿建筑结构表明，其有不同时间的建筑结构堆积。清理佛台台面过程中，在佛台中部，分别在距离中心柱正面115厘米、距佛台南部边沿100厘米，距中心柱正面115厘米、距佛台北部边沿160厘米的台面发现明显的断面痕迹两处，断面东向面饰有彩绘痕迹（图4）。
随着清理过程的推进，这两处断面呈南北走向，其中南侧的断面在距离佛台南部边沿86厘米处90°转折向东延伸，淡绿色区域为佛台填补区（图2）。
此外，根据本次清理过程，发现砾石层堆积（第{2}层）中的大部分遗物主要分布在佛台西南角、中部西（近佛龛）、西北角和东北角，而这四个区域中，又以后三个区域出土遗物较为集中。西南角主要包含遗物多为塑像、壁画残块、土坯以及脱塔残件若干，未发现明显现的代杂物;西北角和东北角包含的遗物种类较多，主要包括塑像、壁画残块、容器残件（内壁残留灰烬）、装饰木片、残纸片、脱塔、土坯、草泥皮等，还包括现代遗留的杂物等;中部西侧（近佛龛位置）可以明显看到佛台台面被砸毁的痕迹，砸毁部分与佛龛同宽，为120厘米，东西向长110厘米。经过清理，其中主要包括塑像、壁画残块若干、影塑残件2件（1件为人身，1件为动物，头部均残缺）、塑像木骨若干、脱塔残块等。
五 出土遗物
通过清理，从佛台堆积中发现数量较多的塑像和壁画残块，其中大多表面残留壁画与彩绘纹样，此外还有影塑、脱塔、容器、器物底座、灯捻子、碎纸片和土坯等，按材质主要有泥、木、棉麻等类。由于残存遗物以泥质壁画与塑像为主，且损毁较严重，局部的拼对难度较大，简报针对相对完整、能辨认特征的遗物进行编号和描述。
（一） 泥质
1. 泥塑残块
主要分布于佛台中部、北侧及中部佛龛下，在佛台西南侧亦有较少的分布，根据部分可辨认形制的残块分析，佛台上可能原有塑像、瑞兽等，残块多敷彩绘。
素面泥塑残块 ?标本{1}：5，草泥素面，表层用黄泥抹平，弧面，呈菱形，以中间凸起条带为界左右各有三个浅涡。残长27.8厘米，宽16.5厘米，最厚处9厘米（图5-1）。
臂膀 标本{2}：45，草泥，残块线条起伏舒缓，表面较光滑，表层细泥抹平敷粉底，局部敷胭脂色，中空、圆“凹”状，似臂膀转折处。残长18厘米，宽11.2厘米，高5厘米，“凹”处深2.2厘米（图5-2）。
兽足 标本{2}：2，草泥，表层敷朱砂色，似瑞兽掌部，残留指部7根，仅拼对复原两指，一指伸展，一指蜷曲于掌心，掌心较薄呈弧状，掌背筋肉线条明显。掌宽11.6厘米，长14.2厘米（以复原伸展最长算），最厚处5厘米（图5-3）。
着色泥塑残块 标本②：62， 草泥，少量棉麻，粉底，上敷胭脂色。正面“剑头状”，面稍凹，剑面宽6.3厘米，右侧近边沿转折处有一条阴刻划线，剑面向边沿约60°成转折斜面。残长11.7厘米，宽9.5厘米，最厚处5厘米（图5-4）。
着色泥塑残块 标本{2}：40，草泥，表层细泥抹平，阴刻线分两瓣，成两个弧面，其中较大弧面处有三个浅涡，表面敷朱砂色，由小弧面向较大弧面一侧渐变（由浓至淡）。残长26.4厘米，宽13.3厘米，厚5.4厘米（图5-5）。
着色泥塑残块 标本{2}：39，草泥，表层残留淡黄色，表面两条“凸”棱。残长11.6厘米，宽9厘米，厚3.5厘米（图5-6）。
着色泥塑残块 标本{2}：50，草泥，表层细泥抹平敷粉底，有弧状转折面，表面留有多道朱红色线。残长12厘米，宽7.5厘米，最厚处2厘米（图5-7）。
2. 影塑残件
2件，出土于佛台中部偏西，近佛龛位置，泥质，表面敷彩，头部均残。
动物 标本{2}：53，泥质加麻浮塑，粉底，上敷朱砂，双腿屈膝半蹲，短尾上翘，背微躬，左上肢自然屈曲搭在左膝盖处，头部缺失。左大腿外侧、右腿内侧及左小臂处有阴刻纹饰，整体线条流畅自然。椭圆形，平底弧面，中间厚，边缘渐薄，残长4.9厘米，宽3.5厘米，最厚处1.2厘米（图6-1）。
人物 标本{2}：52，泥质加麻浮塑，粉底，上有敷彩痕迹。直立，着交领长袖袍，双臂屈于胸前，双手捅于袖中，衣纹阴阳并用，线条舒缓稳重，首、足均失，平底，右肩向左60°斜插木棍一根。残长6.6厘米（不加木棍），宽3.6厘米，厚1.8厘米（图6-2）。
3. 泥塑饰物残件
多敷粉底。根据可辨认的纹样分析，或为凹凸浮塑的火焰纹背光或佛龛龛楣装饰。
泥塑火焰纹 标本{2}：12， 泥质加麻，粉底，表层局部残留朱红色，以阳刻回旋纹、波浪纹共同组合成火焰纹，纹饰线条流畅，面与面转折处圆滑。残留平底，边沿极薄，似贴附于它物之上。复原残长13.8厘米，宽6.9厘米，厚1.4厘米，最薄处0.3厘米（图6-3）。
泥塑联珠纹 标本{1}：6，泥质加麻，粉底，表层局部残留朱红色，半球状，平底，贴附于草泥皮上。联珠半球直径1.3厘米，高0.8厘米（图6-4）。
泥塑火焰纹 标本{2}：29，泥质加麻，粉底，表层胭脂色，回旋纹，面与面转折处较方硬。残留平底，似贴附于它物之上。残长7厘米，宽3.8厘米，厚0.8厘米（图6-5）。
泥塑饰物 标本{2}：13，泥质加麻，表层敷朱红色，残存近三角形状，面附波状纹饰，线条舒缓，平底，横断面中间露出麻绳头。残长3.8厘米，宽2.6厘米，厚0.8厘米（图6-6）。
泥塑饰物 标本{2}：69，泥质加麻，粉底，表层残留粉红色，表面起伏较小，一边较薄，残存三角形状，平底。表面有旋状纹饰，边沿处残存小联珠纹的联珠 ?3颗。残长3.4厘米，宽2.7厘米，厚0.8厘米（图6-7）。
泥塑饰物 标本{2}：31，泥质加麻，表层敷朱红色，表面两条浅阴刻划线，线条较流畅，走势“S”形。残存条状，平底，中间斜插一木棍。残长7厘米，宽2.3厘米，厚0.8厘米（图6-8）。
塑像残指 标本{2}：10，泥质加麻，表层敷朱砂色，指背涂黛色。残指弯曲，关节线条明显，整个残指线条饱满，流畅，残指塑造肉感有彈性。残长7厘米，直径2.1厘米（图6-9）。
贴金箔泥塑 标本{2}：68，草泥，表层细泥抹平，黑底，上残留金箔。残长7厘米，宽5厘米，厚2.3厘米（图7）。
莲瓣 标本{2}：70，泥质加麻，粉底，表层有青黑色块残留。外边缘修饰平整，表面附阴刻交错水状波纹，瓣面饱满、微鼓，瓣面起伏舒缓。残长9.6厘米，宽12厘米，厚3.2厘米（图8-1）。
泥塑乳钉 标本{2}：1，泥质加麻，粉底，上有朱红色，部分变黑，表面较光滑。乳状对称、间有分沟。残长15厘米，宽8厘米，高5厘米（图8-2）。
莲瓣托 标本{2}：32，草泥，敷粉底，上有朱红色，部分变黑，相邻两莲瓣间呈弧状鼓起。从露出草泥部分边缘断定为莲瓣托，莲瓣尺寸与标本{2}：70相近。莲瓣托残长16.2厘米，宽18.8厘米，最厚处4.9厘米（图8-3）。
4. 壁画残块
主要分布于佛台中、北部及中部佛龛下，西南部有少量存在，遗物残片琐碎，拼合率低，从遗存所描绘内容来分析主要为窟顶天王、飞天、装饰纹样等残块。
天王头像 标本{2}：44， 草泥地仗，表层泥麻加细泥抹平，粉底。面部呈45°侧面。头戴宝冠，橄榄绿底色，头冠纹饰粗笔墨线，提按顿挫明显，线条劲利。脸白，双目圆睁，忿怒状，白色眼白，胭脂色眼珠，黑色瞳孔，上下眼睑线条模糊，口裂线条肯定，较粗，上、下唇线条细浅有弹性。下巴、头冠后均残留朱砂色块。拼对后残长16.5厘米，宽13.7厘米（图9-1）。
流苏 标本{2}：38，草泥地仗，表层泥麻加细泥抹平，粉底。穗状纹饰，橄榄绿底色，粗笔墨线有顿挫，纹饰外部敷朱砂色，间有淡墨线条。残片不规则形状，长15.5厘米，宽8.6厘米（图9-2）。
缠枝花纹 标本{2}：49，草泥地仗，表层泥麻加细泥抹平，表面微“凹”，舒缓有折面，粉底。朱砂色勾画缠枝花纹，纹形简洁，缠枝串联其间，线条提按有力、流畅，花瓣用粉红略加点染，画面较单薄。折面处敷朱砂色，中间涂黛色宽线把缠枝纹与朱砂折面一分为二。残块长7.3厘米，宽6.6厘米，厚1.9厘米（图9-3）。
山文甲 标本{2}：43，草泥地仗，表層泥麻加细泥抹平，粉底。粗笔墨线勾勒，线条笨拙，有重勾痕迹。束甲绊与甲片用赭石色勾就，上罩一层淡墨。残片较多且不能拼对，残长15.5厘米，宽15厘米（图9-4）。
垂幔 标本{2}：4，草泥地仗，表层泥麻加细泥抹平，粉底。朱砂直线框定边沿，内框宽6厘米，用朱砂宽线叠退式画3个半椭圆垂幔，右边亦有连续（残缺不完全），朱砂宽线上用白粉点联珠纹。残长9厘米，宽12.4厘米（图9-5）。
5. 器物
多出土于佛台中部偏西，近佛龛位置以及佛台东北角。泥质残块内附有包含物香灰。
泥罐 标本{2}：41，黄泥捏制，泥质纯净，素面，平沿，微敛口，束颈，腹鼓，内壁有香灰残留。口径11厘米，残高10.6厘米，壁厚1.3厘米（图10-1）。
泥杯 标本{2}：57， 草泥捏制，表层敷朱砂，平底，尖口沿。口径7厘米，高5.4厘米，底厚2.3厘米（图10-2）。
器底 标本{2}：56，素黄泥轮制，表层敷朱砂，残存喇叭状，平底，中有一孔。残高5.8厘米，底径6.5厘米（图10-3）。
香炉 标本{2}：42， 素黄泥轮制，表层敷朱砂，平沿，直口，束颈。内壁附灰黑色包含物，质柔韧，疑香灰与蜡油混合物。残高5.2厘米，长8.6厘米，宽5.6厘米，壁厚2.5厘米（图10-4）。
香炉足 标本{2}：74，泥质，捏制，表层敷朱砂，实足，弯曲，器底内壁附灰黑色包含物。疑与标本{2}：42为同一器物，但未能拼对。残高6.9厘米，长10.1厘米，宽6.3厘米，壁厚1.5厘米（图10-5）。
6. 脱塔
散布于佛台堆积物中，均残，且不能完全拼对，疑为较晚遗物。
脱塔 标本{1}：4，黄泥模制，泥质纯净，锥状塔身，顶残，塔身做“☆”状台阶，自底而上依次变小。塔底残存4个浅涡。残高5.6厘米，底径7厘米（图10-6）。
脱塔 标本{2}：66，黄泥模制，泥质纯净，锥状，塔身有三层“凸”形纹饰绕塔一周。塔顶有一四方形二层台，台中间、四周均有纹饰，疑为藏文。残高6.8厘米（图10-7）。
7. 土坯
土坯是修筑佛台的主要建筑材料，分布于佛台四周边沿，分泥质和泥质加沙两种。泥质土坯长30厘米，宽14厘米，厚8厘米;泥质加沙土坯长30厘米，宽14厘米，厚10厘米，主要在佛台东边沿中间区域，作用于马蹄形佛台的填补。
（二） 木器
装饰木片1件，出土于佛台西北角。
装饰木片 标本{2}：47，木质，木纹清晰，表层残留朱砂，条形，一侧作花瓣状，一侧平直有3个小孔。残长15厘米，最宽处3.6厘米，厚0.8厘米（图6-10）。
（三） 棉麻
1.灯捻子1件，出土于佛台中部东侧。
灯捻子 标本{2}：24，棉麻，由两根麻绳搓捻而成，尖头，米黄色，长14厘米（图11-1）。
2.纸张残片若干，出土于佛台西北角、东北角等区域，分别为印刷、手写、空白皮纸3类，部分可拼对。纸质各不相同，个别含麻较多，年代可能较早。
附文字残纸 标本{2}：75，黄纸，残留墨书“霞、光、照、前”四字，其中“霞、前”两字边沿均有墨色宽线的界栏。残长44厘米，宽7厘米（图11-2）。
皮纸残片 标本{2}：72，泥黄色，纸较厚，纸面粗糙，纸面夹杂较大片植物纤维。不规则残片长8厘米，宽4.5厘米（图11-3）。
印刷纸残片 标本{2}：76， 米黄纸，红紫色雕版印刷，图案处作方“印”状，印框为连续回纹装饰，边沿粗红紫线作界。印文4列4行，繁体楷字，残留印文15字，释为：“本号精造、顶细上庄、金色□（表？）、发客不惧”。在纸上方亦残留山形纹、水波纹等图案。残纸长13.5厘米，宽10厘米（图11-4）。
六 结 语
通过此次清理所取得的资料和观察到的现象，初步认识如下。
（一）佛台的结构
东千佛洞现存洞窟中，同时保留有原始塑像和佛台的现象并不普遍，第5窟中心柱正面的方形低台形制在同期洞窟中并不能找到比较对象。根据以往的调查和研究情况包括绘制的第5窟平剖面图都表明，学界对佛台的认识仅停留在未清理前的形制。通过本次清理，我们确定了佛台的原始形制。遗迹现象表明，现存的佛台形制并不是一次建造的结果，从佛台表面考古清理出的遗迹结构来看佛台原本的形制为马蹄形（凹字形），后经填补形成现在所见的纵长方形佛台。而原马蹄形佛台的凹面部分均残留有壁画，颜色较浅，因填补区未清理发掘，故残留壁画题材暂时难以辨识。
（二）佛台上的塑像分布与供坑
上文提到在佛台表面发现以K6为中心，4处相互对称分布的浅坑K1、K2、K3、K4，同时提到在K2坑内发现凸出坑底的断离木桩一根，结合在浅坑附近出土的遗物（能够辨认形制的塑像掌足部、趾部等残块），通过与敦煌石窟中佛台塑像分布的规律与一般形式对比分析，此类浅坑应属于塑像坑，而凸出坑底的木桩则为塑像的支杆，虽然在其他3个浅坑中未发现塑像支杆，但根据出土物中的塑像残块多分布于浅坑所在的区域，可以判断应为同类性质。4个浅坑以K6佛龛所在的东西向为中轴线，与佛龛呈“Λ”型，共同构成第5窟佛台之上的塑像群分布，或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K5在后代填补的长方形台面上，在以佛龛为中心的东西向中轴线偏北处（图2，淡绿色区域为填补区），K5周边考古清理发现的容器内壁留有疑似香灰与蜡油混合的包含物，且周边发现有近现代未燃尽的附文字纸张，因此推测K5可能是后代在洞窟中进行供奉、礼拜时所需而垒砌的供坑。
（三）洞窟、佛台多次重修历史的蠡测
1. 从壁画内容与风格来看，第5窟大量的壁画遗存属于典型的西夏时期密、显两教题材固有画风（南北两壁、中心柱四面及东壁门北）。但从残存的窟顶壁画来看与以上画风又有明显不同，且有后世重复描绘加画的痕迹，窟顶残留壁画线条质量低下粗率与四壁壁画相比差距明显。另，在中心柱正面局部有较厚的粉底叠压于壁画层之上的现象。
2.東千佛洞第5窟的原始形制明显受到龟兹式穹隆顶中心塔柱窟的影响，通过本次清理所得遗迹现象，确定了佛台原始形制为马蹄形（凹字形），后经填补形成现在所见的纵长方形佛台，但具体的填补时间不能确定。
以上均反映了东千佛洞第5窟营建完成后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加画，填补，增修的过程，苦于文献、题记的稀缺不能完全确定其营建时间及后代的重修过程。
（四）本次清理的意义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文革”期间对东千佛洞洞窟的人为破坏等原因，东千佛洞第5窟没有塑像保留下来，学界对于洞窟原本的塑像题材及分布情况始终存在疑义。根据1926年陈万里先生《西行日记》对第5窟的描述 ：洞高12.0尺，宽16.7尺，长15.0尺，塑佛塑17身[5]。其后民国十八年（1939）安西县县长曹馥对第5窟塑像统计时也是17身。本次清理，发现了较多的塑像残块，根据大致地拼接和推测，虽不能完整地复原洞窟内塑像的原貌，但对今后研究洞窟营建的主要思想和题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此外，洞窟主室顶部的穹隆顶大部分坍塌，壁画残毁严重，几乎没有保存完整的形象。本次清理，从佛台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壁画残片，其中包括面积较大、具有明显特征的标本，如人物面部、服饰等，经过后期的比较分析，对于研究第5窟窟顶的壁画题材，进一步全面地分析洞窟营造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附记：本次清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研究员负责，参加发掘的人员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邓虎斌、方喜涛，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马耀祖等。后期整理由邓虎斌、方喜涛负责，插图为邓虎斌绘制，照片由邓虎斌拍摄。发掘过程中，得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瓜州县文物局、瓜州县博物馆、锁阳城遗址管理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执笔：邓虎斌、方喜涛、张小刚、杨韬、谢延明、马耀祖。
参考文献：
[1]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石窟志[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180.
[2]王惠民.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J].敦煌研究，1994（1）：128.
[3]李瑞哲.龟兹石窟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7.
[4]常红红.甘肃瓜州东千佛洞第五窟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17.
[5]陈万里.西行日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