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时代有声语言传播的转型与演进
宋立
【摘要】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传播呈现出“海量”与“跨屏”的特征，作为视听媒介中重要传播符号之一的有声语言，在融媒体所塑造的新传播特征的影响下开始了由“个性化”向“个人化”的转型发展之路，并随之呈现出由“单极型”向“多极型”演进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的“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为融媒时代正确把握有声语言传播转型与演进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融媒时代;有声语言传播;转型;演进
从广播电视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视听”一词日渐取代“广播电视”这一概念。而“视听媒介”中的主要传播符号——有声语言，作为传播主体的人的职业口语，也越来越受到传媒业界和传播学者的关注。对有声语言传播特点的微妙变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转型”与“演进“两个层面去论述这一变化），为我们理解融媒体悄然而至的这个新时代打开了一面独特窗口。
一、有声语言传播——融媒体发展研究的独特视角
“人是创造的主体，传媒影响力说到底是人创造的影响力，也往往由人的影响力加以体现和推动。”[1]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还是今天提出的“融媒体”的概念，都追求“产生影响”的传播价值。网络媒体出现以后，“视听媒介”的概念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广播电视”概念，媒体所追求的传播价值集中体现在“视”与“听”两类主要的传播符号中。“听”归根结底就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发出的声音——“有声语言”;而直接在媒介中发出声音的传播者——有声语言的传播主体，才是其中的关键。从有声语言传播的角度观测媒介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声音”的主体意识——有声语言传播者的“IP化”倾向在不断延伸、发展当中。
白岩松在2016年全国播音主持教学研讨会上发言指出：未来“谁更会说话，谁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会讲故事的人领着不会讲故事的人跑的一个过程，所有的我们现在拥有的规则全都是人类自己讲故事制定的”。白岩松的话也暗合了我们上面的梳理：“人”和“人发出的声音——有声语言”即“有声语言传播”是探究媒体融合的独特视角。
二、有声语言传播的转型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教授在2016年“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发言中提道：“融媒体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海量和‘跨屏。”
信息的海量生产是伴随着互联网媒介的产生而出现的，网络传播的交互性是融媒体海量信息特点的基础。这点，我们可以从经济消费领域中的互联网变革找到相似规律：当类似“淘宝”这样的互联网消费平台出现后，消费者从线下被引导至线上，发展至今，已经从“搜索和精选消费”阶段发展到了“IP消费”——“粉丝经济”时代。
与经济消费领域中的“互联网转型变革”相似，有声语言传播领域的转型变革也在不断延伸和变化。
（一）受众从“大众型”向“分众型”转化
首先是互联网出现后，信息的“海量”倍增与获取方式的便捷，将受众一步步从线下吸引到了线上，这也是有声语言传播转型的开始。以广播媒介为例，很多主持人将自己的节目入驻到了“蜻蜓FM”“喜马拉雅”等手机音频App等网络平台。这是有声语言传播转型的初级阶段。
然而这种新鲜感没有维持多久，就发现“海量信息”变成了“甜蜜的负担”，我们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我只需要听我喜欢或者我需要的那个节目即可，于是这些平台中的“搜索”功能派上了用场，这也使得有声语言传播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即“搜索和精选”阶段。自此受众逐渐被驯化为用户，有声语言逐步从“大众型传播时代”步入到“分众型传播时代”。
用户就是精细化的受众，他们新的收听习惯的养成，一方面迫使传统媒体的有声语言传播者纷纷进行融媒体转型，转型的深入就是目标受众的重新定位，有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的互联网气质改造、融合。国家语用所所长姚喜双教授认为：“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几次媒介高峰中，各领风骚百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语言和形态相互渗透、相互交流、相互补充，这都是正常的必然的。”[2]另一方面，一些新媒体的有声语言传播“原住民”出现了，他们开始和那些从传统媒体“移民”过来的传播者公开竞争。在这个阶段，用户被进一步细化，“用户画像”成为传播者进行有声语言创作的重要传播依据。
原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主持人王凯进入互联网后，变身“凯叔”，开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而高晓松绝对称得上互联网的“原住民”，在传统媒体里你最多能听到他的名字，或是他的“八卦”和很久之前唱过的歌，但是在互联网上，你可以听到他大谈特谈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和看法”。王凯和高晓松在传统媒体时代，是大众所熟悉的公众人物，而进入融媒体时代，經常关注他们的人群已经充分细化，有了属于各自不同的粉丝群体。至此，融媒体时代的受众逐步从“大众型”向“分众型”转化，我们很难看到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一起收看一档电视节目的场景了。
（二）语言传播从“个性化”向“个人化”转型
用户精细化后的受众，在融媒体“海量”特征的影响下，接收信息的习惯发生了变化：从“大众型”接收方式向信息的精细化“分众型”接收方式转化。这是视听媒介有声语言传播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用户对信息的接收进入到“搜索和精选”阶段并继续延伸，有声语言传播就进入到了“IP化传播”时代，IP是网络之间互联的协议，IP地址具有唯一性，“IP化传播”借用这一概念，表明传播者的独特性。传统媒体时代，大家关注的是“声音的内容”，到了“IP化传播”这个阶段，大家更关注“是谁发出的声音”，《李峙的不老歌》《海阳脱口秀》《蒋勋细说红楼梦》《老梁观世界》《金星秀》，你从这些节目名称中就能看出“IP化传播”的端倪。
当有声语言传播进入到“IP化传播”时代，人们把注意力从“声音的内容”转移到了“声音的发出者”上，语言的“个性化”对媒介影响力的塑造逐步被有声语言传播者的人格魅力所取代，相同的内容，素人来传播还是请明星来传播？有固定粉丝群体的传播主体来传播，还是普通的传播主体来传播？效果大相径庭。融媒体时代，在新的传播态势下，有声语言传播如何发挥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主体如何发挥主体性，把“个性化”的传播内容内化为带有“个人化”标签的信息，故事好不好听，要看讲故事的人是否具有独特性，也就是想办法把信息传播“IP化”。
三、有声语言传播的演进
（一）受众从“大屏型”向“小屏型”分流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量化了新媒体给传统广电媒体带来的冲击：北京地区的电视开机率从3年前的70%下降到30%，且收看电视的主流人群为40岁以上的人群。对于同时收看网络视频和电视的“双屏”用户，网络已经成为收看热门视频节目的主要渠道。[3]
这种新的收视方式的形成，在受众收视心理层面也发生了微妙变革，“小屏幕”的“私媒体”性质日益凸显出来：浏览手机和看电视在受众心理层面最大的不同，即电视是可以一群人围观的，而手机屏幕则“神圣不可侵犯”。一是因为手机屏幕小，不适合多人一起看;二是手机里有敏感的个人信息，不容他人翻看。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屏”塑造了收视的“客厅文化”，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同收看同一档电视节目，有声语言传播必须照顾这个客厅里的每个人，信息和观点的“平均主义”显得很重要，否则就很难维护“客厅信息分享”的和谐。而以手机为代表的“小屏”出现后，“私媒文化”取代了“客厅文化”，信息的接收从群体接收向个人接收分流，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客厅，眼球从电视上移开，转向独属于自我的那块小屏幕，“大屏型”的受众逐渐向“小屏型”分流、转化。
（二）语言传播从“单极型”向“多极型”演进
在“客廳文化”时代，有声语言传播呈现出的是“单极型”特征，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观点表达趋向“平均主义”，正如白岩松所言：“电视必须选择平均的价值观和社会水准，老少几代人共同在这个屏幕前经过，你必须选择一个相对折中和中庸的观点，不能冒犯。”
北京电视台某期《国际双行线》节目，邀请享誉世界的著名音乐家谭盾和国内著名指挥家卞祖善针对先锋音乐的话题展开讨论，因为卞祖善对谭盾的音乐做了10分钟的批评，在节目录制进行到57分钟时，谭盾拂袖而去，留下主持人、观众与卞祖善完成最后节目的录制。于是这期节目演变成为一则“媒介”事件，当时的一些学者针对主持人的“控场能力”展开分析，认为是因为主持人缺乏“应变能力”，没有注意到“话语权的平衡分配”问题而使得冲突升级，导致了谭盾的愤怒离席。[4]当时这期节目还是直播，所以可以想象，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感到多么的困惑。但如果这期节目放在融媒体时代的今天来播出，手机前的受众又会怎样看待谭盾的离场呢？可能讨论热点就不会在主持人的“控场能力”上了，很可能在互联网上要引发一场卞祖善老师的粉丝与谭盾的粉丝之间的“骂战”了。
我们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同一类节目做一下有声语言传播模式对比，来考察有声语言传播向“多极型”演进的现象。我们以婚恋类生活服务节目为例（见表1）：
《玫瑰之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档婚恋类生活服务节目，早在1998年就已经开播。当时互联网媒介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受众的收视行为几乎全部来自电视媒介，节目所呈现出的有声语言传播特性是典型的“单极型”模式，主持人对语言信息透露出的价值观引导体现出了“平均主义”“折中主义”的倾向。
《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与两位点评嘉宾共同构成了有声语言传播的两极。与《玫瑰之约》相比，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的设置更加丰富，但并没有在根本上转变“单极型”传播模式，主持人与嘉宾的观点趋于一致，并且主持人对价值观的调和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式相亲》被称为相亲节目的3.0模式，从有声语言主体的设置上可以看出，相比较《非诚勿扰》，它更趋向丰富化，男女嘉宾父母的参与使得节目话语场的戏剧冲突陡然升级。节目主持人金星评价道：“这是一档很柔软的节目，我的风格也会随着节目进行调整。这个节目不需要我犀利就已经非常好看了，我会站在缘分的标准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用我的真诚做到把关的公平性。”主持人这个时候不再是裁判，而是一个真诚的看客，不偏袒任何一方，这是节目中有声语言传播呈现“多极型”的典型例证，通过手机收看节目的每位观众，都能从不同家庭中看到自己家庭中的影子，家庭观念的不同带来的冲突并不会引起观众的尴尬，反而能引起共鸣和认同。
四、结语
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一手抓融合”，就是提醒我们要看清融媒体时代有声语言传播转型与演进的本质，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融媒体时代，媒介追求传播价值的功能不变，人作为传播价值的核心地位未变，有声语言传播的转型和演进其实就是人作为传播价值核心的深化。“一手抓管理”则是提醒我们提防有声语言传播在转型和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副作用。“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是融媒体时代传媒一线从业者把握有声语言传播转型与演进方向的指导方针。
[本文为“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2017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纺织服装文化产业语言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2017BKJGLX049）;中原工学院2019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融媒体时代播音主持专业转型升级研究”中期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政法.主体的影响力：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主体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
[2]姚喜双.新媒体背景下的广播电视语言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2（8）.
[3]传统媒体年轻用户流失严重电视开机率降至30%[EB/OL].m.hnr.cn/article/tech/20161223_d67265_O.html.
[4]李欣.电视谈话节目的现场操控[J].新闻前哨，2004（8）.
（作者为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