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要籍研究之五：《毛诗传笺》编辑思想初探
吴平 芦珊珊
摘 要：本文从《毛诗传笺》的编撰合一性质和郑玄的编者功力出发，阐明了该作品的编辑色彩;从“以毛为宗，会通今古”和“以《礼》笺《诗》，会通经学”两个方面分析了该书“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的编辑思想。
战国末期，《礼记·经解》将《诗三百》列入经部，“经”的含义由最初表示作品的普通名词跃升为儒家最高典籍。西汉初年，经学开启了立学官、设博士的制度。“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1]《诗》再次被定为“经”。最早将“诗经”二字合用作为书名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2]《诗三百》一书西汉以后逐渐被尊以《诗经》。但此时呈现在汉人面前的《诗经》和先秦时期的《诗三百》有了许多差异，与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也不完全一样。
汉代，《诗经》门派众多，主要有今文《齐》《鲁》《韩》三家和古文《毛诗》。代表今文的三家在西汉得立于朝廷，分置博士，是为官学。《毛诗》仅在民间传习，是为私学，“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3]。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没有关于《毛诗》的任何记载。然而，“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4]《毛诗》也被短暂的作为过官学。东汉光武年间，古文经学作品又被废除官学之外。只是后来《毛诗》不断提高训诂义疏的质量，积极吸收以《说文》为代表的两汉语言文字学成果，训诂序疏简明扼要，地位方才得以逐步提高。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写道：“章帝建初中，仍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河间献王学举‘六艺，尝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而赝博士之选者，即毛公与贯公，则此二家虽曰私学，在当时已显矣。”与此同时，今文诗学日益繁琐僵化，到后来“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对经典的解释过于繁杂，往往几个字引申出大段释意。一些今文学派的专家也开始注重《毛诗》。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以《毛诗》为主，兼采三家之长，完成了《毛诗传笺》这样一部集历代、今古文诗学大成的作品之后，《毛诗》流传至广，而三家诗相继亡佚。
《毛诗》与《郑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世学者论《诗》都以毛、郑并称。之前由毛氏本人做的《毛诗故训传》到宋朝已罕见单行本了。唐代孔颖达领衔编撰《毛诗正义》，并尊《毛传》与《郑笺》，成官修《五经正义》之一，列为明经取士的教材。到宋代，集合了《毛诗》、《郑笺》的《毛诗正义》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其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
《毛诗传笺》既是一部研究诗经学的重要经典，也是一部值得从编辑学角度去解读的、蕴含着丰富编辑思想的合集。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郑玄将自己的经学思想和编辑整理活动结合在一起，打破门户之见，在以毛诗为宗的基础上会通各派经学。与此同时，在具体的注释工作中，以《礼》来解释《诗》，打破了经学相互之间的藩篱，展现出“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的编辑思想。
一、《毛詩传笺》是一部编撰合一的作品
《毛诗》能够最终战胜三家诗，成为诗学传习者历史性的选择，郑玄编撰的《毛诗传笺》居功至伟。清代推崇古文三家诗的王先谦对《毛诗传笺》给出了十分中肯的评价：“东汉之际，古文大兴，康成兼通今古，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凌三家……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5]康成即为郑玄的字。不过，历代学者并没有将《毛诗传笺》最终成就《毛诗》完美“逆袭”的所有因由都总结出来，至少在编辑工作上的功劳很少有人提及。
《毛诗传笺》实际包含了四部作品：《毛诗》《毛诗序》《毛诗故训传》和《郑笺》。《毛诗》学的开山祖师为毛公。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6]《毛诗》学派一直以来标榜自己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传，以示正宗。而众所周知，“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7]不论是大毛公（毛亨）还是小毛公（毛苌），《毛诗》作为诗学一派有重要的价值，并且至少在西汉就已经流传广布。《毛诗》在流传过程中与《序》紧密相连，虽然三家诗也有各自的诗序，阐述诗篇的主旨、时代和作者。《毛诗序》的作者是谁一直众说纷纭，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争诟之端”。历代而下，子夏、毛公、卫宏、汉之学者、诗人自作、村野妄人、秦汉经师、刘歆、汉代毛诗家等都被学者纳入了考量范围。今人根据《诗序》前后不一致或者言语重复的现象，得出结论：“《诗序》原是汉代毛氏学者相传之讲授提纲，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最后由卫宏集录、写定。”[8]虽然这并非是最后的定论，但明确了郑玄不是《诗序》的作者。《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根据郑玄《诗谱》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记，为毛亨所作，传于毛苌。《毛传》以解释字义为主，有许多优点，比如训诂渊源考究、多存古书逸典、不信神奇怪诞、作传独标兴体、释词尤为精当等等。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非常有创意。郑玄生活的年代，该书已经广为流传，并且在与三家诗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郑笺》则立足于《毛传》，对其进一步作了解读。
这四部作品中只有《郑笺》出自郑玄之手，另外三部都是郑玄对他人作品所作的整理和校订。因此，《毛诗传笺》是一部编撰合一的作品。《毛诗》最终战胜三家诗流传后世，《郑笺》的解读堪称经典。但郑玄在对他人和自己的作品整理注释校订的时候，遵循的编辑思想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运用的选材方式、编辑体例、校订原则、注释方法等产生了重要作用。一部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一定集合了作者和编者的努力，而经籍中，这两个角色常由一人所为，如，《毛诗传笺》的编著者郑玄。而该书也确是一部创作水平与编辑能力都堪称上乘的佳作。
二、郑玄的编辑功力
《毛诗传笺》所取得的成功，与前三部作品无不有关，也是郑玄作为经学家和编辑家的骄傲。他用自己高深的经学素养和编辑、整理、注释水平，使《毛诗郑笺》荣列隋代的“九经”、唐代的“五经”、宋代的“十三经”之一，成为炎黄子孙共有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典。如果没有郑玄和他的《郑笺》，诗经汉学或将缺少一个如定海神针般的依靠。
郑玄的功劳首先源自于他睥睨群雄的经学根基。郑玄生在败落的官宦之家，本来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但据《后汉书》记载，他“常诣学官”，坚持去学校学习。后来，“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筭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9]可见，郑玄在经学上的进益十分迅速，很快便成为崤山以东首屈一指的学者，并得到西边扶风著名经学家马融的指导。这为他日后成为经学大师打下坚实的基础。扶风之始郑玄并不受重视，但他依然“日夜寻诵，未尝怠倦”[10]，终于得到机会向马融当面学习。待到他离开之时，马融慨叹：“郑生今去，吾道东矣。”[11]可见，此时郑玄已经可以与马融相提并论了。之后，郑玄四处游学十余年，学问愈益精进，后因党锢之祸，被禁足。从另一个方面看，他也获得了一个全心求学的环境。在郑玄成功地辩驳了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著作后，他作为经学大师的地位更为巩固了。“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节卓行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12]与他成长一起得以强大的，还有古文经学的地位。郑玄一生无意仕途，屡次推拒为官为宦的机会，潜心向学，注释和著述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字。[13]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郑玄被追封为高密伯，仍从祀孔庙。一代经学大师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郑玄的功劳还体现在他于古籍注释和整理方面的专精。郑玄一生注释整理了许多儒家经典，但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礼注》和《毛诗传笺》。部分保存下来的，有《周易注》《古文尚书注》《孝经注》和《论语注》。他也曾注《春秋左氏传》，只是未及完成就交给了学者服虔，即《春秋服氏注》中也有郑玄的贡献。当然，郑玄注释过的作品远不止这些。清代大儒郑珍是公认为考鉴郑玄书目最为完整者，他在《郑学录》的《书目》卷中，列出了郑玄著述约五十九部，完整流传下来的《三礼注》和《毛诗传笺》四部都成为经典中的翘楚。在《十三经注疏》中，也以这四部注最为出色。郑玄作为博学的经学大家，一生中整理注释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和经学造诣而言本不分伯仲，之所以只流传下来四部，与这四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整理、注释的高超水平有极大关联。
郑玄所从事的校雠、注释等编辑工作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校雠方面，郑玄兼录异文，考订疑误，考镜源流，厘析篇帙。清人段玉裁赞曰：“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也。”[14]在训诂方面，郑玄采用的训诂方式和确定的训诂术语为后世训诂学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
《后汉书》编修者范晔慨叹：“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15]不仅将郑玄尊奉为东汉时期承前启后的经学大师，也定义为卓越的古籍整理注释学家。
三、《毛诗传笺》的编辑思想——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
郑玄七十岁著《戒子益恩书》，将家中大小事托付给儿子郑益恩，并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志向，即“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16]。这也是郑玄一生所从事的古籍整理编辑活动的编辑思想。《诗经》在郑玄編撰之前就有过比较系统解读，郑玄之后又立于高位，完胜三家诗，多赖于其精研著述之功。《毛诗传笺》代表了郑玄编著的最高水平，探究其蕴含的编辑思想也理应代表了郑玄编辑思想的最高层次。
1.述先圣之元意——以毛为宗，会通今古
《毛传》首次将“训”“诂”二字连用，用以《诗经》注释的称谓。郑玄在此基础上，对《毛诗》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当时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争论十分激烈，双方固执一端，绝不偏倚。“然今学守今学门，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17]今古文纷争激烈情形下，郑玄打破了今古文经学泾渭分明的桎梏，以《毛传》为宗，并不拘泥于此，进而引申发明，十分难能可贵。通过《后汉书》的记载可知，郑玄兼习了古文和今文经学。以诗学为例，他师从张恭祖习今文学派之一的《韩诗》，也并没有囿于门户之见，在注释《诗》的时候选择了以《毛传》为本。
郑玄对《毛传》非常尊重，这也体现了编者对原作者的态度。郑玄整理注释了诸多古籍，皆以“注”名，独有对《毛传》的注释命名为“笺”。“笺”，有谦敬之意，即不敢言注，但表识其不明者耳。“传笺”也成为后世古籍注释的特有称谓。在郑玄笺《诗》的过程中，《毛传》几乎一字不易地保存下来了，即或其中有明显错误或不妥之处。郑玄考证了《毛诗》许多诗篇产生的地域、时间和背景资料，类似于《毛诗序》。为了保持《毛传》的完整，他将自己的考证成果另撰成《毛诗谱》。可惜《毛诗谱》到唐代逐渐亡佚。但从书名中仍然可以看出郑玄在《郑笺》编撰过程中“以毛为宗”的编辑思想。
郑玄的伟大在于他虽“宗毛”却并不迷信《毛传》，而能够会通今古诗学。在具体的注释过程中，郑玄参看了当时三家诗和《毛诗》，“下己意”时以“先圣之元意”为取舍标准。“笺《诗》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三家。是郑笺《诗》兼采今古文也。”[18]可见，郑玄笺《诗》以《毛传》为本，如《毛传》也没有解释清楚的将其解释清楚，如《毛传》解释与“己意”不同，以“己意”为本。他的想法很多来自于早年修习的《韩诗》和自学的《齐诗》《鲁诗》。
《郑笺》的编辑思想集中体现在义理和训诂两个方面。义理方面，《郑笺》多次引入今文学派的谶纬神学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也让谶纬之学风行。“武帝时代正宗思想，是儒学神学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的中世纪统治阶级思想的典型。”[19]这种情况在汉代普遍存在。《诗经》在这场儒学神学化的运动中也被信奉谶纬的经学家们以灾异祥瑞来解读，从而走向了谶纬化。古文《毛传》中无谶纬之解，或许更多受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20]的影响。郑玄在解释《毛诗》义理的时候受到了当时为主流的“三家诗”影响，加入了谶纬神学之说。比如《大雅·生民》篇中“履帝武敏歆”一句。《毛传》解释为：“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dú），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21]即后稷的母亲踏着天子的足印一道上山求子，回来后便怀孕了。《郑笺》则阐释道：“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22]他认为后稷的母亲是踩到神仙的脚印才怀孕的，带有今文诗学的神话色彩。《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句，《毛传》释为春分时节，燕鸟废物，简狄与帝祈在郊外祭拜求子之神后，生下契。而《郑笺》为“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23]即契是其母亲简狄吞鸟蛋后生下的，进一步将传说神化。
训诂方面，《郑笺》数次导入三家诗说充实《毛传》释义。今人张舜徽先生将郑玄的校雠学成就整理为十二个方面，其中“六是择善而从，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综众说，舍短取长，不以先入者为主;八是求同存异，自申己见”，这些在《郑笺》的训诂中都有体现。《毛传》对《卫风·氓》中的“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仅做了“泮，陂也”[24]很简单的解释。《郑笺》则非常详细地说明：“泮，读为畔，畔，涯也。言淇与隰皆有涯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姿心意，曾无所拘制。”[25]这一说法与《鲁诗》非常相似。《毛传》在解释《邶风·静女》篇中仅仅以“彤管有炜，悦怿女美”一句解释了炜和彤两个字。《郑笺》补上了“悦怿”的释义。而这个释义是出自《鲁诗》的。
2.整百家之不齐——以《礼》笺《诗》，会通经学
整百家之不齐，原本说明郑玄著述之多之勤，亦可将其含义引申为会通经学，即以其他经学来为《毛传》做笺，这是一种开放、包容、智慧的编辑思想。
汉代礼经全凭师徒口耳相传，并无系统全面的注解成书。郑玄一生遍注群经，于三礼用力最深，前后耗时一十四年。孔颖达由衷感叹：“礼是郑学。”说明三礼在郑玄一生经学著述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顾炎武称赞郑玄：“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26]对郑注三礼，会通百家之举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中国儒家自古就有《礼》《诗》相合的传统。比如，作为孔孟之后儒家代表性人物的荀子，对《礼》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同时，他也非常钟爱《诗》。“《荀子》全书32篇，引《诗》83处。”[27]他在《荀子·劝学》篇中说：“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28]劝诫后生晚辈要将《诗》《书》和礼结合起来进行学习，否则不得要领，白费功夫。《毛传》中也有以礼释《诗》的传统。郑玄完成《三礼注》之后，开始做《郑笺》，在释《诗》传统与自身学术积累相结合的背景下，以《礼》笺《诗》非常自然。另外，在郑玄生活的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封建礼制受到严重损害，也激发了郑玄借《诗》传礼的政治愿望。
郑玄以《礼》笺《诗》大体有两种方式。
其一，《郑笺》频繁引用三礼的内容佐证《诗》。《豳风·七月》有一句：“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郑笺》解释为：“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规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月》‘仲春，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周礼》凌人之职，‘夏，颁冰堂事。秋，刷。上章备寒，故此章备暑。后翟先公礼教备也。”引用了《周礼·天官冢宰下·凌人》及《礼记·月令》中的记载详细说明了祭祀时冰的用途和管理冰的“凌人”职责所在，印证毛《诗》所言不虚。
其二，《郑笺》综合应用三礼的思想解说《诗》。《邹风·绿衣》中有一句“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就是对服饰的简单描述。而《郑笺》解说为：“椽兮衣兮者，言椽衣自有礼制也。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为上，展衣次之，椽衣次之。次之者，众妾亦以贵贱之等服之。鞠衣黄，展衣白，椽衣黑，皆以素纱为里。今椽衣反以黄为里，非甚礼制也，故以喻妾上僭。”从看似平常的一句话申发蕴含其中的复杂思想。郑玄的依据就在《周礼·天官·内司服》中。《周礼·天官·内司服》有云：“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这一方面表现郑玄的礼学造诣深厚，能够信手拈来，另一方面说明他在笺《诗》的时候已然将经学融会贯通。
《毛诗传笺》成就了接续一千年天下诗学尊奉的范本。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更将《毛诗传笺》带到了顶峰，使之成为历代学子踏上仕宦之途的敲门砖。到宋代刘克庄依然称赞《毛诗笺》：“新笺传后学，古诗发先儒。”[29]《毛诗正义》一统天下诗学，将以义疏为重要特征的诗经汉学发展到极致。但同时，“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汉学家法桎梏了诗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当诗经汉学到了最高也是最后的发展阶段，即将迎来新的变革。诗部要籍的編辑思想也将吹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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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平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芦珊珊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