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论“后九七”香港体育电影叙事系统

    

    后“九七”的香港影坛,由于自身的电影质量下滑以及东南亚民族电影的兴起,香港电影渐渐丢失了以往的广阔市场,由黄金期进入了衰落期。然而在这样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以往处于边缘地位的体育电影类型反而频频获得香港影坛的青睐,摄制了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的作品,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叙事模式。这些体育电影有的继承香港电影的娱乐传统,以过火癫狂的风格讲述体育故事,例如《少林足球》(2001)、《出水芙蓉》(2010)、《全力扣杀》(2015)等;有的顺应中港合拍片大潮,尝试全球化视野的类型叙事,例如《激战》(2013)和《破风》(2015);有的则立足本土市场,以香港历史中的体育人事为题材,尝试历史叙事与建构身份,例如《12秒58》(2008)、《无野之城》(2008)、《点五步》(2016)等。文章将从这三股脉络出发,并拣选其典型作品进行文本分析,描绘勾勒后“九七”香港体育电影的现象与特征。

    一、港片精神的喜剧叙事

    1973年,喜剧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上映,标志着业已消失的粤语片重新展现在银幕上。“自此以后,代表香港本土文化的粤语片开始走向繁荣,而国语片则开始走向没落,或者更准确地说,国语片与粤语片的分别自此以后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二者逐渐融合成了统一的‘港产片”[1]。以往的香港电影注重寓教于乐,文以载道,而新兴的港产片则抛弃教化,强调感官刺激。1970年代初,当港产片登陆美国时,《纽约时报》影评人以“尽皆过火,尽是癫狂”[2]来评价它,这八字箴言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港产片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

    在这股港产片潮流中,喜剧电影和功夫电影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成龙又将两者糅合成功夫喜剧,它生动地彰显了“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港片精神。在功夫喜剧诞生之后不久,它的影响渗入了香港体育电影的制作之中,并绵延至今,从早期的《波牛》(1983),到后来的《少林足球》和《全力扣杀》等,都可以看到功夫喜剧的显著烙印。下文以其中的经典电影《少林足球》作相应的分析。

    如果说周星驰早期电影只是简单夹杂体育元素,那么新世纪的《少林足球》则是全面地以足球比赛为核心串联起整部电影,是在体育领域沿用功夫喜剧制作方式的一种尝试,这部电影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无厘头风格,整体来看,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体育电影。

    首先,《少林足球》在影像风格、人物塑造、叙事情节等多方面采用了香港功夫片惯用的模式,但又是和足球联系在一起,营造一种错位的喜剧感。这不仅体现在电影的片名直接取用“少林”,而且在影片开头的字幕展映时,以动画特技的方式表现一群少林和尚在演示各样少林功夫,配以雄壮激昂的主题曲,这是以往功夫片常用的影像风格,意图在影片一开始即将观众纳入故事氛围中。但本片的特别之处是,在少林和尚的功夫演示画面中间,有一只足球滚前退后,似乎处在众人的追逐之中,预示足球是这部电影的主角。《少林足球》中的天马行空、人球合一的“足球功夫”,既对功夫片的影像风格进行的创新,也与传统功夫片招式有了延续。

    在人物形象上,影片中的六位男主角,即周星驰饰演的师兄弟六人,出自少林寺,并且在足球比赛中所用的各样功夫皆是少林绝技,组成的足球队也命名为“少林队”,穿的球衣是少林的黄色僧袍,背后印着“少林”。这些都在表明,少林寺是功夫足球的发源地,占据着竞技的最高点。在叙事情节的设置上,推动这群少林门人去踢足球比赛的动机也与以往的功夫片相类似,一是为了复仇除害,二是为推广发扬少林功夫,这是影片的叙事核心,推动着情节的向前发展。整体来看,如果抽离了足球,或者将足球换成刀叉剑戟、拳谱掌法的学艺过程,那么《少林足球》则是一部典型的除暴安良、振兴门派的功夫片。

    其次,影片编导与主演周星驰以其无厘头风格为视角,处理影片的题材、情境、语言等方面,展示少林功夫如何转化为足球技能的喜剧过程,最终完成本片的功夫喜剧之路。在题材上,古代功夫与现代足球本是毫无相关,但是周星驰却将之无厘头地配在一起,生发出显而易见的喜剧性。喜剧学者伊夫·德拉奇认为:“为使某一事物成为滑稽,因果之间必须存在不和谐之处。”[3]对于《少林足球》来说,“因”是周星驰饰演的六位少林门人有高超的少林功夫,而“果”是要踢好足球,击败善用球场暴力、买通裁判、服用禁藥的“魔鬼队”。但是,好功夫并不等于好球技,于是,在这“因”与“果”之间,电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表现这种“不和谐之处”,即好功夫如何转化为好球技的喜剧性过程,这是电影的精彩之处。电影借助特效展示了少林大力金刚腿、铁头功、地堂腿、铁布衫、擒拿手、水上漂等绝技,如何由笨拙到灵巧地控球、盘带、射门、防守等一系列的喜剧过程。

    二、国际视野的类型叙事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为了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2003年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在这个政策框架之内,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电影界展开了广泛的资金、人才、市场合作,摄制了大量的合拍片。这些合拍片呈现出与传统“港产片”不同的面貌,为了适应内地市场,并积极开拓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采用了国际化视野的类型叙事,以抹平市场之间的差异化处境。

    这种国际化制作策略也体现在近期制作的香港体育电影中,香港导演林超贤是运用这种策略最成功的一位。在近年的合拍片领域中,林超贤是令人瞩目的一位,他不仅数量高产、类型多样而且品质不俗,主要作品有《红海行动》(2018)、《湄公河行动》(2016)、《线人》(2010)等,经常获得香港金像奖和中国金鸡奖等重要奖项。最新的《红海行动》在票房上累计达到近40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战狼2》的中国大陆影史票房亚军。

    林超贤是以拍摄动作电影出道,对于体育电影的拍摄拥有先天优势,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体育电影占有重要地位,例如近年的《激战》(2013)和《破风》(2015)等。林超贤善于以国际化视野处理作品题材,例如《红海行动》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阿拉伯半岛,《湄公河行动》发生在金三角地带;同时他的电影倾向设置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并且在感官刺激的动作场面间隙,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开辟了动作片中的文戏新道路。林超贤的体育电影也继承了这些优良风格,展示了香港体育电影的另一副面孔,即国际视野中的类型叙事。下文以《激战》为例阐释其风格。

    首先,林超贤采取了立足于华语市场的国际化视野的制片策略。以《激战》为例,这种国际视野体现在电影的故事空间、演员群体、人物语言等方面。《激战》中涉及的故事空间有云南、北京、香港和澳门。在片名出来之前的7分钟,电影快速地变换故事空间,交代了身处三地的主要人物的背景,为正片的展开进行铺垫。富二代林思齐(彭于晏饰)在北京得知父亲破产失踪,无家可归;过气拳王程辉(张家辉饰)在香港负债累累,躲避追债人;携带幼女的单身妈妈王明君(梅婷饰)在澳门忘不了儿子落水逝世的事实,终日恍惚。由于故事发生在三地,《激战》中的人物语言涉及粤语和普通话,同时香港演员张家辉、台湾演员彭于晏和大陆演员梅婷以及马来西亚演员李馨巧,也构成了对东亚电影市场的辐射。

    其次,在国际化策略之下,林超贤采用娴熟的类型叙事,使得影片的观赏性非常强。在情节设置上,作为类型的“体育电影主要遵循因果关系、结果、心理动机、克服障碍和实现目标的动力”[4],以此观察《激战》,林超贤花费大量的篇幅建立人物的行为因果链,设置人物的路径障碍和实现目标的动力。在《激战》中,林思齐学习综合格斗技能,直接原因是为了赢取百万奖金,脱离贫困的生活,但更深层次则是“参加比赛想让父亲看见,他眼中的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我希望他也能做到”。正如影片英文名为Unbeatable,是打不垮的、无法击败的意思。如果说中文片名“激战”是实指电影的故事内容,那么英文片名则是内涵层面的隐喻、影片将表层的体育竞赛与深层的生命精神联系在一起,将人物的技能长进和自我的精神复苏同步推进。

    如果说情节是体育电影的叙述性符码,那么运动则是体育电影的展示性符码,是体育电影的关键所在。“而与紧张曲折的情节设置相呼应,在画面风格上,体育电影一般会着力凸显竞技比赛的运动之美,常采取的方法为:(1)裁掉冗余内容,着力表现精彩亮点。(2)借助周围环境烘托气氛。(3)大胆运用视觉和听觉修饰,尤其是音乐,使场景描写充满感情力量以及现实体育运动所包含的其他情感因素。”[5]在《激战》中,林超贤善于使用视听语言“着力凸显竞技比赛的运动之美”,采用激昂的音乐来连贯全球化的故事空间和调动观众的情绪,同时电影镜头的使用变化多样,在角度上有俯拍和仰拍的结合,在景别上有远景和特写的组合,同时镜头既有模拟观众的客观视角,也有模拟运动员的主观视角,这些视听手段的有效搭配,对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传递运动的紧张刺激有着显著效果。

    三、立足本土的历史叙事

    针对人们对香港文化的刻板印象,如“文化沙漠”“灯红酒绿”等,香港作家梁秉钧提出“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的议题:“到底该怎么说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6]

    香港故事的多重言说,与香港自身的历史经历有关。香港不同于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它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区,以及自身积淀了100多年的殖民历史文化,除了“一国”的主流身份,还有对于香港“两制”的习惯认同。这种区域性身份的辨识和建构,在近年来体育电影上就呈现为立足本土的庶民视角的历史叙事,这是一种对宏大叙事的补充和平衡。

    具体来说,此类电影主要面向香港本地市场,取材于真实的但却易被人忽略的香港体育史,常常以当事人的回忆视角展开,并结合香港的区域历史发展进程,在艺术手法上摒弃类型化的激情叙事而采用平淡的散文化风格,最终达到身份建构的本土叙事。此类电影代表作有《12秒58》(2008)、《无野之城》(2008)、《点五步》(2016)等。下面将以《点五步》为例考察此类叙事模式的风格特点。

    《点五步》是香港年轻导演陈志发的首部剧情长片,获得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200万港元,资金的来源促进了这部电影的本土化叙事。影片讲述香港第一支华人少年棒球队沙燕队的故事,电影开始是现在时空的青年谢志龙接到沙燕队纪念聚会的电话,从而展开了往事回忆。影片以谢志龙和范进威为共同的男主角,他们是沙田区一所普通中学的学生,周围集结着一群惹是生非的问题学生。校长为了教化这些顽劣男生,争取政府资金成立了校内棒球队,邀请谢志龙、范进威等人参加,并对他们进行严苛的训练。影片重点展示了沙燕队的三场比赛,推进情节的进展。第一场是他们惨败给了台湾的儿童棒球队,受到了对方日本教练的歧视。第二场和外国人的比赛也是一败涂地,受到西方球员的歧视,而范进威因为临场顶撞校长指挥,被直接开除,他从此离校不归,堕入歧途。第三场少棒杯决赛是全片的叙事重心,将沙燕队先输后赢的曲折过程与两位男主角此时面临的爱情、亲情与友情交叉剪辑,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比较呈现场内谢志龙不服输的精神和场外范进威在黑道中的搏命厮杀。最终,沙燕队在谢志龙的带领下获得胜利。

    作为体育历史电影的《点五步》并不是一部简单的青春励志电影,有广阔的社会历史的视野,试图借助青春体育电影的外壳,纳入1980年代香港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热点。为此,电影对沙燕队的历史进行了微妙的改动,沙燕队本是成立于1982年,电影将之推迟到1984年成立。所以,作为球队成立的历史背景,影片插入1984年的历史事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时的纪录影像,以及他们两次面对日本和欧美球员时受到的歧视,凸显了当时香港所面对的时代处境。同时,谢志龙和范进威居住在逼仄的公共屋邨,家庭的贫困是范進威的堕落之因,而谢志龙父母是并不幸福的老少配,妈妈来自内地,最终也离家出走。这些社会议题增添了《点五步》的社会内涵和历史质感。影片最后,以谢志龙的画外音结束:“我学会一件事,输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去踏出这半步!”“半步”正是片名“点五步”的意思,它不仅是棒球比赛中的关键半步,也是全片所要表达的主题——面对历史和未来,要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和坚持。而在影片中,作为一个普通中学的沙燕队,却在棒球帽上印着醒目的香港简称“HK”,何尝不是一种隐晦的曲笔。导演希望借助一个小小沙燕队的历史挖掘,完成对彼时香港历史的梳理和对香港精神的塑造,这是一种基于历史叙事而生发的身份建构。

    结语

    随着九七回归,香港电影在新的历史处境中发生了变化,而体育电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们有的从香港电影传统中汲取养料,吐故纳新;有的则北上中原,以类型范式放眼全球;有的则坚守本土,以史观今。它们虽然面貌各异,但却使中国体育电影图谱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许乐.香港电影的文化历程[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53.

    [2][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 M ].何慧玲,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7.

    [3][法]柏格森.笑[ M ].徐继曾,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135.

    [4][5][美]布鲁斯·巴宾顿.体育电影:亦赛亦人生[ M ].杨梅,田智会,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13,47.

    [6]梁秉钧.香港文化[ M ].香港:香港艺术中心,1995:4.

    【作者简介】 ?王万尧,男,江苏淮安人,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受“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