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论
文道论“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为文章学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这方面的讨论，经历的时间很长，涉及的问题很多，主要是对“道”的本意的阐述和“文”与“道”的关系的探讨。关于“道”的涵义，各家有各家的理解，就是同一人在同一著作中，说法也不统一。有时指事物的普遍规律，如《易》：“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时指某种道理或学说，如《文心雕龙·才略》：“诸子以道术取资。”有时指某种一般的方法与原则，如《文心雕龙·指瑕》：“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有时指某种政治主张或伦理道德观念，如“先王之道”，“圣贤之道”。古代文章学家对“道”的涵义的种种理解，归结起来主要涉及两种涵义： 就文章产生的本原问题而言，“道”是“自然之道”，就文章的社会功用而言，“道”乃“儒家之道”。
文章学家阐明“道”的涵义，最终是为了探讨“文”与“道”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各家主张不同，而以“明道”、“贯道”、“载道”三说最有代表性。三说争论的焦点在于怎样正确认识、处理“文”的作用与地位。无论“明道”、“贯道”和“载道”，都不否认“道”的重要作用，至于“文”的作用，则说法不一。“文以明道”之说，在秦以前已有先声，《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通过“文”“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的社会作用、政治作用是很大的。后来刘勰、柳宗元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肯定了“文”的作用：“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改“明道”为“贯道”的是韩愈的弟子李汉：“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昌黎先生集序》)“文以贯道”是韩愈文论的核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着眼点是把“文”当作为“道”服务的工具，是“道”的表现形式。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 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辞，艺也； 道德，实也。”周改“贯”作“载”，削弱了“文”对“道”所承担的能动作用。至程颢、程颐时代，则进一步提出“文以害道”之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文”的作用。他们认为“有德者”必然会“有言”，这是对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 的片面解释，甚至把“为文”与“玩物”等同起来，说什么“‘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二程语录》)，违背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他们要把文学排除出上层建筑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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