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农民教育与收入提升文献综述
吴国泰
摘要：培育职业农民，提高农民收入，是目前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举措。本文围绕职业农民的培育背景，从教育与農民收入获得的角度出发，分析职业农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现存问题，提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要从农民、政策和院校主体的角度分别着手，来保证职业农民发展的规范性和可行性。
关 键 词：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农民政策;农职业院校
农民的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对农业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既能维护农业基础地位，为农业发展培育人才，也可以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其适应现代市场社会的重要举措。在此基础上，如何对职业农民进行教育，现存职业农民教育是否存在问题，又如何来改进这些问题以实现农民收入提升，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归纳总结出可行的解决措施。
一、职业农民发展背景
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建设，实现农村富裕，都离不开农民。在此背景下，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既是推广现代农业的手段，也是解决谁来种地的首要选择。吕莉敏对传统农民和职业农民进行比较，她认为有别于无法脱离土地，被动选择种地的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更具有自主性，这是农民自我选择，自主流动的职业选择[1]。郭智奇对职业农民概念做了具体阐释：职业农民是依托市场的自负盈亏和报酬机制，以农业为运营产业的理性经济人角色[2]。职业农民本身具有较高的科技知识水平，能够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并具有自我学习和完善的能力。周稽裘提出职业农民作为一种工作角色，从业者可获得高收入和社会职业尊重。职业农民的培养有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同时依托职业农民培育的新型农产品，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农产品竞争力，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水平[3]。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孟凡也提出职业农民是调整农村落后产业和发展劳动力的手段，是依托新农村建设，进行城镇化转变的必要手段[4]。蔡秀珍也认为职业农民的培育可以解决农村城镇化以后农业劳动力问题，同时职业农民的知识水平提高，更有利于传统农业的产业升级和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5]。
但如何培养职业农民仍然是现阶段面临的一大问题。罗蓓认为农民教育会加快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 [7]。实现农业经济的突破，需要提升劳动生产率，依靠科技手段提升生产力水平，而只有农民接受到新的知识技术，才会自觉使用农业科技。马立伟从职业教育的出发，提出农民教育包括农业生产的技术培训和非农生产的教育培训，教育实现的素质提高才是生产力发展和收入增长的要素[8]。谢建社认为要培养善经营、懂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政府和院校发挥其平台培育功能，从管理、技术和文化方面帮助农民成长[9]。
二、教育与收入关系
在传统发达国家的地区农业转型中，教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对农民的教育投资，能显著提升农民的生存能力和收入水平，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10]。由此发展出人力资本理论，即教育和培训作为一种人力投资，劳动者可以借助自身人力资本的增值，提高自己的经济回报。教育能够提高个人收入，降低物力投资基准，有助于实现收入的平等分配。
（一）教育水平与收入
刘燕梅等人对农民的受教育和农场产出方面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受过初等教育的农民农场产量比没有受教育的农民农场产量高，且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的农场比传统农场收入水平高[11]。钱雪亚发现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其教育年限相关系数较高，且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从业人员，更有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12]。李晓嘉以CFPS农户数据对农民教育与收入做了实证分析，发现教育具有增收作用，但受教育程度不同，农民收入结构呈现不同变化[13]。郝翠红在对2014年的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中也发现，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率呈现不同变化，其中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的教育回报率与其他阶段相比回报率显著[14]。从户籍、职业、出生年代等方面对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不同职业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不同出生年代农民工群体间教育回报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回报会因为城乡区隔、职业不同和出生年月等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结果。刘玉萍从性别角度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在低收入段上女性民工比男性的教育回报要高，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男女民工的教育回报差异逐渐变小[15]。
（二）职业技能培训与收入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作为非学历的知识、技能学习，培训以一种短期的方式帮助被培训人了解工作内容，有助于其收入的提升。陈耀波对浙江省的阳光工程培训项目数据回归分析发现，培训使得劳动者的收入提高1.5倍[16]。宁光杰指出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对提高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培训时长与培训费用对培训收益明显正面影响，但时间越久，费用越高，收益会降低[17]。职业农民在培训中获得新知识，实现增收。同时，不同行业的职业农民因培训类型不同而存在不同差异，生产型职业农民收入高于技术和管理型职业农民。赵强社认为农村的职业培训具有切中实际，目的性强的特点，能够对农民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从而帮助农户更新观念，提高农业生产收益，扩大收入[18]。
三、职业农民教育现状
培育职业农民，需要对其教育水平进行综合分析，本文对职业农民的教育水平，教育机构和相关政策进行文献梳理，归纳发现目前农民受教育水平偏低，农民职业教育机构发展不完善，有关教育政策不具体。
（一）职业农民受教育现状
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构成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3.2%，小学文化程度占29.8%，初中文化程度占54.7%，高中文化程度占10.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5%[19]。据此可看出，我国农村农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这不仅对农民思想观念造成影响，也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一定制约作用。孟辉对农村受教育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受教育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受地域限制处于教育落后地区[20]。而且教育出现男女差异，男性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女性，但男女双方基本仍处于小学文化水平。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农民缺乏寻求市场、投身市场的主动性，缺乏参与市场竞争和基本社会公共事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更不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法律、政策来充实自己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由于农村生活水准太低，农村优秀人才大量缺失。留在农村的多是以中年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思想观念较为保守，对职业农民培训参与积极性不高 [21]。这也导致职业农民在接受培训项目时倾向于选择短期见效增收的项目，对种养殖业产生依赖，对培训内容和方式倾向于选择面对面的教授型培训，而对广播电视等依托于新媒体的方式较为排斥 [22]。朱拥军发现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其不仅本身有学历，也重视子女教育，形成良性循环[23]。温涛发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导致其在农业生产的效率产出低，很容易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业部门用工困难[24]。
（二）职业农民教育机构
培育职业农民，不能仅仅从农民本身出发，更要看到培训以外的问题。吕莉敏从高校體系衡量农业教育，发现涉农高职校的职业农民孵化能力在弱化[25]。不仅仅是农业类高职院校进行院校重组，减轻了行业优势，同时院校内专业开设与现代化农业发展形势不吻合，复合型人才培养单一，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温涛认为农业科研体制也存在一定问题。农业的科研经费投入过低，经费来源多源自政府，缺少企业参与，农业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过低，市场与科研成果脱节，科研与农业一线实践不足，最终导致农业科技人才匮乏[26]。从事农业培训的讲师缺乏农业一线的工作经历，尽管理论知识丰富，但没有办法结合实践进行授课，对于特色农业的发展缺乏针对性培训[27]。也存在部分培训机构无专职教师，教师层次水平过低，兼职教师频繁更换，导致培训课程缺乏连续性和整体性。祝士苓认为除师资力量外，培训教材缺乏，课程计划和实践安排不尽合理，培训资源无法整合也是个问题[28]。马建富也认为目前培训项目无法激发农民需求，师资水准过低，培训方案过时，无法根据现实对职业农民进行针对性培训[29]。当下我国农民职业培训项目更多还是集中在城市非农就业如家政、气焊和砖瓦工等项目，对农村生产经营和产业管理的专业项目培训比例过少。此外，对职业农民的短期培训缺乏长久规划，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也会导致培训没有明显效果[30]。郭智奇还提出本应农民参与的学历教育和培训项目，由于时间安排和学费开销负担过重，导致应接受培训的农民反而被排除在外，造成培训资源浪费[31]。而对于培训结果以及后续跟进培训，在短平快的项目运行机制下，难以进行项目成果评估。
（三）职业农民教育政策
钟扬认为职业农民的教育问题不能忽视城乡二元的约束体制[32]。由于城乡对立，农民早已成为身份标签，背后对应的是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多方面的落后，导致农村青年逃离农门，使得农村现存人口素质更低，收入也更低。郭智奇提出目前用于专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不充足。职业农民中的种养殖大户难以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已颁布的贷款政策则流程复杂，实惠性低，导致经营户融资困难[33]。祝士苓表示职业农民的培训效果差不仅仅表现在师资力量的不完备，还表现在培训组织横向联系松散，缺乏统一的领导机关，导致职业农民的师资计划和培训场地无法共享，重复安排[34]。其认为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职校办学，农民承受的固化培训模式，使得政府作为培训的管理主体和课程实施的规划主体定位模糊，而作为培训主体的科研院所与农民职校等积极性缺失，也会带来教学质量和内容的低下，造成农民的低培训接受度。
徐来从监管体系对农民职业教育做了梳理[35]。由农委负责的涉农职业教育，监管不完善，后续评价体系不统一，结业考试得到的农民职教证书社会认可度不高，导致结业农民水平参差不齐。此外，由于职业教育涉及到技术、管理、资本等各方面，但是在法律层面的具体监督细则仍未出台，如何从法律手段保障农民利益和监督资本还处于法律的空白。马建富认为由政府搭建的职业教育培训平台对农民的职业教育重视不够，对于职业农民后续的社会保障和教育民生的思考不够，无法形成长期可持续性的闭环成长[36]。
四、职业农民收入提升措施
（一）办好职业教育
职业农民的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的辅助。办好职业教育，首先要在农村严格推行义务教育，做到农村彻底扫盲，提升整体素质水准。政府要建立教育补偿制度，提升农民的专业素养，从技能到理论，从培训项目到学历教育，使农民摆脱农业是纯体力工作，农民是不需要学问的人才的思想。同时，鼓励中年职业农民接受培训和继续教育，增强其科技素养。培训更要做到精准对接，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提升农村现代农业的主体，在对其进行培训时，要抓骨干和典型，要有针对性。要想提升农民收入，更主要的是摆脱其传统小富即安的小农户思想，认识经济规律发展，依托市场行事。
（二）促进院校改革
职业农民教育离不开农科院校的教师及科研支持。可以建立以农科职业院校或科研院所为主，县市培训机构为辅助的培育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时，提升职业农民的教育层次，要展开普惠性、引导性的教育方式。不仅仅是要围绕农村青少年做免费教育，更要升级对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内容和方式，以生产经营、技术支持和管理营销型职业农民为主导重新组织培训材料，围绕职业农民主体的真正需求进行合理培训。此外，农职类院校要因地制宜，在学科教育上设置专业性强的特色课程，促进当地特色农业产业，职业农业教育要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在培训内容上，要贴切当地产业和农民需求。在培训方式上，要做到学以致用和减少农民麻烦，除专家学者以外，还可以依靠种植能手进行专业培训。
（三）扩大政策支持
提升农民收入，除了教育外还应结合农民观念，依靠政策导向等进行配合，政府要起到跟进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使得农民职业教育有规可循。依据有关条例，督促培训组织做好预期规划，场地安置，教师安排，培训反馈等，使职业农民培训行业不再处于法律空白的乱象中。同时，政府应该积极明确职业农民的身份，对职业农民的长远发展做出规划，要确定职业农民分管机构，建立职业农民负责机制，加强对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要引进职业农民证书制度，从政府层面确定农业生产和管理的专业性。借鉴国外的证书制度，创新职业农民规范体系，打造标准化、可持续的发展体系。而且职业农民教育偏向于技能培训，要打造实践基地。围绕政府部门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职业农民发展基础，规划现代化农业，在粮食、经济作物、畜牧业等多种产业形态统筹标准，特色规划，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体验，维护教育成果。政府还可以创造适合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环境，吸引一批新生代青年参与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在土地流转，经济贷款，人才聘请等多方面做好服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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