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州为纲到政区为纲
摘 要 清乾隆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得以确立。清朝统治者在经营边疆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史书编纂彰显“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受此影响，清代三通馆所修“续三通”与“清三通”在疆域书写中逐渐摒弃了“三通”以九州为纲的体系，改以当朝区划为纲，以彰显盛世幅员之广阔，显示出在“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六通”疆域书写不仅具有考察地理沿革的学术价值，更有着彰显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大一统，“六通”，“续三通”，“清三通”，疆域书写
中图分类号 K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6-0028-07
清朝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之一，其统治者特别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经过清初几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①完成边疆统一大业是清朝统治者“大一统”意识的体现。同时，为了配合对边疆的经营，清朝统治者还通过编撰史书彰显一统局面，强化一统观念。除《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等专书外，乾隆朝三通馆所修“六通”②在地理疆域部分的书写上也反映出清朝“大一统”观念，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逐渐放弃了“三通”地理部分以九州为纲的体例。其中《续文献通考》（以下简称《续通考》）在表层尚保持了古九州的大纲，在具体记述中采用各代区划为目，《续通典》等则径改以朝代为纲。在“清三通”中，为了“昭大一统之盛”，③完全摒弃了九州体系，彻底转向以当朝行政区划为纲的类目体系，以彰显清朝“抚有寰瀛，幅员之广远”④“非禹迹所能限”⑤的盛世局面。
一、“以山川定经界”：
“三通”疆域书写中的九州体系
杜佑、郑樵、马端临之“三通”均包涵了地理疆域方面的内容，其中《通典》称“州郡”，《通志》称“地理略”，《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称“舆地考”，名目虽有变化，所述对象大略相同，且在纲目体例上显示出相近的特点。
《通典·州郡》共14卷，开篇有《序目》上、下两卷，上卷综述尧舜以来至隋朝各代之畛域与区划;下卷先述唐初至天宝时诸道、都督府、节度使之沿革，随后简述《禹贡》九州与唐代当时区划之关系、《汉书》所载十三国分野、秦朝所置40郡与唐代当时区划之关系。此后11卷即《古雍州》《古梁州》等九州。最末1卷则为《古南越》，分别详叙各处历代区划沿革及风俗。具体来说，即是“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①如《古雍州》，先以序言叙《禹贡》《周礼·职方》之记载、天文分野之所在及历代在该地总体的设置沿革，次则详细开列了唐代当时所设置的京兆府、华阴郡、冯翊郡等府、郡。府、郡名称之下均先用小字注明四至道里，再用正文叙其历代沿革，其后则一一开列所领各县，县名下亦均用小字注明历代沿革。区划之后则总论雍州之风俗。杜佑在《州郡典》总序中谓：“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②可见风土习俗与区域因革同属杜佑认为所应重视的内容。
鄭樵《地理略》之体系略有不同。《通志·地理略》共1卷，小序之外分3部分，其一为《四渎》，其二为《历代封畛》，其三为《开元十道图》。其中以水为主是郑樵创见，小序云：“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今之地里，以水为主。水者，地之脉络也。郡县棋布，州道瓜分，皆由水以别焉。中国之水，则江、河、淮、济为四渎，诸水所归。苟明乎此，则天下可运于掌。”③郑樵所言山川与州县之优劣在地理研究上固为有理，但《禹贡》以山川定经界，是同时注重山脉与河流的，而郑樵一意欲凌跨前人，虽仿《禹贡》之意但要别出心裁，故以水为主，标新立异，实未必优于《禹贡》山川并重之思路。至于《历代封畛》，则全用杜佑《州郡·序目》旧文（涵《序目》上卷之全文及下卷之泰半），《开元十道图》则自云录自《唐六典》，仅略具校勘价值。《通志》又有《都邑略》1卷，列举各朝定都及迁都之所在，兼及四夷之都，体例新颖而与地理无太大关系。
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共9卷，几乎全承杜书之体例，先列总叙1卷，综述尧舜以来至南宋嘉定之畛域，其中唐天宝以前事用杜佑原文，其后则仿杜氏之意续至嘉定。正文后节录郑樵《通志·地理略》序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云云，末附马氏案语。此下8卷名目亦同《通典》，以《古冀州》《古兖州》等九州及《古南越》为纲（九州次第较杜佑不同，杜以当时国都在古雍州，故先列雍州，马则依《禹贡》原文次第），分叙各地沿革。不过具体来说与杜书又略有不同，《通典》以古九州及古南越为纲，而以唐代区划为目，溯其历代沿革;《通考》亦以古九州及古南越为纲，而以宋代区划为目。所不同者，在具体叙宋代区划之前，《通考》则每多1篇《历代沿革之图》。例如《古冀州》内，先作序言，叙《禹贡》《周礼》之记载、天文分野之所在及历代在该地总体的设置沿革，末则叙一州之风俗，皆与《通典》相似;此后则为《古冀州历代沿革之图》。其虽以“图”为名，实则只是条列由春秋至宋朝历代在古冀州之地所设置之州县名目（唐、宋二朝不列县名，因详于后文）。毕后复以宋代区划为具体细目，详列真定府、相州等府、州名，一一述其历代沿革及所领各县，县名下小字简要述其沿革，各州皆如是，而《通典》各州最末所论之风俗在《通考》中则移于各州序文之末。清代三通馆臣认为杜、马之异在纲下之目，谓：“杜书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马书以九州为纲，以朝代为目，由唐虞以降顺推之，以逮于宋，此其所以异也。”④此言颇非。杜、马二书同以九州为纲殆无异议，而纲下之目要皆为当时之区划，《通典》是以唐时区划为目详叙历代沿革，《通考》则是以宋时区划为目详叙历代沿革。《通考》在细目前所多出的《历代沿革图》，仅为提挈之用，并不是正文主体内容，观其以“图”为名即可知其绝非如馆臣所言“以朝代为目”也。馆臣此言实则另有用意，待下文阐述。
综上可知，杜、马之书于地理沿革均以《禹贡》之九州为纲，郑樵虽别出心裁以水道为纲，实亦承《禹贡》以山川定经界之意。因此可以说，“三通”叙地理的思路均是以九州山川为纲要，可称为九州体系。之所以采用这一体系，除了尊六经之义外，更出于实际叙述的需要。杜佑云：“今辨《禹贡》九州并南越之地，历代郡国，析于其中。”⑤可知以《州郡》为名，正因历代郡国皆析于九州（及南越）之中。郑樵所言更为明晰：“……经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不能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不能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⑥马端临在总叙引郑樵此言，也表明赞同郑说，马氏并云：“禹九州之后，虞分为十二州，周《职方》之九州，又与禹异。两汉为十三州，置刺史以统郡，历代因之。其后置郡益多，而土宇益狭，且所隶之州，隋与晋异，晋与汉殊，于是禹迹之九州，益不可复考矣。是以断代为书，不可联属，夹漈所谓‘州县移易，其书遂废者是也。独杜氏《通典》，以历代郡国析于禹九州之中，条理明备，今从之。”①杜、郑、马三书均历叙多朝，旨在一“通”字，而各朝区划沿革不同，各依其区划所叙则将如马氏所云“不可联属”，唯有以山川为纲要，系各朝区划变迁于不变之山川形势中，方不致纷然迷乱，这是考察地理沿革时显而易见的道理。
二、“续三通”从山川体系转向
政区体系及其原因
清修“续三通”上继“三通”，各门的类目亦大体因袭，但非完全一致，有些类目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不同时代下纂修者思想的变化，疆域部分则尤为突出。
“续三通”中纂修最早的是《续通考》，相较另两部续书，《续通考》更多地继承了《通考》的体例。《续文献通考·舆地考》共8卷，从目录看，各卷径以《禹贡》古九州为纲，省去了《通考》及《通典》中单独成卷的“总叙”和“古南越”，而以简短的序文代替原来的“总叙”。每州起首另有序文，略叙历代沿革及分野等，不过其后之细目，馆臣则改变了《通考》及《通典》原有的体例。《续文献通考·舆地考》序文称：
马叙千余年之舆地，故由秦汉以迄隋唐，但分列各代之州，系以所属之县，彼此不相联属。至于宋而后溯流而上，递详郡县沿革所自，作一总汇，良以阅代多而积世久，其势难悉数也。《续考》始自南宋之末，迄于明，时在五六百年之中，世数既近，则不得不援马考宋以前之例，但分列郡县名目，而于因废增省一无所及也。②
馆臣称《通考·舆地考》所叙存在宋以前（由秦汉以迄隋唐）和宋代两种不同的体例，前者但列州县名称，后者详其沿革所自;并说由于《续文献通考》所述积世颇久，故不得不采用马《通考》叙述宋以前之做法，但列郡县名目，无暇述其因革。
实际上，这并非是《续文献通考·舆地考》改变体例的真实原因。其真正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考虑。如前所述，《通考》在九州的总纲之下，以当朝区划为目，一一开列郡县并述其历代沿革，这是继承了《通典》的体例。但《续通考》由于内容断限不包含当朝，故无法继承杜、马二书以当朝区划为目之体例，同时清人又势必不会以明朝区划为目，因此必须改变杜、马的体例而另寻别途。为此馆臣巧妙地找到了这样的途径，即将《通考·舆地考》中的内容区分为宋以前和宋以后两种平行的体例，然后声称《续通考》继承了其中宋以前的体例。实际上，《通考·舆地考》中并不存在地位平等的宋以前和宋代两个体例，如前所述，《通考·舆地考》的核心部分仍然是以当朝（宋代）区划为细目的沿革论述（也就是馆臣所称宋代部分），而马氏所增的仅列郡县名称的《历代沿革图》（即馆臣所谓宋以前的部分）仅作为一种补充体例，与宋代细目的核心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显著的证明是，《历代沿革图》部分实际包括了从春秋到宋代的全部时段，而非馆臣所称的“由秦汉以迄隋唐”，也就是说，《通考·舆地考》中宋代内容既是《历代沿革图》的组成部分，更是细目的主体结构，这种重复显示出《历代沿革图》对细目的辅助性质，而绝非平分秋色的两种体例。但馆臣出于政治的需要，巧妙地夸大了这一辅助体例的地位，并加以继承和利用，从而避免了因无法以当朝区划为目而可能出现的尴尬境地。
因此，《续文献通考》的具体体例是九州之下即断代为书。如《古冀州》内先以序文略叙古冀州界划、分野及自宋至明的总体沿革，随后即列宋代，分河北西路、河北东路等七路，河北西路下有4府、9州、5军、63县，其下分别开列府、州、军所领各县。复次则为古冀州在辽、金、元、明各代之情况。各代均用《通考》中《历代沿革图》的体例，仅据各代区划开列郡县名称，而无详细的沿革追溯。不过《续通考》也并非全无沿革，馆臣谓：“今于各州郡提纲下各举唐宋沿革，大凡其地之颠末已载前《考》者不更赘述。至所属县镇废置改并、随时迁变，虽以马氏之精核，未能无误。今合采前《考》及宋、辽、金、元、明五朝正史，旁及圖表志乘，汇集成注。诸书或有异同、重复、偏漏之处，并详按语。”③也就是说，对于府、州、郡一级的区划，《续通考》只是简略叙述唐宋沿革，而不像《通考》追溯久远。如《古冀州》宋代河北西路真定府下小字注云：“唐镇州常山郡，五代唐置镇定府，宋因之，又为常山郡。”①相比于《通考》真定府下历叙其从春秋直到北宋的沿革情况，②《续通考》显然简单许多。而对于县级区划，馆臣指出《通考》“未能无误”，故《续通考》的注主要在补正《通考》。如真定府之井陉县，《通考》注云“汉县。燕赵谓山脊曰陉……熙宁中……”等等，③记述了该县始置的朝代、得名由来和在宋代的沿革，而《续通考》则注云：“汉县。北齐废，隋复，熙宁八年置天威军，治此。”④其中关于宋代的沿革不及《通考》详细，但补充了《通考》所无的在北齐和隋代的情况。此外，《续文献通考·舆地考》还有馆臣按语，按语的作用是考辨相关各书中记载之不确。如《古冀州》宋代河北西路怀州领河内、武德、修武、武陟、获嘉共5县，末加按语云：“按《宋志》无武德、获嘉。盖志于武德自河内还隶之事未之深考也;获嘉则于天圣四年改隶卫州，故不载。马《考》失注。”⑤这则按语中馆臣首先解释了《宋史·地理志》所记缺两县的原因。按《宋史·地理志》怀州领县有3，为河内、修武、武陟。其中河内县下云：“熙宁六年省武德县为镇，入焉。”修武县下云：“熙宁六年省为镇，入武陟，元祐元年复。”⑥表明修武、武德两县均在熙宁六年（1073）省为镇，但修武县于元祐元年（1086）复置为县，而武德则没有复置的记载。馆臣指出，武德后也曾自河内县还隶，因此当和修武县一并开列，《宋志》未列武德县，馆臣认为是未深考而致的失误;但馆臣未明言其所据，今考《宋会要辑稿》⑦亦同《宋史》，无武德复置的记载。对于获嘉县，因天圣四年（1026）获嘉县自怀州改隶卫州，故《宋志》列在卫州下，⑧馆臣认为这在《宋志》是可以的，但指出对于这种改隶的情况，《通考》没有在原隶处加小字注明，是《通考》体例的不完善之处。总体来说，《续文献通考·舆地考》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文献通考·舆地考》的类目体系、以九州为纲，但改变了以当朝区划为细目详述沿革的体例，而是分列各代，系以所属郡县，并用小注与按语加以简要说明或考辨。
此后三通馆所修的《续通典·州郡》在体例上则对《通典·州郡》进行了较大的改易。《续通典·州郡》共26卷，相较于《续通考》继承纲而改易目的办法，《续通典·州郡》将《通典·州郡》的纲目一并改易，不仅不以当朝为细目，连以九州为纲的体例也放弃了，径以朝代为纲。对此馆臣在《续通典·州郡》序言中解释道：
杜佑作《州郡典》，以后世郡国推而上之，附于古之九州，因以考历代郡县沿革之故，诚可为稽古之助。宋马端临撰《舆地考》亦仿此例。惟杜书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马书以九州为纲，以朝代为目，由唐虞以降顺推之，以逮于宋，此其所以异也。本馆续修二书，止于明代，其《舆地考》自可依例序辑，若此书标目竟用有明州郡，实义无所取。又九州之名，始三代以前分合可考……晋魏以下，更置弥繁，愈分愈离，殊难牵合。杜氏限于体例，遂致一郡之地，析载数州，而历代土疆转难详核。至如蟠木、交阯，古登图籍，而杜氏以州无所属，别为化外，揆之大一统之义，亦未允协。今稍变其体例，以代相属，自五代迄明，谨为续辑云。⑨
总结馆臣之言，其提出的改易之理由有三条。第一是由于杜佑《通典》“以其时之州郡为目”，如仿此体例，则续书“止于明代”，难免要以明代州郡为目，这是清廷所不能允许的。其实《文献通考·舆地考》也是“以其时之州郡为目”，馆臣作《续通考》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不过馆臣巧妙地找到了《通考》中《历代沿革图》的补充体例加以扩大和利用，从而避免了使用明代区划作细目的麻烦;并且，既然使用的是《通考》本身就有的体例，因此也就无须额外提及这一政治上的考虑。然而《通典》中没有类似的体例可供借用，馆臣于是不得不明言初衷，由此亦可佐证前文所论《续通考》改动体例的真实原因。第二是古九州之疆域与现今“殊难牵合”，现今一府、郡在追溯时可能要析为数州（如明代西安府之地分属古梁州和古雍州）。其实这正是地理研究中核心所在的沿革情况，对杜、马来说正是要以现今之地追溯沿革，原不成为问题，但在馆臣来说，由于第一个理由事实上已经存在，即无法以一朝区划为细目追溯沿革，则在杜、马书中不成问题的分合变迁转而在此成为困境。相较而言，馆臣所言第三个理由更值得注意，即指出杜佑原书的体例在古九州外立“古南越”一门，不在九州之属，馆臣认为这是将该处土地人民“别为化外”，不符合“大一统”的含义。因此，出于以上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和第三两点），《续通典·州郡》不仅如《续通考》一般改易了前作以一朝州郡为细目的做法，更是连《通典》中以九州为纲的设置也一并放弃了，转而“以代相属”，径以各代为纲，分别开列各代区划，避免了继承《通典》条例可能产生的与当朝“大一统”观念不相契合的情况。
《续通志·地理略》情况又有不同。如前所述，《通志·地理略》体例本身即较另两“通”为特殊，其主体为《四渎》《历代封畛》和《开元十道图》三部分，《四渎》为郑樵自出心裁的水道体系，此外皆抄录《通典》与《唐六典》。《续通志·地理略》共7卷，第1卷为水道，后6卷则五代、宋、辽、金、元、明代各1卷，简叙各代之畛域。其中水道改变了郑樵以四渎为纲的做法，“一本《禹贡》之九州为序，而以《水经注》所载各水加案附识”，①并且由于黄河、大江、济水曾经皇帝考订，故这些内容被载入馆臣编的《清通志》中而不收于《续通志》。此下各卷则是将郑樵《历代畛域》的体例按朝代扩展，可见《续通志·地理略》继承了郑樵《四渎》和《历代封畛》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水道卷模仿郑樵《四渎》的形式，而以《禹贡》为次序，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山川定经界的思路，但从篇幅看整个《续通志·地理略》所重显然在历代畛域部分，而叙历代畛域时则各依当时之区划，跳出了《禹贡》的影响，这一方面继承并扩大了《通志》中已有的体例，一方面也和《续通考》《续通典》以各代为目的做法保持了一致。
综上，面对“三通”疆域书写中以九州为纲、以当时区划为目的山川体系，“续三通”中纂修最早的《续文献通考》只在表层继承了以九州为纲的形式，在内部则改变了以当时区划为目追溯沿革的做法，而是以各代為目，开列各代之区划。这是由于杜、马皆以其身所处之当代区划为细目追溯沿革，而清修“续三通”体例所限、不含清代内容，因此无法以清代区划为细目，如以所叙内容的最后时代（即明朝）为目，显然又不可能被清廷所接受，因此只能改变以一朝区划为细目追溯沿革的做法，采用平列各代的方式。此后修《续通典》时，则连以九州为纲也放弃了，完全转向了开列各代区划的政区体系。馆臣给出的理由，除了不能以明代为细目外，还指出了另一层原因，即历代疆域扩展，已非九州所能涵盖，如依照杜佑之体例在九州外添“古南越”等名目，在以九州为华夏的思想背景下，颇有将此类地方“别为化外”的嫌疑。这背后隐含的是“大一统”观念对疆域书写的深刻影响。在《续文献通考》中，这种影响表现为一种正统、名分的考虑，在《续通典》中则除了正统的考虑外，又凸显了夷夏内外的考虑。同时，这也显示出乾隆朝初期和中期以后清廷“大一统”观念本身的变化脉络。
三、“昭大一统之盛”：“清三通”疆域
书写中对九州体系的彻底摒弃
清代拓地万里，对于纳入直接统治下的新得疆域自然要在官修书籍中加以重点记录，因此“清三通”中疆域部分必须安排天山南北路及蒙古等地，但如何安排则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前所述，“续三通”由于内容不含清代，在疆域书写中遂有如何标示正统之考虑，而“清三通”只记清代内容，原无此顾虑，然则其书写是继承杜、马体例，以九州为纲、以当朝为目，因此，将新得疆域安排进此体系之中，还是另起炉灶采用其他方式？这就不单纯是一个编纂学上的问题，而有着更深的考量。考察文本可见，“清三通”的疆域书写完全放弃了“三通”的九州体系，彻底转向了直接以当朝行政区划为纲的类目结构。这一体例上的去取改易，折射出的是在“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史书编纂中通过书写方式以昭示当朝版图之广大、并体现对夷夏一视同仁的政治意图。
“清三通”中纂修最早的是《清文献通考》（以下简称《清通考》）。《清文献通考·舆地考》共24卷，相较于《续通考》对《通考·舆地考》的继承，《清通考·舆地考》的类目设置摒弃了以九州为纲的做法，直接以各省区划为纲。具体来说，首列京师，次为直隶省，又为盛京，再以下为地方各省，其中在甘肃省与四川省之间新添西域1纲，诸省之后添牧厂、察哈尔、内札萨克蒙古、喀尔喀、青海、西藏6纲，自京师至西藏凡27纲，纲下列当朝府县区划。各省开篇有序文，先述典籍旧文，次综述历代变迁，再详叙本朝建置、改易、四至及距京师之道里。府下亦详记本朝建置、改易、四至及距京师之道里，县名下则只注出相对府治的方向与道里。于是，《清通考·舆地考》不仅在体系上放弃了以九州为纲，在具体府县的记述上也基本放弃了沿革考察。对于摒弃以九州为纲的原因，馆臣在序言中作了解释：
马端临《舆地考》以《禹贡》九州为纲……盖本杜佑《通典》之例。顾其间分配疆域，有不尽足据者……言地理者，自当以今之郡邑为主，岂必多为之说，以求合于古哉……《五朝续通考》仍其旧例者，亦以事阅数朝，称名互异，必仍用九州分配，而始归画一也。洪惟圣朝……昭大一统之盛，又何取拘牵前例……幅员之广远，本有非禹迹所能限者……若仍以九州为纲，则是嬴出之地，多于正数，转失分纲之本意矣。兹编次舆地一门，悉谨遵本朝之制……彼自昔郡国地理之书，局于州部，限于方隅，乌足语于圣朝无外之治哉！①
馆臣指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断限与主旨的不同。因为《通考》和《续通考》的内容断限包举数代，故需用九州分配，而《清通考》只记当朝一代，而且主旨在“昭大一统之盛”，而非详考沿革，因而不必拘牵前例。第二，从操作上讲，当时疆域早非《禹贡》九州所能涵盖，散入九州势不可行，若仿杜、马在九州外新添“古南越”的办法，则新添之数将甚多，反而掩盖了九州的本意。总之，以九州为纲的做法在操作上无法安排新增疆域，在旨趣上也无法体现“大一统”之盛，因而摒弃这一体系是《清通考》的必然选择。序文的结语宣称《清通考·舆地考》和古来郡国地理之书高下有别，这虽系常见溢美颂圣之语，但其隐含了第一条理由中的思想，值得注意。馆臣的高下评判背后反映出的是这部《舆地考》主旨的改变，即与前代地理之书相比，它的主要任务已不在于考究沿革，而在于凸显“圣朝无外之治”的全新版图，这也解释了府县之下缺少沿革考察的原因。
《清通典·州郡》的情况与此类似。《清通典·州郡》共26卷，没有继承《通典》九州为纲的体系，而是延续了《续通典·州郡》中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续通典·州郡》中以各代为纲，其下列各代区划;《清通典·州郡》仅记一代，故直接以清代各省为纲，因而看起来与《清通考·舆地考》的类目十分相像，不过二者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清通典·州郡》首列京師顺天府，次为盛京与兴京，再为直隶省等各省，最后以文字简述了蒙古与西域的情况（而不似诸省详列区划）。《清通典·州郡》篇首的序言也与《清通考·舆地考》的序言大同小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句：“九州外境，代有展拓，必仍杜氏体例，则不得不于九州之外别为标目。同此王土王臣，而外之，于义亦未为妥协。”②这里面对当时疆域拓展的现实，反驳了在九州之外别为标目的做法。这种做法也是前引《清通考·舆地考》序言中反对的，但两处提出的反对之理由则有不同。在《清通考·舆地考》中的理由是“嬴出之地，多于正数，转失分纲之本意”，在《清通典·州郡》中的理由则是“同此王土王臣，而外之，于义亦未为妥协”。两处理由并不冲突，而反映出角度的不同。前者着眼于史书本身的体例是否和谐，后者则从夷夏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本当一视同仁，而如果将此类疆域标在九州之外，则有重夏轻夷之嫌疑。满族肇自东土，原不在《禹贡》古九州之中，而既入主中原，则力主“大一统”之说以消融夷夏之辨。故在《清通考·舆地考》和《清通典·州郡》中均摒弃九州体系，以当朝区划为纲，彰一统之版图。
《清通志·地理略》的情况亦类似。《清通志·地理略》共8卷，前4卷为“疆域”，首列京师，次为盛京、兴京，又为直隶省等18省，再为蒙古内札萨克、察哈尔、蒙古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伊犁、回部，其下开列区划，与《清通考·舆地考》纲目较相似。《清通志·地理略》后4卷为“水道”，继承了《通志·地理略》的形式，叙全国之水道。首列京畿诸水，次为盛京及黑龙江诸水，次为河水及入河诸水，次为淮水及入淮诸水，次为大清河及入淮、入济、自入海诸水，次为运河，次为大江及入江诸水，次为太湖及浙、闽、粤、滇诸水，末则为新疆伊犁诸水。③可见《清通志·地理略》与《续通志·地理略》一样只继承了《通志·地理略》的“四渎”和“畛域”部分，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将郑樵原有的“四渎”在前、“畛域”在后的体例颠倒了过来，改为“疆域”在前、“水道”在后;另一方面，郑樵叙“四渎”本《禹贡》以山川定经界之义，而《清通志·地理略》叙“水道”则是据前4卷“疆域”的区划次序列叙各地相应诸水。郑樵以“四渎”居“畛域”前，正是以山川定经界之义的具体表现，而《清通志·地理略》不仅将“水道”置于“疆域”之后，更依区划叙水道，两处改易都无法体现郑樵依山川定经界的原意，而显示出以水道归从于疆域的色彩。因此，《清通志·地理略》虽然继承了郑樵叙水道的创见，但仅得其形，主旨仍在于凸显疆域之“大一统”，这与《清通考·舆地考》和《清通典·州郡》是同样的目的。
四、结 语
“大一统”观念源于《公羊传》对《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公羊传》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①经过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家的阐发，“大一统”观念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何休的“三科九旨”说是集大成者。“大一统”的内涵包括疆域一统，正朔、政教一统，正统之延续，用夏变夷等多个方面。其中夷夏方面，何休“三科九旨”中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②这并非以血统为区别的固定不变的夷夏之辨，而是一种以文化为标准的动态发展的观点，即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发展，原先相对“其国”为“外”的诸夏可以成为“内”。照此逻辑，原先相对诸夏为“外”的夷狄随着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进而为“内”，“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③此时则无内外之分，是为用夏变夷。作为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自然愿意大力倡导这种夷夏混同的“大一统”观念，并着意在官修书籍中加以凸显，清修“六通”就是一个例子。
清朝入关后至乾隆朝，一方面开疆拓土，一方面政局逐步稳定，因此，清廷希望通过“六通”特别是“清三通”的编纂，在典章制度的总结中彰扬当朝一新天下、重振纲常的伟业。“六通”在疆域书写中贯彻“大一统”观念，则反映了清廷凸显“圣朝无外之治”“幅员之广远”的宏大气象。
在“六通”以前，史家关注地理，着眼在山川形势、古今沿革、建置变迁等方面，因而“三通”均采用了《禹贡》以山川定经界的思路。郑樵谓“《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④其实并非《禹贡》万世不易，而是指其代表的以山川定经界的思路在地理研究中是万世不易的。洎清修“六通”，本出于皇帝的文化政策，而非史家穷思之所得，故表面因袭规模，内里精神已有改易。在《续通考》中，馆臣尚巧妙地寻求到一种《通考》原有的体例加以扩大和利用，以此维持表面上的九州体系;及至“清三通”，则完全摒弃了这种以山川定经界的思路，转而采用了以当朝行政区划为纲目的体系。其原因固然有实际操作上的考虑，即九州体系已无法涵盖现有疆域，与其烦琐地增补门类，不如全部另起炉灶;而更重要的是，清人修书之旨趣已与杜、马不同。“六通”之疆域书写，主要目的不在沿革考察，而在于借其彰显一统之局面，故背后始终贯穿着“大一统”思想的种种影响。“续三通”中如以明朝区划标目，则不合于清朝之正统;“清三通”中如用九州体系，则隐含着内华夏而外夷狄的意味，亦与清朝在夷夏关系上“无分内外、一视同仁”⑤的导向相违，两者均不利于维护清代统治，因此摒弃九州体系势在必行。可见，无论是“续三通”中面临的正统问题，还是“清三通”中面临的夷夏问题，问题从提出到解决，整个思考逻辑都是在“大一统”的语境中发生和发展的，而不仅是纯学术的考量。
要之，“六通”在疆域书写中配合清代疆域的实际情况，突破了九州体系，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一视同仁地纳入国家版图之中，不仅具有考察地理沿革的学术价值，更彰显了清朝“大一统”观念下华夷民族合一、内外疆域合一的国家认同的意义。
【作者简介】刘骏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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