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如何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
姜晓萍 董家鸣
摘? 要： 平安中国建设在社区层面主要体现为营造高质量的人民安全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目标的历史承续，是在非传统风险社会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选择，更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向着和谐宜居发展的未来可能性。社区层面的平安治理是在社区场域内进行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要求和新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诉求的社会治理创新。解析社区平安治理从追求高效率转向追求高质量的内在逻辑，明确平安治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平安治理“从标到本”的思路转变，可提出平安治理“以安促治”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平安中国;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平安社区
中图分类号： D669.3? ? ?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1）01-004-（9）
安全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起点，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支点。在全球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双重语境下，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各类风险的跨界性、关联性、穿透性、放大性显著增强[1]。人民的安全感早已超越了单纯对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已然提升为对身心皆安的生活品质的高质量需求。社区作为人民生活基本场景第一站，其平安建设和平安治理不仅符合人民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价值定位，更是平安中国建设与高质量人民安全感联结中的关键要素。然而，在平安中国建设进程中，学术界对社区平安治理的理论背景、思路转换、实践落点等基本问题却鲜有关注，事实上，在“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一国家决策背景下，社区的平安建设和平安治理不仅代表平安中国的社区表达，更是实践中的基础问题和风险社会理论探索中的热点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回应居民需求角度分析社区平安治理的背景，从小治理大平安的角度阐释社区平安治理的内涵，从以标到本的角度理解社区平安治理的思路转变，从以平安促进治理的角度探索社区平安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回应居民需求：平安治理的背景
安全是社会发展与人民幸福的价值性标尺之一，中国的时代观从“战争与和平”转向“和平与发展”后，在新时代发展模式下，已然转向“安全与发展”[2]。平安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根本价值目标的历史承续，是在非传统风险社会下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选择，更提升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城市社区向着和谐宜居发展的未来可能性。
1.历史必然：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前提。
传统安全观多以“国家”为安全的中心，在国家为人民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一大背景下，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在此意义上，“平安”不同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安全”，它是一个比“安全”更广泛、比“治安”更丰富的概念。平安是以个人身体、心理、财产、社会关系没有受到损害为前提，以社会公平正义及和谐幸福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复合关系。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个人安全三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社区作为社会安全与个人安全的联结环节，构筑着保障人民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第一道屏障的同时，也汇聚着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强大力量，社区平安治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的承续。平安治理是以人民群众的平安需求为导向，通过协同的治理体系、科学的治理机制和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和满足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需求的目标。
2.现实必然：保障以安全感为底线的人民需求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着日益广泛的需求，但无论是更高的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都需要建立在安全的环境、安宁的生活和安稳的心理之上。正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指出的，人类这一有机体天生具有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3]。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人民的多样化需求要建立在安全感之上才能成立，安全感是人民的底线需求。
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安全感是新时代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平安治理的出发点就是保障以安全感为底线的人民需求。所谓安全感，就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状态，带给人民的信心、安全和自由。其中信心就是老百姓对于社会安全状况以及保障社会安全主体部门的信任感;安全是老百姓对社会秩序的直接感知和体验;自由是安全由心理上升为行为的体现，是人们对于社会安全状况的有效使用。安全感是起点，却不是终点，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作為“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具体体现，三者是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平安治理是以保障人民安全感为基础，以提升人民获得感为前提，以增进人民幸福感为追求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全局性治理蓝图。
3.未来趋势：创新以社区为基点的治理方式
社区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基本载体。而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社区的平安是人民安全需求的第一环，也是社会平安治理的第一步，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基础站。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人口流动频繁，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都存在社区成员的逐渐疏离化。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正是这种社会联系的松散与中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安全问题。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安全问题，既包括客观上的由犯罪、疫情、灾害等对居民身体、财产造成的威胁，也包括主观上的由“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居民心理和精神上产生的不安。在社区场域内寻找一个合理的切入点作为改善公共问题的突破口就显得尤为迫切。
在此背景下，平安治理是对当前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尝试。与传统自上而下的任务分解不同，平安治理更强调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即将平安的隐患排除在社区，平安的问题解决在社区，平安的力量调动在社区，平安的资源挖掘在社区，以社区平安推进社会平安，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社区以小区为组成单位，现代社区下小区普遍具有更强的社区特征，在实践场景中，平安治理是以社区为基础、以小区为载体的多场景多主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综合体现，是对社区治理的场域创新和方式创新。
二、小治大安：平安治理的内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平安治理是在城市社区场域内进行的，适应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诉求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以安稳为底线、以安定为基础、以安宁为抓手、以安乐为目标，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建联动、共治协作、共享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依托该体系整体提升城市社区社会化、法治化、智慧化、专业化治理水平的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1.“大平安”治理理念是平安治理的核心
平安治理是以人民群众全方位平安需求和政府实现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为导向，是社区及社会从外到内、从近期到长远、从局部到整体的安全保障体系，也是从外在平安到内在平安、从部门平安到系统平安、从环节平安到整体平安的安全构建机制。具体而言，平安治理的“平安”包含以下内容：
（1）以安稳为底线，构筑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治安防控体系。打造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实现防控主体社会化，突出开放性协同共治理念;防控手段多元化，提高治安防控网络化、信息化水平;防控对象多维化，完善多角度的风险防控体系;防控思路动态化，强化社区主动应对风险的能力。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最低标准，在这个最低标准面前，政府职能边界可以也需要被打破，要真正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2）以安定为基础，建立社区规范有序、和谐宜居的社区矛盾调解体系。健全科学化矛盾纠纷调解保障制度，建立合理的表达诉求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将引起矛盾纠纷的诱发因素控制在初始阶段，掌握矛盾纠纷防控的主动权，规范调解程序，推动小区纠纷调解组织规范化，提高纠纷调解组织机构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专业性;完善高效化矛盾纠纷调解多维机制，建立社会矛盾应急处理机制，健全纠纷调解体系的衔接合作机制，建立矛盾调解效果评价机制;整合社会化矛盾纠纷调解多元力量，建立专门的治安调解中心，聚合社会力量参与调解，探索以市场化方式解决纠纷;提升公安机关调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树立群众观念，实现矛盾纠纷调解中的警民情感认同，加强沟通，实现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的警民互信，积极改善形象，树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的警察威信。
（3）以安宁为抓手，推动建立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以实用、灵活、可及为导向的社区文化综合体，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丰富社区文化服务内容，充分利用日常周末、传统节日、重大庆典等文化载体与文化资源，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社区文化活动;积极联合区域内社会组织、文教机构、文化企业等，共同搭建社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建立可持续、可自我良性循环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
（4）以安乐为目标，推动建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培养，尝试打造一支由社区外部力量和内部居民共同组成的心理服务队伍，既能做到专业的“高大上”，也能做到与实际“接地气”;探索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路径，以网格员为中间介质，在居民与辖区内社会组织、科教机构和市场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引导居民正视、寻求并接受社会心理服务;建立社会心理服务购买评价体系，提升服务供给质量，保障社会心理服务供给的长效性、可及性和稳定性。
2.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是平安治理的框架
平安治理不是综治和公安的职责，而是大平安理念下多元治理主体强化责任、协同职能、统一资源和整体协作的整体治理体系，这既包括实现政府多部门整合的政府治理体系，也要求有市场和社会组织有效互动的协同机制，还需要畅通扩大的公民参与体系。
（1）落实共建联动，构建系统完备的协同治理体系。以社区治理权责法定为依据，以小区物业为抓手，形成综治、物管、司法、国资金融办、公安、各镇（街）等部门和村（社区）、业主委员会等多方联动，物业服务企业具体落实的治理体系。形成三个层面的共建联动：以政府职能协同为基础的政府联动，将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物管部门的平安建设职能整合并向社区下沉，形成整体性的政府-社区治理体系;以政府和社会合作为基础的政社联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治理中的专业化、地域化优势，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让社会组织更好发挥作用;以政府对企业指导为核心的政企联动，通过政策引导、专业指导和行为监管，将物业公司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之中，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扩大治理资源，实现公共事务治理、集体事务治理和共同利益事务治理的有效整合。
（2）实施共治协作，形成有机衔接的合作治理体系。围绕居家安全、矛盾化解、服务效能、诉求解决等，在社区层面上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建立以物业公司为主、小区业委会为纽带、小区业主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协作治理体系，探索形成“业委会实时监督物业公司履职、物业公司定期通报工作实绩、小区业主及时评价反馈、业委会汇总甄别后进行评价”的监督闭环，推动自治权责运用良性循环。以预防-响应-处置-监督为逻辑链条，建立日常检查指导机制、多方联动响应机制、分类分设预警机制、联席会议机制、信息采集传递机制、小区维稳共管机制、考核奖惩激励机制，厘清政府部门、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的职能边界和工作关系，增强小区自治组织自治属性和自治效应，实现政府治理与小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3）推进共享互动，建成安定有序的宜居社区治理体系。要强调社区的生活回归，以“生态宜居、和谐幸福”为准则，建立“人口管理+”“生活服务+”“权利保障+”等治理机制，全面推动生活小区、幸福小区、宜居小区的综合治理工作，为社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秩序井然、和谐幸福、充满活力的社区。
3.“四化”联动的治理机制是平安治理的关键
平安治理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具体体现，是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新问题的治理模式，是全方位、立体化、全过程的治理机制。在治理过程中，要坚持法治化、社会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治理，通过“四化”联动实现治理行为的规范、治理资源的整合、治理措施的精准和治理方式的智慧，推进平安治理的现代化。
（1）坚持系统理念，推进多元参与的社会化治理。在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作用的同时，积极推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形成政府驱动下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社会化治理格局。发挥村（社区）自治组织协调作用，充分利用村（社区）委自治组织，加强培育指导、转变社区治理传统意识，发挥村（社区）委积极统筹、协调、联络相关职能部门、基层党员、业委会、物业公司治理小区工作，组织和带领社区网格员扎实工作，提供支持帮助，合理调配网格化巡管机制;发挥物业公司的主动作为作用，全面推动业委会自治管理小区积极性，加强对物业公司监督，携手网格员督促物业门卫坚守第一道关，做到应发现、尽发现;协同物业公司建立健全小区技防设施，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公共秩序、环境卫生、违规搭建等实施报备及改造;发挥广大群众的共治参与作用，依托“红袖套”工程，社区民警带领网格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如小区和商场保安、内保干部、快递员、保洁员、停车场管理员等治安积极分子，通过奖励机制，形成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类别维度全覆盖和无缝隙的群防共治体系。
（2）强化法治思维，推进全面规范的法治化治理。在平安社区治理中，要强调法治思维，全面严格按照法律准绳规范行为，用法治精神实施创新，针对物业管理主体缺位、职责缺失和监管空白问题，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物业公司所应承担的安全防范、违法犯罪行为制止和报告、保安服务等法律义务，拟定“物业服务企业分级管理实施细则”“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指导规程”等系列配套制度，切实规范物业公司在“三防”设施、维修经费使用等方面的具体行为，正式将物业纳入社区治理之中，形成政府管理与市场治理以及小区自治的有效互动和协同。
（3）依靠信息技术，推进精准精确的智慧化治理。建立健全“大联动、微治理”信息平台、“阳光e警务”、人脸识别等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开展平安治理工作，实现平安服务的精准精确供给。通过公安、社区、小区微信公众号及App等信息手段，以小区为单位，协同派出所、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等人员共同组建“平安社区”共创共治信息平台，发布社区内各小区、商圈社会治安情况以及阶段性治安防范要点等内容;公安部门扁平化指导和督促小区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形成有力、有效的群防群治的工作模式。
（4）依据管理技术，推进多样多维的专业化治理。按照科学行政的要求，构建起多样化方式、多维度保障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不断提升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一方面要建设专职的网格员队伍，按照“镇街划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要求，科学划分网络，建立专职化网络管理体系，实现社区平安治理的人员专业化。另一方面要建立链式联动的信息管理机制，形成“前端统一受理、后台分流移交、全程跟踪督办、办结回访高效”的链式联动管理闭环模式，为社区的平安治理提供信息支撑，实现社区平安治理的信息管理专业化。另外，要形成“养事不养人、以奖代补”的社会力量动员和管理机制，扩大社区平安治理的支撑力量，夯实治理基础，实现社会治理的专业化。
三、从标到本：平安治理的思路转变
稳定的生活环境只是平安的外在表现，其内在核心是人民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就决定了平安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维护安全、保持稳定的层面，在城市社区场域内进行探索与实践之前，需要从思路上对平安治理的生成逻辑、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等进行思考。
1.治理的方式由治事转向治制
城市社区治理的难点和痛点多集中在由于居民来源广泛、人员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多元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居民融合度欠缺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加剧了居民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担忧。长期以来，头痛医头的治理方式多针对具体事件，虽然形成了诸多具体问题的治理经验，但往往陷入目不暇接和手忙脚乱的窘迫場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各种可能影响到居民安全感的问题层出不穷，人民对物质财产和生命安全的重视与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产生张力、人民对精神满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充满生存压力的社会节奏相互竞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充分的社会发展相互排斥，社区平安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解决具体的微小的已经出现的问题上，而是应该将数量可观的解决问题的治理经验有效转化为真正可复制、可推广、可规范运行的制度供给，在源头上化解影响居民安全感的问题。正所谓“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的现代化只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其深层基因是治理制度的现代化。在社区层面对现有制度的更新、完善和改进，以及对新的制度的建立、调适和扩充都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平安治理正是治理方式由治事向治制转变的过程，其背后体现的是一整套立体化的制度体系，其中既需要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层次分明的具体制度相互配合，也需要有宏观性的体制规范与微观性的制度机制相互制约，更需要有体现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社会及其他各方面制度相互补充。
2.治理的理念由治安管控转向平安治理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行，治理措施的失范与失当极易引发各种危机，催化新的社会矛盾[4]。以往对于社会安全的关注出发点多是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稳定，而非人和社会本身的安全。以“维稳”为核心的社会治安管控将权力行使与权利维护放在了相对对立的两面，追求绝对的理想社会秩序。“运动式”维稳用应急式、临时性措施、疲劳战术来应对长期性、复杂性、交织性的综合性社会矛盾，其获得的稳定是暂时的、短效的，治标而难以治本[5]。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深入，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对安全的要求由完成向完美过渡，由解决向优化转变，由稳定向和谐发展。人的安全要求人的身体、 心理、财产、社会关系和生存环境，没有受到伤害、损害、侵害、迫害与灾害;社会安全则要求社会正义、公平、矛盾、冲突、和谐能得以伸张、体现、化解、调适与实现[6]。平安治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对社会良性治理状态的追求，是传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延续和发展，是新时期新阶段在治理体系方面的创新”[7]。治理方式由治安管控向平安治理转变的过程中，维稳-维权-维心三者相互关联，维稳是基础，维权是过程，维心是追求。维稳主要是维护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全环境，维权是维护人民各项合理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富足和精神满足的双重需求[8]，维心则是维护人民内心的安宁，增强人民的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其核心是“归属感”“公平感”和“安全感”。
3.治理的价值追求由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转向追求生活幸福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严峻，我国社会发展面临军事和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当时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个人安全的最高追求。然而，随着危机的常态化演变，安全威胁、紧急事件、灾害灾难等因素的内涵不断深化，安全、平安、和谐等价值追求被重新定义，对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成为治理价值追求的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内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遭到破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群体性事件频发、犯罪率快速上升等问题逐渐凸显，人民对“平安中国”的理解、期待和需求不再停留在人身安全层面，人们渐渐意识到“和平不等于安全”“富裕不等于安定”。在社区层面，随着盗窃、抢劫等传统安全威胁的降低，平安不再是简单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将单一的、线性的安全威胁作为治理目标的传统治理模式无法及时地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识别与预判，无法有效地整合治理资源对复杂性、综合性的非常规社会矛盾进行疏导与调解。人民的公共安全观念已经由“发展是安全的前提”转向“安全是发展的核心”，人民所期待的安全是身体安康、秩序安定、友邻安宁、精神安乐的平安幸福生活。安全从客观的存在扩展到了主观的感受与主体间的互动式建构[9]，这意味着平安治理需要更为积极的平安观，以态度积极、行为积极、手段积极、效果积极来缓解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对生活幸福造成的“生存性焦虑”与“主体性不安全”[10]。生命财产的安全是走向积极安全和主动安全的第一步，由“生命的安全”转向“生活的平安幸福”才是当前城市社区平安治理的价值追求。
四、以安促治：平安治理的实践路径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社区平安是人民群众安全需求的第一环，也是社会平安治理的第一步。在社区场域内形成整体性输入-系统性转化-精准化输出的完整治理路径，才能达成平安治理体系所要求的城市安全、社会安定、社区平安、居民安宁，最终以平安治理为切入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整体性输入：夯实平安治理之基
我国当前的社区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性价值，也有管理学领域的功能性价值，更有政治学领域的权力性价值，还有经济学意义上效益性价值[11]。治理主体的整合、治理制度的完善和治理资源的投入，能够将社区的多重价值统合在同一治理框架下，能够从实践和理论层面为平安治理奠定基础。
（1）治理主体的整合。建立以社区治理权责法定为依据，小区物业为切入点，由综治、物管、司法、国资、公安、各街道等部门和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联动的治理体系。可由公安部门根据日常检查情况，负责小区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加强安保和消防工作的监督指导工作;物业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物业企业的日常工作、公共收益，细化落实奖惩机制，指导业委会发挥监督职能;司法部门负责社区的法律服务和居民与物业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各责任主体分工明确、协同有效，以多元主体稳固推进社区平安治理。
（2）治理制度的完善。通过治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梳理各方主体在安全防范、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和保障人民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各方主体的职责范围，规范社区治理中的具体行为，以齐全细致的制度体系构筑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安全网”。理念上，树立“制度先行”的意识，明确制度的细化不等于给治理活动设置障碍，而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标准化的依据;主体上，搭建党委牵头、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充分履职、群众广泛参与平安治理合作体系;内容上，拟定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及经费使用细则、物业服务企业分级管理细则、社区内小区分类管理细则、社区公共收益管理指导规则等平安治理配套制度，形成“点-线-面”良性互动的平安治理制度体系;过程上，完善全流程考核评价机制，建立通报督办机制，定期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建立平安治理共创共治的考核监督机制。
（3）治理资源的投入。治理资源的有效投入，可以更好地实现满足社区需求、解决社区问题、培育社区自组织、促进社区自治、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经济资源的输入保障着平安治理的稳定，要整合公共服务资金，科学合理地调整社区保障资金标准，优化政府财政补助方式，设立社区发展治理专项激励资金，鼓励街道探索建立社区发展治理基金;物力资源的投入打造着平安治理的场景，要打造立体化室内外活动场地，提升活动空间的公共性、可及性和亲民性，定期更新社区安全器材、设备和工具等，提升居民的社區平安场景的认同感;人力资源的挖掘营造着平安治理的“家园感”，要充分发挥社区书记的领头作用，积极调动社区居委成员、社区骨干、社区志愿者，深入挖掘社区内能人、知名人士等，将社区内部居民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时间，转化为调解社区矛盾、促进社区发展、维护社区平安的独特资源。
2.系统性转化：建立现代化的治理机制
治理要素的输入为平安治理积累了理论和实践的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素能够直接有效生成居民满意的治理结果。在城市社区的复杂场域下，这些要素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有指向性的转化，而这种转化本身也需要被规范、被引导、被明确，这就需要我们以系统思维建立现代化的治理机制。
（1）坚持目标治理，建章立制，健全组织体系。围绕“政府善治、社会法治、基层自治、合作共治”，成立由党委挂帅，综治牵头，公安、房管、司法、镇街共同参与的工作架构，公安主抓治安防控和安全指导、房管主抓物业公司监督、司法主担矛盾纠纷调解和法律宣传、镇街负责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同时进一步强化社区工作责任，明确社区书记是“平安小区”共创共治的第一责任人，层层推动政府服务和社区管理下沉。增强政社互动，建立日常检查督导、多方联动相应、考核奖励激励等机制，围绕居家安全、矛盾化解、服务效能、诉求解决等，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建立以物业公司为主体、小区业委会为纽带、小区业主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协作治理体系，探索建立“业委会实时监督物业公司履职-物业公司定期通报工作实绩-小区业主及时评价反馈-业委会汇总甄别后进行评价”监督闭环，推动自治权责运用良性循环。
（2）坚持问题治理，百发百中，解决工作短板。对社区本身存在的问题，采取分级分类预警措施，定时按期发布社区治安预警状况，督促物业公司按照预警级别动态调整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加快热点小区“退烧”速度;对物业服务企业存在的问题，针对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加大对企业约谈、通报批评、媒体曝光、信用扣分、取缔评优评星资格、降低企业资质等处置力度，针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依法查处力度，督促物业企业规范服务行为;对管理部门存在的问题，拓宽监督渠道，建立“社区-物业-政府”两两双向监督机制，积极采纳社会意见，及时适时调整管控手段。
（3）坚持发展治理，善始善终，建立治理长效机制。平安治理不是一时一处的努力，只有形成可推广、可持续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培育平安文化，开展“共创共治”进万家活动，宣传安全防范方法、诉求解决途径和工作实际效果等，提升社区居民“社区是我家，平安靠大家”的意识;保持平安测评，持续支持并鼓励按年度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居民满意度评价，对测评结果给出有效反馈，针对测评结果中群众不满意、不放心、不认可的事项重点突破及时改进;树立平安典型，积极宣传成功案例，让物业公司切身感受到和谐平安带来的物业费收支良性循环、公司和业主融洽互助等实惠，推动物业公司更加尽心履职。
3.精准化输出：完善方便可及的平安服务体系
治理成效能为人民共享的治理模式才是能够真正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良治”。整体性输入的治理要素经由系统性转化，治理结果将初见成效，初步形成的平安文化、平安环境需要经过精准化的输出，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平安服务。
（1）平安文化打造。基于平安治理逐步形成和谐宜居文化体系，将引发居民心理问题的因素消解在社区，将社会矛盾的要素化解在社区，将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问题解决在社区，最终形成社区及整个社会的“平安文化”。一要不断深化基于德治法治自治的乡村治理文化。通过乡规民约逐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乡村治理之中，逐步建立传统美德教育、现代法治教育和民主自治实践在乡村的融合，农村居民互帮互助的行为逐步增加、遵纪守法的信念不断加强、服务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村民共同维护社会平安和谐的文化逐步形成。二要不断扩张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文化。通过治理要素下沉，不断激发基层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将参与平安治理内化到居民的责任体系之中，引导居民成为平安治理的建设者、参与者和最终的受益者。三要不断塑造向善包容相助的社会治理文化。把平安治理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平安治理的理念和文化逐步融入社区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培养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平安理念，推动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乐观包容的社区文化。
（2）平安服务输出。以“大数据+平安治理”让平安服务更具精准性，基于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进行数据采集，創新数据管理方式，建成纵横联动的平安治理数据库，精准对接不同社区的治理需求，逐步建立“一社区一品牌”的精准化平安治理服务体系，保障不同区域的差异化需求;以“生活服务+平安治理”让平安服务更有获得感，坚持大平安理念统筹社区治理，将平安治理融入小区的生活服务之中，将生活服务类的快递、外卖、物业服务等纳入整体性平安服务体系之中，实现全域化、全覆盖的平安服务体系，让老百姓随时随地切身感受到立体化的平安服务体系。以“权利保障+平安治理”让平安服务更有归属性，将平安服务与公众的基本权利保障相结合，在平安治理过程中，以平安管理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权利、以平安服务保障公众心理安全、以平安治理保障公众社会参与权利、以平安文化保障公民公共文化服务权利，平安治理的过程正是公众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过程。
（3）平安环境营造。社区平安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有效的管理协同从基层解决社会矛盾，将社会问题化解在源头，最终营造一种身心皆安的平安环境。一方面要发挥业务协作在打造平安环境中的硬保障作用，以社区党组织为引领核心，构建起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有效协同联动，通过即时信息搜集的研判机制、多元参与的互动协商机制、多主体协同的共建共治机制形成社区平安治理的坚实屏障，将社会安全问题在社区层面进行有效的预防式解决，既科学有效地改善治安环境，又逐步多角度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另一方面，要发挥生活回归在打造平安环境中的软联结作用，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融入平安治理的过程中，以“生态宜居、和谐幸福”为原则，建立“人口管理+”“生活服务+”“权利保障+”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推动生活小区的综合治理工作，强调与保障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老百姓的安全感、获得感，推进秩序井然、美好幸福、充满活力的和谐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1]郭声琨.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N]. 人民日报，2020-12-02（006）.
[2]余潇枫.中国社会安全理想的三重解读[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4（05）：12-18+2.
[3]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64.
[4][5]谢贵平.“三维一体化”治理：“维稳”、“维权”与“维心”——基于新疆长治久安的思考[J].理论与改革，2018（01）：54-64.
[6]余潇枫.“平安中国”：价值转换与体系建构——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的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28（04）：12-17.
[7]王玉宝，殷明凯.论以警务社会化为路径的平安建设——以社会治理为视角[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27（05）：141-146.
[8]姜晓萍，董家鸣.城市社会治理的三维理论认知：底色、特色与亮色[J].中国行政管理，2019（05）：60-66.
[9]余潇枫.安全治理：从消极安全到积极安全——“枫桥经验”五十周年之际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13（06）：44-47.
[10]张海波.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6（04）：126-132.
[11]田昭.回归与创新：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9（04）：92-99.
（责任编辑? ?周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