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王国与现实人间的冲突与平衡

    李权芳

    《神奇队长》是集导演、编剧、演员于一身的马特·罗斯最新的电影作品,于2016年1月23日在美国犹他州帕克城举行的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圣丹斯电影节是专为独立电影人和影片而设的电影节之一,《神奇队长》的参展显示出它包裹在美国漫画超级英雄式的片名之中的小众文艺内核。随后,这部影片参加了本年度戛纳电影节的展映,获得了以影片独特审美和新颖奇异的小众风格而闻名的“一种关注”单元的提名,导演收获了“最佳导演奖”的殊荣。《神奇队长》之所以屡屡在独立电影节上大获关注,其独特的吸引力就在于电影通过小家庭的教育故事辐射出关于人类生存方式问题探讨的大哲理。影片《神奇队长》讲述了富有激情和理想的父亲本,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丛林深处开辟了一处与世隔绝的理想王国,在这里他亲身传授给六个孩子实用的野外生存技巧、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具有辩证性的思维方式,竭尽所能将他们培育成出色的人。然而当他们不得不离开森林与现实社会发生接触时,却发生了种种扞格不入的遭遇,这让孩子们对父亲产生了质疑,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最终在新的环境中做了改变,通过对孩子们自由意志的尊重找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平衡点,开创了另一种臻于理想的生活。

    一、 理想王国:健全人的培育

    影片一开始就用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远离尘世纷扰和喧嚣的世外桃源,随后将观众的视线一步步带入主人公本精心构筑的理想王国中去。这里空气清新、生机熠熠,生活着一个父亲和六个孩子,在父亲的训练和教导下,他们个个都拥有强健的体魄,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如此令人歆羡和向往不已的教育成果,来源于父亲本秉持的教育理念,即类似于古希腊人所创造的“健全人”观点。“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的矫健,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坚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感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1]在“健全人”理念的指引下,本在与社会隔绝的十多年中,坚持将理想付诸实践,构筑着自己的理想王国。

    为了保持身体的矫健、强壮、健全和美丽,本制定出了周密的野外体能训练计划,攀岩、近身搏斗、障碍越野、形体训练、打坐冥想等,在我们看来挑战身体极限的体能活动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训练中,本严格遵守“局外人”的角色转换,以尽量客观的态度将自己和孩子们以及孩子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悬置,尽可能地避免情感因素的过分干扰,最大程度地激发和提升孩子们的野外生存能力。如在近身搏斗训练中中,传授给他们在双方的搏斗中,只有攻守双方没有同情、怜悯和如何一刀致命克敌制胜的理念,以适应自然界简单却残酷的优胜劣汰生存法则。再如儿子在攀岩中受了伤,仍旧没有停下训练的脚步,而是借此机会传授给他以应对突发状况的方法——“STOP”原则,保持冷静,思考,观察和计划。通过以上的体能训练,本和孩子们保持了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们行动矫健,肢体强壮,大大超越出其他的人。

    除了身体的锻炼之外,本也十分注重孩子们思维的训练和美的启迪。首先让他们进行大量的知识储备,夜晚围着篝火阅读经典作品,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等。这些在各自领域都堪称经典的大部头书籍,对于成年人来说都不易接受和理解,片中未成年的孩子们读起来却津津有味,还展现出了非同凡响的领悟力。大儿子波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获得了多所著名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正值花季的女儿已经能够就M理论撰写研究报告;八岁的小女儿可以信手拈来讲出《权利法案》的条款并流利地表达自己的理解。这样的知识吸收能力离不开本对孩子们的思维训练,他悉心地引导孩子们对书籍和问题进行独立和辩证的思考。他不准孩子用“有趣”形容对一本书的理解,认为这是一种无意义的评价,引导女儿在情节复述之外提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在儿子对庆祝“乔姆斯基节”表示反对时,本和其他孩子也鼓励他说出理由,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说服他人。读书和思考之余,本也没有忽略对孩子们艺术才能的培育,他们能随手运用身边的可得之物演奏出一首悦耳的交响乐。

    二、 现实人间:“理想人”窘态的暴露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患有“精神狂燥症”的母亲去世之后,本为孩子们制定了“拯救妈妈”的任务,他们试图将母亲的遗体从信奉基督教的祖父母那里“解救”出来,完成修行佛法的母亲火葬的遗愿。然而,与世隔绝了十多年的一家人甫一与现实社会发生接触,原本高超的技能和智慧要么无用武之地,要么屡屡受阻,甚至在无论是影片中的社会人还是观众眼中都显得怪异和窘迫。在执行任务的途中,遇到例行公务的交警,长期受到“无政府”“无阶级”“平等”观念浸染的一家人,将其视作权力机关的代表而实施“人民的反抗”,可是观众看到交警明显是受到了惊吓的表现,被一家人的怪异举动惊吓而逃脱,并非被说服而主动离开。大儿子波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上显得笨拙和木讷,他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的问题,甚至做出了对刚认识仅仅数小时的女孩壮烈求婚这样的冲动举动,遭到了女孩母女俩的讪笑。连他自己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怪异,控诉父亲本把他教育成了一個怪胎。身手矫健的女儿在执行“解救妈妈”任务的时候,因屋顶瓦片的松动而摔落,身负重伤、性命垂危。一次次的社交危机、生命危机都在质疑着本的“健全人”教育理念,诉说着这种理念的不健全。

    事实上,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本对这种理念在理解和执行上的偏执。古希腊人的“健全”人生观是产生并运用于一定的社会体当中的,而非在一个人际交往的绝缘体当中。“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同时能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作机器,成为舞蹈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作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他决定政治而不授权给代表,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2]由此可见,“健全人”的培养并非一味地反对制度,而是让制度为我所用,利用制度谋求自身的发展。反观本向孩子们传输的价值观念,则与之有相悖之处,甚至价值观念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孩子们在对消费主义所追求的“耐克”“阿迪达斯”一无所知之时,就被灌输进“我们的同胞们正在把疯狂购物作为首要的社会交涉手段”的批判消费主义观念,并将这种批判付诸行动,用一种欺骗的手段“洗劫”了超市,从而表达出对制度的彻底反叛态度,这也是引起巨大争议的一个情节。在孩子们得知父亲将罹患精神疾病的母亲送进医院治疗之时,用父亲说过的话对父亲的行为进行质疑:“可是你说过,除非你很健康又想找死才用去医院啊”,“你说过美国人都是受教育不足,又医疗过度”,“你说过美国医学协会是个贪婪的婊子,只愿意向大型药企伸出他们的肥腿”。这些产生于社会并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经由未经世事的孩子们消化和吸收,仿佛空中楼阁般飘忽和脆弱,很容易就被推翻。正因如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窘态尽露,感到无所适从。

    三、 平衡之地:自由意志取代强权掌控

    偏执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很容易滑向极权和掌控,即使掌控是以爱为出发点,也对于独立人格和健全人格的形成有所不利。影片中多次出现本对孩子们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引导和鼓励。然而,实际上却将他们笼罩在自己的生活理念之下,或者说是自己想让他们看到的世界。本能够遵循“不对孩子撒谎”的原则毫无隐瞒地告诉他们关于母亲逝去的原因,也可以向尚且年幼的孩子进行性方面的科普,却在快餐店点餐的时候将可乐描述成为有毒的水,阻止孩子们去尝试,并且以“这里没有真正的食物”为由掩盖了金钱上的困窘,随后去超市的偷窃行为使得这样的谎言不攻而破。由此可见,试图培养出孩子们独立健全人格的本也在下意识地定义着他们的生活,剥夺着他们选择的权利,他实际上成为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理想王国的权力主宰者,而并不是纯粹的教育者和引领者。正因如此,孩子们对本的感情也是十分复杂的,通过女儿对《洛丽塔》这部颇具争议的小說的感受流露出来:“我恨他,但同时我又觉得他很可怜。”

    在一家人与社会的接触过程中,本不断地遭受着来自妻子家人、孩子们的质疑,甚至陷入了自我怀疑。妻子的自杀、儿子的逃离、女儿在执行任务后的重伤,让本深深地反思自己从前的生活方式,和人脱离社会生存的近乎虚无的可能性。用远离社会的森林生活治愈妻子精神疾病的希望随着妻子的自杀而破灭,自认为对孩子的出色培养却让他们在现实中步履艰难。最终,本选择了做出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交出了自己的控制权,尊重了孩子们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就是一个人具有自己选择、决定自己意志之自由,它是行为自由的表现,也是行为自由的标示。一个人拥有了自由意志,就意味着他具有对行为进行‘应该或‘不应该的判断能力、根据权衡的结果做出抉择的能力以及为自己即将实施的行为做出解释并承担责任的能力,就表明他具备了将自己的意愿完全置于理性支配之下,并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抉择行动、担当责任的能力。”[3]他不再要求孩子们必须待在自己身旁,尊重他们希望留在祖父母身边的选择,也对大儿子游历纳米比亚的决定表示支持。至此,本才跨出了“健全人”教育的最后一步,即自我选择和承担责任能力的培养。影片的最后,本和五个孩子从房车里搬进了房屋,孩子们一边接受学校的教育,一边依旧坚守着自身精神世界的独立建构。与其说本是“理想”向“现实”的妥协,不如说他通过对孩子们自由意志的尊重找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平衡点,是另一种理想生活的实现。

    参考文献:

    [1][2](法)丹纳.希腊的雕塑[M].傅雷,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33,32-33.

    [3]杨峻岭,吴潜涛.论意志自由与道德耻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1):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