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研究文献综述

    黄嘉瑜 曾利飞

    

    

    [摘 要]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关于产品质量的测度有四种主流方法,各存在其优缺点和适用性;中国2000—2006年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总体趋势上升,但在不同所有制企业、行业及贸易方式间存在异质性,且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另外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内部因素、外部市场环境和贸易自由化几个层面。未来的相关研究应合理构建测度模型,使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跨时跨国可比,同时对于不同行业和企业,影响其产品质量升级的主导因素与机制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出口产品质量;测度方法;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752.62 ? ? ?[文献标识码] A ? ? ? ? ? ? [文章编号] 2095-3283(2020)10-0025-05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Quality

    Huang Jiayu ?Zeng Lifei

    (School of Finance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y, Zhejiang Hangzhou 310081)

    Abstract: Export product qualit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search.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stream methods for measuring product quality, each of which ha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bility ; The general trend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level from 2000 to 2006 rises, but heterogeneity exists among differe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trade modes, and the quality level has a big gap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additi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upgrading mainly include internal factors of enterprises, external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future, relevant researches should reasonably construct measurement models to make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comparable across time and countries. And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the lead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Export Product Quality; Measure Method; Heterogeneity

    一、引言

    得益于改革開放政策和要素禀赋优势,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几十年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中国贸易总量已经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扩大到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增长了223倍。然而,在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劳动力比较优势变弱。从10余年前开始,中国工资飞速增长,制造业平均工资目前已超过多数东南亚国家,使出口价格竞争力受到影响。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这都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拓展空间受限。上述背景下,国务院在《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强调了“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增强贸易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加快品牌培育”等4项措施。出口产品质量成为近十年来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产品质量的定义、测度方法、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四个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学者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产品质量的定义

    产品质量本质上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感受,它包括耐用性、安全性和配套服务等众多含义。Flam和Helpman(1987)指出产品具有水平和垂直差异,产品质量则被定义为产品的垂直差异。水平差异并非被所有消费者偏好,它对销量影响的平均效应为零,例如衣服的风格是一种水平属性,在相同价格下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会选择相同风格。但垂直差异类似于李嘉图比较优势,在同等价格下,消费者必然选择质量更高的产品。

    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的概念截然不同(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产品质量强调产品内的垂直差异,如高品质的衣服舒适感更强;技术复杂度强调产品类别间的技术差异,如衣服的技术含量一般低于手机。近年来,中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上升,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型(杨汝岱和姚洋,2008),但这并不意味着产品质量提高。尽管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接近发达国家,但依旧缺乏享誉国际的一线品牌,同发达国家相比,往往处于同类产品的低端位置。

    产品质量作为产品垂直差异的度量指标,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然而由于质量测度至今没有统一的方法,导致产品质量的研究直到近10年才逐渐成为热点。

    三、产品质量的测度

    准确测度产品质量,是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梳理以往文献中比较常见的四种测度方法,并对其优缺点进行分析。

    (一)单价法

    现实中,一般质量比较高的产品价格也更高。因此,产品的单位价值可以作为质量的代理变量(Hallak,2006)。后来学者对单价法进行变形和发展,如Auer和Chaney(2009)将出口商品单价通过去均值和除以单位标准差标准化来表示不同商品的质量。单价法虽然方便,但需要强有力的假设条件,即质量越高的产品价格一定更高。现实中,价格不仅反映质量,还反映了制造成本,同时也无法剔除汇率、政府补贴和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影响。Khandelwal(2010)研究发现,如果同一产品在市场上有较大的质量差异化范围,即长质量阶梯,价格与质量的关联更大;但在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短阶梯市场中,价格就不适合作为质量的指标。

    (二)产品特征法

    产品特征法根据产品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设计具体的指标作为衡量。Auer和Chaney(2009)引入一系列不同品牌汽车的特征参數(如引擎马力、排量等),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核心指标。Chen和Juvenal(2016)则用品酒师对红酒的打分作为质量指标。产品特征法对于特定的产品具体设计其独有的质量指标,更加准确客观。然而该方法要求数据包含特定产品的详细特征信息,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难以推广,也不具有普遍性。

    (三)需求信息推断法

    该方法目前使用最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产品的需求由质量和价格决定,剔除掉价格影响以后的需求就是反映质量的指标。具体操作方法是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产品质量和数量,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求出需求函数,再利用实际数据进行回归。此方法有两类模型,具体如下:

    1.常替代弹性模型

    该模型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ES形式。效用与质量和数量有关,并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得到实证模型:

    (1)

    利用年份-国家固定效应μit和产品类别固定效应μj去除(1)式中的这一部分,通过回归可以得到产品质量ln(λjt),即残差εijt除以(σ-1)。该模型更多应用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如Khandelwal et al.(2013)根据(1)式,测度了中国企业层面出口到欧盟、美国、加拿大纺织类产品的质量。

    2.嵌套Logit模型

    常替代弹性模型以CES效用函数推导产品质量,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该模型隐藏了两个假设:一是消费者认为偏好函数中的产品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但现实中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二者的偏好存在明显差别。二是忽略了产品水平差异对需求的影响,在进出口贸易数据HS8分位中产品具有水平差异,能够提供更多水平差异的产品会带来更高的销量。

    Khandelwal(2010)建立嵌套Logit需求模型规避了以上两种问题。基于市场份额建立模型,加入嵌套Logit,并利用出口国的人口规模来控制产品的水平差异,得到实证模型:

    对(2)式进行回归,剔除了价格和水平差异之后,影响产品市场份额的因素就只剩下产品质量。这类模型适用于估计进口产品的质量,Khandelwal(2010)利用美国贸易进口数据,将利率、油价和进出口国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测算了美国从不同国家进口的HS10分位产品的质量,在此类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

    需求信息推断法虽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仍然存在一些缺点。首先,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常常用出口离岸价代替到岸价,从而忽略了如运费、保险费等贸易成本,导致结果产生误差。其次,这种方法仅仅考虑需求侧,忽略了供给方内生决定产品质量的事实。另外,用固定效应剔除难以观测的宏观因素所得到的产品质量,跨时跨国不可比。

    (四)供需信息加总法

    供需信息加总法将产品质量内生化,同时考虑了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产品质量的测度提供了新思路。Feenstra和Romalis(2014)首先给出预算最小化约束下的需求函数,并假设依赖于产品质量和投入品成本的成本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通过供给需求信息加总得到产品质量的表达式:

    (3)

    其中为企业生产率,为出口离岸价。

    该方法相比较其他测度方法,考虑了需求和供给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使测度结果更为准确和稳健。Feenstra和Romalis(2014)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测算了国家-产品层面的进出口产品平均质量,但其主要适用于宏观层面的数据。余淼杰和张睿(2017)对该种方法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0—2006年的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情况。

    四、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现状

    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以下为近年来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测度的主要研究结论。

    (一)总体趋势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主要基于两个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由于年份限制,绝大部分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6年。余淼杰和张睿(2017)采用供需信息加总法,测度出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绝对质量水平总体上升15%,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质量水平更高。其他学者则大多采用需求信息推断法,得到了与之有所差异的结果。普遍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整体水平有所提升(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施炳展和曾祥菲,2015)。

    (二)异质性

    整体上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但不同所有制、行业,甚至不同贸易方式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出口产品质量在行业间也存在较大差距。陈丰龙和徐康宁(2016)利用1995—2012年的中国制造业出口数据测度,发现技术密集型行业质量指数略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且技术密集型行业质量阶梯较长,劳动密集型质量阶梯较短。施炳展等(2013)研究指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其他要素更为充裕,故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阶梯更长,更可能位于国际分工的下游位置。

    此外,加工贸易产品质量显著高于一般贸易,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施炳展和曾祥菲,2015)。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是加工贸易的一个特点,使得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高,从而导致加工贸易产品质量相对更高。

    五、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更多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即是否从价格优势转为质量优势,因此如何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成为研究的热点。

    (一)企业内部因素

    异质性贸易理论强调了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是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从企业自身特征看,研发创新、产能利用率、资源配置中是否包含进口中间品是影响企业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罗丽英和齐月(2016)指出综合技术创新效率提高能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发技术效率影响在高技術行业体现的最为显著。然而是否能够实现技术创新,与其研发水平相关。李怀建和沈坤荣(2015)用1996—2009年5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研发水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对于越发达的国家影响越显著。可见发达国家更有能力致力于研发投入,促进产品和技术的创新。但研发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能否将研发投入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提高产能利用率十分关键。高晓娜和兰宜生(2016)研究发现,产品同质化越严重,则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作用越大,产能过剩对生产率较低的本土企业和低端产品的质量抑制效应更显著。

    进口中间品对质量的影响,一类研究认为其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许家云等(2017)通过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进口中间品通过“中间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刘海洋等(2017)发现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对产品质量提升呈递减趋势,受技术垄断影响,来自高技术国家的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另一类认为是负向影响,认为中国“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存在缺陷,进口发达国家机器设备虽然能够刺激出口,却制约了本土设备制造企业的技术升级(巫强,2007)。

    (二)外部市场环境

    外部环境包含了影响企业决策的要素价格、对外投资等。工资水平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从而规避“低工资陷阱”。中国过去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嵌入全球生产链,劳动工资提高将有力促使企业转型升级,从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其中劳动报酬对中长期内、国有企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最大(张晓毅和王明益,2019)。另一类研究认为劳动工资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生产率。如张明志和铁瑛(2016)研究发现,工资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生产率,只有企业生产率水平足够高,才会有促进作用。

    在开放市场条件下,技术溢出还通过FDI和OFDI实现,从而影响产品质量。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利用1999—2007年数据实证发现,外商投资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要强于港澳台投资,FDI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行业中对产品质量升级有促进作用。杜威剑和李梦洁(2015)通过实证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产品升级效应”的存在性,并且向高收入国家进行OFDI的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更为显著。

    (三)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关税减让对不同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Amiti和Khandelwal(2013)研究发现:接近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关税削减能促进其质量提高,而对于远离前沿水平的出口产品,情况则相反。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关税数据,得到了相同结论(汪建新,2014),在开放市场和削减关税对国内市场带来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靠近世界前沿质量水平的产品更有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和更多地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来进行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Maria和 Vanessa(2015)研究了进口关税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发现关税下降导致中国进口更多高质量中间品,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

    六、结论与展望

    长期以来,中国依赖人口红利,使得出口贸易获得巨大增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中国的“价格竞争优势”正在消失。产品质量作为影响经济变量的重要因素,已成为了国际贸易研究中一个新的关注点。

    从产品质量的定义与测度来看,由于产品质量是消费者对产品的主观感知与评价,很难给出精确的定义,导致产品质量的测度至今没有统一方法。就目前的四种测度方法来说,单价法虽然因简单仍有沿用,但无法分离价格和质量对产品需求的影响,而产品特征法难以推广。需求信息推断法中,如果使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出口产品质量,更多选用常弹性替代模型,而使用美国进口贸易数据研究,则更多使用嵌套Logit模型。需要注意的是,从需求信息回归法中推断出来的产品质量都是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概念,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产品质量跨时跨国难以比较。供需信息加总法虽然考虑了企业供应层面的信息从而更为合理可信,但企业或行业层面的供应信息,如成本、生产率等数据都不易获取。

    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现状来看,一方面大多数研究时间跨度在2000—2006年,而中国在2007年以后出口产品质量已经有大幅度的改变,因此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还需与时俱进,这也是研究产品质量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础。另一方面,如何合理地构建产品质量测度模型,使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在不同目的国和时间点具有可比性,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最后,如何升级中国产品质量,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不少文献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有深入的研究,但由于针对不同行业或者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那么對不同行业或不同类型企业而言,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否也存在异质性以及影响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丰龙,徐康宁.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及其影响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6,406(10):15-25.

    [2]杜威剑,李梦洁.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J].国际贸易问题,2015,392(8):112-122.

    [3]高晓娜,兰宜生.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6,406(10):50-61.

    [4]李怀建,沈坤荣.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检验[J].产业经济研究,2015(6):62-72.

    [5]李坤望,王有鑫.FDI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吗?——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5):60-66.

    [6]刘海洋,林令涛,高璐.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7(2):39-49.

    [7]罗丽英,齐月.技术创新效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J].国际贸易探索,2016,32(4):37-50.

    [8]施炳展.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测度与事实[J].经济学(季刊) ,2013,13(4):263-284.

    [9]施炳展,曾祥菲.中国企业进口产品质量测算与事实[J].世界经济,2015,38(3):57-77.

    [10]施炳展,邵文波.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J].管理世界,2014(9):90-106.

    [11]施炳展,王有鑫,李坤望.中国出口产品品质测度及其决定因素[J].世界经济,2013(9): 69-93.

    [12]汪建新.贸易自由化、质量差距与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国际贸易问题,2014(10):3-13,143.

    [13]巫强.技术性贸易措施下出口企业被动创新效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10):70-75.

    [14]许家云,毛其淋,胡鞍钢.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证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7,40(3):52-75.

    [15]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43(8)29-41,64.

    [16]余淼杰,张睿.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J].经济学(季刊),2017(1):463-484.

    [17]张明志,铁瑛.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6(9):41-56.

    [18]张晓毅,王明益.劳动报酬提高、价值链地位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1):50-59.

    [19]Amiti M, Khandelwal A. Import Competition and Quaity Upgrading[J].The 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2013,95(2):476-490.

    [20]Auer R, Chaney T.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in a Competitive Model of Pricing-To-Market[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9,41(1):151-175.

    [21]Chen N, Juvenal L.Quality, Trade and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6,100:61-80.

    [22]Feenstra R C,Romalis J.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sgenous Quality[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4,129(2):477-527.

    [23]Flam H,Helpman E.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North-South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5):810-822.

    [24]Hallak J C.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J].Jour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2): 238-265.

    [25]Khandelwal A.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0,77(4): 1450-1476.

    [26]Maria B,Vanessa S K.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 prices and quality upgrading[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5,95:-250-262.

    (责任编辑:张彤彤 梁宏伟)

    [作者简介]黄嘉瑜(1995-),女,浙江舟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曾利飞(1977-),女,湖南宁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货币政策、供应链金融。

    [基金项目]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18YJA79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