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认知与生命史学

2022年7月25日08:12:13瘟疫认知与生命史学已关闭评论
摘要

余新忠今年初以来,一场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影响所及,几乎无人可完全幸而得免。面对如此重大而突然的灾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疫情在对

    余新忠

    今年初以来,一场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影响所及,几乎无人可完全幸而得免。面对如此重大而突然的灾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疫情在对人们生活造成影响的同时,也极大地促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发表的热情,而当下的互联网和自媒体,更为这种热情提供了用武之地,一时间,感想喷涌,帖子爆棚。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随意地发表一些自己的认识,自是简单,但真正要提出一些独到而有價值的意见,显非易事。而对于学者来说,由于分科治学,各自的研究领域都相当专门而狭窄,一般情况下,要想将自己的研究跟疫情进行有机的联系,已属不易,而要结合对疫情的观察和思考,真正推进自己的研究,更为困难。这除了跟自己已有研究领域和学术积累有关外,更重要的是还有赖于对新信息的敏感和思考的活跃。在一般的印象中,这应该是年轻人的优长。然而,当我最近几次收到年过八旬的业师冯尔康先生寄来的疫情中的书写,特别是《从群体史、生活史到生命史的研究》(提纲),便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思想者不老”的意蕴,感受到“学术年龄”和生理年龄的落差。

    冯先生在文中称,我率先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和研究方向,看到这样的鼓励之词,作为学生,实深感汗颜。实际上,笔者对疾病医疗史的关注和研究,与先生的指引、启发和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且不说我当初之所以能够将“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确定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先生及时向我引介台湾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先生此后多次在概括和介绍我以及其他同仁的疾病医疗史研究时,往往以“生命史”相称。自博士阶段开始,我一直将自己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疾病医疗史领域,一路走来,先生对这一研究不遗余力地宣介和支持,不仅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动力,而且也一步步启迪我提出了“生命史学”这一概念和研究理路。

    读完这份纲要,我在惊异于先生对生命史有如此多关注和如此深入的思考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先生那种深藏于内、立足历史为国家和人类的命运忧思的学者情怀而感动。这份纲要,给我的启示无疑是多方面的,很多方面,可能也正是我未来希望加以探究的。不过其给我最大的启迪还在于,关怀生命,对于生命历史的探究,不能局限于人类自身,而必须放在整个生态系统去思考和探索。也就是说,生命史学,不仅是生命医疗史,也是生态环境史。

    先生在最后对生命史的总结中,首先提出“作为生物一种的人类必须友善地与其他生物共生共存”,将此视为生命史研究的不易法则之一。联系纲要的开头所言,可以看出,这一认识的提出,应该缘于先生对于当前和历史上的瘟疫的认识。跟纲要这样的文体有关,先生对此似乎没有具体讨论,故谨此略陈数言,权充续貂狗尾。

    在中国传统有关瘟疫的认识中,“鬼神司疫”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认为瘟疫由鬼神来掌控,其发生乃是因为“乖违天和”“人事错乱”或“道德失修”等,故瘟疫往往被看作天神对于人世间不当行为的警示和惩戒。无独有偶,在《圣经·启示录》中,瘟疫作为天启四骑士之一,也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警示与启示性力量。虽然在显微镜发明和现代病菌学说出现之前,古人对于瘟疫的致病机理可以说还处于一种懵懂状态,并不了解瘟疫乃是由自然界的致病病原体,即病原微生物导致的,从而意识到,瘟疫病原体与人类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都是自然的一分子。但经由他们长期的对于天道和人间观察和思考,以人类的智慧努力将一种自然与人间相互作用引发灾难性现象转化为有意义的文化力量。虽然我们很难确定地评估这样的瘟疫认知对于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具体而确定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对于历史上统治者乃至人类的恣意妄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制约性力量。

    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身征服能力的信心也不断高涨,特别是20世纪以来,抗生素的发明和人工免疫的推广,让人类在应对甚至消灭某些传染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对付众多细菌性的疫病有了特效药,还让至少危害人类千余年的天花退出了历史舞台,脊髓灰质炎也几近绝迹。这些巨大的胜利,一时让人类应对疫病的信心爆棚,以为到20世纪末,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疫将不再成为人类的重要危害。传统作为上天警示、启示力量的瘟疫,也就成了人类意欲也可以征服的敌人。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瘟疫这一“不速之客”,并没有因此而远离人类。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对付瘟疫能力的巨大提升,瘟疫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频次在不断增加,而且诸如西班牙流感、埃博拉病毒、艾滋病、SARS、MERS、禽流感、猪流感和新冠病毒等等新疫病,还一次次日渐频繁且“行迹诡异”地威胁人类。这看起来似乎令人讶异,但稍做仔细考量,其实也十分自然。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大大提升了我们对付疫病的能力,但同时,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生活方式快速变动,以及流动性及其相应的不确定性的加剧,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复杂,疫病流传的机会更多,防控疫病的难度更大。晚近以来的历史明显提醒人们,瘟疫绝不是一个可以轻言征服的敌人,而若进一步拉长观察历史的维度,就更可以看到,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智慧,其实绝不是可以因为一时科技的发展而轻易弃之而不顾的。既然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了解到,瘟疫不是别的,而是病原微生物,它与我们人类一样,是自然的一分子,而且长久以来,始终与人类共同构成同一个自然世界,那么,只要我们稍稍抑制一下完全自我为中心的人类的自大和骄狂,就应该以现在不一样的方式去重新思考人与瘟疫的关系。纵观历史,一部瘟疫史,就是一部人和瘟疫不断追求相互平衡并达致平衡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由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平衡不断被打破,又继续寻求并达致平衡的历史。瘟疫自然不是我们的朋友,但似乎也不应视病原微生物为要努力加以征服的敌人,它只是我们必须学会与其共生共存、和谐相处的客观存在。

    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苦痛,也被人类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当我们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瘟疫,当然也可以促进生命史的探究。不过若不能对其自然属性有一个清晰的体认,不能首先置于人与自然的框架来思考,恐怕就可能让我们的很多思考迷失根本,也会让生命史学失却根基。故此,冯先生的生命史研究纲要,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史研究诸多具体内容,更在基础和理念上提醒我们,疾病医疗史和生态环境史的有机结合,对于生命史研究和生命史学的建构来说是首先必须关注和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