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范式的建构
吴义勋 明江兰 马曾珍
摘要：贵州省易地搬迁群众是当代中国脱贫攻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是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通过对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进行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可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记录，补充自古以来以英雄人物为主的帝王家谱史的不足，可建立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砥砺奋斗、艰苦创业的个人记忆资资源库，弥补以往历史文献中关于广大人民群众奋斗史、创业史、抗争史等文献资料的不足;亦可增加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要历史事件文献资料的记载。口述史的范式研究正在由全球化逐步转化为本土化、中国化、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之中。并且，口述史作为史料的一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本文基于口述史学范式理论、研究方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现状，建构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的口述史研究范式，意在推动我国民间历史的发展，并提供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料;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06-0040-04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唐太宗李世民用这句话来表达对魏征逝世的惋惜之情，同时也论述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口述历史作为史料的一种，指的是由提前做好准备的研究者，以笔录或录音的方式，收集、整理口述者的口傳记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2]。中国古代《二十四史》通常借助于帝王将相“铁的事实”来对史实进行论述;而口述历史则常常是通过口述者从自身的生活经验、文化水平出发，评判历史，进而获取与历史相关的知识。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因此，让后辈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客观的看待、分析和感悟历史，继而更好的传承和借鉴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应当是口述史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口述史作为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中国逐渐兴起的历史学研究形式，向来就有着“有常规、无定矩、灵活运用、存乎一心”[3]的特点。因此，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既有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又有缺乏专业特色的问题。易地搬迁群众口述史研究就是基于上述问题，从口述史学范式、研究方法出发，对以人为本的易地搬迁群众口述史问题进行探究。
1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范式的建构的意义与现状
为什么要做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马克思恩格斯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向过于注重英雄豪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寻常百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如果将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史》看作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那么，口述史料和文献能否当作百姓家谱，反映基层社会记录、民间历史？当代口述史学者也正将把口述史发展成为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看作毕生奋斗的目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是我国脱贫攻坚历史的见证者和当事人，承载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文化，收集与整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口述材料，就是对即将逝去的伟大的历史奇迹进行记载。1997年，张晓[4]在其著作《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一书中， 以黔西南州少数民族妇女为研究对象，在某种特殊的地域、团体、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妇女团体和其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这部作品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妇女文化标本。2004年，刘小萌[5]在其著作《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中，记载了13位家庭成分、文化背景、个人际遇、政治观念迥然不同的知青的口述材料，并将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成功的运用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的研究中，有利于后人客观的看待知青史及其所承载的社会背景。2010年，中南大学罗小红[6]在其论文《落叶归根：台湾老兵口述史个案研究》中，以台湾老兵高庄文为个案，运用埃里克森的生命历程理论，采用口述史、田野调查结合史料的方法，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个人、集体和社会的意义进行探讨，阐释了在战争背景下的个体、家庭、民族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综上所述，以上几部作品已经凸显了中国民间口述史研究的基本特征。
2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范式的建构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研究范式是通过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标准体现出来的学科范式，是常规科学研究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常规科学出现的标志，在常规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常规科学是指严格按照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一学术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被普遍认为是进一步开展活动的基础”[7]。因此，在某一门科学中，当某一理论在相互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对手，成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共同的信念和成见，便可以在之后的科研工作中引导常规科学快速发展。但是，最初的研究范式大多应用范围和精确性大多都极其有限。因此，随着常规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范式需要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使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本文提及的口述史研究中的“本土化”问题“，是对相较于中国比较成熟的西方口述史研究范式过度依赖、全盘接受式的拿来主义，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进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呢？毫无疑问，要正确地对待西方理论，有意识的吸收西方口述史中优秀的文明成果，而摒弃那些于中国实际并不相符的部分，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口述史的本土化发展。反之，如果盲目使用，将会是对本民族文化信心不足的体现，既无法解决中国口述史研究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也无法创造出新的学术成果。正因如此，中国许多口述史研究者开始对研究范式的中国化问题进行探究。伍晓明[8]教授在其论文《作为范式的语言，作为语言的范式》中提出，具体研究模式或亚模式后，还有更重要的学术范式，即不可被常规化的、一直处于灵活运用的学术语言。吴飞[9]教授在其论文《寻求中国现代学术的成熟范式》中提出，要真正形成以中解中的范式，必须对西方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有更全面、更真切、更深入的了解。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艾伦·内文斯[10]教授第一次使用口述史的概念和研究方法。1980年以来，口述历史开始在中国逐渐兴起，并且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出来。与其他常规科学一样，当代口述史学的研究从产生到被诸多学术领域的专家共同当作表达新观点、新视角、新的研究方向的主要手段，同樣存在范式转换的问题。学者岳庆平[11]在综述口述史现状时就发现，诸多学者在关于口述史的定义、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口述史如何保证真实、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争论颇多，并且尚未构建出一个通俗、实用、系统、完整的研究范式。学者王琳[12]在研究大屠杀见证者口述史时，便计划构建出一种研究模式，因为她认为需要建构出一种适用于“各类特定历史实践见证者”的研究范式。李卫民[13]教授在其著作《本土化视域下口述历史理论》一书中对构建本土化、中国化口述史的研究范式进行专题研究，并且提及要以已有历史学文献和口述史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口述史发展经验，着力建构本土化、中国化的口述史学理论体系，并形成学术专著，由此可见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范式建构建构已迫在眉睫。1997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又为本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为本的中国民间历史为出发点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综上所述，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性。
3易地扶贫搬迁口述史研究范式的主体要素
3.1易地扶贫搬迁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与时间范畴的确定
“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这一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并未收录，但“对象”有“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的含义。在《“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方案》中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主要是指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生态环境脆弱、限制或禁止开发地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但鉴于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这一特殊群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观点容易偏颇这一历史局限性，综上所述，本次研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易地扶贫搬迁口述史采集与研究对象界定为，在脱贫攻坚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地缘、学缘、业缘等关系结合在一起，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专门进行帮扶和研究的人群，包括第一书记、村干部、易地扶贫搬迁的旁观者、易地扶贫搬迁的受益者、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学者及其他相关研究人员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采集与研究的重要群体。还可以从不同职业、行业、领域等方面出发，并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选择代表性人物或重要人群。口述研究不但是历史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展现历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同时亦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它打破了古代正史著作中侧重于王侯将相和精英政治、一昧的“自上而下”写历史的传统，使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基层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评判的观点更多地走进了历史学研究领域，从而有利于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书写历史有机结合，构建一种较为科学、较为完备的历史学体系。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14]所说，口述史学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与人们一个将历史恢复成寻常百姓史的机会，并且将历史与社会发展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可以根据访谈对象记忆中所固有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社会变迁根本原因的工具。”同时，口述史还可以对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充满争论的史料进行补充、修正、佐证，从而使历史更加圆满和充实。
从目前所涉及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体来看，这一群体大多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且大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所涉及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的时间范畴应以21世纪初为主，同时涉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减贫事业。21世纪之初的易地扶贫搬迁史，以脱贫攻坚为主，同时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史趋近一致，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2015年，曲青山、高永中[15]在其著作《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中，采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新中国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重温一些重要事件的细节，生动形象、客观的评述历史发展，为中国的党史国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同志、领导干部、人民群众提供栩栩如生的历史学读本。这和我们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初心相同，通过挖掘、提取、保存有关贵州省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争中各族人民的奋斗史、所探索出来的“六个坚持、五个体系建设”的特色脱贫搬迁发展史的个人记忆资源，意在将“中国减贫奇迹”的“活资料”永远记载在文献中，让后人在重温这段历史时，能够客观、公正的看待这段历史。并以史为鉴，更好地走向未来。
3.2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研究中重要历史事件的选取
口述历史作为史料的一种，指的是由提前做好准备的研究者，以笔录或录音的方式，收集、整理口述者讲述对重要、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包括国家史与个人史。然而，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在其一生中亲身经历与见证的事情太多了，哪一件值得进入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的范畴呢？如果选择工作经历，以贵州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生科科长陈秋为例，作为贵州黔东南三穗县款场乡的第一书记，他曾经历了一条水管、一套课桌、一次灾情的故事，这几件故事，哪一件不需要讲述呢？易地扶贫搬迁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很多，先锋模范也很多，这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减贫事业所必须的，但并非全部要记入历史。国家层面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最美奋斗者、全国三八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很多、各省、各市、各县、各层面的先锋模范的先进事迹更是多的数不胜数。在诸多事迹中，总有开创性、历史性的事迹需要保存下来，经年之后因为某些缘故慢慢消失，一辈接一辈，越来越少。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我们通常按照我们所认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记忆资源进行保留，至于能否流传，且待后人筛选。按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贫困群众的年龄和生活经历，结合中国扶贫开发实际情况，中国减贫奇迹重要的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中国扶贫开发的开始阶段（1978-1986年）、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扶贫开发阶段（2000年至今）。研究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大事记”，为异地扶贫搬迁对象的口述资料的采集做好前期准备。因为，当个体的年龄越来越大时，健忘是在所难免的。为接受访谈的异地扶贫搬迁对象提供扶贫搬迁工作大事记，有利于口述者回忆自己的脱贫搬迁经历，并且和中国扶贫开发发展的历史事件相联系，从而形成回忆主线，建立个人、社会与国家相联系的口述史学。针对异地扶贫搬迁中涌现出来的先锋模范，要编写个人重要事件回忆录，从研究课题的角度对事件进行筛选，使口述者能够根据主线重温过去的蹉跎时光。因此，口述史研究与传统的访谈法虽然形式相似，但内容和结果迥然不同。当然，扶贫开发工作大事件发展的五十年回首，只是在对异地扶贫搬迁对象进行口述资料的采集时提供借鉴，并非一成不变，口述史学者可以根据每个口述者的现实生活、工作经历筛选其中的重要事件。但是从项目研究的宏观角度出发，时间段的选择应当具有普适性、并且宽裕一些才好。扶贫开发工作大事记，可参考中国减贫时间线、中国扶贫大事记、中国扶贫简史等相关文献资料来研究制定。
3.3异地扶贫搬迁搬迁对象口述史采集与研究范式建构的具体方法、史料处理及运用
中国异地扶贫搬迁学术领域引用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为时尚短，且尚未形成如赵光圣教授等人的武术人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硕果。因此，诸多易地扶搬迁口述史研究者尚未能够正确区分出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与访谈法的差异，甚至在当下中国，许多口述历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访谈录和口述史料的层面上，很多时候是为了口述而口述，把“口述史学”等同于“口述历史”。科学的口述史研究范式应该是对口传史料的进行调查、访谈、记录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和利用，是加工和整理的过程，而不是简单还原和复制，口述史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制度规范，课题负责人在开展某项口述史研究课题之前需先对访谈人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明确口述史研究方法与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强化其责任意识，在正式采访前，与口述者明确咨访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对于口述者事先声明不能公开的访谈记录，要告知我们保密内容的限度，并与之签订保密协议，达成共识，以免对受访群体产生负面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采集与研究，旨在可以对改革开放许多重要的、又模糊不清的扶贫开发的相关文献史料进行补充、修正、佐证，从而使历史更加圆满和充实。抢救和保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异地扶贫搬迁对象的口述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利于中国减贫史发展的学术成果。为此，需要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科学的理论指导、客观公正的阐述，为中国减贫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历史记忆资源。研究课题开展之前，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事件进行梳理，厘清受访异地扶贫搬迁对象成长史、生活史、性格与工作经历，制订共性的中国扶贫开发大事记，并在访谈正式开始之前交给受访者，方便受访者在访谈时能够迅速的回忆起某一年代具体发生了哪些重要事件，跨越时空，追寻客观真实的史实。异地扶贫搬迁对象的口述史料采集之后怎样整理相当重要，研究者需要对收集好的口述史料进行辩伪和校勘，对有显著差异的口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参考，考虑受访人与历史事件的背景关系，要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努力在受访者记忆的真实中去追寻历史的真实。异地扶贫搬迁对象口述史的收集与研究过程中，要保存访谈对象记忆中的活的历史，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力求全真复原。在收集和整理口述史料时，要将其与文献资料互相考证、互相补充，在基于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超越文献，形成创新性成果。
4结语
在这个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关键时期，无数的青年人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施展抱负，放飞梦想。他们选择与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经风雨、壮筋骨、共奋斗，一起见证伟大的时代。本文基于口述史学范式理论、研究方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现状，建构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的口述史研究范式，意在推动我国民间历史的发展，并提供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并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在这伟大的历史时期的所见所闻的口述材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挖掘发展较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经验，推动我省其它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挖掘、提取、保存有关贵州省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争中各族人民的奋斗史、所探索出来的“六个坚持、五个体系建设”的特色脱贫搬迁发展史的个人记忆资源，给我们的后人更加生动形象的展现这段历史，从而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增强其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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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