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魏晋南北朝：五条线索与七大特征
编者按：自统编版历史教材开始使用后，在初高中历史教学中陆续出现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以及呼应学术研究成果融入中学教学的趋势，南京市陈红名师工作室以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教学为例，特别邀请了高校专家与初高中老师共同开展教学研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容繁多、线索杂乱，有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人口迁移、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多元的文化面貌，对中学历史教学来说难度颇大。通过本专题的展示，希望这种贯通式的教研方式，能够打通大学老师与中学老师之间的隔膜，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乱世，异象，历史线索，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3文献标识码？演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7-0007-10
魏晋南北朝，是一段怎样的历史？是铁马秋风、壮阔北方与杏花春雨、如梦江南的对抗;是到处刀光剑影的战争、时常改朝换代的场景。那是血与火凝结成的一段乱世。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是民族兴衰、人口迁移、门阀政治、阶层歧视的社会;是百家争鸣、儒玄佛道、嗜酒服药、行为怪诞的士人。那是泪水与笑声搅拌成的一个异象。
乱世与异象，这是我眼里、心中的魏晋南北朝。我常想，如果今天的人們穿越时空，回到秦汉，可能不太陌生，因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地方郡县、以法治国、独尊儒术，其立制精神在今天依然没变;今天的人们穿越时空，回到隋唐，可能也有熟悉的感觉，隋朝厉行改革、大唐盛世繁荣，而今天的盛世，也正在进行着深度的改革。然而，如果我们穿越到魏晋南北朝，那就真的会感觉非常的陌生，政治的乱世、社会的异象，我们会奇怪中国历史怎么会有这样出轨的时代！有趣的是，乱世、异象、出轨的魏晋南北朝，却引发了古往今来人们的思考与追慕，所谓差异产生美，就是这个道理吧。如此，让我们回望魏晋南北朝。
从传统历史纪年来说，魏晋南北朝起自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止于589年杨坚灭陈统一，合计370年的历史。
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如曹魏、蜀汉、孙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政权，总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若以曹魏代表三国，又称为魏晋南北朝。如果我们进一步细分，魏晋南北朝又包括了三个阶段、四个系统。三个阶段指分裂的三国、统一的西晋、分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四个系统指分裂的三国、统一的西晋、南方的东晋南朝、北方的十六国北朝。另外，还有“南六朝”“北六朝”的说法，即把建都建业、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这是所谓的“南六朝”，而同时在北方相继建都的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也称“六朝”，这就是“北六朝”，此说法较多用在旧时的文学史上。其实，“北六朝”的说法是欠妥的，因为这些政权不仅国都不一致（北魏早中期都平城，北齐、北周分都邺、长安，其他都洛阳）、时间不连续（缺了十六国、东魏、西魏），而且性质也不同（曹魏、西晋、隋的皇族为汉人，北齐为鲜卑化的汉人，北魏、北周为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又西晋、隋为统一时期，其他则分裂时期）。至于日本学者，又习惯把起自三国、止于隋统一以前的历史时期，即3世纪初至6世纪末前后300余年的历史时期，泛称为“六朝”，这样“六朝”就南北兼指，大体等同于魏晋南北朝了。
上面绕来绕去的称呼或者说概念，也许已经把读者诸君绕糊涂了，其实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大特点，本来就是个“乱”字。其时风云变幻，朝代递嬗，史实极为复杂，真是让人目乱神迷。
那么，究竟怎样理解这个中国历史上让人目乱神迷的大乱世呢？我们集中讨论两个宏观问题，一是历史线索，二是时代特征。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线索，联系上面所说的三个阶段、四个系统，我尝试着梳理了五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分裂的三国。
理解这条线索的方法，应该是逆向追溯，即三国鼎立←军阀割据←州牧出镇←黄巾民变←原始道教。简而言之，为什么统一的东汉会变成鼎立的三国？这缘于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曹操、刘备、孙权只是军阀割据、群雄争战最后的胜利者，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刘璋、刘繇、马腾等人是失败者。军阀割据是怎么造成的？很大程度上缘于州牧出镇，即州的长官州牧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专制一方的权力。这一点非常重要，甚至重要到是我们理解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关键，由此也可以看出制度的影响真是很大。就以我们谈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长期分裂、深度分裂归根结底的原因，即在制度。沿着东汉末年州从监察区变成地方一级行政区的方向继续发展，西晋末年开始，又有了州级以上的都督制度。这些都督基本都兼着驻地的州刺史，而且控制着驻地以外的几个州甚至十几个州，他们辖地既广，职权又重，既掌握着军队，又主理着民政，手下既有将军幕府，又有行政属吏，可谓文武僚佐，纵横捭阖，其结果就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那些专横跋扈的权臣、叛乱割据的军阀，乃至夺人天下的枭雄与英雄，大多是这类都督或者曾经是这类都督。然则这样的过程，就诚如《续汉书·百官志》梁朝刘昭注所言：
至孝灵在位，大建尊州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及臻后代，任寄弥广，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钺之重，假之都督之威，开之征讨之略……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①
这样的史实又充分说明了军阀干政对于国家动乱的影响，已经成为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历史，好像有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出现内轻外重即中央或皇帝软弱、地方或权臣强悍的局面，接着必定是割据分裂或改朝换代。东汉末年的到处割据分裂、魏晋南北朝的频繁改朝换代是这样;唐朝的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改朝换代与分裂割据也是这样;到了近代，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的混战还是这样。那么，东汉末年为什么会出现州牧出镇的情况呢？这缘于镇压黄巾民变的余部。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以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为首的数十万农民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在七州二十八郡的广大地区同时造反，攻城夺地。再进一步，为什么黄巾民变的势力竟会如此浩大？这又缘于张家三兄弟共同创立的太平道。太平道以“致太平”为理想，以成本很低的符水治病为手段，这适应了下层民众的心理与身体需求。喝了符水，病好了，说明此人信道;病不得好，说明此人不信道。而在宗教迷狂的大氛围中，当然大部分人喝了符水会有效果，或者宣称有效果。通过这样的传教方式，太平道发展信徒，成立组织，设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而追寻太平道的教义，又与汉代的道家和黄老崇拜直接有关，若再往上追寻，就可以追到黄帝与老子了……
第二条线索是统一的西晋。
具体是这样的：司马篡魏→平汉灭吴→太康之治→惠帝愚弱→贾后干政→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这些环环相扣的过程，又分别联系着阶级斗争、军事形勢、统一气象、继承制度、宫廷政变、分封制度、民族观念、内乱外患等中国历史上的普遍情形。在这条线索中，有两个关键问题值得深入把握。
一是魏晋禅让模式，即司马懿、司马师与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四人的篡魏建晋模式，大体是由出现权臣、制造舆论、完善程序、善待逊帝四个环节构成的。后来的东晋禅让给刘宋，刘宋禅让给萧齐，萧齐禅让给萧梁，萧梁禅让给陈朝，又东魏禅让给北齐，西魏禅让给北周，北周禅让给隋朝，基本都是魏晋禅让模式的重演。我们讲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不能不讲改朝换代，但改朝换代也没有必要细讲，因为无论是外力征服，还是内部禅让，其基本的路数或模式，都是差不多的，而魏晋禅让就是内部禅让模式的典型，这个典型又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什么启发意义？旧时的戏剧舞台上，有副最常用的对联，就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做戏的文化。就以禅让式的改朝换代来说，没有哪个皇帝愿意让出祖宗的基业，也没有哪个权臣不是急吼吼地想夺人天下。但中国自古讲究君臣大义，讲究上下之别，于是发明了禅让这玩意儿，使被篡与篡位的双方，都变成了尧舜般的圣君，这真是做足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假戏。这样的假戏，从新朝的王莽到宋朝的赵匡胤，密集上演，只是让人感慨的是，一般的戏都会越演越好，这禅让戏却越演越粗糙不堪。汉魏禅让，演了曹氏父子两代;魏晋禅让，演了司马氏祖孙四人;而到了南北朝期间的六七次禅让，都是权臣们迅速走完程序，及身就做了开国的皇帝。至于最极致的例子，就是后来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诸多的程序竟然在一天之内就演完了！至于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也离不开一张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更是让人叹服传统惯性力量的无比强大了。
再说第二个关键问题，即西晋王朝的样本意义。历时52年的西晋王朝，前期的26年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盛世，后期的26年是由统一走向分裂的地狱，而由盛世堕入地狱，是因为内乱性质的“八王之乱”，内乱的“八王之乱”又引发外患的“五胡乱华”，于是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南方进入东晋时代。从历史教学的角度来说，这短暂的西晋王朝，的确具有解剖“麻雀”一般的丰富而且深刻的意义，比如开国皇帝司马炎为什么要恢复难免留下遗患的分封制？为什么要立白痴的司马衷为太子？丑陋残忍的贾南风为什么被选为太子妃？平庸无能的汝南王司马亮与缺乏威望的外戚杨骏为什么被选为辅政大臣？号称儒家信徒、宣扬重视礼教的司马诸王，为什么彼此杀戮，以致丧失了基本的人性？推而广之，怎样理解分封制的优劣利弊？皇位继承人是立长还是立贤？如何限制外戚与后宫的干政甚至专权？如何协调内朝与外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如何处理非汉民族问题，是赶出去以避免动乱，还是引进来以为我守边？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这历时52年的西晋王朝，实在堪称我们全面把握、系统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兴衰成败的鲜活标本、难得典型。
第三条线索是北方系统的十六国北朝。
五胡兴衰→拓跋坐大→孝文汉化→北魏分裂→齐周代魏→周灭北齐→隋文篡周→天下归一。这条线索中的主干问题是胡汉关系。结合下面我要说的第四条线索即南方系统的东晋南朝，其实错综复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的主干问题，在十六国北朝系统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系统为侨旧问题。所谓“胡”，是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迁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的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乱后不断南迁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三国西晋以来的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颇多矛盾，也有多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为有矛盾，引起了各样的文化冲突以及北方人口的迁徙南方，侨旧之间因为有矛盾，促成了各样的政治变迁以及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以此，学习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把握胡汉关系、侨旧关系，可谓关键中的关键。而具体到十六国北朝，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胡汉关系，就是作为“客家”的统治民族“五胡”与作为“土著”的被统治民族汉人的关系，就是“五胡”的逐渐“汉化”与汉人的沾染“胡气”，这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也是我们理解淝水之战前秦为什么失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什么族灭崔浩、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为什么迁都洛阳、北魏六镇为什么发生兵变、北周为什么灭亡北齐等问题的关键。就以淝水之战为例，前秦惨败、国家崩溃的原因，陈寅恪先生指出：苻坚所以坚持发动战争，原因在于“当时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南方……只有攻取东晋，推行汉化，方可统一胡汉”;而淝水战败、导致前秦立即瓦解的关键，则在于“鲜卑、羌人无损失，损失的都是本部的氐人”，①在于前秦虽然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其境内极为复杂的民族矛盾却远未解决。简而言之，前秦不能一举吞并东晋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
再以北魏孝文帝为例，孝文帝在位近30年，亲政10年，他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举措就是迁都和汉化。在中国历史上，像孝文帝这样，连固有的语言与姓氏都甘于主动放弃的改革，可谓空前绝后;即便与近代日本、土耳其等国家“脱亚入欧”的改革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传统史学界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从来就不低。就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大概是在1996年夏天，我向南京大学老校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汇报《拓跋宏评传》的审稿意见，匡老当时指示道：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外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汉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少数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拓跋宏。我轻声地问匡老：您的意思是马克思、孔子、拓跋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3位思想家？匡老点了点头。的确，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中国历史上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改革，而且总体看来，孝文帝去世以后，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有力证明了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文中所揭示的那条历史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但是换些角度、转个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又显得非常迷惑。首先，就鲜卑民族而言，孝文帝无异于在文化传统与族群认同上对鲜卑族进行了自我消灭，当年那个鲜衣怒马的鲜卑族消失了，虽然它以别样的方式，融入了汉族的海洋，获得了永生。其次，英年早逝的孝文帝没有完成他的改革大业，而他的子孙也未能有力地推进他的未竟改革，于是遗留下来的最大遗憾，就是迁至洛阳的鲜卑贵族高度汉化了，而留守北方边镇的军事集团仍然保持着鲜卑旧俗，进而言之，汉化的洛阳文官集团的地位越来越高、感觉越来越好，而秉承着骑射传统的边镇军人，却在汉化的门阀制度实施之后，丧失了优越的地位与升迁的渠道，乃至沦为统治集团中的底层。这样，北魏统治集团就被生生地撕裂成了两半，而且相互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边镇军人成了埋葬北魏政权的掘墓人。换言之，虽然孝文帝的改革不仅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更基于他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但就北魏本身的国祚而言，汉化改革无疑成了一道催命符。就在孝文帝驾崩24年后，六镇兵变爆发，北魏帝国很快轰然倒塌。这样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就是元宏，究竟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实在难以评说。
第四条线索是南方系统的东晋南朝。
即元帝东渡→侨旧关系→门阀政治→皇权政治→五朝递嬗→江南开发→侯景之乱→南方崛起。说起元帝东渡、立国江南，王導是位关键人物，正是王导的协调侨旧关系，奠定了东晋南朝近300年的基业，诚如陈寅恪先生之言：“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①然而也是因为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再造晋朝的丰功伟绩，决定了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特征，这就是东晋开国伊始就形成的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即王治天下，马有天下。司马氏有天下，世家大族治天下，这样的君臣共享天下，差不多延续了东晋百年。比如“王与马，共天下”以后，在此伏彼起、你衰我盛、各家都想分享皇权的变迁之中，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以桓温为代表的谯国桓氏、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以王恭为代表的太原王氏，你方唱罢我登场，与皇族河内司马氏并肩，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大戏与小戏、喜剧与悲剧，而总结归纳其基调，那就是“庾与马，乱天下”，“桓与马，争天下”，“谢与马，安天下”，“王与马，弱天下”，这也就是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以及这样的门阀政治既一以贯之、又阶段演变的特征。这样的门阀政治，又可谓迥异于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比如到了东晋末年，随着出身寒素、军功显著的彭城刘裕的崛起，形成“刘与马，禅天下”。公元420年，历时百余年的东晋王朝结束，以内部禅让为时代特征的南朝宋、齐、梁、陈开始，而王朝政治也重新回归到了“世族无功臣，寒门掌机要”的“皇权政治”的常态之中。这样的“皇权政治”演变到了梁朝末年，随着北方南迁侨人势力因受侯景之乱与西魏攻陷江陵的两次致命打击而基本倒塌，以及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陈霸先以吴兴人久镇南服，立功交广，故陈世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然露头角矣”②的世局新变，于是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朝遂呈现出完全的“南方色彩”，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诚如姚大中先生之言，“晋朝以来吴人复国梦想，至此阶段才真正实现。然而，意义却也已等于江南政权的回光返照，接续便被吞噬于北方的中国统一运动中”。③
第五条线索是南北交争与三方鼎峙。
这里包括了北朝南征与南朝北伐、北方人口南迁与南迁人口北流等综合性的问题，而其中的一个核心，又是各个政权对于正统的争夺。对于立国者来说，是否拥有正统，不仅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联系着民心向背与军事形势。以此，正统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正统实践，又成为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大关键。以言三国，就曹魏来说，曹操据有中原之地，而且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在政治上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曹氏代汉称帝后，更是志在统一天下。季汉政权虽然偏处一隅，然而刘备、刘禅以“帝室之胄”为依托，以兴复汉室为旗帜，以屡次北伐为姿态，自居为汉家正统，与曹氏势不两立。而相对于“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④“割据江东”的孙吴灵活运用外交手段，既审时度势，接受了曹丕给予的吴王封号，并与曹魏时通使节，又打出“为汉家除残去秽”的旗号，与季汉缔结同盟，共讨“偷取天位”的曹氏，并因此弥补了其在政治上的劣势，甚至得忝汉统。再言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争夺正统可谓普遍现象。谁为正统，各个政权各有理由，各个政权彰显正统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羯人石勒、氐人苻坚，都因拥有长安、洛阳两京，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吴人”。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和东晋一样，自认正统所在，斥北朝为“索虏”;北朝政权则以占据着传统的中原地区，遂以正统自居，反骂南朝为“岛夷”。在这种种的正统之争中，地理与文化是各自最重要的依据：五胡尤其是北魏政权之自居正统，多以占有正宗的中原地区为由;离开了这种中原地区的东晋南朝政权，则拥有皇位继承或禅让以及华夏文化方面的多重正统资格。
以上，我勾勒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五条线索，这样的勾勒，当然是非常粗疏的。
历史线索的勾勒，重在眉目清晰、彼此关联，然则相对“具象”的历史事实的阐释，即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又离不开对于相对“抽象”的时代特征的把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毕竟还是时代特征决定了历史演变。如此，就让我们立足于与前面的秦汉、后面的隋唐进行一番宏观比较，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凸显出哪些特征。按照我的肤浅理解，这里归纳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七大特征：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即从280年司马氏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10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政治，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而且是深入骨髓的一种心理分裂。又即便在同一个政权的内部，也有着堪称常态的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地方与地方的对抗，这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局面。而既然说到了分裂，就有必要讨论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评价问题，这也是关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大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分裂不等于反动，偏安不等于无为。就以建都南京的东晋南朝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表面地仅仅把东晋南朝认作割据偏安的王朝，而对其采取轻视的态度。东晋南朝政权是割据的，但在割据中保存着、延续着先进的华夏文明;东晋南朝政治上是偏安的，但偏安维护了南方的稳定，为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甚至充分的条件。我们应当看到，在五胡十六国大乱时期，正是由于司马睿、王导君臣在南方重建晋朝，以及以后宋、齐、梁、陈较为平稳的递嬗，才使先进的华夏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才没有被相对落后、野蛮且具强大破坏力的胡兵毁于一旦。进一步说，保存、延续于南方的先进的华夏文明，也给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逐渐接受这种文明提供了机会与条件。范文澜先生说：“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藉;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
这个时代，中原四周的边疆民族或者南下、北上，或者东进、西入，造成民族成分复杂，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加速，民族战争不仅剧烈，而且残酷，统治民族的更替，也仿佛走马灯一样地来来往往。这个时代，北方地区的主角逐渐变成了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地区整体“胡化”的同时，又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等族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我们再放大视野，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那么，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实际是由北、中、南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北指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北方边疆民族，中指以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为主的中原地区，南就是六朝政权所在的南方地区，这三大地域之间以及三大地域内部的政治对抗、制度冲突、文化融汇、民族兴衰、社会转型，等等，异常复杂。就以异常复杂的文化融汇来说，其实所谓敏感的“五胡乱华”，如果我们反向思维，更是“华乱五胡”，因为如果没有华夏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怎么会有“五胡”的崛起机会与百年动乱？如果我们进一步反向思维，那么，这个“五胡”入主中原的时代，更是“五胡”归心华夏的时代，这样的归心华夏，表现在表层的国号、中层的制度、深层的思想等各层面。以言表层的国号，“五胡”政权的国号用字，如成、凉、代分别得自此前中原王朝的政区名称，汉、赵、燕、魏、秦、夏则是直接取用前代中原王朝或华夏国家的国号，即都带有强烈的攀附华夏文化、彰显国家正统的色彩。以言中层的制度，从理论上说，非汉民族只要处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只要进入了汉族农耕区域，身份的变胡为汉，经济生活的变游牧狩猎为男耕女织，政治制度的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文化制度的遵从儒学孔教，就是一个或快或慢、或主动或被动，但却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本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制度，或者他方人必须适应新的水土、新的制度的浅显道理。具体到“五胡”政权，当然也不例外。以言深层的思想，思想是指导行动、决定实践的根本。“五胡”政权采用汉式国号、推行汉家制度，反映了胡族君主的“汉化”选择，但在那个分裂战乱、胡汉杂糅的时代，“汉化”毕竟不是令胡族君主们开心的事情，至于来自本民族内部皇亲国戚的反对、文臣武将的质疑，以及广大部众的不理解，也是可以想见的情形，以此，胡族政权的“汉化”，其实充满着艰难险阻，呈现出屡有反复的过程。而一旦强有力的胡族君主在汉人士大夫的影响与汉地大环境的作用下，真的从内心深处、从思想高度融入了汉人与汉地，那就脱胎换骨，成了文化意義上的华夏皇帝，这样的华夏皇帝，前秦的氐族苻坚应该算个典型。要之，正是经过伴随着血与火洗礼的“五胡归华夏”，华夏民族的成员更加众多，文化更加灿烂，生命更加茁壮，这就是十六国北朝历史的主旋律。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
伴随着上面所说的民族大挪移，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以规模之大来说，谭其骧师估计，从4世纪初期到5世纪中叶约160年间，南迁人口不少于90万，即北方平均每8人中有1人南迁，南方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来自北方;①而据我的估计，则在这160年间，南迁人口及其后裔的数量大约达到了200万人。②又在北方，就以北魏王朝的近150年来说，移民次数将近200次，移民总数累计达到500万人以上。③我们知道，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当然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那个时代许多地区的文化面貌，比如今天的南京、镇江等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告别了吴侬软语，逐渐转变为夹有吴语的北方话。再以地理学为例，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从世代定居的相对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来到了低洼潮湿的南方稻作区，他们需要了解、认识新的南方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这促成了各类地方志书与异物志、风土记等迅猛涌现。而在北方，一方面草原民族迁入，填充了汉族南迁留下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些草原民族也面对着从“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到大河冲积平原与定居农业的深刻变异。综合南北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口大迁移的时代，也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地理思维空前活跃，比如在文学作品中，便充满了人类对陌生的自然环境与新鲜的地理景观的真挚感情，以及由这种感情激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描述。就以东晋南朝的江东地域为例，江东清流潋滟、山色空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自然风光，极易孕育诗情画意的文学情操，文学素材对于北方迁来的文人也是寓目即得;而最能体现这一点者，便是东晋刘宋时代兴起于江东地域，特别是以剧郡会稽为中心的东土、由南迁北人及其后裔为主要创作队伍的山水文学，及其导致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文风转变。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
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了，以致梁启超曾经说：“战国以后至今日，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①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什么是贵族？《新唐书·高俭传》里唐太宗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②也就是在婚、宦、学三方面都有得一说的家族。婚，指的是小圈子通婚，以保证血统的高贵纯正;宦，指的是做官，起码连续三代五品;学，就是有专门的学术传承。又与此相联系，该时期的社会结构，也被区分为界限森严的高门、寒门、役门、吏门，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的高下，如同霄壤之隔。而说到这里，就有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评价这些贵族或曰世家大族。在史学特别重视阶级分析法的那段时间，世家大族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如据20世纪50年代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周勋初先生回忆：“学习文学史而进入魏晋南北朝阶段，犹如进入黑暗时期一样。老师讲到左思《咏史诗》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几句时，总要对这种社会现象大加批判，同学听后也无不义愤填膺。王谢高门，最易遭到挞伐。高等院校中每次搞大批判，常把谢灵运拉出来痛骂一顿，什么生活腐朽，作品形式主义严重等等，当时的古代文学论文中常见这种论调。”③然而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理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与文化，便觉格格不入了。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总体而言，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如果全盘否定世家大族的作用、地位、影响，还谈什么魏晋南北朝历史与文化呢？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
何谓变动的典章制度？品味一段我的桐城乡先贤严耕望先生的论述，我想诸位应该就有切近的感觉了：
汉为郡县两级制，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而郡府尤为地方行政重心之所在，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政令推行可彻底，谋叛中央则未能。此实为一良好制度。唐代前期典型制度亦州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然曰“郡”曰“州”，其名不同，唐代州长官之权力亦视汉代郡守为小弱，而州之上又有虚名统辖之都督，此其异耳。而尤要者，州府内部组织，上佐曰长史、司马，诸曹曰参军，与汉代郡府之置丞尉掾史者固异，与汉代州佐称从事者亦殊。而汉世州郡县之属吏由长官自辟用本地人，唐世州县僚佐则由朝廷除授，且大抵用外州县人。此亦殊异特甚。凡此不同之点甚多，皆由魏晋南北朝三百数十年间逐步自然演变有以致之，非有一人改汉型为唐型者。④
其实不仅地方行政制度是这样，总括而言，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着巨大差别。比如汉制，中央是三公九卿，地方是郡县，地方“公务员”由长官选用本地人;唐制，中央是三省六部，地方是州县，地方“公务员”由朝廷除授，而且大抵回避本地人，这些差别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历时近400年的“逐步自然演变有以致之”。推而论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所以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就以我多年致力探讨的六朝特殊政区制度来说，这些制度的成立即是六朝政权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统治形势及疆域状况而采取的随宜而明智的措施。比如孙吴出于政治原因及虚张声势而有遥领与虚封，东晋南朝为了安置侨流人口而有侨州郡县，南朝宋、齐为豫州等地蛮族置有左郡左县，南朝齐为部分降附的俚族、僚族置有俚郡、僚郡，又南朝齐、梁为治理雍州蛮而有宁蛮府划领郡县。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典章制度多变，而且诸多典章制度呈现出“一国多制”的复杂面貌。
其六，多元的文化面貌。
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人性觉醒的时代，是没有思想权威的时代，是多元文化生动活泼、兼容发展、自由争辩的时代，是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的时代，如此种种，又使得魏晋南北朝堪称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儒玄佛道四家并立，而且相互影响，有的人儒玄双修，有的人调和儒佛。就儒家说，虽然不再有两汉的盛况与独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维系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当时世族仍在传承的内在命脉;以玄学言，玄学是援道入儒，以老、庄、易三玄解经，盛行于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流行思潮，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以佛、道言，佛教在这一时期初步完成了中土化的过程，其间的代表人物是释道安、梁武帝，道教在这一时期则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其间的代表人物是陶弘景、寇谦之。又这一时期文学地位在不断上扬，以垂训鉴戒为基本特征的史学也受到普遍重视。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是文化面貌呈现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个性化、率真化的时期，是文化独具特色的时期。而面對如此丰富、又如此杰出的魏晋南北朝文化，我们该以怎样的方法与态度进行研讨呢？卞孝萱师提示道：“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非打通中土与异域的界限不可，非贯连当代与前后的关系不可;研究这个时代的文化人，必须文史哲融会贯通，举凡时代背景、学术氛围、家世门风、师承流派，以及有关研究对象的全部著作及资料，都应该全盘把握。当然，达到这个境界是不容易的;而惟有达到了这个境界，才能饶有发明，多有所获，其研究才能真正地胜任愉快。”①
其七，怪异的社会风气。
有关这方面的情形，不妨举三个例子，以见一斑。西晋鲁褒有篇“名文”《钱神论》，讽刺世人把钱当神崇拜，文中说道：“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②东晋王恭有句“不打自招”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③《梁书》有篇“厚颜无耻”的《鱼弘传》：“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皙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在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时何！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卒官。”④然则如果我们再延伸罗列一番，那么，这个时代的讲究品目、阶层歧视、豪奢大行其道、宗教迷狂、淫祀泛滥，以及流行同性恋、恋童癖，等等，都可谓构成了这个时代堪称“怪异”的形象;至于当官者习惯标榜的无所事事或不务正业，改朝换代之际“孝”于家族胜过“忠”于朝廷的常规选择，越来越明显的尚文而轻武的价值判断，以及审美女性化如欣赏皮肤白皙、身材修长、举止儒雅、病弱消瘦的总体趋向，如此等等，则自有其可以解释的缘由。当然，这个时代也有卓立千古的陶渊明。晋宋之间的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命为“五柳先生”，他好读书，不求甚解，著《归去来兮辞》，写《桃花源记》，他的诗中篇篇有酒，这样的陶渊明，既堪称六朝名士最后一抹灿烂的晚霞，也彰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有些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值得夸耀的社会风气。
以上立足于比较的角度，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七大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当然不是绝对的说法，比如在经济上，南方六朝加速开发，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下游，并向西（长江中游）、向南（岭南地区）推进，这在城市分布、交通路线、政区设置、民族融合诸多方面都有反映;又如在生产关系上，十六国北朝显得尤为复杂，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当时有各种名目的依附者，见诸史籍的士、客、部曲、奴婢、佃户、隶户、杂户、牧子、隐户、宾客、义附、僧祇户、佛图户，等等皆是。再者，以上还是总说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的，如果分开来说，那么，个别时期的个别政权、个别政权的个别地域，其实也有着多方面的差异与多方面的特征，这里就不展开了。
具备如此特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不是引人思考、令人追慕？如果说，不熟读《唐诗三百首》就不算合格的中国人，那么，不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概就不算合格的中国文人了吧！
围绕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线索、时代特征，我做了虽然高度概括、篇幅仍然已经不小的梳理与归纳。而我眼里心中的魏晋南北朝是一段乱世、一个异象，也不知是否获得了诸位的认同？我想，梳理完五条线索、七大特征以后，还有必要提提史籍，也就是历史文献。我们今天能够追问过去，主要有赖于中国举世无双、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就以魏晋南北朝来说，所谓的“二十四史”中，12部正史是讲魏晋南北朝的，即《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按照今天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计算，一共66本，如果5天读1本——我在复旦大学读硕士时，就是这样读的——大概需要1年时间。其实这是非常划得来的，想象一下，通读了12部正史，那感觉是不是特别好？甚至信心有可能爆棚？有了这样的感觉与信心，我们与聪明的、或者对历史有兴趣的同学们交流，大概就会更加自如。当然，除了12部正史外，关涉魏晋南北朝具体历史门类的典型文献，还有不少，比如文学方面的《文选》《玉台新咏》《诗品》《文心雕龙》，宗教方面的《抱朴子》《高僧传》《弘明集》《洛阳伽蓝记》，地理方面的《水经注》《华阳国志》，人物方面的《人物志》《世说新语》，家族方面的《颜氏家训》，民俗方面的《荆楚岁时记》，等等。我在这里，特别推荐一下《世说新语》与《颜氏家训》，按照我的阅读感受，不读《世说新语》，就算不上合格的中国文人，而不读《颜氏家训》，则算不上合格的中国家长，此话怎么说呢？我期待着有机会再与诸位交流。
【作者简介】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水师范学院甘肃省“飞天学者”讲座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