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材对军机处表述的变化说开
[关键词]部编教材，军机处，职能，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5-0038-05
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写的高中教材《中国古代史（选修）》，将军机处职责描述为：“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将皇帝旨意传达给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大臣去执行。”①2003年人教社编写的高中教材《中国古代史（选修）》对军机处做如下描述：“军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未做实质性改动。由此，中学历史教师大都熟悉了“跪受笔录”，对军机大臣职责的印象被固定下来。
2003年，高中历史课程实行“一纲多本”，教材出现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和大象版（后为北师大版）4种版本。这些教材在史料取舍、内容详略、语言表述，甚至史学观念等方面都有些差异，对军机处的表述，是典型之一。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必修1）》2007版说，军机大臣“每日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一人裁决。各种诏令由军机大臣按皇帝的意旨拟写成文，经皇帝审批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执行”。②基本意思还是，军机处是个秘书班子，关键词仍用“跪受笔录”。
岳麓书社《历史（必修1）》2004版说：“军机大臣最初只参与处理军务，后来职权不断扩大， 可以参与处理内政外交、制定军政大计、审理重大案件等机要政务。但他们本身品级不高，不得私自和官员交往，日夜轮流在军机处值班。受皇帝召见，只能跪奏笔录。”③参与制定军政大计，就是参加决策，那就不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而是近臣，只不过“品级不高”。“跪奏笔录”与“跪受笔录”，看似一字之别，但“奏”是陈述意见、说明情况之意，“受”则是完全被动接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接手大象版后于2010年出版《历史（必修1）》，关于军机处的表述：“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商议军国大政，军机大臣必须秉承皇帝旨意行事，‘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皇帝有关机密军国大事的谕旨，都由军机处起草发出，称为‘廷寄。”④这里用了“商议军国大计”，与岳麓版相近，但又强调“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意思是说，不能提意见、出主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人民出版社《历史（必修1）》2009年版说得最简单：“军机处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均由钦定，只能秉承皇帝旨意办事。”⑤将军机处表述为“最重要的中枢机构”，但又没有解释，语焉不详。中枢机构是帮助皇帝决策、下达指令的，与跪受笔录的秘书班子，职责有很大差别。
这些教材对军机处的认识明显不同。人教版坚持“跪受笔录”;岳麓版认为“参与决策”;北师大版折中。矛盾的核心是：军机大臣是否参与决策？对于最后由皇帝一人裁决这点，没有分歧。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版人教社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写道：“军机处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军政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照皇帝的旨意拟写成文，经皇帝同意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机构去执行。”①在“材料研读”栏，言：“清代史学家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中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②这本初中教材既说军机处是“中枢机构”，又引赵翼的说法“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与北师大版高中教材的说法相同。此教材的第一主编瞿林东亦是北师大的教授。
新版部编高中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关于军机处的表述似乎是个总结，它先介绍密折制度，然后说：“中枢秘书机构也发生了变化。雍正时，在皇帝寝宫旁边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由被指派的朝臣兼职充任。军机处官员在皇帝直接监督下工作，日夜轮流值班，商议军情，起草或处理机要文书。”③将军机处定位于“中枢秘书机构”，成员由“朝臣兼职”，职责包括“商议军情”和“起草或处理机要文书”。概言之，军机处兼有参与决策和高级秘书的双重职责，虽然重要，但指派朝臣兼职，说明还不是正式机构。
中学教材关于军机处的描述经历了上述变化，应该引起教师的注意，不可再用“跪受笔录”，以偏概全。那么，为什么教材有如此变化呢？追根溯源，与历史研究的水平密切相关。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教版教材一统天下。1956年版高中《中国历史（第二册）》说：“军机处掌管军国大政，协助皇帝处理机要的政务，位置在内阁六部之上。”④简单扼要，用“掌管军国大政”比“只是跪受笔录”准确一些。“位置在内阁六部之上”，说明它是军事和行政中枢。20世纪60年代，高校文科教材也出现统一趋势，由北京大学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陆续出版，成为大多数高校历史系使用的教材。这部教材也成为中学教材的依据。《中国史纲要》对军机处职能表述为：军机处“最初是因用兵准部而设的一个暂时的军事行政组织，以后即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的核心机构。但这个核心机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的裁决权完全出自皇帝，皇帝的命令由军机处直接传达给地方的督抚，称为‘廷寄”。⑤赵翼的《檐曝杂记·军机处》记载，“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⑥其意是：军机大臣只是传达抄写皇帝的旨意，而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夹杂进去。将赵翼的记载作为主要证据，这是当时历史研究的水平。
中学教材用“跪受笔录”，形象地概括赵翼对军机处职能的描述。或许“跪受笔录”另有出处，但无关紧要，因为这种表述既符合对明清强化君主专制的总体认识，也是对清代君臣主奴关系的生动写照。清代皇权发展到极端，君臣关系即是主奴关系，朝臣也是奴才，见皇帝必须三跪九叩头。军机大臣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早晨五六点被皇帝接见，见的次数多，起跪次数也多，“每日有至百余起跪者，盖军机大臣多六七十岁人，故以此为苦事之一”。⑦奏事、听旨都要跪在皇帝脚下，用“跪受笔录”一词，简洁而生动;但却不符合事实，过于简单化。
军机处设立后没有形成正规衙署，在宫内的军机处值房称为“军机堂”，印信交内廷太监管理。军机大臣是简称，正式称呼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虽然整日投身于宫内军机堂，但他们都还有本职工作，本职事务仍要照常办理。乾隆五十年（1785年）前后纂修的《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獻通考》等官书，没有把军机处列为正式衙门。光绪《大清会典》称之为“办理军机处”，称军机大臣为“内廷差使”，仍无衙署。军机大臣尊贵又缜密，自己不留记录，他人也不敢窥视机要，代笔描述。由于军机处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军机大臣还主动回避官场交际，因此，雍正、乾隆朝以来的军机大臣几乎没有留下任职的只言片语。赵翼在乾隆朝曾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他留下的笔记被认为是第一手材料。但是，军机章京的品级低，是专门拟旨的秘书，编制仍属原来所在衙门。极重要的大事由军机大臣亲自下手，一般拟旨的文字工作由军机章京承担。军机大臣的人数很少，三四人而已，咸丰朝以来多至六七人。而军机章京人数较多，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张廷玉带四个人入值，乾隆朝军机章京满汉各八人，后增至三十二人。章京位卑，乐于显赫，留下笔述，赵翼的《檐曝杂记》是其中之一。①赵翼的记载符合军机章京的情况，皇帝只与军机大臣商议军国大计，那么多章京不可能参与其事。历史研究并不单纯依赖当事人的记载，还要从更多的史料中挖掘证据，厘清事实。
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教授是研究雍正朝的专家。他的著作《雍正传》1985年出版，其中说军机大臣除有“面奉谕旨，书成文字，并予转发”的职责外，还“可以和皇帝面议政事，有参议的职责和权力”。②他从《上谕内阁》中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初六日，雍正帝命军机大臣议奏增加登州驻军问题的事例，说明军机大臣为皇帝决策提供意见。他还从《清世宗实录》中发现，军机大臣提出具体处理建议，被皇帝采纳。军机大臣参政议政不是固定的职权，皇帝要求参议某事，你才可以发言。这完全不同于唐初三省议事的制度，三省参与决策有发言权，还有封驳权，是制度规定。而军机处不是正式机构，军机大臣都是兼职，是皇帝的亲信，他们没有参与决策的必然权力。雍正给军机处书写的匾额“一堂和气”，是希望亲信与他和衷共济，共同对他负责。根据雍正的个性，冯尔康认为，赵翼的记载“用在雍正时代最为确切”。③《雍正传》出版后，冯先生没有再研究这个问题。
2002年，南开大学白新良教授的《清代中枢决策研究》问世，他进一步论证了军机处参议政事的职责：“一般情况下，雍正帝每日都要召见军机大臣，询问有关政事处理意见，然后做出决断。有时，事情紧急繁多，还要召见数次。也有一些事务，是雍正帝交议事件，由军机大臣讨论出初步意见，交雍正帝批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须经雍正帝批准之后，始以上谕形式发出。”他认为：“后人赵翼称军机大臣‘只供撰述缮写，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看来其说不确，至少是不符合雍正间的实际情况的。”④白新良教授罗列了多项雍正交军机大臣详议的政务。事实上，雍正决策不仅听取军机大臣的意见，他拿不准的事还通过密折制度，与地方官员讨论，达成共识后再作出决策。
那么，乾隆朝军机大臣的职能是否如赵翼所说呢？白新良教授说：“乾隆四年到乾隆十三年，军机处权力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军机处撰写的廷寄谕旨数量激增，二是军机处议政范围也进一步超出雍正旧轨，三是军机处经办其他事务开始增多。”⑤事务增多更不可能全由皇帝一人思考判断。正如冯尔康教授所言，军机大臣参与决策取决于皇帝的从政能力。雍正当皇帝14年没出过北京，没有特殊爱好，每天以处理政务为乐，吃饭都很简单。乾隆虽然能力不弱，但喜欢旅游，好大喜功，纵容贪腐。军机处在这样两位不同风格的皇帝手下工作，职能的发挥也会有很大差别。
2018年，南开大学博士宋希斌的《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其演变》出版。他通过研究诸如军机处所办理的公文的来源，皇帝赋予军机处办理的制度及其嬗变，了解军机处在办理这些公文中所起的作用、职权所在等问题，得出总体结论：“军机处草创于雍正朝，发展完善于乾隆朝，定型于嘉庆朝，其与内阁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内阁之分局到独立于内阁之外的中枢决策机构的转变。推动军机处逐步成为中枢决策机构的动力之一就是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正是由于奏折对于皇帝周知政情和巩固皇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才使得其在清廷政务处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清廷正式上行公文，进而导致了军机处成为专办奏折的中枢决策机构。”①注意，他强调了奏折制度与军机处职能发展的关系。
乾隆朝军机处职权的形成及发展，是该书的核心内容。宋希斌的结论是：“到了乾隆年间，军机处成为辅助皇帝批答奏折的专门机构，军机处得以全面参与清廷政务。经长期实践，辅助皇帝办理奏折渐成军机处之专责，也形成了固定的办理模式。在奏折批答过程中，军机处承担备皇帝咨询、奏折转发、直接批答奏折及审核奏折所奉朱批等职能。由此，军机处得以固定地参与清廷决策。”②注意，他对乾隆朝军机处的研究完全否定了赵翼的说法。
宋希斌在论证过程中采用的“上谕档”内容十分丰富，有明发上谕、寄信谕旨，还有军机处在办理日常政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文书，如朱谕、奏折、御制诗、军机处奏片、军机处交片、军机处所进名单、缺单、照会、咨文、札文、函件，以及各类清单、科举试题，等等。“上谕档”涉及清廷政务的各个方面，为探讨军机处的日常职掌及其与清廷中央各衙门之间的行政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史料。③这样深入档案，系统研究军机处的由来和发展、职能和作用，可能穷尽了材料，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以前仅凭《檐曝杂记》《枢垣纪略》④的记录即做出判断，到如今采用大量史料佐证，得出新的认知;历史研究的发展为中学教材和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学教师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要以学术视野研究教材
近40年来，新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中学教材似乎总是滞后于历史研究。但是，当教材的说法更新之后，教师是否能够充分理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教材不再说军机处“只是跪受笔录”，教师按照教材解释，并不难。但是，从军机处参与决策，怎样解释强化了君主专制呢？教材为什么将密折制度放在前面？只有将密折制度与军机处职能结合起来，才能说明君主专制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严密，也更有效。密折不仅是皇帝了解实情、决定对策的依据，也是推行政策、控制官员的手段。雍正朝有密奏权的官员既有封疆大吏，也有七品县令。雍正自云：“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⑤密折制度强化了专制权力。票拟权原在内阁，新教材在军机处一段最后特加了一句话：“内阁只负责处理一般文书。”⑥这就是说，军机处的设置将票拟权收归皇帝。雍正亲自批答奏折，向军机大臣面授机宜，或将一些事务交军机大臣提出方案，这样，天下庶务统归一人裁决，密折制度与军机处相辅相成。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一个人忙不过来，找几个大学士做顾问，皇权虽然强化了，但效率不高。雍正用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加强了皇权，还提高了行政效率和保密性，实际权力比朱元璋还要集中，秦始皇也不可企及。因此，研究教材要有学术视野，不可单纯就事论事。
2.历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
历史研究不断挖掘历史真相，根据新的发现不断重新解释历史。历史研究的很多问题与中学历史密切相关，因此，中学教师应该关注与自己教学有关的学术研究，尽量缩小学术研究与中学教学的距离。尤其是高中教师，关注学术可以力争教学的主动。多年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直接出现在高考试题中，了解学术之争的教师在教学中就没有照本宣科，反之，学生不满，教师很被动。近年来高考还是不断出现学术前沿的问题，《历史教学》杂志有文章分析，在此不赘。高中教师关注学术不仅是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问题，也是现实教学的需要。
3.立足于培养批判性思维
本文前面介绍了现行初中教材与高中教材关于军机处表述的差异。都是“部编”教材，有如此差别，怎么办呢？建议教学立足于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这就要求教师设计问题情境，找准切入点。可以将初高中教材的表述进行比较，发现问题。初中教材没有密折制度，却有“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一句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族入关之前就有的传统，具有议决权。军机处设立后，将议政处的议决权收归皇帝。初中增加这句话其实没必要，但就此可为高中的解释多加一层。学生发现差异后，再追寻证据。初中教材引用赵翼的记载，教师可提问，赵翼是什么人？他的记载可信吗？学生不知道，教师回答;再追问：乾隆朝与雍正朝的军机处是不是完全一样呢？取决于皇帝。介绍雍正与乾隆个性的差别，再深入追究：怎样才能证明军机处的职能？在这样的过程中，让学生理解教材，又不断建构证据意识和思维路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就在其中。这对于文科班教学是可行的。
总之，高中新教材有很多亮点有待教师挖掘，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些宝贵的教学资源。
【作者简介】周维美，中学高级教师，福建省武平一中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