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游彪 周玥

    摘?要：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关键词：?陶榖;五代宋初;士风重建;性格行为

    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政治、社会环境会对人的精神面貌及行为处事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政权更替频繁且社会秩序紊乱的局势下，传统政治伦理和价值观念难免受到剧烈冲击，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坏。一旦政局恢复稳定，统治者们就将面临文人士风和社会道德的重建。在士风重建的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和道德取向通过褒贬人物的方式得以彰显，进而影响到史料对人物形象的书写与评价。五代宋初就是这样一个从乱到治的历史时代，而陶榖作为五代时衰败士风的代表人物，其形象书写也与整个时代士风重建的大背景息息相关。本文试图对陶榖在各类文字史料中的形象加以分析，一方面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榖，另一方面则期望对五代宋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士风重建过程予以适当探索。

    一、陶榖其人：性格、身世与家族

    陶榖，字秀实，邠州新平（陕西省彬县）人，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和后周三朝任官。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陶榖担任翰林学士一职，参与制定了北宋初年的礼仪等诸多规章制度。他原本姓唐，出仕后晋之后，为了避讳后晋太祖的名字，将唐姓改为陶姓。事实上，唐氏家族在北齐和隋、唐时代，是大姓望族，出现过许多有识之士。他的先祖唐邕在北齐掌管军机事务，而唐邕之孙唐俭在唐初曾拜礼部尚书，授天策府长史，封莒国公，是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功臣之一，其官职和功绩之高无疑在晚唐时期是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陶榖祖父名叫唐彦谦，人称“鹿门先生”，在唐朝晚期也是颇有名望的学者，《旧唐书》中有传。唐彦谦博学多才，精通诗书画艺，“尤能七言诗”。①

    陶榖由于受到家世的熏陶而博学多识，尤以文章典丽著称，“文翰冠一时”，②

    但性格品行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曾巩称其“博记美词翰，滑稽好大言。……倾险巧诋，为时论所薄”。③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认为陶榖“为人倾侧很媚”，④

    而《宋史·陶榖传》则评价陶榖“为人隽辨宏博，然奔竞务进，见后学有文采者，必极言以誉之。闻达官有闻望者，则巧诋以排之，其多忌好名类此”。【《宋史》卷二六九《陶榖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28页。】由此可知，曾巩、李焘、元朝史官属于不同的时代，尽管他们对陶榖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总体上是持极为负面的看法，但几乎众口一词都肯定陶榖的文化素养是相当出众的，尤其在文采方面，他的确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陶榖天生性格急躁偏激，这可能与其身体状况有一定关系。“太祖常谓陶榖一双鬼眼”，【（宋）张舜民：《画墁录》，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这是北宋时期关于陶榖相貌流传甚广的一句评语，他有着一双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眼睛。在古人心目中，绿眼是鬼怪的标志之一，因此可以推断拥有“一双鬼眼”的陶榖应该双目发绿。而依照现代科学解释，眼珠发绿有可能是因为汉胡混血的缘故，也可能是肝脏有疾病而引发的机体变化。陶榖的远祖唐邕、唐俭虽然曾在北齐为官，但并非少数民族出身，其父母也都是汉族，所以混血导致眼珠颜色异常的可能性比较小。根据传统中医理论，罹患肝病者，往往因为肝气郁结，不能疏泄，而导致情志抑郁，气血不畅，产生易怒、烦躁的情绪，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精神失常。在此，不妨大胆推断陶榖的“鬼眼”正是因为肝脏疾病所引起的，从而也使得陶榖的性格缺陷有了病理学角度的合理解释。

    然而，把陶榖一生中的行为污点全部归咎于先天生理因素显然过于片面。任何人性格品行的形成，无疑都受到内外两方面作用，陶榖也不例外。先天生理因素固然重要，外部影响同样不能忽略。陶榖生活在五代宋初政权反复更迭这一混乱环境下，当时的社会局势和他个人的家庭生活环境也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

    开平元年（907），朱温灭唐称帝，唐王朝三百年的基业走到尽头，随即开启了藩镇割据政权林立、军阀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战乱不断，臣弑君或子杀父的情况屡见不鲜，人民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无论平民百姓还是高官显贵，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生存压力导致了五代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传统纲常伦理被破坏殆尽。面对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重私利而轻节义可以说是五代时人的普遍价值取向。

    陶榖出生后不久，就已经被卷入到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陶榖的父亲名叫唐涣，在唐末曾任夷州刺史，后来被邠州节度使杨崇本杀害。陶榖当时“尚幼”，“随母柳氏育崇本家”。【《宋史》卷二六九《陶榖传》，第9235页。】陶榖和母亲是以什么身份居住在杨崇本家中的，史料并没有提及。然而，根据常理推断，不外乎两种情况：第一，陶榖的母亲在丈夫死后成为杨崇本家役使的奴婢;第二，柳氏被杨崇本或其兄弟子嗣纳为姬妾。后一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杨崇本自己的妻子就在杨崇本投降朱温之后，被朱温“嬖之于别馆”，【《旧五代史》卷一三《杨崇本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1页。】加以玷污。唐涣已死，他的妻子如果美貌，被楊家人看中不足为奇，甚至有可能唐涣被杀的原因就是杨家人觊觎其妻。杨崇本在乾化元年（911）冬死于其子杨彦鲁之手，当时陶榖已经八岁。童年时代这段在杀父仇人家中生活的经历，让陶榖近距离地接触到五代军阀的残酷无情，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性格行为中自私且寡恩的一面。

    二、仕进之路：避讳改姓与构陷恩人

    五代时期，文学之士的出路十分有限，他们在乱世动荡中“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有学者将五代十国的文人追求划分为两类：向往功名，切于仕进;或者消极避世，完善自身。【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32页。】不同人物对于出路有着自己的选择，也体现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相对而言，选择了前者的文人，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展示“治剧”能力，从而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取得立足之地;另一方面，迫于生存和仕进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而置儒家精神和气节大义于脑后，随波逐流，苟且偷生。对此，欧阳修在修撰《新五代史》时不禁感慨：“呜呼，五代之乱极矣……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9页。】而一生标榜“官职有来须与做”【（宋）文莹：《续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页。】的陶榖，正是五代文人中切于仕进者的代表。

    陶榖为自身仕途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姓。他在凭借文才踏入仕途后，将唐姓改为陶姓，用以避讳石敬瑭名字中的“瑭”字。作为臣子，避君王名讳改姓情有可原，改“唐”为“陶”也有一定依据：尧帝又称陶唐氏，初封于“陶”，后徙至“唐”，后人因其封地为姓，故而陶姓和唐姓属于一脉，都是尧帝的后代。令陶榖饱受诟病的是，他在避讳改姓后，虽然因朝代更替，“唐”字已不需要规避，仍然坚持以陶为姓，“遂不复其旧”。【（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一三《陶榖传》，第365页。】在旁人眼中，这无疑是数典忘祖的行为。但对陶榖来说，他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无非是尽快加官晋爵而已，其赤裸裸的无耻嘴脸由此可窥一斑。

    陶榖甘愿放弃唐姓和唐姓所代表的望族背景而使用陶姓，甚至“后纳唐氏为壻”，【（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朱易安、傅璇琮等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唐姓男子，全然不顾及同姓同宗通婚可能带来的麻烦。尽管宋祁仅仅以“亦可怪”三个字评论此事，但毫无疑问，此举背后有着复杂而难以求证的原因。然而，细究唐宋之间世俗风尚的变革，似乎也是可以找到端倪的。随着门阀政治在隋唐时期的进一步衰落，五代宋初对于家世门第的标榜和重视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新风尚渐渐成型。名门望族的出身已经不再是入仕升迁的主要条件，而真才实学和办事能力，才是能否身居高位的关键因素。同时，以朝中显贵为中心所结成的亲戚师友关系，也成为新的势力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仕途的发展。善于钻营的陶榖，显然早已参透了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一方面主动放弃唐姓背景，坚持使用已为自己博得相当社会地位的陶姓;另一方面在入宋为官后“自言出于魏氏”，【（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十二月庚午条，第253页。】以攀附当时在中书任职的魏仁溥。父母家世在陶榖的仕途生涯中，成为值得利用的筹码，儒家孝道精神在利益面前荡然无存，可见五代宋初士风的败坏到了何种境地。

    陶榖在晋汉周三朝的仕途生涯中精心算计，谋求进取，不但舍弃了孝道伦常，也将恩义观念置之脑后。他曾经“以书干宰相李崧”，【《宋史》卷二六九《陶榖传》，第9235页。】这是陶榖在以校书郎、单州军事判官起家之后试图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第一步。而李崧也确实被陶榖的文采所打动，将之推荐为著作佐郎、集贤校理。然而，陶榖并没有对李崧的知遇之恩加以相应的回报，相反，在后汉代晋之际，他还参与了苏逢吉对李崧的构陷，甚至大言不惭地在李崧远房侄子李昉面前承认此事。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无疑是有悖于传统道德观念，不过考虑到陶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有其充分的理由。

    李、苏结怨的原因在于宅邸。《旧五代史·李崧传》记载：“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赐苏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为逢吉所有。其年秋，镇州逐满答，崧与冯道、和凝十数人归阙，授太子太傅。崧对朝之权右谦挹承颜，未尝忤旨。尝以宅券献苏逢吉，不悦。崧二弟屿、嶬，酣酒无识，与杨邠、苏逢吉子弟杯酒之间，时言及夺我居第，逢吉知之。”【《旧五代史》卷一○八《李崧传》，第1421页。】然而，李崧与苏逢吉之间的矛盾不只是个人恩怨这么简单。李崧在后晋出任枢密使时便已经因为“数称（杜）重威之材”【《新五代史》卷五七《李崧传》，第654页。】而与后汉高祖刘知远交恶，而苏逢吉则是深受刘知远喜爱的亲信之臣。两人恰恰代表了后晋残存势力与后汉新兴势力，他们的矛盾也正是新旧两朝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真实写照。李崧在入汉之后一直行为谨慎，对新朝权贵曲意逢迎，但仍不免遭到深深的猜忌，可知易代之际新旧两朝势力的争斗异常激烈。五代政权更迭之际，政治斗争常常会演变为血腥的杀戮。身处其中的官员面对的生存发展压力也远大于平时。李崧作为陶榖的举主，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外人看来必然十分密切。一旦李崧在权力斗争中彻底垮台，陶榖的仕途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陶榖趋利避害，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的，选择依附苏逢吉构陷李崧，主动向后汉政权表示效忠。这一做法也的确保证了陶榖在后汉政权中官位的稳固。

    与改姓攀亲、构陷恩人相类似，陶榖还曾在出仕后周时刻意离间周世宗和鱼崇谅：“从征太原，时鱼崇谅迎母后至，穀乘间言曰：‘崇谅宿留不来，有顾望意。世宗颇疑之。”【《宋史》卷二六九《陶榖传》，第9237页。】最终鱼崇谅因母病辞官，而陶榖得以出任翰林学士。对父母祖宗不敬，对恩人朋友无义，陶榖以摒弃传统道德伦理观念为代价，赢得了在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平坦的仕途，恰好形象地诠释了《宋史·忠义传序》中对五代士风的评价：“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一》，第13149页。】

    三、事与愿违：禅位制书与“不能训子”

    赵宋政权从建立伊始就立志于结束五代王朝的短命现象，士风重建正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只有重新树立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观，倡导忠义思想和名节意识，才可以达到维护新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士风重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舆论的影响、典例的塑造等都至关重要。陶榖作为历经五代政权更迭的官员，已经对士风衰败习以为常，他试图用惯用的行为方式在新政权中谋求政治地位，却使自己成为备受批判的反面典型。

    新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新机遇的出现。陶榖在赵宋代周之初，不失时机地参与到宋太祖集团的谋划中，成为后周禅位制书的撰写者。《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太祖诣崇元殿行禅代礼。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独未有周帝禅位制书，翰林学士承旨新平陶穀（穀，初见乾祐元年，邠州人。）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龙墀北面拜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条，第4页。】

    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代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受禅仪式是宋太祖正式登基的最后一步，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禅位制书作为证明太祖帝位合法的文书，在整个仪式中必不可少，宋太祖和他的利益集团不可能不事先做好准备。而在这种重要场合居然会出现“班定，独未有周帝禅位制书”的突发状况，似乎是为了要证明宋太祖接受禅位并非出于自愿，整个仪式没有经过精心安排。陶榖当场献上预先草拟好的制书，表面上是完全出于个人意志的投机行為。事实上，陶榖的制书在如此关键场合能够“遂用之”，其内容必然已经提前得到了太祖集团的认可。可见整个禅位制书事件和陈桥兵变一样，是太祖集团刻意安排的又一场表演。陶榖曾在晋汉周三朝长期担任御用文人，本就擅长撰写文书制册，而且又一向积极谋图进取，这都使他能够和太祖集团一拍即合，成为禅位制书事件中最合适的棋子人选。

    事后，陶榖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始终服务于宋太祖身边，为赵宋开国后制定国家制度和礼仪出谋划策。但他并不甘于已有的身份地位，展现出了更强的进取心，甚至公开表示“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尔”。【《宋史》卷二六九《陶榖传》，第9238页。】据李焘记载，陶榖为了获得晋升，曾经鼓动党羽向宋太祖进言，“言穀在词禁，宣力实多”。尽管陶榖处心积虑地为自己造势，最终也只获得太祖“依样画葫芦”的评价，而与期待已久的“貂蝉冠”终生无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十二月庚午条，第253页。】

    陶榖在禅位仪式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对赵宋新政权的建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却并没能帮助其获得期望中的仕途利益，这与宋初重新强调气节和忠诚的舆论环境有着很大关系。撰写并呈献受禅制书在表明归附新朝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前朝的背弃。这种做法在五代时可能会因为识时务而被君主所赏识，但入宋后则往往受到指摘。即便是以“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著称的范质，在宋太祖口中亦“欠（周）世宗一死，为可惜尔”。【《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第8796页。】陶榖因为制书事件被批评急躁冒进，“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这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陶榖在入宋后另一件常被人非议的事情是“不能训子”。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968）三月癸巳条记载：“权知贡举王祜擢进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谢，上谓左右曰：‘闻穀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覆试，而邴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三月癸巳条，第200页。】所谓“榖不能训子”的传闻从何而来？这应当追溯到陶榖另一个儿子陶戬的身上。在乾德二年（964）的一场品官子弟考试当中，库部员外郎王贻孙和周易博士奚屿担任主考，“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属其子戬于屿，戬诵书不通，屿以合格闻，补殿中省进马”，【（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九月甲戌朔条，第131-132页。】这件事后来为人所告发，经御史核查之后，奚屿、王贻孙和陶榖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显然，正是这个“诵书不通”却因为父亲托关系而考试合格成为殿中省仪卫官的陶戬令宋太祖印象深刻，继而对他的兄弟陶邴的才学能力也产生了怀疑。

    宋初，科举考试进行的时间并不固定，标准非常严格，其中进士科录取人数最少。陶邴能够在进士科登第的十人之中名列第六，已证明其才学达到相当水准。而宋太祖特意安排的覆试，题目设置和考官选择必定会更加完备，在这种情况下，陶邴仍然登第，可见以陶戬的不学无术来评判陶邴的学业水平，甚至认定陶榖“不能训子”，这显然是不公平而武断的。

    陶榖以往请托作弊的行为固然是出于对仕途上既得利益的追求。官员亲属子弟通过荫补或科举进入官场，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关系网络，对官员本人的官场地位无疑可以起到巩固作用。故而官员利用自身的权力对科举或其他品官考试结果施加影响，为子弟谋取利益的做法并不少见，同样属于宋初亟须整顿的士风倾向。一旦大量官宦子弟通过科考等途径进入官僚阶层，很容易出现足以同皇权抗衡的新世家，这是一直努力维护皇权地位的宋太祖所不愿看到的。宋太祖在开宝八年（975）就曾下诏表示：“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二月戊辰条，第336页。】覆试陶邴合格之后，太祖又下诏规定，凡是与官员有亲戚关系的生员参加科考，都必须通过礼部加以申报并且进行覆试。这样一来，类似陶榖当年的请托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而官宦子弟参与科考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由于制书事件而为太祖所鄙夷，又因为替子请托而获评“不能训子”，陶榖在入宋后的仕途境况远不如前。其实，陶榖历仕四朝，其行为一以贯之，并非仅在宋太祖当朝时才贪恋权位、刻意进取。然而只有宋太祖以明确态度表示出对陶榖和其代表的五代士风的不满，可见宋初社会从上到下对于重树文人士夫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视。

    四、形象再造：“春光好”与“鬼眼”故事

    陶榖其人其事由于所处时代强调的价值取向的改变而有不同看法，而相关史料受到当时舆论环境的影响，在人物书写过程中也体现出相应的褒贬倾向。久而久之，陶榖的形象逐步定型，成为普遍意义上文人不良风气的代表，出现在当时和后代的笔记、小说和戏剧当中。这类史实被后代文人墨客利用文学手段进行加工，他们或张冠李戴或生搬硬造，为陶榖增添了许多原本没有的性格特征，对陶榖形象进行了全新塑造。

    陶榖一生费尽心机地追逐名利，且对自己的行为几乎不加掩饰。但在北宋中期流传甚广的一则笔记故事中，陶榖成为外表道貌岸然而实际虚伪好色的伪君子。据文莹的《玉壶清话》所载：

    先是，朝廷遣陶榖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李相密遗熙载书曰：“吾之名从五柳公，骄而喜奉，宜善待之。”至，果尔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熙载谓所亲曰：“吾辈绵历久矣，岂烦至是耶？观秀实公，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诸君请观。”因令宿留，俟写《六朝书》毕，馆泊半年。熙载遣歌人秦弱兰者，诈为驿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钗，旦暮拥帚洒扫驿庭，兰之容止，宫掖殆无。五柳乘隙因询其迹，兰曰：“妾不幸夫亡无归，托身父母，即守驿翁妪是也。”情既渎，失“慎独”之戒。将行，翌日又以一阕赠之。后数日，宴于澄心堂，李中主命玻璃巨钟满酌之，榖毅然不顾，威不少霁。出兰于席，歌前阕以侑之。榖惭笑捧腹，簪珥几委，不敢不釂。釂罢复灌，几类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罷。后大为主礼所薄。还朝日，止遣数小吏携壶浆薄饯于郊。迨归京，鸾胶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其词《春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北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42页。】

    这个故事在北宋时期还有几个相似版本，例如郑文宝的《南唐近事》、沈辽的《任社娘传》等。其中以太平兴国年间进士郑文宝的记载最早，而宋神宗熙宁年间流传较广的《江南野史》一书中也有同样情节，但男主角并非陶榖而是武将曹翰。曹翰这个故事版本显然没有引起重视，释文莹在元丰元年（1078）撰写《玉壶清话》时，依旧把陶榖作为主角，而且完善了故事情节，使之广为流传。

    陶榖善辞令，有文采，也的确曾经出使过南方诸国。后晋时曾经出使南平，后周时出使吴越。陶榖在出使吴越时，曾以“口耳王，圣朝天子要钱塘”来应对吴越王的行酒令“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被广为传诵。但检索史料，并没有发现陶榖曾经出使过南唐。在沈辽的《任社娘传》中，陶榖的出使地点虽然换成了他曾经出使过的吴越，但时间则被作者记为“乾兴中”，此时吴越纳土归宋已有五十余年，而陶榖也早已去世。由此可见，这场出使途中的桃色风波很可能是后人的虚构，而非历史的真实。

    随着北宋建立后士风重建的逐步完成，北宋士人精神面貌逐步转变。特别是仁宗朝以后，文人士大夫的行为处事体现出重名节、尚议论的新风貌。但并非所有士人都能真正达到道德上的高标准，于是表里不一、虚伪浮夸也就成为当时常见的不良士风。细读这则故事，陶榖出使之初，“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其表现完全符合一个儒家传统意义上正人君子的形象。这恰恰是五代纲常败坏的大环境下极为少见的，更无法与历史上那个在官场中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陶榖画等号。故事中陶榖“失‘慎独之戒”，却还企图在酒宴上摆出一副高傲神态，最终丑事揭发，狼狈而归。这个故事显然不是讽刺五代时寡廉鲜耻的士风，而是借喻当时士人在崇尚道德外表下的虚伪本质。

    到了元代，剧作家戴善夫又根据这一故事撰写了杂剧《陶学士醉写风光好》。剧中陶学士的形象更加懦弱而猥琐，但在感情处理上则增添了几分痴情，从而使得一场计划周密的政治阴谋被演绎为一段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佳话。戴善夫对陶榖出使故事和人物形象的进一步改编，也在有意无意中体现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出元代文人出路闭塞，塑造了他们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被动形象。

    陶榖的形象也出现在明代的平话小说集中。在《西湖二集》中，一则神话故事描述了陶榖少年时被阴司地府勾去，众鬼使向其售卖眼睛，陶榖因吝啬不愿出钱购买，最后被强行挖去双目，换上一双“碧绿色琉璃眼睛”，从此不得富贵。这个故事写得颇为生动有趣，成功塑造了陶榖这个即使在阴曹地府都“不肯轻用一文钱钞”，最终自食其果的吝啬鬼形象。【（明）周清原：《西湖二集》卷一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246页。】

    陶榖有“一双鬼眼”始于宋太祖的评价，前文已经谈及。话本小说是从宋元时期便开始流行的民间文学形式，题材选择以神怪故事和历史传奇为主。陶榖与他的“一双鬼眼”激发了说书人和文学家的想象，被演绎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往往以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对其经历加以虚构演绎，“鬼眼”就是典型的例证。《西湖二集》中，陶榖?“被阴府勾摄去”，鬼使以换眼为交易筹码向陶榖求钱，而第一眼百万钱、第二眼十万钱的夸张要价，更增添了故事的剧情张力。宋人笔记中已有相士为陶榖相面，指出其因鬼眼不至大位的说法，而《西湖二集》中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性，为这一相士取名“陈子阳”。可见这则话本故事，正是基于宋人笔记对陶榖鬼眼的记载丰富扩展而成。

    陶榖在历史上名声不佳，但并无其他史料证实他为人吝啬。事实上，陶榖只有在与“鬼眼”相关的故事中才表现出悭吝的一面。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故事中陶榖的形象和《儒林外史》中的嚴监生一样，充当了作者批判文人吝啬守财行为的靶子，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春光好”和“鬼眼”这两则传说故事中，陶榖被剥离了原有的性格，而根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新的性格特点，其目的是利用这一人物形象来对某些不良风气和社会现状加以批判。这正是文学创作的一般特征。而陶榖在宋初士风重建过程中所累积的负面形象，也是故事叙述者们选择他作为一切不良士风代表的原因之一。

    结?语

    在时局动荡、人人自危的五代，陶榖对自身利益的追逐无可厚非。但伴随着赵宋王朝在重建士风方面的种种努力，陶榖其人其事也自然成为负面典型而备受诟病。甚至一旦出现他作为正面形象的传闻，也会被质疑是否张冠李戴。因为太祖“岸帻跣足而坐”，有失君臣相见仪态而“却立不肯进”的人物，有陶榖、窦仪两说，而李焘在辨析此事应为窦仪所为时，除了指出《丁晋公谈录》所记为窦仪之外，更直接斩钉截铁地表示“榖必不办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戊戌条，第182页。】若非对陶榖为人存在既定的偏见，是不太可能做出如此主观色彩浓烈的评判。总体说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并非简单的贴标签，非黑即白。而是要依据人物的自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环境，等等，这些都会加大人物评价的复杂性，即使生活在同一或相近时代的人，其评价也会因为当时的价值取向而产生一定倾向性。所以作为研究者，必须更加认真地分析材料，去伪存真，才有可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中的人物，同时了解人物背后的历史。

    责任编辑：杨?军

    The?Reconstruction?of?the?Ethos?of?Literati-official?and

    Description?of?Historical?Figures：?A?Case?Study?of?the?Image?of?Taogu（陶榖）

    YOU?Biao，?ZHOU?Yue

    （School?of?Histor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Taogu（陶榖）?who?had?consecutively?served?in?the?government?in?later?Jin，?later?Han，?later?Zhou?and?Northern?Song?Dynasties?was?viewed?as?a?representative?person?among?scholars?in?the?period?from?the?Five?Dynasties?to?early?Song?Dynasty.?Taogu?was?radical?and?irritable?in?character.?He?never?hides?his?eagerness?for?fame?and?fortune.?Therefore，?his?conduct?was?heavily?denounced?both?by?his?contemporaries?and?later?generations.?However，?Taogus?image?which?has?been?processed?both?in?historical?and?literary?materials?showed?a?stereotyping?tendency，?and?could?not?fully?reflect?his?true?features.?Through?the?detailed?analysis?of?Taogus?family?background?and?his?specific?behaviors，?one?can?know?him?more?comprehensively?and?truly，?and?thus?understand?better?the?issue?of?the?reconstruction?of?the?ethos?of?literati-official?in?the?Five?Dynasties?and?early?Song?Dynasty.

    Key?words：Taogu（陶榖）;?period?from?the?Five?Dynasties?to?early?Northern?Song;?rebuilding?of?the?ethos?of?literati-official;?character?and?behavior

    收稿日期：2019-03-21

    作者簡介：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周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旧唐书》卷一九○《唐彦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63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十二月庚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3页。

    ③?（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一三《陶榖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5-366页。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十二月庚午条，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