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述论
刘会军 武洋
摘 要： 中共满洲省委确立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以后，其所领导的东北抗日军队迅速扩大，干部队伍出现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东北地区党组织通过抽调和选拔的方式，增加了干部数量;对干部进行系统教育和训练，使其统一思想和规范行为，忠实执行党的政令、方针;实行严格的干部管理和审查制度，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约束，维护了干部队伍的纪律性和纯洁性。东北抗日联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效地增强了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东北抗日联军能够区别于其他松散的抗日武装，在沦陷区坚持抗战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 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选拔培养;教育培训
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骨干力量和关键纽带，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正式确立了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政策，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与义勇军、山林队、红枪会广泛联合，组建“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①
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大，干部队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成为制约军队发展的关键问题。东北地区党组织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有效地增强了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目前学术界对于东北抗联的研究多偏重于军史、战史以及统一战线的实行等方面，② 对抗联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以东北地区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文件、报告为主要依据，辅以档案资料、回忆史料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进行研究，试图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一、抽调与选拔——“把党内最好的力量集中到军队”
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下发《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其领导下的东北各地反日游击队开始系统收编义勇军、山林队、红枪会以及哗变的伪满军警，并从农村大量补充兵员，先后组建了“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到1935年，党所领导的军队总人数从1933年底的千人左右迅速增长到了六千余人。在这种情形下，干部数量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军队发展的最大问题。一方面，这一新旧相杂、成分各异的军队急需大量熟悉党的理论知识的干部对其进行领导和教育，唤醒各级官兵的爱国思想和阶级意识，将他们真正纳入到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频繁的战斗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严重减员，据统计，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1935年一年的时间里，就牺牲了团长两名，司令部、团部副官两名，连长、指导员及排长二十余名，【 《洞北张民甫关于珠河第三军工作的报告》（1936年3月17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54-55页。】 “一次损失的干部未复，一批又牺牲，真是万分困难”。【 《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1934年9月），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辑，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186-187页。】 中国共产党向来将干部视为“决定一切的枢纽”，【 《王明、康生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斗争策略等问题致东北党组织及抗联负责人的信》（1935年6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面对严峻的干部缺乏现象，怎样注入新鲜的血液以保证干部，尤其是能够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数量上的充足，是进行干部队伍建设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地方抽调 从地方抽调干部进入军队，这是东北地区党组织为满足军队干部需求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为建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陆续抽调干部到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南满地区的杨靖宇、宋铁岩、李红光，北满的张甲洲、赵尚志，东满的周保中、柴世荣等都是党组织先期派往军队进行开拓工作的干部。大规模的调派发生在1935年以后，1935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东北负责同志的信中提到，在党的工作方向发生彻底转变的关键时期，如果想要发展更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应该有计划地调动和分配干部，把目前党内最好的力量都集中到游击区和军队中，以便更好地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王明、康生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斗争策略等问题致东北党组织及抗联负责人的信》（1935年6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第82页。】
对这一阶段的东北党组织来说，日伪针对其地方组织的多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使地方干部在数量上捉襟见肘，难以实现通常意义上的调派，党组织遂采取变通的方法——让地方干部在军队兼职，以达到“有计划地调动和分配干部”的目的，既满足军队的干部需求，也不至于令地方工作陷入停滞，一举两得。在1936年9月成立的北满临时省委的7位常委当中，有5人兼任军中要职。【 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3-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67页。】 而同年7月成立的中共南满省委13位委员中，在军队兼职的人数更是达到11人之多，【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组织史资料1924.8-1987.11》，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頁。】 足见在这一阶段，地方与军队的干部共用现象十分普遍，对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成为东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绝对重心。地方上的干部多是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经验和能力自不必说，思想的坚定性也是一般党员所不能及，他们常被分配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干部来到军队，大部分从事的都是政工工作。上文所述的北满省委在军中任职的5位常委中，有3人担任军、师级的政治部主任，而南满省委在军中兼职的11人中，负责政工工作的竟有8人。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编写的作为“剿匪”参考材料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对这一现象有过如下描述：“省委与匪帮是合为一体之关系，并据此而组织活动，当然不能与武装匪帮互相分离，即随同匪帮进行袭击，同时活跃于宣传抗日、组织通匪团体或进行怀柔群众活动，而有关之各项工作均可以看到由军内党组织或党员之政治部成员来担任。”【 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从下层选拔 地方抽调干部的前提是不能影响到地方的正常工作，所以数量不免有限，只能缓解一时的困难，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军中的干部问题，还是要建立一条从下层吸收的长期渠道。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针对干部问题专门发文，要求各军大胆地从作战和日常斗争中发现优秀的同志，并选拔其到重要岗位上来担负领导责任，从而打破专门依赖上级的倾向。【《怎样训练干部》（1934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辑，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356页。】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各军的干部选拔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思想觉悟和个人能力是东北抗日联军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首先是思想政治觉悟，抗联五军一份文件中颇具代表性地列出了干部选拔的五项标准：（1）站在“九·一八”事变有历史性不动摇反日民族革命之事业上;（2）最好是共产党员;（3）忠实勇敢;（4）善宣传，善于群众工作。（5）有学习追求革命之前途。【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等人给周保中的信》（1937年3月3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館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8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75页。】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五条当中除第四条涉及个人能力之外，其余几条均属思想觉悟的考察范畴，可见思想是否坚定、能否对党忠诚是军中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其次是个人能力，党组织鼓励抗联各军在反日游击战争和日常斗争中发现能力突出的同志并加以提拔。《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中规定，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士将酌情予以升级，如有特别功绩时，则“给予名誉奖励（勋章）并升级”。【 《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规则》（1933年9月18日），赵贵福主编：《磐石文史资料》第9辑，政协磐石市委员会内部资料2003年版，第307页。】 实战的经验远胜于坐而论道，可以使指战员们迅速成长，而那些能够在斗争中有突出表现的人员，必定是勇气与能力的双重强者，有充分的资格受到提拔。这种选拔方式意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勇气和作战的积极性，与思想政治觉悟的考察共同构成了军中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两项标准叠加足以筛选出下层中最勇敢坚定的同志，是养成“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的必要基础。
在初次选拔后，党组织仍采取增强工作能力和提高思想觉悟并重的方式帮助干部成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干部成长路径。在能力方面，党组织要求上级领导对新干部进行耐心的引导和教育，“要估计到新同志工作情形不熟悉，经验缺乏，首先和他们作个别的谈话，给以个别的工作，告诉他们许多实际工作的方法，很好的领导他们去执行”。接下来，要注意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错误和缺点，“详细的说明解释错误的来源、困难的原因，以及实际纠正错误和困难的方法”，最后根据他们的进步程度，再委派其更复杂的工作。如此反复的教育锻炼能够让新干部在与党组织的不断交流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从而使自身能力得到提高。而在思想方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充实干部”是提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提拔上来的新干部虽具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愿望，但对党的理论、政策尚不能充分地深入理解，军中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军干部“提高学习精神，建立发展各种学习研究的组织，如列宁小组、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学习会议等来最广泛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怎样训练干部》（1934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辑，第356、360页。】在日常的学习研究中进一步强化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其自觉地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更加忠实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
在抗联实际的行军作战中，干部能力强弱和思想水平高低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促进的。根据抗联六军将领王明贵的回忆，1934年他参加汤原游击队时只是一名普通战士，虽也算得上积极勇敢，“但思想上对革命的胜利前途认识模糊，有时思想波动，看到敌人的势力那样大，三天两日的作战，昼夜行军，生活又苦，有时想回家，但路远、无钱，又怕回去后受日本鬼子的残害”，意志总是不够坚定。后来在上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觉悟得到了提高，“认识到抗日是正确的、光荣的、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样思想就坚定了，因此在作战中更勇敢”。1936年4月王明贵被选拔担任抗联第三师第四团青年连连长，成为一名基层指挥员，随后在战斗中屡建功勋，成长为一名师级干部。【王明贵：《王明贵自传》，《忠骨 抗联名将王明贵将军回忆录》，白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486页。】 从下层中选拔是抗联干部最主要的来源，各军的中下层干部绝大多数是通过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如一军的朴宗翰、韩浩、王仁斋，三军的许亨植、于保合、李振远，五军的王效明等等，他们在党的提拔和教育下，在军中自觉地贯彻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
东北抗联的干部补充工作采取抽调与选拔并重的方法，抽调地方干部任职于军中，利用他们业务能力强、斗争经验丰富的优势，使其承担重要的领导工作，决策关于军队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则是在反复的教育中坚定思想、锻炼能力，以适应复杂的战争环境。随着军队的扩大和战斗的减员，这些新干部迅速补充到抗联各军当中，逐渐替代了原有的一部分义勇军和山林队首领，在年龄、阶级成分、政治思想性、组织纪律性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更大的优势。
二、教育与训练——在学习与实践中统一思想和规范行为
教育与训练是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军队初创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便要求各军在较稳定的游击区内有计划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和研讨会，以加速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1935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要重视干部的训练工作，坚决地从队内“抽出人来，给以专门的训练”，不能因为对其所负责工作造成一时的不便而放弃训练的工作，必须看到这一工作对军队发展的长远裨益。【 《王明、康生关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斗争策略等问题致东北党组织及抗联负责人的信》（1935年6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第82页。】 可见随着军队规模逐渐成形，干部训练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党组织的重视。
在职干部的再教育 东北抗日联军在职干部的再教育工作根据所处条件的不同以军政学校、干部训练班和随营学校等不同的形式开展，其中级别最高、规模最完备的当属1936年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这是一所针对抗联在职的中高级别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生活作风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教育机构，旨在增强干部的军事技能，提高思想觉悟，在全军形成有系统的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
凡入校学生，除少数由各军上层直接委派以外，多数必须经过考试方有资格入校学习。学校招生简章上给出的入校试题包括：一、“满洲国”所行的教育是什么教育？二、“满洲国”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三、日本会永远统治东北到底么？四、国民党为什么背叛革命？五、东北青年的出路是什么？六、东北抗日联军有几个军？都在什么地方活动？【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临时简章》（1936年9月10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第189页。】 可以看出，学校的入学考试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对学员政治方面的要求很高，而对个人能力方面的要求则居于次要地位，这体现了抗联政治军事学校以政治思想觉悟为教学之首要前提的特点。入校的学员以三、六军的干部为主，也有部分人来自统战性质的九军和独立师，独立师师長祁致中也曾入校学习，是学校第一期的学员。
课程分军事课、政治课和文化课三大类。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和人民战争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射击要领、武器使用、地图识别、比例尺及距离测算、军事地理与气象知识，以提高干部的军事技能;文化课以识字写字为主，使学员达到能够读写军令文件的水平;政治课在三门课程当中最受重视，教官考虑到学员的革命知识水平有限而采取由浅入深的讲解，从孙中山革命、北伐战争、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起来激发学员的兴趣，接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地主、资本家？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地主怎样剥削农民”等问题，一直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抗联现阶段的斗争任务。【 《尚志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汇编》（初稿），吉林大学档案馆档案藏，档号：21203.3-43，第93页。】从最浅显的革命常识和革命故事入手，以理论为基础进行持续的灌输和耐心的引导，给学员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使学员更加坚信革命的正义性和革命的必然成功，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观。教官在政治课上往往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讲授，让学员将自身的遭遇与所学理论联系起来，便于加深理解。学员王明贵回忆道：“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时，资本家把粮食倒进大海，把商品烧掉，许多学员都不理解，甚至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有人问：‘他卖不了，可以送给穷人嘛！咱们这里吃不上穿不上，可以运到这里来呀！张德同志解释说：‘资本家是为了赚钱，积累资本，如果把产品白送给工人，他靠什么赚钱呢？再说哪有那么好心的资本家呢……我想起自己的家，那么穷，成年累月拼命干，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挣不着钱，这到底是为什么？……通过学习，认识到工人、农民受穷，有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只有革命，穷人才能彻底翻身解放。”【 《一个学员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启发式教学将革命与个体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学员认识到投身革命与改变自身社会地位之间的必然关系，从而使其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除上课外，学校也开展丰富的课余活动，根据教官张德的回忆，学员们常常在傍晚围坐在一起，有时学唱革命歌曲，有时讲革命故事，有时排演抗战戏剧，也定期安排讨论，讨论的内容是课上所讲的革命理论，学员在讨论会上积极发言，常常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热情十分高涨。【 《在密林中办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大事记 回忆史料 参考资料》，白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页。】 课余活动不仅充实了学员的生活，而且形成了强大的集体主义氛围，将学员们的心牢牢地绑在一起，加强了其对于自身角色的认可和信心。
抗联政治军事学校秉承“欲创造干部，必先有其标准;欲领导他人，必先健全自己”的原则，对学员的行为亦有严格的约束。在《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中，除了对于军纪、学习纪律的规定以外，还有许多针对“衣帽服装不整洁者”“对待民众态度不好者”“内勤不整者”“不按时睡眠与起床者”“行为不纯洁者”等行为的处理也十分严格，使学员们不仅业务上堪当重任，品行作风上亦可为全军之表率。【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1936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东北抗日联军 文献2》，第192页。】 学校共招收三期学员，为东北抗日联军培养了近300名高级军政干部，这些干部学习结束后都分配到各军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使抗联高级干部的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常年辗转于深山老林中频繁作战，没有条件经常举办正规的军政学校，所以常常采用灵活的方式对在职干部进行短期的集训，其中以干部训练班和随营学校这两种形式最为常见。干部训练班是战斗间隙在后方根据地或密营举办，地点一般固定，而随营学校则是随军性质的干部训练班。二者的授课对象主要是下级军官，也包括士兵中的积极分子，目的是通过短期的正规训练，提高学员的军事技能和思想水平，使其能够胜任相应的领导工作。训练班和随营学校的招生同样“以政治思想为第一要紧”，反日立场坚定、强健强识、品行良好的下级干部皆可参加训练。训练班和随营学校同样开设政治、文化和军事课，讲解政治理论常识、浅显的文化知识和基本的战斗技能，政治上主要是使干部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军事上则是令其掌握射击、伏击、拼刺等战术动作，以适应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此类的训练班和随营学校在抗联各军都曾举办过，1935年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就举办了随营学校，通常以五六个星期为一期，专门培养连排级指挥员;1936年冬季到1937年春季，抗联一军为避开日伪“讨伐”的锋芒，在后方密营开办训练班“进行文化、政治和军事学习”;【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5年版，第155页。】 1938年10月，抗联三路军在海伦县八道林子开办训练班培训三、六、九军中下级干部;1939年2月，抗联一路军在桦甸头道溜河密营举办了短期训练班，锻炼干部的革命意志和作战能力。此类训练机构在统一战线性质的队伍中也有开办，如1937年下半年抗联九军在四道河子密营举办了几期短期训练班，每期一月左右，挑选九军的新老干部进入训练班学习;1937年10月独立师改编为第十一军时也举办了若干期随营学校，由各旅挑选青年骨干入校学习，每期时长三个月。统战性质的部队开设训练班主要是为了改造学员思想，将其真正纳入党的轨道中来，亦兼习军事、文化知识，提高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战斗水平，使东北武装抗日统一战线更加坚固。
后备干部的培养 由于频繁的战斗，队伍里中下级干部的损失比高级干部更加严重。建立随军活动的教导队，是一个既不需要将战斗人员调离军队，又能培养中下级干部以供随时补充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教导队通常随军活动，除学习规定课程以外，还承担一定的作战任务。人民革命军成立后，各军几乎都成立了教导队、教导团或教导连的组织，对队伍中的成分较好、踏实可靠的青年进行训练，以提高其军事政治水平，使之成为军队的中下级后备干部。干部工作开展最早的第一军在1934年5月就成立了教导连，后在其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会组建教导队来培养中下级干部，解决本队的干部缺乏问题;1935年抗联五军组建伊始就设立了教导队，1937年又扩编成教导团，直属于五军军部领导;1937年底抗联二路军成立下江教导队，专门培训团以下军官干部。除此之外，统战性质的队伍如八军、九军等也都效仿基本队，纷纷成立教导队增强队伍的向心力。
教导队的学员构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各连队或者群团组织中挑选出“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的青年骨干组成一队;另一种情况是在无法抽调出积极分子单独组队时，采取变通的方法，“把某个连或排整个作为教导队，某个连或排全体士兵不论优劣一律作为教导队学员”。【 《中共吉东特委给五军穆棱派遣队党团工委的信（第二号）》（1935年9月12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5辑，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118页。】 所学内容以军事、政治并重，军事包括战术、射击、管理等课程，政治主要是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等课程。
教导队在教官的选择上也十分慎重，为了给队员树立榜样作用，大多选用能力和品行俱佳的干部担任，对于自身德行欠缺的干部无论其能力如何，均不予任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在1937年抗联第二路军组建下江教导队时，教务主任季青曾向周保中建议将原定的军事教官，八军七师的孙团副更换掉，原因是孙团副的烟瘾尚未戒除，“孙团副同志虽属有造就之同志，兼军事上之特长，恐其不过为一般之军事常识而已，但现在队内不乏如此之人才，且有嗜好，在队内生活上恐有不便，于学员信念上有碍，影响亦不佳”，并决定由品行和能力俱佳的五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王效明取代之。【 《季青关于下江教导队建立情况及教官等问题给周保中的信》（1937年12月10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0辑，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183-184页。】 实际上，教导队的负责人多为军队较高级别的领导同志，如六军教导队的负责人是九师政治部主任雷炎，下江教导队教务主任为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八军教导队由时任五军政治部主任的刘曙华领导，五军教导队则由军长周保中直接领导，可见党对教导队工作的重视程度之高。
因教导队队员多为青年骨干，政治立场坚定、军事素质过硬，所以在作战时往往格外英勇，“教导团在作战时，战士及指挥员一闻枪响或有工作，即欢喜之至，英勇前进，自动冲锋，其他部队不能”。【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1935年4月29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5辑，内部资料1990年版，第32页。】 教导队具有随军的性质，且其常常冲锋在队伍的最前列，经受的是理论知识和实战技能的双重考验，以思想堅定和英勇善战著称，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把尖刀。许多优秀的教导队员在训练期间被发展为党员，也有少数教导队会将全部队员都介绍为同志，以加强党在军中的影响，使教导队队员思想更加坚定、对党更加忠诚。这些人在训练结束后都被安排到了抗联各军担任连排级指挥员，在军队组织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教育工作秉承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一贯的宗旨和特色，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各级干部在学习的同时能够将所学内容和自身经历以及日常行为联系起来，进一步成长和改造，不断养成统一的思想和规范的行为。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养成的干部群体，他承担着上传下达的责任和为人表率的作用，使党的意志在军队生根。党组织通过他们实现了对包括统战部队在内的整支军队的领导，使全军上下表现出了一致的步调，一度给日伪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令其头疼万分：“最近，各方面匪贼均到处活动，十分猖獗，并逐渐呈现出‘左的倾向。”【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关于东北抗日军一般形势及讨伐情况等的情报》（1934年7月4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 东北抗日联军 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三、严格的管理制度——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重要保障
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抗日武装，其能否对军内干部实现有效的管理，关系到干部能否对党忠诚、恪尽职守，是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队伍之所以比同时期东北地区其他抗日武装的干部队伍更坚强更有战斗力，铁的纪律和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是关键的因素。
干部纪律及其执行情况 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纪律，是约束军中干部最有力的手段。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自创立之时起就制订纪律法规，目前留存包括《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反日游击队纪律暂行条例草案》《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等多种不同时期的纪律文件。最早的是1933年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规则共二十条，详细规定了对日常过失、作风不良、扰害百姓、叛党叛军等不同程度违纪的惩处方法，其中对叛党叛军的处置方法四则（均为枪决）、对扰害百姓的处置方法四则（警告至枪决不等，依情节轻重而定）、对日常过失及作风问题的处置方法十则（罚岗至枪决不等，依情节轻重而定），可以看出人民革命军对于纪律的重视程度。【 《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1933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辑，第27-28页。】 在统一战线开展的初期，军队尚处于大发展的阶段，对干部的纪律要求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到了军队规模逐渐稳定以后，各军便先后开始了干部纪律的整饬工作。
1937年12月，抗联三军军部连发三份文件，要求在全军范围内整改干部队伍。军长赵尚志提出，要改造党的抗日阵容，重新树立军人风范，以此来维护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赵尚志在文件中还点名批评了张寿篯、关化新等放松政治军事工作，蔡近葵、康山等随意取用支配战利品，马宏力、侯启刚等借故支用公款，康山等打骂群众，张连科滥行支配、奸宿民家等违纪现象。【 《抗联三军党委会为反对各种倾向巩固党的阵营提高党与军队政治威信的决议》（1937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0辑，第135-138页。】 类似的整饬工作在各军都在进行，从1937年起，下到连级指挥官，上到有多年革命资历的高级干部，抗联各军接连处分了多名违反军纪的干部。
由于抗联生存环境特殊，干部不敷任用，有限的干部也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精心培养而造就的，所以对干部往往格外珍惜，尽管如此，抗联在执行纪律时仍然十分注重原则，无论级别高低、资历长短，只要违纪就一定予以严肃处理。例如，1937年抗联五军军部发现二师四团连司务长翟庆发有拐带枪械之嫌疑，立即将其开除党籍。后此人屡教不改，在开除党籍期间内，“擅自将南火磨没收之洋九元六角私自吞没，并劫取布料一匹”，军部即召集该连全体同志讨论此事，后决定两罪相加，将其判处死刑。【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通告——对翟庆发处死刑事》（1937年3月23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8辑，第167页。】又如1938年春季，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在应对日军讨伐的艰苦时期，曾向军长柴世荣献计以“假投降”之法暂解敌人围困，又在私下里与日方将领接洽商量“投降”事宜，事发后因无法合理交代“投降情状”，被五军党委开除党籍、撤销五军一师师长职务，以通敌叛国罪处以死刑。【 《周保中关于关书范死刑等情况给王光宇等同志的信》（1939年4月1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4辑，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363页。】 虽爱惜干部但更注重原则，东北抗日联军对于干部纪律要求之严格、执行之坚决，无论级别大小、职务高低，均一以贯之，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处理干部违纪问题的严格之处。
严明的军纪保障了党对军队的有效管理，维护了军队的形象，使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为东北抗日联军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关键原因。这也正是日伪所忌惮并强制推行其所谓“匪民分离”政策的原因之所在，“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是极为良好的……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尚为数不少……这些匪贼的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培育匪贼之母体，历来‘讨伐效果不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 东北抗日联军 参考资料》，第138页。】
严格的审查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干部审查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东北抗日联军所处环境特殊，除了平时进行的日常性考察之外，防奸锄奸也在干部审查工作中占有一定比重。
对干部日常表现的一般性考察是军中干部审查的常规内容，“必须对干部举行经常的考察与检阅，考察并熟悉每个干部的社会成分及经历、政治面目、工作能力、优点与缺点等”，这直接关系到党对干部的任用和调动，“党的领导机关必须熟悉他的干部，分配给每个人以适当的工作，这是问题的中心”。【 《怎样训练干部》（1934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辑，第364页。】 在1934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对于军内主要干部有过如下的考察记录：“军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同志，地主的儿子，北大学生，曾任南满游击隊政委，没有很好的成绩，军事上无能，政治上的了解较深，但实际工作上不积极。一师师长是韩国同志，贫农的儿子，中学程度，军事上坚定，但政治上及党领导上薄弱。一师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同志，地主的儿子，中学生出身，工作上积极，在独立领导政治工作方面不够……。”【 《杨司令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特委代写）》（1934年12月29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辑，第241-242页。】从这份记录中可以看出，出身、经历、军事能力和政治水平构成了干部日常考察的主要内容，而在这其中，最被看重的就是对党是否忠诚，“我们要以能不能忠实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作为测验干部的尺度”，“一切不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分子……必须从领导机关驱逐出去”。【 《怎样训练干部》（1934年8月6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9辑，第357页。】 在中国共产党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执行程度是略有不同的，对东北抗日联军来说，常年辗转于深山老林和皑皑白雪间的作战环境制约着这种常规考察的开展，所以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考察模式。
东北抗日联军孤悬敌后，长期处于日伪的包围当中，日伪时常采取五花八门的办法，派奸细或暗探混入军队进行挑拨离间，破坏瓦解队伍的实力，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因此防奸、锄奸就成为这一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审查工作的重点。日伪利用奸细进行破坏活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派其培养的忠实走狗或收买已遭破坏组织的失联人员，打入抗日联军内部从事有针对性的破坏活动;二是怂恿、挑拨抗联中一些领导同志的矛盾隔阂，以造成内部的分裂;三是对抗联中的高级干部进行拉拢，使其动摇进而背离抗日联军。针对日伪的这些破坏手段，抗联不得不高度重视对干部历史和忠诚程度的审查以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其中审查的重点有二：第一，对于已被破坏的组织或打散的队伍中失掉联系的同志、被捕或被俘又跑出来寻找组织的人员，若其归队，须要仔细考察其失联期间的行踪或被俘期间的表现以及归队的原因和过程，以保证日伪奸细无机可乘。1936年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罗英前往牡丹江吉东特委汇报工作时被捕叛变，后返回第四军从事奸细活动，周保中指示四军司令部对其彻查，发现其反叛行为，于1937年10月将其判处死刑，有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第二，抗联针对将领的分裂和反叛活动也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和防范，提早警惕，防患于未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部队的损失。1937年八军在审查奸细嫌犯金碧洲时偶然发现八军一师师长秦秀权有暗中与日军相勾结的证据，因其与抗日联军反叛部队数十人盘踞一处，妨碍交通并散布谣言，且日军多次讨伐抗联却从未与之接火，又听闻有日本特务“确有向该部秘密伸手操纵之情形”，故要求二路军各部队特别注意一师的危险发展，“并不断探查其底蕴，遇必要时应采坚决彻底之处置方法”。后经查实秦秀权确有反叛之心，其于1938年秋携四十余人叛变投敌，但所幸周边部队早有防范，其反叛并未造成太大损失。【 《宋一夫、周保中给金策、侯启刚的信》（1937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9辑，第252-253页。】
東北抗日联军严格的干部管理和审查制度是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保证了抗联干部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在纪律和审查工作执行的过程中，干部需要时刻反思自身的行为是否符合纪律标准，并自觉按照这一标准要求自己和管理军队，使东北抗联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纪律严明的抗日武装。
自人民革命军组建之时起，至1941年抗联各军相继退入苏联休整，东北地区党组织对于军队干部队伍的建设一刻也不曾停止。这一工作不仅使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抗联的中坚力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工作，加强了军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广大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之下，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一支抗日武装。1938年抗联进入最艰苦时期，日方情报称“其领导机构在满党组织几乎完全覆灭，加之遭受衣、粮、弹药供应断绝，已陷入食马肉、挨饿之困境”，却仍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做抗战必胜之努力和决心。【 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第38页。】 同时期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写的“剿匪参考材料”中对其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共东北党（军）最近无论主观方面以及客观方面均处于最困难之恶劣条件下，但仍为摆脱逆境、打开局面，以远东苏联红军为后盾，以所谓按照党、军一体化，以武装斗争为重点形式……积极致力于扩大强化党（军）的势力，对此我们是处于一刻也不能袖手旁观之现状。”【 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第3-4页。】
责任编辑：吴 彤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east United Resistance Army
LIU Hui-jun，WU Yang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PC Manchuria Party Committee established a strategy of uniting all armed forces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army， the Northeastern anti-Japanese team led by it rapidly expanded， however， new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cadre and the low level of the cadre team aros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took various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above problems， which include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adre by means of selection; educating and training the cadres so as to unify their thoughts and regulate their behaviors; implementing strict management and censorship system of cadres to restrain them effectively， and thus maintaining the discipline and purity of the cadre team. The Northeast United Resistance Army strengthened the cadre team construction， enhanced the cohesion of the army， strengthened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the military. It is the decisive factor that the Northeast United Resistance Army can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other loose armies in the enemy-occupied areas.
Key words： Northeast United Resistance Army; Cadre team building; selection of cadre; educational training
收稿日期：2019-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