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

    马雅成

    【摘要】中共建党初期以“笔杆子”为主,创办了许多报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自身的纲领主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贡献的同时更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辟了道路。通过以建党初期中共主导的报刊为考察对象,对这一时期的报人群体、传播内容、办报风格、传播策略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其中暗含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趋势。

    【关键词】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化

    一、关于中共建党初期时间及本文讨论的报刊范围界定

    当前,对于“建党初期”的时间界定还比较模糊,多是基于自身研究的角度进行界定。而本文之所以讨论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因为政党这一组织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拥有了一个全国性质的核心团队,这样的一个团队最初的很多决策都使得之后的很多工作形成惯习并为之定调。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中央的角色。因此,我们将这一时间界定为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

    有了时间的框架,我们再来界定这个阶段的报刊就变得容易很多。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才能牵住问题的牛鼻子。因此,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办刊主体对刊物进行划分,选取这一主体的中央机关报作为接下来讨论的样本。包括中国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月刊、《共产党》月刊以及上海工人报刊《劳动界》。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前锋》月刊、《新青年》季刊,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与《中国青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和《工人周刊》。

    二、中共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人

    (一)报人的客观情况

    首先是阶层分布广泛。如: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李大钊、李达出身于农民阶层家庭。但无论如何,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其次是以青年为主体。以建党初期的时间段为基准,这群报人的平均年龄在25—30岁,拥有饱满的革命精神以及快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再次是非同一般的教育背景,既拥有良好的传统教育经历,又接受过新式的西方现代教育。像董必武这样的甚至参加过科举并高中了秀才。

    (二)报人的主观世界

    资料分析发现,这批报人多成长于商品经济发达与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区,过早接触新思想、新观念。第一,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14岁的周恩来便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第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第三,随时做好为革命献身的准备。面对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报人们想方设法对报刊进行编印与发行,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等都曾有过因办报被通缉逮捕的经历,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更是正值壮年便被残忍杀害。

    三、中共建党初期报刊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内容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介绍与阐释

    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接连刊登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施存统的《俄罗斯革命史观和唯物史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之两节》等多篇文章,对其基本内涵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讨论。其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剩余价值与劳动价值理论的阐释。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刊发的《马克思学说》指出:“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就叫做剩余价值。”[2]李震瀛在《劳动界》第14册《无工无食》一文中,就劳动二重性进行了阐释,“社会上什么东西都是劳动做出来,没有劳动,便没有现在的社会”。[3]再次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月刊第3号《短言》就社会主义前途这一问题提出“社会变革中,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的主要地位”。[4]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等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驳。彭湃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就共产主义进行解释“人人一样的有饭吃,一样的有工做”。[5]《新青年》季刊的《马克思与俄罗斯共产党》《向导》的《法国共产党宣言》等文章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宣传

    首先是中国革命的路线与方向。《向导》宣传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就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目的进行了分析,回应了许多当时社会对于合作的疑问。《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请看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搞什么鬼》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问题的一切开端。《前锋》月刊就三大通过统一战线方针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及将来》等文章。其次是指导工农运动,总结经验教训。邓中夏的《论工人运动》指出“最重要的主力军,不管是現在还是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6]强调工人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劳动界》设置“国内劳动界”专栏对各地工人运动情况进行反映,对工人所受到的压迫进行揭露。《工人周刊》刊登系列文章,对工人运动经验与问题作总结,如《长沙土木工人快快自己组织起来呵》号召大家进行劳动联合,《经济学大要》一文提出“想要罢工的持久力长久,就非金钱不可”。[7]再次是引导青年运动。《先驱》推出“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少年国际大会号”等对国际青年运动的组织、原则、发展情况进行介绍。号召“中国一切劳苦的少年们要速组织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的旗帜下”。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苏俄革命的成功实践,《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等多个刊物也着重对列宁的经历、思想以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共产主义运动与俄罗斯革命,苏俄的社会建设、外交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集中介绍。

    四、中共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风格

    (一)立场鲜明

    报刊作为建党初期最有效的大众传媒方式,作为代表无产阶级的舆论阵地,始终坚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以民族复兴、人民解放为根本目标。《工人周刊》的广告词“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在上文的内容分析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传播,都有着前后一致的属性与立场。

    (二)文章形式多样

    这一时期的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议论文的基础上,创造性运用了随笔、小说、诗歌、笑话等形式。《向导》对于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采用告民众书的形式来进行关注,以宣言的形式来表达党的纲领主张以及重大问题的态度立场。《先驱》半月刊通过转载会议记录,讲解会议内容的形式来介绍世界革命情况。通过问答的形式回应民众关心的热点,介绍苏俄革命情况。

    (三)用事实说话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各个刊物特别讲究用群众身边发生的事实说话,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劳动界》专门设置《本埠劳动界》栏目关注上海的工人运动情况,持续报道重大的罢工事件,激发工人的同情心与凝聚力。在陇海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工人周刊》不断披露事实真相,并借此说明工人对于民族复兴的使命与责任,鼓舞工人运动的持续开展,并作出相关的指导。

    (四)感性鼓动与理性推理相结合

    遣词造句简短明了,注重感染力。《工人周刊》的文章《京绥路六日游记》号召“列位工友呀!赶快拿出良心热血来组织团体吧!”这样的语言充满冲击力、鼓动性,让人为之一振。感性的鼓动总是建立在理性的推理基础上的,否则将无法持续。《向导》发表彭述之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休战纪念”到了》直截了当地喊出“起来!决死战”!这一鼓舞人心的口号背后,是对资本主义一味地追逐利益以及世界战争的工具论实质的揭示。

    五、中共建党初期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一)坚持以受众为中心,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群众基础

    不同的刊物是基于不同的目标受众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目标读者是党内人士以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严谨的推理与阐述,具有很强的专业水准。团的刊物主要面向青年学生,报道总结各地青年运动的情况与经验,号召青年投身革命运动,组织讨论青年学习生活问题。工人报刊主要以工人为核心,总结各地工人斗争经验与教训,启发工人阶级觉悟。深入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让内容更好地满足群众需要。邓中夏在对工人阶级人数与工人组织统计的基础上,得出只有无产阶级有革命到底的精神,这使工人们备受鼓舞。通过读者来信,加强与群众的交流沟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青年》刊登读者来信来稿仅由恽代英回复的就有40余篇,在宣传鼓动的基础上锻造了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8]

    (二)综合运用不同传播方式,营造马克思主义思潮

    特定时段内就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进行轰炸式传播。众多专号特刊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解读。《新青年》季刊的“国民革命号”,接连发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及反赤之斗争》《世界职工运动之现状与共产党之职任》,对世界革命运动进行专题介绍。打造报刊网进行联合传播。党的刊物、团的刊物、工人的刊物依据自身所属组织性质以及目标受众进行不同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同时相互推介扩大报刊影响力。如:《新青年》对于《共产党》月刊最新一期的目录刊登。更重要的是,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讨论,各刊能够协同作战,就中共二大通过的革命纲领,《前锋》的报道中心放在批判封建军阀政府的独裁,《向导》重点报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新青年》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进行阐述。在与反动思潮的斗争中实现借势传播。《向导》就以其犀利的语言文字就戴季陶不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是错误的,而且阻挠国共合作这一思想行为进行批驳,取得了很大的反响。[9]

    (三)刊物发行因地因时因人因刊而宜,增强报刊影响力

    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基于原有的影响力与发行渠道保持着正常发行,也有的刊物在国共合作期间以国民党名义发行。而秘密发行的刊物不仅受到公开发行刊物的推介,更是由其所创办,故能够共享发行渠道。不仅如此,报刊定价也坚持因刊而异。党的机关刊物,读者多为经济条件不错的知识分子,因此定价在一角到三角不等。而工人报刊不仅版面多,而且售价仅为一个铜元。差异性的发行方式,极大地增强了报刊的影响力,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六、结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逐渐为普罗大众所认可与运用,最终成为大家的理论武装。本文基于报刊这一大众传媒的视角,通過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层进行分析发现,报刊这一大众传媒实践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辟了道路。

    从报人群体来看,首先是政治家办报,既然是政治家,那他所传递的东西就必然是普世主义的。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广泛阶层的传播者也天然对应着广泛的受众群体,具有传播的彻底性。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作为一种新的学说引进的,更是一种革命斗争的工具,势必要作为今后的思想基础,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运用。

    从传播内容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体系地全面引进,从而为之后的进步主义人士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另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注重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从报刊风格来看,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注重用群众身边的事实说话。运用丰富多样的文章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鼓舞人心的话语风格,只是为更好地让群众接受与认可。

    从传播策略来看,巧妙的出版发行,让承载思想的报刊能够最有效地抵达群众。同时,分众化传播,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都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心。集中传播、网络传播、借势传播营造出当时社会最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凡此种种,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3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9.

    [3]李震瀛.无工无食[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影印本:2.

    [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8,300.

    [5]澎湃.告中国的农民[C]//共产党月刊第3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影印本:3.

    [6]邓中夏.论工人运动[C]//邓中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

    [7]何孟雄.经济学大要[C]//何梦雄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

    [8]朱天玉.《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新闻爱好者,2018(10):58.

    [9]常青青.《向导》周报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新闻爱好者,2017(9):74.

    (作者单位:山西省襄垣县融媒体中心)

    编校: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