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之述论
代雅洁 杨豪
摘 要 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然而，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乡村党员在交纳党费时却不主动、不自觉、不规范。党员教育的缺失、敌后形势的严峻，以及乡村党员经济生活的贫困，则是制约乡村党员交纳党费的主要因素。对此，华北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随着党员教育的深入、惩罚机制的启动、党费交纳制度的调整，以及党员经济地位的上升，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也有了很大意义上的进步。
关键词 乡村党员，党费交纳，应对，华北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22-0014-06
作为一个动员型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技巧是有目共睹与颇具成效的，然而，任何的组织和动员无一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党的经费问题历来就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党员交纳的党费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规定的党员的基本义务之一。以往学术界大都强调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必然性和天然性，但是近年以来随着学术界对于诸多历史细节的重新解读，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高桥伸夫通过对河南省党组织内部结构的分析，认为1927～1929年河南党组织的经费缺乏，下级支部很难完成党费的征收工作。①无独有偶，我国学者王奇生也通过对广东地下党组织的研究，指出广东省委尽管在1927～1932年间制定了党费的征收条例，并要求下级党部严格执行，然而这个时期的广东地下党员大多数没有交纳党费。②王建华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情况的整体考察，认为中共在党费的收缴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随着上级党组织对于党费收缴新办法的积极探索，党费的收缴才最终走出了形式主义上的误区。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党费征收和收缴的整体认识，不过就笔者所知，上述研究大都是从组织史的研究路径出发，重点关注党费征收的制度层次上的运行与实践，而相对忽略党费交纳的主体。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的未刊档案资料，试图从乡村党员的角度上来解析华北根据地党费交纳的多元面相与复杂场景，以期深化革命史的研究。
一、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历史实态
交纳党费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的基本义务之一：
不能以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共产党员按月或定期缴纳党费，是应尽的义务。这与服从党纲、党章、党纪和参加党的组织为党工作，同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④
对于党费的交纳，中共各级党组织历来十分重视，因为党费的交纳不仅仅只是一种党员从经济上对党组织的帮助与支持，更是一种强化党员思想认同与组织纪律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尤其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华北根据地的区域性执政党之后，党员交纳党费的这层象征意义也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针对党员的党费交纳，中共中央曾多次就党员党费交纳的数额、期限以及惩罚机制等问题做出过具体的决议。1938年中共中央就颁布了《中央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规定党员交纳党费的数额应按照以下比例来执行：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一五元以下者交百分之一，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一六元—三十元者交百分之二，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三一元—五十元者交百分之三，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五一元—七十元者交百分之四，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七一元—一百元者交百分之五。每月没有固定收入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其应交党费数目得由地方党部酌量规定。①
1941年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央关于党费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标准：
农业手艺工人及贫农中之党员及候补党员，每月缴纳五分。②
除了中共中央曾针对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作出过明确的规定以外，华北根据地的各地方党组织也特别重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诸事宜。太岳区党委在二次组联会上就对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做过具体的规定：
凡是党员必须按月缴纳党费，无特殊原因二个月不缴者开除党籍，党员外出时在一月以上者可交所在地组织，一月以下者应缴原组织，不得因外出（工作外内）迟交或不交，无故迟征或预交一律不收，并给予严格批评；无故缴纳者须向支部按期报告，经支部讨论通过分区委以上的党委批准始得免缴。③
太行区党委甚至将交纳党费列为党员的起码标准之一，④尤为注重党费交纳在审查党员和整理支部中的作用。
尽管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十分重视，但是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乡村党员对于党费交纳的执行与实践却并不是特别理想，部分乡村党员交纳党费不主动、不自觉，党费的交纳大都是靠上级党组织的催促而完成。平顺李庄村支部党员靳双真“自参加党后到现在，只开过两次会，交过党费一个大铜板，如叫开会，就说我有孩子出不去，而不去交纳党费”。⑤潞西×村支部党员“石贵成，自己说，我说不参加吧，双全非叫不行，不顶事，说你少三个月，不交党费，开会不到”。⑥垣曲白鹅村支部“支委王宁现在是二个月未交党费，准备六个月不交党费自行脱党”。⑦定襄405支部一些党员“党费不交，分委要时也不给，这些党员是太落后”。⑧安泽上三交村支部党员“在整理之前他们都没有交过，只知道谈过党费，对它的意义也不明白”。⑨翼城大河村支部“半年来未交过党费的郭生先同志说把人忙的就没工夫开会，我说纳几个党费，从这也没有纳”。⑩
党费的交纳是一种制度，这就不仅要求党员交纳足额的款数，而且还要求党员按照党费交纳的制度来交纳。在这一点上，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执行也是较差的。昔西“党费现在还很多支部不交，如昔西七区的支部整个未交，而交的也不按制度，如几个月不交或一次交三个月，或十二月还交十月份的，或不经过本人同意别人替交”。{11}武乡党员“自行交纳党费的很少，每月一分或一个大枚（大铜板），有的交了一角钱，等于交了十个月党费，以后就免交了，这叫做预交党费”。①平顺的乡村党员“教育工作进行的很差，也不按制度交党费”。②
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历史实态彰显出了中共革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特定张力，也实践着中共革命所需要面对的困难和阻碍。
二、制约党费交纳的时代溯源
在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确实存在着不理想和不规范的情况，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乡村党员的消极与落后而导致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战时形势和贫困的经济生活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两个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初期，为了适应敌后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华北根据地党员的数量得到了空前的增长。
以冀中区为例，1940年底，“就有党员9万人左右，为1938年4月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8000余名党员的11倍”。③
党员短时间内的大量发展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重发展而轻教育的倾向尤为严重。太岳区×村支部的党员就曾批评过这一倾向：
支书一点都不负责任，不召集我们开会，不教育我们，只说漂亮话，使我们参加了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到月底跟我们要两个大铜板。④
浮山河底村支部也是如此：
（党员）交纳党费时也总得催一催，又有个别同志是被支部同志看见他成分、老实而发展进来的，过去现在都没有什么教育，认识上就更马虎了。⑤
党员发展的盲目与党员教育的缺失造成了部分乡村党员对于党费交纳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武乡，乡村党员对于党费交纳的认识综合起来有三种：
为了纪念党，永远记着。缴纳党费是为了党知道自己是党员，党并不是想要你的钱。缴纳党费给党做用费，买纸印小册子来教育党员。⑥
繁峙第二区庄旺村党员测验中也曾经问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有一个同志答上级，那么一群人不交党费吃啥呢”。⑦冀热辽×村支部的有些“同志了解，党费即是党章，服从组织就是党纲，支书认为交纳党费是‘义气，党费是给工作人员买纸笔用的”。⑧对于党费交纳认识上的错误直接制约着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各区基本上都处于残酷的战时环境之中，再加上敌后农村居住环境的分散和偏僻，乡村党员的组织活动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因此党费的交纳也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日伪军的持续扫荡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的严峻性。平顺七子沟村支部刚建立时，党员还能自动交纳党费：
（但是）政变后有些党员不在家了，领导也松懈了，因此以前的组织生活不健全，上级不来就不开会，党费很难征收。⑨
和顺横岑村支部：
二月扫荡后工作又垮了台，原因是在扫荡时敌人抓住人就问，你在党不在，汉奸唤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名字，把同志们都吓坏了，战争中的损失又大，特务又很活动，不断地制造失败情绪，群众和党员都在愁着活不下去了，一直到我们来，没有开过小组会，党费也不交了，谁也找不到谁。⑩
安阳×村支部“在顽固分子正在捣乱的时候，支部工作陷入停顿，小组会也不开了，党费也不交了”。①武乡也是如此，上北漳村支部由于日伪的扫荡，“组织生活一年多也没有开，分委来也是收党费，这时党费是支书一个人交，也不向党员收”。②客观形势的严峻也是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不理想和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华北根据地党员的社会构成中，贫雇农与中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这些贫雇农和中农党员的经济生活本来就比较困难，入党之后由于日伪的扫荡以及工作等方面的原因，自家的经济生产水平就更为下降了。夏县×村支部党员赵补存在“1941年大扫荡后被敌人捕去，后被敌人杀死，现只留下一个老母亲，生活非常的困难，只有六七亩地”。③华北根据地的乡村党员不仅要时刻面临着战争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风险，而且还要承担着因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各种运动而消耗的经济成本。武乡下同村支部的一个党员：
因积极工作致误了生产，将地荒了，舆论评论为“哼，穷家落户的，见人家抗日，他也做抗日工作，把地荒了可吃啥”。④
尽管乡村党员所交纳的党费仅占他们家庭经济收支中的较小一部分，但是当这些乡村党员处于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时，为数不多的党费交纳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经济负担。在武乡大肖村支部便是如此，一些党员生活困难，“以至于分委要党费像讨饭的一样，要了三次还不知交了没有”。⑤浮山河底村支部“有二个不能交纳的党员也是因穷而不能交”。⑥
可见，经济生活的贫困也是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改善和提高乡村党员的经济生活水平，才能为其创造一个交纳党费的物质保障，也才能强化乡村党员对于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感。
三、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应对与效果
针对部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不理想、不规范的问题，中共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加强党员教育，进而提高乡村党员对于交纳党费意义的认识。党员教育是党员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党组织将党费的交纳等党的基本知识内化到个体党员思想意识深处的一种重要途径。太岳区襄漳县第一区里开村支部就曾经进行过测验式的党员教育：
题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有什么条件可以参加共产党，为什么要交党费，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⑦
太行区黎城县也特别注重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要求各支部：
使党员首先了解一个党员的基本条件和如何进行支部工作、秘密工作、党费工作，进行普遍的党建知识，克服只发展不教育的偏向。⑧
北岳区繁峙县则在党小组会上重点讲解：
什么是共产党，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件，党员做些什么，什么是支部，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什么人可以加入党，支部小组的秘密和党费。⑨
经过历次的党员教育，华北根据地的大部分乡村党员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党费交纳的重要意义，交纳党费变得主动和规范。霍县西庄支部的党员“在缴纳党费上除白山村两个人外，其余都能按期缴纳”。⑩翼城县大河支部在小组会上进行了党费意义的讲解之后，“除有个别党员还有不交党费的现象外，其他党员都自动交了党费”，{11}效果比较明显。
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能否有效地利用纪律惩罚机制来对乡村党员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是关系到中共革命能否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影响因子。交纳党费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的基本义务之一，中共各级党组织也启动了纪律惩罚机制，以促使乡村党员履行交纳党费的基本义务。沁源王冈村支部“四零年就清洗了两个异己分子，原因王盛明任小组长，贪污党费，贪污了合作社的东西”。①潞西×村支部在整理支部期间洗刷党员八名，其中四名跟不交纳党费有关：
苗丕观，因数月不缴党费，经批评说服不改；李永盛，任过编村长，贪污，数月不缴党费；苗长生，任过支组，不工作，不缴党费；苗吉曾，滑头，不工作，自私自利，数月不缴党费。②
党组织的纪律惩罚机制对于乡村党员交纳党费的督促和规范作用是很明显的。例如：阳高三区×支部开除了不起作用、不能开会、不交党费的12个党员之后，其他党员就“能推动起来，他们工作责任心很强，如按时交党费，坚持各种制度”。③
调整党费交纳制度中不合实际、不便操作的内容，进而逐步适应华北根据地的复杂形势，也是中共各级党组织为规范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事宜所采取一种应对措施。1938年3月，中共中央就修正了“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的规定，而改为“无故不交党费连续三次以上者，党组织有权对其进行处分，直至开除党籍”，④为乡村党员特殊情况的出现保留了较大的空间。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将党费按月交纳调整为“党费应每月缴纳，但因零钱困难或特殊原因愿将一年内应缴党费合为一次或数次提前缴纳亦可”，⑤使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变得更为灵活，从而更为适应战时环境严峻和支部保密的需要。1942年太岳区沁源县委也调整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时间，由每月交纳一次改为每三个月交纳一次：
因为三个月交一次，克服了同志们一时没有钱和没有零钱的困难，所以一传达各支部都很高兴，并说，不要费过去那样麻烦了，所以各支部都能按制度交纳。⑥
1944年壶关县委则通过设立“党费日”来提醒乡村党员交纳党费，壶关各支部的党费交纳：
（过去）没有一定时间，随时收的，因此八月的党费九月才交，九月的十月才交，时常退后一月，自九月规定每月一号为党费日，自一号至五号收齐，这比较好些。⑦
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党费交纳制度的部分调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灵活性和务实性，也反映出了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乡村党员个体的尊重。
提升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经济地位，改善乡村党员的生活水平，为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提供一个经济上的条件。在华北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等各项革命政策的实施，再加上乡村党员获取经济利益的途径也相对广泛，所以到了抗战的中后期乡村党员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上升速度也是较快的。在繁峙县第五区下汇村支部，党员经济地位的上升比较明显，⑧44个党员原来的经济地位是：
工人1个，贫农33个，中农8个，富农2个，经过几年的变化则大大不同了。原来工人1个，到现在已上升为贫农了，有了地种了；原来贫农33个，已有14个上升为中农，工人转过来1个，现在贫农20个，已由原来成分减少了13个；原来中农8个，有14个贫农党员转为中农，并有4个中农转为富农，中农党员18个；富农党员2个，现在有4个中农转为富农，现有富农党员6个。⑨
经济生活获得提升和改善之后，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对于党组织的认同感增强了，交纳党费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浮山一区小卫行政村支部党员杨金永的经济生活上升之后，意识到：
共产党将来要做到那儿个人也能吃上好的，那些人也能穿上好的，要把咱这社会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咱们可得好好努力干，要服从党的调动，服从党纲，服从小组长的领导，还要交党费。①
随着党员教育的深入、纪律惩罚机制的启动、党费交纳制度的调整以及乡村党员经济地位的上升，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有了很明显的进步。垣曲县的“党费要尽可能的交，二年来多数支部都交过，计一区分委交过50元，二区子弹数百发，三区120元，区内分委35元，路北分委40余元，连根据地支部共200元”。襄漳县第一区里开村支部的“党费能定期交纳，完全做到自动”。②浮山县党费的交纳虽不能按月交纳，但是跟三个月前交费的数目来对比的话，依然可以窥视出乡村党员交纳党费积极性的提高：
在上三个月共收党费87元，而四五六这三个月则共收了185元，增加了98元，从交党费人数上看来，共417交费的。③
综上所述，中共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然而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乡村党员在交纳党费时却不主动、不自觉、不规范，党费的交纳大都是靠上级党组织的催促而完成的。党员教育的缺失、敌后形势的严峻以及乡村党员经济生活的贫困，是制约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主要原因。对此，华北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而这些应对措施的实际效果则是比较明显的，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也有了很大意义上的进步。通过对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实态的深描，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历史源流，即中共党组织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长于尊重个体继而调适组织的动员型革命政党。中共各级党组织在革命理想性与现实复杂性、组织集体性与党员个体性之间找寻最佳临界点的探索实践，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逐渐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全骜颉】
摘 要 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然而，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乡村党员在交纳党费时却不主动、不自觉、不规范。党员教育的缺失、敌后形势的严峻，以及乡村党员经济生活的贫困，则是制约乡村党员交纳党费的主要因素。对此，华北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随着党员教育的深入、惩罚机制的启动、党费交纳制度的调整，以及党员经济地位的上升，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也有了很大意义上的进步。
关键词 乡村党员，党费交纳，应对，华北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22-0014-06
作为一个动员型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技巧是有目共睹与颇具成效的，然而，任何的组织和动员无一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党的经费问题历来就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和动员工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党员交纳的党费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规定的党员的基本义务之一。以往学术界大都强调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必然性和天然性，但是近年以来随着学术界对于诸多历史细节的重新解读，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高桥伸夫通过对河南省党组织内部结构的分析，认为1927～1929年河南党组织的经费缺乏，下级支部很难完成党费的征收工作。①无独有偶，我国学者王奇生也通过对广东地下党组织的研究，指出广东省委尽管在1927～1932年间制定了党费的征收条例，并要求下级党部严格执行，然而这个时期的广东地下党员大多数没有交纳党费。②王建华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情况的整体考察，认为中共在党费的收缴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随着上级党组织对于党费收缴新办法的积极探索，党费的收缴才最终走出了形式主义上的误区。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深化了学术界对于民主革命时期党费征收和收缴的整体认识，不过就笔者所知，上述研究大都是从组织史的研究路径出发，重点关注党费征收的制度层次上的运行与实践，而相对忽略党费交纳的主体。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的未刊档案资料，试图从乡村党员的角度上来解析华北根据地党费交纳的多元面相与复杂场景，以期深化革命史的研究。
一、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历史实态
交纳党费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的基本义务之一：
不能以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共产党员按月或定期缴纳党费，是应尽的义务。这与服从党纲、党章、党纪和参加党的组织为党工作，同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④
对于党费的交纳，中共各级党组织历来十分重视，因为党费的交纳不仅仅只是一种党员从经济上对党组织的帮助与支持，更是一种强化党员思想认同与组织纪律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尤其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华北根据地的区域性执政党之后，党员交纳党费的这层象征意义也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针对党员的党费交纳，中共中央曾多次就党员党费交纳的数额、期限以及惩罚机制等问题做出过具体的决议。1938年中共中央就颁布了《中央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规定党员交纳党费的数额应按照以下比例来执行：
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一五元以下者交百分之一，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一六元—三十元者交百分之二，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三一元—五十元者交百分之三，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五一元—七十元者交百分之四，每个月固定收入在七一元—一百元者交百分之五。每月没有固定收入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其应交党费数目得由地方党部酌量规定。①
1941年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央关于党费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标准：
农业手艺工人及贫农中之党员及候补党员，每月缴纳五分。②
除了中共中央曾针对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作出过明确的规定以外，华北根据地的各地方党组织也特别重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诸事宜。太岳区党委在二次组联会上就对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做过具体的规定：
凡是党员必须按月缴纳党费，无特殊原因二个月不缴者开除党籍，党员外出时在一月以上者可交所在地组织，一月以下者应缴原组织，不得因外出（工作外内）迟交或不交，无故迟征或预交一律不收，并给予严格批评；无故缴纳者须向支部按期报告，经支部讨论通过分区委以上的党委批准始得免缴。③
太行区党委甚至将交纳党费列为党员的起码标准之一，④尤为注重党费交纳在审查党员和整理支部中的作用。
尽管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十分重视，但是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乡村党员对于党费交纳的执行与实践却并不是特别理想，部分乡村党员交纳党费不主动、不自觉，党费的交纳大都是靠上级党组织的催促而完成。平顺李庄村支部党员靳双真“自参加党后到现在，只开过两次会，交过党费一个大铜板，如叫开会，就说我有孩子出不去，而不去交纳党费”。⑤潞西×村支部党员“石贵成，自己说，我说不参加吧，双全非叫不行，不顶事，说你少三个月，不交党费，开会不到”。⑥垣曲白鹅村支部“支委王宁现在是二个月未交党费，准备六个月不交党费自行脱党”。⑦定襄405支部一些党员“党费不交，分委要时也不给，这些党员是太落后”。⑧安泽上三交村支部党员“在整理之前他们都没有交过，只知道谈过党费，对它的意义也不明白”。⑨翼城大河村支部“半年来未交过党费的郭生先同志说把人忙的就没工夫开会，我说纳几个党费，从这也没有纳”。⑩
党费的交纳是一种制度，这就不仅要求党员交纳足额的款数，而且还要求党员按照党费交纳的制度来交纳。在这一点上，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执行也是较差的。昔西“党费现在还很多支部不交，如昔西七区的支部整个未交，而交的也不按制度，如几个月不交或一次交三个月，或十二月还交十月份的，或不经过本人同意别人替交”。{11}武乡党员“自行交纳党费的很少，每月一分或一个大枚（大铜板），有的交了一角钱，等于交了十个月党费，以后就免交了，这叫做预交党费”。①平顺的乡村党员“教育工作进行的很差，也不按制度交党费”。②
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历史实态彰显出了中共革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特定张力，也实践着中共革命所需要面对的困难和阻碍。
二、制约党费交纳的时代溯源
在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确实存在着不理想和不规范的情况，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乡村党员的消极与落后而导致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战时形势和贫困的经济生活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两个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初期，为了适应敌后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华北根据地党员的数量得到了空前的增长。
以冀中区为例，1940年底，“就有党员9万人左右，为1938年4月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8000余名党员的11倍”。③
党员短时间内的大量发展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重发展而轻教育的倾向尤为严重。太岳区×村支部的党员就曾批评过这一倾向：
支书一点都不负责任，不召集我们开会，不教育我们，只说漂亮话，使我们参加了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到月底跟我们要两个大铜板。④
浮山河底村支部也是如此：
（党员）交纳党费时也总得催一催，又有个别同志是被支部同志看见他成分、老实而发展进来的，过去现在都没有什么教育，认识上就更马虎了。⑤
党员发展的盲目与党员教育的缺失造成了部分乡村党员对于党费交纳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武乡，乡村党员对于党费交纳的认识综合起来有三种：
为了纪念党，永远记着。缴纳党费是为了党知道自己是党员，党并不是想要你的钱。缴纳党费给党做用费，买纸印小册子来教育党员。⑥
繁峙第二区庄旺村党员测验中也曾经问党员为什么要交纳党费，“有一个同志答上级，那么一群人不交党费吃啥呢”。⑦冀热辽×村支部的有些“同志了解，党费即是党章，服从组织就是党纲，支书认为交纳党费是‘义气，党费是给工作人员买纸笔用的”。⑧对于党费交纳认识上的错误直接制约着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各区基本上都处于残酷的战时环境之中，再加上敌后农村居住环境的分散和偏僻，乡村党员的组织活动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因此党费的交纳也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尤其是日伪军的持续扫荡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的严峻性。平顺七子沟村支部刚建立时，党员还能自动交纳党费：
（但是）政变后有些党员不在家了，领导也松懈了，因此以前的组织生活不健全，上级不来就不开会，党费很难征收。⑨
和顺横岑村支部：
二月扫荡后工作又垮了台，原因是在扫荡时敌人抓住人就问，你在党不在，汉奸唤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名字，把同志们都吓坏了，战争中的损失又大，特务又很活动，不断地制造失败情绪，群众和党员都在愁着活不下去了，一直到我们来，没有开过小组会，党费也不交了，谁也找不到谁。⑩
安阳×村支部“在顽固分子正在捣乱的时候，支部工作陷入停顿，小组会也不开了，党费也不交了”。①武乡也是如此，上北漳村支部由于日伪的扫荡，“组织生活一年多也没有开，分委来也是收党费，这时党费是支书一个人交，也不向党员收”。②客观形势的严峻也是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不理想和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华北根据地党员的社会构成中，贫雇农与中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这些贫雇农和中农党员的经济生活本来就比较困难，入党之后由于日伪的扫荡以及工作等方面的原因，自家的经济生产水平就更为下降了。夏县×村支部党员赵补存在“1941年大扫荡后被敌人捕去，后被敌人杀死，现只留下一个老母亲，生活非常的困难，只有六七亩地”。③华北根据地的乡村党员不仅要时刻面临着战争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风险，而且还要承担着因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各种运动而消耗的经济成本。武乡下同村支部的一个党员：
因积极工作致误了生产，将地荒了，舆论评论为“哼，穷家落户的，见人家抗日，他也做抗日工作，把地荒了可吃啥”。④
尽管乡村党员所交纳的党费仅占他们家庭经济收支中的较小一部分，但是当这些乡村党员处于绝对贫困的生活状态时，为数不多的党费交纳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经济负担。在武乡大肖村支部便是如此，一些党员生活困难，“以至于分委要党费像讨饭的一样，要了三次还不知交了没有”。⑤浮山河底村支部“有二个不能交纳的党员也是因穷而不能交”。⑥
可见，经济生活的贫困也是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改善和提高乡村党员的经济生活水平，才能为其创造一个交纳党费的物质保障，也才能强化乡村党员对于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感。
三、中共各级党组织的应对与效果
针对部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不理想、不规范的问题，中共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加强党员教育，进而提高乡村党员对于交纳党费意义的认识。党员教育是党员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党组织将党费的交纳等党的基本知识内化到个体党员思想意识深处的一种重要途径。太岳区襄漳县第一区里开村支部就曾经进行过测验式的党员教育：
题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有什么条件可以参加共产党，为什么要交党费，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⑦
太行区黎城县也特别注重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要求各支部：
使党员首先了解一个党员的基本条件和如何进行支部工作、秘密工作、党费工作，进行普遍的党建知识，克服只发展不教育的偏向。⑧
北岳区繁峙县则在党小组会上重点讲解：
什么是共产党，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件，党员做些什么，什么是支部，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什么人可以加入党，支部小组的秘密和党费。⑨
经过历次的党员教育，华北根据地的大部分乡村党员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党费交纳的重要意义，交纳党费变得主动和规范。霍县西庄支部的党员“在缴纳党费上除白山村两个人外，其余都能按期缴纳”。⑩翼城县大河支部在小组会上进行了党费意义的讲解之后，“除有个别党员还有不交党费的现象外，其他党员都自动交了党费”，{11}效果比较明显。
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能否有效地利用纪律惩罚机制来对乡村党员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管理是关系到中共革命能否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影响因子。交纳党费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的基本义务之一，中共各级党组织也启动了纪律惩罚机制，以促使乡村党员履行交纳党费的基本义务。沁源王冈村支部“四零年就清洗了两个异己分子，原因王盛明任小组长，贪污党费，贪污了合作社的东西”。①潞西×村支部在整理支部期间洗刷党员八名，其中四名跟不交纳党费有关：
苗丕观，因数月不缴党费，经批评说服不改；李永盛，任过编村长，贪污，数月不缴党费；苗长生，任过支组，不工作，不缴党费；苗吉曾，滑头，不工作，自私自利，数月不缴党费。②
党组织的纪律惩罚机制对于乡村党员交纳党费的督促和规范作用是很明显的。例如：阳高三区×支部开除了不起作用、不能开会、不交党费的12个党员之后，其他党员就“能推动起来，他们工作责任心很强，如按时交党费，坚持各种制度”。③
调整党费交纳制度中不合实际、不便操作的内容，进而逐步适应华北根据地的复杂形势，也是中共各级党组织为规范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事宜所采取一种应对措施。1938年3月，中共中央就修正了“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的规定，而改为“无故不交党费连续三次以上者，党组织有权对其进行处分，直至开除党籍”，④为乡村党员特殊情况的出现保留了较大的空间。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将党费按月交纳调整为“党费应每月缴纳，但因零钱困难或特殊原因愿将一年内应缴党费合为一次或数次提前缴纳亦可”，⑤使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变得更为灵活，从而更为适应战时环境严峻和支部保密的需要。1942年太岳区沁源县委也调整了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时间，由每月交纳一次改为每三个月交纳一次：
因为三个月交一次，克服了同志们一时没有钱和没有零钱的困难，所以一传达各支部都很高兴，并说，不要费过去那样麻烦了，所以各支部都能按制度交纳。⑥
1944年壶关县委则通过设立“党费日”来提醒乡村党员交纳党费，壶关各支部的党费交纳：
（过去）没有一定时间，随时收的，因此八月的党费九月才交，九月的十月才交，时常退后一月，自九月规定每月一号为党费日，自一号至五号收齐，这比较好些。⑦
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党费交纳制度的部分调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灵活性和务实性，也反映出了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乡村党员个体的尊重。
提升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经济地位，改善乡村党员的生活水平，为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提供一个经济上的条件。在华北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等各项革命政策的实施，再加上乡村党员获取经济利益的途径也相对广泛，所以到了抗战的中后期乡村党员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上升速度也是较快的。在繁峙县第五区下汇村支部，党员经济地位的上升比较明显，⑧44个党员原来的经济地位是：
工人1个，贫农33个，中农8个，富农2个，经过几年的变化则大大不同了。原来工人1个，到现在已上升为贫农了，有了地种了；原来贫农33个，已有14个上升为中农，工人转过来1个，现在贫农20个，已由原来成分减少了13个；原来中农8个，有14个贫农党员转为中农，并有4个中农转为富农，中农党员18个；富农党员2个，现在有4个中农转为富农，现有富农党员6个。⑨
经济生活获得提升和改善之后，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对于党组织的认同感增强了，交纳党费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浮山一区小卫行政村支部党员杨金永的经济生活上升之后，意识到：
共产党将来要做到那儿个人也能吃上好的，那些人也能穿上好的，要把咱这社会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咱们可得好好努力干，要服从党的调动，服从党纲，服从小组长的领导，还要交党费。①
随着党员教育的深入、纪律惩罚机制的启动、党费交纳制度的调整以及乡村党员经济地位的上升，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工作有了很明显的进步。垣曲县的“党费要尽可能的交，二年来多数支部都交过，计一区分委交过50元，二区子弹数百发，三区120元，区内分委35元，路北分委40余元，连根据地支部共200元”。襄漳县第一区里开村支部的“党费能定期交纳，完全做到自动”。②浮山县党费的交纳虽不能按月交纳，但是跟三个月前交费的数目来对比的话，依然可以窥视出乡村党员交纳党费积极性的提高：
在上三个月共收党费87元，而四五六这三个月则共收了185元，增加了98元，从交党费人数上看来，共417交费的。③
综上所述，中共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经费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期自动交纳党费也是党章中所规定的党员基本义务之一，然而华北根据地建立之初，乡村党员在交纳党费时却不主动、不自觉、不规范，党费的交纳大都是靠上级党组织的催促而完成的。党员教育的缺失、敌后形势的严峻以及乡村党员经济生活的贫困，是制约乡村党员党费交纳的主要原因。对此，华北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而这些应对措施的实际效果则是比较明显的，乡村党员的党费交纳也有了很大意义上的进步。通过对华北根据地乡村党员党费交纳实态的深描，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历史源流，即中共党组织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长于尊重个体继而调适组织的动员型革命政党。中共各级党组织在革命理想性与现实复杂性、组织集体性与党员个体性之间找寻最佳临界点的探索实践，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逐渐走向胜利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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