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陈独秀出版的几册呐喊集

    李润波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经历又十分曲折的人物。从“五四”时期新文化的旗手、进步青年的导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初期的中央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又成为托派的领袖人物，1932年因发表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演说而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狱，出狱后曾为全民抗战奔走呼号，直到1942年去世。

    然而，鲜为当代人所知的是，在日寇全面侵华初期，他曾为全民团结抗战而四处演说，奔走呼号，为抵御日寇侵略做出过积极贡献。

    193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下，陈独秀被释放出狱来到武汉。一向关心抗战的陈独秀，面对国家山河破碎、人民生灵涂炭的局面，毅然谢绝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拉拢，决心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为已经开始的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而奋力呐喊，并凭借自己多年对国内外社会变化的观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还通过演说或发表文章的形式，迅速传播到社会，而且，为扩大传播面，将有关文章和演说汇集出版。目前我们发现的不同版本共四种：《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我们断然有救》、《告日本社会主义者》。陈独秀出版第一册时，曾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但多数出版社碍于他的政治主张，都怕招惹麻烦，不敢接活，最后通过广州旧友，联系在广州东亚图书馆结集出版。第一册面世后，非常走俏，毕竟是他沉寂十年后第一部作品，而且内容是那样的切中国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所以很快销售一空，以后又随着局势的变化，相继出版了四部文集。这四部文集，基本反映出陈独秀当时卓越的政治思想水平、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对时局发展的超常的判断能力。为便于读者对他和他所著的宣传册有个大概了解，兹做简要介绍。

    陈独秀的第一个单行本是《我对于抗战的意见》，32开本，书名由本人书写，序言也为本人所作。内容收录了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间所写的文稿，包括《抗日战争之意义》、《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共五篇。这五篇文章，只有第一篇被当局允许发表过，其余“暂缓登载”。不过第二篇和第三篇曾在武汉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做過演讲。第二个单行本为《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1938年4月初版，32开本，收录了陈独秀的三篇抗战文稿。包括《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对于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深入合作、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1938年上半年，抗战到了最艰难阶段，日军已经侵占华北、华东和华南大部地区，国民党军主力退守到西南边陲一带，国人无不为之焦虑担忧，当此之际，他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分别为《我们断然有救》、《抗战与建国》、《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国民党究竟决心采取哪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于当年8月汇集出版。偏重论述抗战自信心和艰难时局下的建国方略问题。第四个单行本主要是给日侨看的，1938年11月出版，也是32开本，收录六篇文章，包括《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我们为什么而战》、《说老实话》、《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八一三》、《敬告侨胞》。其中第一篇以说理性很强的语词，呼吁日本社会主义者，起来反对侵华战争，后几篇也就抗日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呼吁国民和华侨，团结一心，坚持抗战到底。

    通过这四个小册子，不难看出陈独秀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为全民抗战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后来都基本得到了实施：

    一、主张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抗战。陈独秀出狱后，在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的情势下，及时转变自己的政治主张，由先前的抗日反蒋转变为联蒋抗日，拥护国共第二次实现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陈独秀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缘于时局发生的变化——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全国政权，控制着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各个方面，且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然昭告天下“言和即为汉奸”，并在军事上努力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有鉴于此，陈独秀才从大局出发，不计前嫌，提出全国各党派要一致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的主张。他强调“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在“民族垂危的今天，在野的党派应该心口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

    二、提出持久战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景，陈独秀有着自己的认识，认为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不是两个国家军备相等的战争，而是军备贫弱的中国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远远超过我们，在经济上也比我们强大很多。基于这一客观事实，陈独秀不赞同 “速胜论”观点，强调中国的抗战只能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和消耗战，只有采取与正规战相结合的游击战，才能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陈独秀在他的《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的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他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他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群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因此要想抗战到底，进而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就必须“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当时能够敏锐的产生这样认识的政治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陈独秀。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也是看了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才赞成这种形势分析的。动民众共同抗战是胜利的保证。因为抗日战争“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因为他们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他一切的敌人”。依据上述认识，陈独秀呼吁国民政府“党政当局，应该积极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因为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民众蜂涌起来，“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为达到全民抗战，陈独秀主张“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他的这个观点，最终也被国共两党所实施。

    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