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宗斌+王鑫
[摘要] 马克思、列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并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对外投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这种分析不仅完全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现实,而且对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列宁; 对外投资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_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8)01-0033-04
马克思的对外投资理论
马克思的对外投资思想形成于商品输出占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剥削性。虽然马克思没有创立系统的对外投资理论,但是其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关“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是研究当代国际投资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们分析当前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由此形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他矛盾,在造成人口相对过剩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本的相对过剩。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的产生一样,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而得到补偿的资本的过剩。也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这终究是生产过剩,因为资本已经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来剥削劳动……”1总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是同时并存的非暂时现象,而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则为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可能性。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资本家必然会从各方面去寻找出路。马克思认为其解决方法无非有二:其一是把在价值上与全部追加资本或其一部分相等的资本闲置下来,甚至使它部分地毁灭;即是说,资本的过剩,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来解决的。这种方法无疑是通过牺牲生产力的发展来获得经济的暂时平衡,显然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种方式不可取。其二,把资本输向国外即对外投资。对此,马克思写道:“如果资本输出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1这是因为先进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往往高于落后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利润率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利润率高,由此造成落后国家的利润率高于先进国家的利润率。显然把资本输向国外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而且可以为资本家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这种解决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有利,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资本输出具有客观必然性。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殖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具有国际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而增殖性和剥削性是资本的两大特征,过剩资本到异国他乡开拓市场、寻找原材料和榨取利润,就必然具有国际剥削和掠夺的性质。资产阶级通过资本输出和不等价交换,在“竞争”中摧毁了落后国家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并使之成为主要生产初级产品的殖民地商品经济。“资产阶级……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4正是通过这些手段,“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
列宁的对外投资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代替竞争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输出开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迅速发展为帝国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列宁在马克思关于过剩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展了关于资本输出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剥削性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剖析。
列宁认为,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发展,加速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也加速了过剩资本的形成,从而使大规模资本输出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垄断统治必然加重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使极少数垄断资本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其次,少数最富裕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垄断统治地位,它们依靠巨大的经济力量疯狂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攫取了大量垄断利润。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6再次,由于银行和信用事业的巨大发展,也使垄断资本家有可能集聚或集中起巨额的货币资本。此外,列宁指出,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7。即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许多落后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落后国家必要的基础设施也为发展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这一切都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资本输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按照列宁的观点,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控制了国内有利的投资场所和部门,从而阻碍了在已经建立起垄断统治的一些地区和部门创办新企业。如此一方面垄断资本可以凭借其垄断优势获得巨额利润,它们不再热衷于通过追加投资来获取利润;另一方面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使得资本家不愿投资于国内一些利润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这样对于那些手里积聚了极其巨大的货币资本的垄断资本家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对外投资,向利润率较高的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同时,大量的垄断过剩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即是说,资本家不会把它们用来提高国内各地区或部门的投资密度,更不会用于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正如列宁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往国外,输出到落后国家去,以提高利润。”1假如资本家肯把所谓过剩的资本用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消灭经常存在着的大量失业人口;或者在农业大大落后工业的情况下,肯在农业上多投入一点资本,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资本过剩了。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都是办不到的事情。过剩资本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外扩展。
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虽然促进了这些国家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其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资本输出更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落后国家,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重要手段。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控制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仅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到残酷的剥削,而且直接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控制。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尤其是“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2。对此列宁进一步论述:“在大战前夜,三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一千七百五十亿至二千亿法郎。按百分之五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每年会有八十亿至一百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为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3总之,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结果,使这些国家日益走上殖民地附属国的道路,使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者国民经济按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畸形发展,成为替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农产品和矿产原料的附庸。
马克思、列宁对外投资理论的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各国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融合发展,经济一体化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列宁的对外投资理论依然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对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和参考意义。
首先,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也是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列宁在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分析中,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导致的过剩资本的大量存在、银行和信用事业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日渐形成以及落后国家必要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客观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将近40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对外贸易也稳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教育与人力资本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以上种种,也都为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经过几十年相对和平的发展,经济实力大都有了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人才方面的联系、沟通和交流也日益频繁,世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一切同样也都为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其次,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也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在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必然性分析中,科学地阐释了对外投资是资本主义国家追逐高额利润或者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唯一出路。目前我國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立足全球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于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而言也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新常态要求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以往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外投资有利于获得国外技术溢出,促进我国创新能力提升,以及解决我国部分行业存在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目前世界范围内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而对外投资有利于我国绕过其他国家的各种非关税壁垒,开拓和维护出口市场。此外,对外投资有助于我国实现资源稳定供应,有益于我国跨国企业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以及分散资产风险。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以及新时代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后,互利共赢应是也确是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列宁在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剥削性分析中,科学地阐明了对外投资是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掠夺落后国家,把它们变成自己附属国和殖民地的重要手段。我国不应把对外投资当成是马克思、列宁笔下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其他国家的工具,而应把它当成是实现各国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互利共赢确实是新时代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的最终目的。以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和以“五通”为重点建设内容的“一带一路”不是中国自己制定规则,然后让其他国家去遵守,也不是中国仅仅基于自己的发展需要而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不是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去牺牲他国利益,而是主张各个国家共同商议,基于各个国家自身的情况,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发展成果也由大家所共享。总之,只要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能够与东道国一起本着包容共享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张宗斌,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鑫,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 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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