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典籍传说”与“出土器物”看东夷乐舞文化
许琳琳
摘要：本文整合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传说和各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以出土的具体实物印证典籍文献记载传说中的文字，以典籍传说与出土器物相配合论证的方式，通过合理、严谨、科学的思维再加工能动性地还原曾实际存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极端模糊的非物质性乐舞概貌。
关键词：典籍传说 出土器物 东夷 乐舞
东夷人的乐舞文化仍然处于一种相对原始混沌的状态，这是由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主观与客观之间、现实与幻想之间混乱不分造成的，它必然“与当时的舞蹈、绘画、宗教、哲学、医药学等方方面面有交叉点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或者特定阶段是混同为一的。”
乔玉光曾指出，民族的历史文化，概可分为“物质化”与“非物质化”两套承传系统。因此对东夷乐舞文化而言，“非物质化系统”和“物质化系统”在音乐文明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动态演变及实现各种音乐活动的动态展示上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非物质化系统”以具体的音乐行为（乐、歌、舞）承载，人们通过对它的感悟、接纳、交流、倾听实现其功效。“物质化系统”以“器”、“物”的具体形式承载并留存给后代，起到实际意义上的传承作用，例如以出土乐器和载有音乐活动内容的石刻图像等材料遗存反映东夷人的史前音乐生活。
东夷乐舞作为华夏原始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存在着形体艺术——舞蹈、时间艺术——声乐、造型艺术——器乐三种具体艺术形态。一般来说，虽然舞蹈和声乐在出现时间上要早于器乐，但由于它们具有鲜明地视觉性、听觉性、瞬间性等非物质化特点，因此要了解它们的原生状态只能通过考古挖掘发现的图像遗存中获得，或者是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只字片语加以论证与揣摩，即需要通过物质化系统进行思维、意识的再加工而获得。正因如此，想要了解时代久远的东夷乐舞文化必需要整合、分析、释读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传说、各遗址发掘出土的实际器物，从而以出土的具体实物印证历史典籍文献记载传说中的文字，通过合理、严谨、科学的思维再加工还原那些曾经实际存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已经模糊、混沌的的非物质性乐舞概貌。
东夷乐舞文化虽然年代久远，但其遗存下来相关的传说或记载却比较丰富。《吕氏春秋·古乐》对中国原始乐舞的发展渊源与流变有着明晰与系统的概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捶作为鼙鼓、钟、磐、吹苓、管、埙、蕊、招、稚、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在这一段对于中国原始乐舞的描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内容基本上是对东夷乐舞发展、传承的描述。虽然在该文献叙述中黄帝、尧等人物，不属于东夷文化任务序列，但他们应该不过是托名之者，文献中所记录的受君王之命制作乐舞的人却是质、皋陶、夔龙、瞽叟这些传说中东夷部族的首领。而这些乐舞又大都出自凤鸣之音，而凤正是东夷文化的图腾代表，由此可推文献中所载之乐舞应当是东夷乐舞文化中的“风舞”。“风”为乐名，起源于凤凰之鸣叫，甲骨文中记叙的四方风名都写为“凤”，就与此有莫大的关联。《山海经·海内经》载：“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①由此可见，风舞为东夷乐舞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无疑。
下面我们以典籍传说与出土器物相配合论证的方式，来阐释一下东夷乐舞文化。少昊带有传奇色彩的诞生本身就与乐舞息息相关，晋王嘉《拾遗记》（卷一）记载“少昊……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这里为少昊的出生营造了一个琴瑟相鸣的音乐氛围，从侧面说明了少昊时期东夷乐舞文化的发达。
相传少昊发明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打击类乐器磬和鼓。磐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几种乐器之一，在中国古代音乐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被视为贵族的身份或权力的象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史前社会音乐艺术生活特征，是人们解密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器物。磬在中国古代原始乐舞中的应用在历史典籍中的记录可谓比比皆是。《尚书·益稷》：“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其中的“石”就被认为就是古代原始的石磬，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磬往往出土于大型墓葬。根据墓内其他随葬品的分析，考古专家认为磬的功用主要为乐舞伴奏和祭祀两个方面，并初步具有礼器的功能。在上古传说中，少昊除了发明磬外还研制除了鼓，今天的考古证据表明磬与鼓是息息相关的，鼍鼓更是在东夷文化中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崇，具有礼器的性质。《通志·乐略》引载《世本》：“夷作鼓。”鼓作为乐器的东夷文化属性得到了印证。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陶鼓出土于山东邹平宛城西南庄，这里正属于东夷文明势力范围内的北辛文化。而在山东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遗址以及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文化遗存中也出土了若干件陶鼓。“陶鼓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前两处遗址出土的彩陶‘漏器应属单面陶鼓。”大汶口文化四座墓葬中共发现陶鼓十二件，它们都应当是象征少数高级贵族身份地位的礼乐器。在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掘中，共出土陶鼓二十件，仅见于大中型墓葬。由此可见，陶鼓在东夷文化中应属于极少数高级贵族特权阶层方可享用的礼乐重器，是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东端南部一组有大型陶壶……附近有一堆鳄鱼磷板……附近一堆鳄鱼磷板，……坑口的西南角附近也放有一个大型白陶壶。”李纯一先生认为：“这两件陶壶可能充当鼓框，这两堆鳄皮鼓板可能是蒙在陶壶口上的鳄皮朽化后的残留物，这和‘以麋革各冒缶而鼓之的情况正相类似。据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华北黄淮平原尚有扬子鳄的自然分布，这就为当时当地制造鼓提供了物质条件”。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在东夷文化圈内墓葬中出土的鳄鱼皮骨板或许是东夷乐舞文化中乐器的遗存——鼍鼓的残骸。从《尚书·禹贡》篇中所记载的“淮夷蠙珠及鱼”和“泗濱浮磬”可以推知，商代时用石鼓与鼍鼓配套使用的乐舞制度其源头当来可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存在的东夷乐舞中找寻到。从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鼍鼓”来看，它们发现于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应当是地位高贵的部落或方国特权阶层。大汶口文化正是史前东夷文明的典型文化遗存，鼓类乐器在东夷乐舞文化中确实已登上历史舞台，并在祭祀中发挥礼乐乐器的作用。
注释：
①有的专家认为鼓就是指的东夷首领瞽叟，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里的"鼓"是钟鼓之乐黄钟的前身，介于对该文献全文意义的把握，笔者倾向于前者说法。
参考文献：
[1]黄厚明，陈云海.中国史前音乐文化状况初探[J].中原文物，2002，（03）.
[2]乔光玉.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J].华夏考古，2005，（02）.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摘要：本文整合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传说和各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以出土的具体实物印证典籍文献记载传说中的文字，以典籍传说与出土器物相配合论证的方式，通过合理、严谨、科学的思维再加工能动性地还原曾实际存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极端模糊的非物质性乐舞概貌。
关键词：典籍传说 出土器物 东夷 乐舞
东夷人的乐舞文化仍然处于一种相对原始混沌的状态，这是由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主观与客观之间、现实与幻想之间混乱不分造成的，它必然“与当时的舞蹈、绘画、宗教、哲学、医药学等方方面面有交叉点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或者特定阶段是混同为一的。”
乔玉光曾指出，民族的历史文化，概可分为“物质化”与“非物质化”两套承传系统。因此对东夷乐舞文化而言，“非物质化系统”和“物质化系统”在音乐文明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动态演变及实现各种音乐活动的动态展示上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非物质化系统”以具体的音乐行为（乐、歌、舞）承载，人们通过对它的感悟、接纳、交流、倾听实现其功效。“物质化系统”以“器”、“物”的具体形式承载并留存给后代，起到实际意义上的传承作用，例如以出土乐器和载有音乐活动内容的石刻图像等材料遗存反映东夷人的史前音乐生活。
东夷乐舞作为华夏原始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存在着形体艺术——舞蹈、时间艺术——声乐、造型艺术——器乐三种具体艺术形态。一般来说，虽然舞蹈和声乐在出现时间上要早于器乐，但由于它们具有鲜明地视觉性、听觉性、瞬间性等非物质化特点，因此要了解它们的原生状态只能通过考古挖掘发现的图像遗存中获得，或者是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只字片语加以论证与揣摩，即需要通过物质化系统进行思维、意识的再加工而获得。正因如此，想要了解时代久远的东夷乐舞文化必需要整合、分析、释读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献传说、各遗址发掘出土的实际器物，从而以出土的具体实物印证历史典籍文献记载传说中的文字，通过合理、严谨、科学的思维再加工还原那些曾经实际存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已经模糊、混沌的的非物质性乐舞概貌。
东夷乐舞文化虽然年代久远，但其遗存下来相关的传说或记载却比较丰富。《吕氏春秋·古乐》对中国原始乐舞的发展渊源与流变有着明晰与系统的概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捶作为鼙鼓、钟、磐、吹苓、管、埙、蕊、招、稚、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在这一段对于中国原始乐舞的描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内容基本上是对东夷乐舞发展、传承的描述。虽然在该文献叙述中黄帝、尧等人物，不属于东夷文化任务序列，但他们应该不过是托名之者，文献中所记录的受君王之命制作乐舞的人却是质、皋陶、夔龙、瞽叟这些传说中东夷部族的首领。而这些乐舞又大都出自凤鸣之音，而凤正是东夷文化的图腾代表，由此可推文献中所载之乐舞应当是东夷乐舞文化中的“风舞”。“风”为乐名，起源于凤凰之鸣叫，甲骨文中记叙的四方风名都写为“凤”，就与此有莫大的关联。《山海经·海内经》载：“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①由此可见，风舞为东夷乐舞文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无疑。
下面我们以典籍传说与出土器物相配合论证的方式，来阐释一下东夷乐舞文化。少昊带有传奇色彩的诞生本身就与乐舞息息相关，晋王嘉《拾遗记》（卷一）记载“少昊……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这里为少昊的出生营造了一个琴瑟相鸣的音乐氛围，从侧面说明了少昊时期东夷乐舞文化的发达。
相传少昊发明了沟通天地、人神的打击类乐器磬和鼓。磐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几种乐器之一，在中国古代音乐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被视为贵族的身份或权力的象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史前社会音乐艺术生活特征，是人们解密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器物。磬在中国古代原始乐舞中的应用在历史典籍中的记录可谓比比皆是。《尚书·益稷》：“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其中的“石”就被认为就是古代原始的石磬，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磬往往出土于大型墓葬。根据墓内其他随葬品的分析，考古专家认为磬的功用主要为乐舞伴奏和祭祀两个方面，并初步具有礼器的功能。在上古传说中，少昊除了发明磬外还研制除了鼓，今天的考古证据表明磬与鼓是息息相关的，鼍鼓更是在东夷文化中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崇，具有礼器的性质。《通志·乐略》引载《世本》：“夷作鼓。”鼓作为乐器的东夷文化属性得到了印证。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陶鼓出土于山东邹平宛城西南庄，这里正属于东夷文明势力范围内的北辛文化。而在山东邹县野店、兖州王因遗址以及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文化遗存中也出土了若干件陶鼓。“陶鼓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前两处遗址出土的彩陶‘漏器应属单面陶鼓。”大汶口文化四座墓葬中共发现陶鼓十二件，它们都应当是象征少数高级贵族身份地位的礼乐器。在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掘中，共出土陶鼓二十件，仅见于大中型墓葬。由此可见，陶鼓在东夷文化中应属于极少数高级贵族特权阶层方可享用的礼乐重器，是统治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东端南部一组有大型陶壶……附近有一堆鳄鱼磷板……附近一堆鳄鱼磷板，……坑口的西南角附近也放有一个大型白陶壶。”李纯一先生认为：“这两件陶壶可能充当鼓框，这两堆鳄皮鼓板可能是蒙在陶壶口上的鳄皮朽化后的残留物，这和‘以麋革各冒缶而鼓之的情况正相类似。据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华北黄淮平原尚有扬子鳄的自然分布，这就为当时当地制造鼓提供了物质条件”。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在东夷文化圈内墓葬中出土的鳄鱼皮骨板或许是东夷乐舞文化中乐器的遗存——鼍鼓的残骸。从《尚书·禹贡》篇中所记载的“淮夷蠙珠及鱼”和“泗濱浮磬”可以推知，商代时用石鼓与鼍鼓配套使用的乐舞制度其源头当来可在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存在的东夷乐舞中找寻到。从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鼍鼓”来看，它们发现于大型墓葬，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应当是地位高贵的部落或方国特权阶层。大汶口文化正是史前东夷文明的典型文化遗存，鼓类乐器在东夷乐舞文化中确实已登上历史舞台，并在祭祀中发挥礼乐乐器的作用。
注释：
①有的专家认为鼓就是指的东夷首领瞽叟，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里的"鼓"是钟鼓之乐黄钟的前身，介于对该文献全文意义的把握，笔者倾向于前者说法。
参考文献：
[1]黄厚明，陈云海.中国史前音乐文化状况初探[J].中原文物，2002，（03）.
[2]乔光玉.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J].华夏考古，2005，（02）.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4]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