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史传文言选文内容重构的价值选择

    刘琦

    摘 要 高考史传文言阅读选文是基于原文本的内容重构，本文以近五年的高考语文全国卷Ⅰ该类题型为例，从情节、人物、史料等方面，于章法考究、词句褒贬处，探究选文内容重构的价值选择，以期精准把握其立德树人的考查目标。

    关键词 高考;史传文言选文;内容重构;价值选择

    史传文言选文是全国卷文言阅读较为稳定的选材。囿于结构篇幅、阅读难度等，这些呈现在高考试卷中的选文大多经过剪裁与内容重构。王荣生说：“文言文阅读的要点，是集中体现在‘章法考究处，炼字炼句处的‘所言志，所载道。”为了有效备考，笔者以近五年全国卷I为例，重新审读高考文言阅读选文，于字句细微处，考量情节章法、人物臧否、史料选择等，可见出其内容重构的价值选择与育人目的。

    一、基于阅读语境的情节裁剪

    尽管有所剪裁，高考文言阅读选文相对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在完整的阅读语境中，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等。因此，选文的行文结构、句段勾联等要清晰连贯，有逻辑性，有利于考生从整体上理解文意，有利于考生在上下文的语境中“读懂”文意。以2017年全国卷I《宋书·谢弘微传》为例，“义熙八年，混以刘毅党见诛，妻晋陵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为何谢混死，其妻便以“家事”委弘微？下文中，“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为何才得“入门”谢氏？这其中就关涉选文的删减。《宋书·谢弘微传》原文本：谢混被诛后，“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公主虽执意不行，而诏其与谢氏离绝。”因此，混妻不得已将家事委托弘微。九年后，高祖受命，“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这才是弘微为混家治业九年的“前因后果”，选文虽受高考试卷篇幅所限而作删减，但这对行文的内在逻辑还是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也给考生阅读与理解带来些许困惑。

    关涉到试卷考查点的情节，尤需置于整体语境而然后作适宜裁剪。2016年全国卷I《宋史·曾公亮传》，上文叙述曾公亮治平郑州，下文辄记述曾公亮朝堂参政，“仁宗末年，琦请建储，与公亮等共定大议。”储君设立，国之根本，非一般臣子可为，选文的行文转换显得突兀。显然，上下文之间，选文删减了曾公亮知郑州后仕途升迁的情节：“复入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未几，擢给事中、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除枢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时即为宰相之职位，也就是说，在嘉祐六年，曾公亮拜相，与韩琦共主朝政。此处情节，选文若作适当保留，“首相韩琦每咨访焉”，共议“建储”等内容，考生就更容易理解了。又如，下文，曾公亮之所以以“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身份，代替皇帝接待辽国使者，这主要因为“礼部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统领外事活动。官职、人物身份、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与合理性。2016年全国卷I考查了“首相”“建储”等文化常识，若保留曾公亮“拜相”情节，考生可以在整体语境中有质感地理解“首相”“建储”的文化内涵，试卷也能较好地将文化常识的考查与选文的内容、情节等勾联起来，在阅读语境与文意理解中落实考点，而不是单纯地就文化常识而考文化常识。

    二、基于体式特征的人物臧否

    近年来，全国卷高考文言阅读选文大抵出自二十四史，属于史传体。史传体具有鲜明的体式特征，以实录求真为原则，人物描写讲究“不虚美”“不隐恶”。2016年全国卷I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选文叙录传主曾公亮为政惠民爱民、智除边患、礼待辽使等事迹，体现其“老成持重、沉深周密”的美好品性，文末也不回避其“然性吝啬”“持禄固宠”的缺点。“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遵循人物形象的“美丑必露”，也贴近历史事实，体现了厚重的史学意识和多元的辩证思维，能较好地培养考生的思辨能力和审美能力。稍为可惜的，近年来，高考文言阅读选文内容重构时，往往片面拼凑素材，以彰显人物之“美”，而有意忽视人物的本真之“丑”。

    人物形象的“美丑必露”本为史家笔法。实录之外，史论史传，史家也常于篇头或文尾发声议论，以臧否人物，诸如“太史公曰”“赞曰”“论曰”“呜呼”等，并逐渐具化为史传文学结構章法上的成例。2019年全国卷I《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原文本文末，司马迁明确表明对屈贾的同情：“太史公曰：……悲其志，未尝不垂涕，……赋骚见志，怀沙自伤。”除结构章法上直接褒贬人物外，高明的史家会不懂声色地从“字句细微处”传递出情感之泾渭，是为春秋笔法。2019年全国卷I选文，其中不少词句就暗藏着太史公对人物的臧否。贾谊年二十余，已然发议论于庙堂，何等的意气风发！细读“孝文帝说之”“最为少”“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文句之间，溢动着贾谊“少年得志”之风采，恍然之间，遥相呼应的是司马迁“少负不羁之才”“出入周卫之中”的理想情怀。而“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文句，只一“害”一“短”区区两字，是非曲直，笔端自现，看似实录而已，而暗运春秋笔法，蕴含着“忠而见放，谗者益章”的巨大愤慨，也抑或寄寓太史公隐秘的身世之悲，不觉让人“爽然自失矣”。2019年全国卷I重点考查了“贾谊热心政事，遭到权要忌恨”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内容的概括和分析”和“文言翻译”等题型，这无疑大大促进了考生对选文重点词句的理解，将文言字词与人物形象、人物评价勾联起来，从词语蕴含的褒贬传递出作者的感情倾向，达到由“言”到“文”、“文”“言”融合的考查目标，有效落实“语言建构与运用”“审美鉴赏与创造”等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

    三、基于育人目的的史料选择

    史传人物，或以政绩、或以品德、或以才干烛照后世。传主的嘉行懿德是其得以立传传世的主要原因。例如，2017年全国卷I谢弘微，“或人问史臣曰：‘谢弘微何如？曰：‘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谓名臣，弘微当之矣”（《宋书·谢弘微传》）。因此，沈约在《宋书》中为其立了“佳传”。史传作品较尤为注重史鉴与劝惩功能，所以，史家往往面对庞杂的史料而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和合理运用，以达到丰满人物形象和褒善贬恶的道德目标。2018年全国卷I鲁芝，因“其政绩可称者”，而以为《良吏传》（《晋书·良吏》）。并且在史料选择上的诸多细节，也体现出修撰者突出传主鲁芝形象的用心。高平陵之变，曹爽不知所措。大司农桓范说爽：“若挟天子保许昌，杖大威以羽檄征四方兵，孰敢不从！舍此而去，欲就东市，岂不痛哉！”主簿杨综也谏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见黜，虽欲牵黄犬，复可得乎！”（《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而在《晋书·鲁芝传》中，这些劝谏的语言皆归于“鲁芝之口”，以便于细微处人物形象之丰满。又如，羊祜为车骑将军，让位三人，即光禄大夫李熹、李胤、鲁芝，而《鲁芝传》只提及鲁芝一人，以强化其“为人所重”。显然，史料选择往往是兼具“史实”与“义理之真”，用于资治通鉴。

    为了彰显育人目的，高考选文在上述“良吏”“佳传”原文本基础之上，会再次对史料进行选择，在内容重构中传递时代语境下的“所言志，所载道”。2020年全国卷I《宋史·苏轼传》，由于考生对于苏轼的熟悉程度，这样的选材颇具勇气。而选文对史料的选择与运用也颇具智慧。从时间维度看，苏轼历仁宗、神宗、哲宗、微宗四朝，就叙事广度而言，苏轼文章、朋交，政事、奏议……可谓纷繁。《宋史·苏轼传》原文本9千多字，高考选文则仅为602字，几经裁剪，选文跳出了苏轼“文学大家”的形象窠臼，删减了诸如“乌台诗案”等考生较为熟悉的情节，以传主的“政事”为主要内容，呈现给考生一个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苏轼”，选文缘于教材，而高于教材，更保证了高考试卷的信度与效度。其次，选文的史料选择，还原与丰满了苏轼形象。由于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诗文，高频出现在教材中，于一般的高中学生而言，往往在脑海里固化了苏轼形象。选文给考生展示了更为真实、更为鲜活的苏轼形象，“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提升了考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能力。再次，选文的史料选择，集中彰显了苏轼“为政为民”的核心价值。选文以时间为序，选取苏轼人生不同阶段几个代表性事迹，“因法便民”“提携士子”“知杭抗疫”等，串联起其“入掌书命，出典方州”的生平轨迹，其中可见苏轼的见识卓绝，高洁品行。尤为重要的，任凭朝廷政事更变、个人宦海沉浮，苏轼挺挺大节，始终不变的是其忠义许国、心系百姓的主流的道德观、价值观，选文的内容重构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考查目标与育人目的。

    [作者通联：安徽长丰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