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与社会治理
丁柏铨
【摘要】后疫情时代和疫情时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很难用一条横杠将两个时代严格区分开来。笔者认为：后疫情时代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时代——是人类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中的时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充分验证的时代，是世界各国强烈期盼经济复苏的时代。后疫情时代与疫情时代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在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人们的认知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治理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后疫情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困境有待破解。在后疫情时代，对舆论生态、社会治理与新闻传播的相互作用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呼唤与社会治理相对应和相适应的新闻舆论工作。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新闻传播;新课题
一、引言
2019年底在全球许多国家发生并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动轨迹和交往方式。而从人类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来看，后者使前者意识到未知领域的广袤无垠，各学科学术研究的空间也随之扩大。可以说，疫情时代和随之而来的后疫情时代，使人类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磨难，也使之获得了诸多新的认知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新动力。
有这样一种见解：后疫情时代即疫情结束后的时代，或者使疫情置于全面可控范围的时代。人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经济复苏，我们能够回归到疫情暴发前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许和希望。但有研究者认为：“很显然，这样的认识是极不准确的。我们看到，此次疫情暴发如同一个导火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的影响甚至是不可逆的。”笔者同意“后疫情时代并不是疫情结束后的时代”这样一个观点。
国内著名感染科专家张文宏医生的意见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也面临着新常态，为什么说新常态？因为一旦世界重新打开，人家（笔者按：指别的国家）也新常态，别人的新常态跟我们不一样，可能继续有不少的病例。所以当输入性的病例增加时，我们不要去怪别人，这种新常态是没有办法的，要学会与病毒共同生存。最好就是通过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科研的支撑，在全球范围内尽早一起把疫情给控制住，我相信这个时间点不会太远。”也就是说，后疫情时代也就是进入了抗疫的新常态时代，后疫情时代是人类“要学会与病毒共同生存”的时代。
2020年6月16日，习近平在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提到了“后疫情时代”这一概念（后来也曾再提）。这一概念的所指，以前面的疫情事实为基础，又为后来的疫情事实做了进一步印证和阐明。
笔者认为，后疫情时代是疫情时代合乎逻辑的延续。必须指出：后疫情时代和疫情时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很难用一条横杠将两个时代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在下文所作的论述中，有时会单独提及后疫情时代，有时会同时并提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确认人类社会进入了后疫情时代，深入研究后疫情时代相对于疫情时代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深入研究它们与非疫情时代的差异之处，探讨在后疫情时代语境中的新闻舆论工作和社会治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和亟待研究的课题。后疫情时代，迄今为止已逐渐构成研究社会治理和相当一部分学术问题的特定语境。本文重点研究在后疫情时代的语境中，新闻舆论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及与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相对应、相适应的新闻舆论工作。
二、后疫情时代：一个有着相当特殊性的时代
相比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时代。它在许多方面不仅与非疫情时代（即未受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侵袭的正常年代）迥然不同，而且也与新冠病毒肆虐的疫情时代存在一定的差别。由突如其来、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形成的疫情时代，自一开始就超出了人们能够认知和能够掌控的范围，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也在相當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变数，也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后疫情时代的特殊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后疫情时代是人类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中的时代
在后疫情时代，人类仍然处于疫情的笼罩之中和重压之下。世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虽有所认识，但尚缺乏速战速决、战而胜之之道。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虽然疫情的肆虐程度已经明显下降，但是疫情的威胁还在，远没有根本消除。输入性的病例在一些省、市、自治区始终不见清零，而境内的无症状病例也常有显现。一个地区只要出现一个病例，该地区的风险等级就会骤然升高，防疫警报就会立即拉响。新冠病毒虽不像疫情刚发生时那样猖獗，但始终卡着国人的脖子，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和自由出行。
相比较而言，全球范围内有些国家的疫情仍然非常严重。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3月16日6时3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为1.2亿例（至2021年5月初已突破1.5亿例，死亡人数突破300万——编者）。也就是说，全世界人口中的近七十分之一已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可谓险情不断，灾难深重。至此时，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为30129937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远没有慢下来，在英国等一些国家，新冠病毒还出现了变种。这些变种病毒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围。总之，前所未有的疫情在全球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二）后疫情时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充分验证的时代
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中的世界各国的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和正在发挥的作用。由习近平主席在几年前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其正确性已经被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一再证实。在无孔不入的新冠病毒面前，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行我素、独善其身。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在新冠肺炎病毒这一共同的敌人面前，人类的命运已经实实在在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试图摆脱和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者，必然被彻底孤立和受到相应惩罚。
（三）后疫情时代是世界各国强烈期盼经济复苏的时代
处于后疫情时代中的世界经济像其他任何疫情流行时代一样，必然受到巨大挫折和破坏。不计其数的生命被新冠病毒所吞噬。无数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为了防疫、抗疫，人们需要采取各种非常规措施，包括限制出行自由和流动自由，限制与他人近距离接触，限制大规模的群体性的线下互动活动等。生产和工作受到影响，经济指标下降，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经受了如此巨大的挫折和打击，人类急需改变现状。“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成为各国共同的期盼。受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在新冠肺炎疫情侵袭人类的过程中，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呈断崖式下滑态势，寻求经济复苏是人类的共同期盼、共同追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原先以蛰伏状态存在于某些角落、想抬头却无机可乘，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它们获得了逆潮流而动、抬头作祟的机会，逆全球化走势的思潮也乘虚而入，其实质是将防疫、抗疫政治化，将经济复苏政治化。其言其行与人类的共同性期盼、共同性追求背道而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背道而驰。这是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中的不和谐之音，不仅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而且也不利于全球防疫、抗疫。
（四）后疫情时代是与疫情时代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时代
从时序上说，后疫情时代出现在疫情时代之后，人们都经历过疫情时代，也都处于当今的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于两个时代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着深切的感受。即使如此，也还需要从理性的高度对两者的相同和不同加以对比和思考。对此，笔者有如下见解。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所处的是存在着同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形成的威胁的环境，面对的是同样棘手的病毒疫情（人类至今都还没能完全破解新冠肺炎病毒的密码），经历的是同样的疫情持续（疫情还没有到达尽头），保持的是同样的高度警惕（在不可松懈和懈怠方面前后一致）。一些在疫情时代发生作用的因素，在后疫情时代依然还在发挥着作用。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后疫情时代人们对疫情的认识较以前有所提高（不再会犯“人不传人”那样的低级错误），对治疗和防治新冠肺炎病毒的规律介于有一定认识但尚未完全认识，能够加以一定把控但还不能完全把控之间，对新冠肺炎病毒发生作用的机理既有所掌握又没有完全掌握：社会生活已经基本恢复但又尚未完全恢复正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是在复工、复产过程中继续防疫、抗疫，工作和劳动的辛苦程度、艰难程度远胜于正常年代。
（五）后疫情时代是有着自己鲜明特点的时代
其鲜明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心理结构相比于非疫情时代和疫情时代都有所不同。
在非疫情时代，人们生活在没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环境之中，生活和工作按部就班，心态平稳舒展，遇事心态放松。在疫情时代，人们在病毒面前心存恐惧，未被感染者害怕被感染，已经被感染者害怕失去生命。新冠肺炎病毒带来的许多可怕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心存疑虑和极度焦虑。疑虑和焦虑情绪在相互传播、叠加放大以后，会产生令人恐怖的结果。而在后疫情时代，在中国，人们的恐惧心理虽然未完全消除，但紧张心理已经有所缓解。从全球的情况来看，虽然西方和东方同处于后疫情时代，但是情况殊异。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中，还谈不上在疫情面前心情有所放松。但是这种情况会随着疫情缓解而出现。
其二，后疫情时代始终以保障人的健康和生命为基本主题。
无论是疫情时代还是后疫情时代，基本主题都应该是：密切关注疫情，切实保障和全力维护社会成员的健康和生命。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如果疫情来袭且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应该服从于防疫、抗疫及保障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基本主题。这当中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存权的尊重。
其三，后疫情时代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治理存在和贯穿于任何时代，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黨的十九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际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作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为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后疫情时代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于因病毒引发的潜在危机依然存在，识别和预警疫情危机，防控由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舆情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等，防止潜在危机演化为显在危机，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经常性的重要命题。
三、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出现了新变化
自进入疫情时代开始，我国的社会治理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既表现在社会治理的诸多具体实践中（涉及内容和方法），也表现在社会状况和人们认知结构的深层次变化上（达到了相当深度）。而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较之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其实也是有一定变化的。
（一）社会治理具体实践中的变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提出要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在防疫、抗疫中接受了检验和经受住了考验。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社会治理既是一种宏观治理结构，更是一种微观操作实践。社会治理要与特定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是适应特定“风险性质”和“环境特征”的整合型社会治理结构。面向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做到“基层下沉”，构建以市域社会治理为着力点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又要关注“领域细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风险治理和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提供全面支撑。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由于疫情危机很容易引发其他次生危机，然后是多种危机叠加在一起，使危机的严重程度进一步加剧，因此，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担负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具体是：社会成员广泛地参与到了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这是“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并成为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方面，疫情时代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和更加彻底。不仅在逆行者身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社区志愿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甚至在全体社会成员身上都有所体现。
疫情就如敌情，战“疫”就像战斗。在防疫和抗疫过程中，在疫情极端紧张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甚至需要参照“准战时状态”行事。这充分体现了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特点。那些“反应灵敏”的应急处理方式，在后疫情时代也仍然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使用。与此特点相适应，在处理与疫情相关的问题上，法治手段和行政手段会得到强化使用，令行禁止的特点表现得异常明显。如何发掘这样一种常态中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行报道，是摆在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对社会的网格化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管理者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可以在突发性事件一出现即作出快速反应，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井然有序、忙而不乱，而且可以避免出现管理上的盲点和盲区。事实证明，这种管理方式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是相当有效的。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值得新闻媒体加以研究和进行报道。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各类志愿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志愿者以他们的艰辛劳动和勤奋工作，为社会各方面的成员提供了他们所急需的服务，并送去了社会对其成员的关爱。各类志愿者不仅是令人尊敬的劳动者、奉献者，而且在一些场合甚至充当了社会裂缝的弥合者的角色。在后疫情时代，充分体现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志愿者的作用，应该得到新闻媒体的更多关注。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社区的作用已经和应继续得到充分发挥，其重要性在疫情时代已一再被证实。社区是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单元。党和政府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关爱，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社区的工作进行传递并得到落实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社区也是各类信息的重要集散地。在后疫情时代，新闻媒体应继续给社区重要的一席之地，是理所當然的。
（二）人们认知结构的变化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人们对疫情信息的甄别意识有所增强。这源于新冠肺炎病毒初起时“人不传人”的误识和误传。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出现了信息的误读和误传，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在那以后，人们对于特别重要的信息，往往会通过多元求证的方式进行审慎鉴别，而不再轻易相信单个信息源提供的信息。疫情带来的社会公众认识结构的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现象及其缘由的质疑比以前有所增强。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对此须有清醒的认识。
（三）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
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如前所述，社区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实施，志愿者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新变化的具体体现。“目前，世界尤其是欧美疫情再次蔓延，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严重冲击。国内多点发散式疫情，虽然影响有限，但对经济社会生活仍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社会和人性道德的重构势不可当。重构必须解构。解构与重构的难点在于确定性。而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是绝对的确定性，如此造成政府、企业乃至个人都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与疫情紧密相联的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结构产生并继续产生着深刻影响，以至于经济社会和人性道德在一些重要方面将面临解构和重构。
可以说，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相当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包括市场秩序。在后疫情时代结束之前，社会秩序包括市场秩序都不会恢复到非疫情时代的状态。在这一时代，政府在处理市场和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方面必须更好地发挥相应的调适作用。这其实也是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变化在一个方面的表现。以往，在非疫情时代，政府在市场和经营主体之间不必也不能硬性干预，由市场去依其规律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后疫情时代，市场运行规律受到疫情的严重干扰。在此情势下，政府恰当和适时地进行干预（包括硬性干预），不仅应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须是适度的和恰当的。进行社会治理，需对其中的分寸火候进行恰当拿捏。
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不受时空限制的数字经济（包括网上授课系统、云端会议技术、网络游戏行业等与“宅生活”紧密联系的网络平台）大行其道、优势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经济则受到沉重打击。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进行调适，对实体经济加大扶持力度，出台相应规制促使虚拟的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这是社会治理应当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在这一方面，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非常广阔。
（四）后疫情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困境的破解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出现了某些困境，用非疫情时代的方法难以破解这些困境。在这方面，有待进行深入的探索。
有研究者指出：“在后疫情时代，破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难以有效衔接的困境，应以提高社会服务与管理能力、提升基层行动能力为突破口，使国家治理绩效更高效地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社会公共产品，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更积极地参与国家决策的施行，促进国家治理战略与社会治理愿景的对话与交融。此外，还需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完善‘上下互通的创新型合作治理网络，优化我国垂直行政体系的理性决策模式，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应对未知挑战的能力，并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公共参与创造条件，调动社会资本及基层创造的活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如何有效衔接，确实是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基层行动能力的提升，是使社会治理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另外，上下之间、各方之间取得共识，完善“上下互通”的创新型合作治理网络，也显得至关重要。可以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有着充分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四、后疫情时代：与社会治理相对应的新闻舆论工作
在后疫情时代，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在助推社会治理优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疫情的存在是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种表征，引起相应的舆论事件是常有之事。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舆论事件，是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也会给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提出相应的更高要求。
（一）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使新闻舆论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时段，使新闻舆论传播被置于特殊的情境和语境之中，其作用得到了特别的显现。在此过程中，新闻舆论传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匡文波认为：疫情期间，纸媒“受伤”最大，疫情后依然在低谷徘徊。舆论引导要重视智能手机终端和社交媒体平台，不占领手机终端，一切传播都是零。后疫情时代新媒体出现了如下新特征：微信群获得了公众的较高信任度;社交媒体成为主流势不可当：跨界型的新媒体影响力更大更强。新媒体出现的上述新特征，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严重的疫情对社会舆论格局和舆论舆情机理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波及社会治理。
（二）舆论生态、社会治理与新闻传播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舆论生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自媒体非同寻常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一次次得到彰显。公众作为自媒体数量众多的使用者，在特定情景中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始发点、凝聚点、转折点甚至引爆点，而且每每得到事实的印证，因此，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积极作为，或者必须立即进行纠错。
舆论生态受制于舆论主体和客体。新冠肺炎疫情，即为舆论客体。客体旷古未有，具有特异性是毋庸置疑的。舆论主体几乎人人手中都有自媒体，都可以参与形成舆论甚至成为舆论的始发点，在接触到舆论客体以后，会立即群体性地作出灵敏反应。舆论生态还受制于政治生态。由于政治生态好于以往，舆论生态显得相当活跃。“面对后疫情时代日益复杂的舆论环境，由主流媒体主导的新闻舆论融合生态迫切需要重构，而主流媒体自身整体运营机制的深度融合发展将是必由之路”。在疫情时代的特殊语境中，主流媒体主导的新闻舆论融合生态的重构顺理成章。
针对后疫情时代的舆论生态之变，丁伟指明了媒体融合发展的六大变化：一是线上消费成为新潮流;二是移动直播进发新活力;三是媒体边界极大拓展，“新闻+服务”成为趋势：四是平台化加速發展，用户深度参与生产和传播;五是技术变革成为融合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六是资本层面的融合将助推媒体变革。这些变化，是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生成的，或者说是在这样的时代破茧成蝶的。清醒地认识上述变化，对于做好与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相适应的新闻舆论工作，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三）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责任担当、观察思考和能力本领
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因此，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需要在责任担当、观察思考和能力本领方面有所回应，并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1.体现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在社会治理中，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在后疫情时代，情况就更是如此。
防疫、抗疫，旷日持久。借用一句话来表达：“斗争正未有穷期。”在这种情势下，人们难免出现普遍性的倦怠状态和厌战情绪，这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主要思想症结和行动障碍之一。倦怠、厌战情绪不仅会危及防疫、抗疫，而且会危及经济复苏和社会全面治理。如何针对普遍性的倦怠状态和厌战情绪进行新闻舆论工作，更好地助力社会治理，这是后疫情时代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又并不容易解决）。简单地重复某一个意思，或者一般地宣讲道理，效果都不会好。宜将讲道理和讲生动的、有内涵的故事相融合，把令人信服的道理融入能打动人的故事中，把道理说明白、讲透彻。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由疫情可能带来的灾难，上下、左右尤其需要达成共识、凝心聚力，形成线上、线下“同心圆”，减少内耗、减少阻力。这一点较之非疫情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致力于寻找影响凝心聚力的思想认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探寻公众中存在的疑虑之点和症结所在。这正好是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把公众的认识引向对真理的认知和追求上，在认知和追求真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纠正偏颇的态度和消弭显露偏激的情绪，理性冷静地看待问题;不传播不利于形成“同心圆”的传言、传闻。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对一些重要事件包括敏感事件和棘手事件，要敢于“亮见”，敢于及时作出负责任的回应，使自己成为拥有众多粉丝的、充分体现正能量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在后疫情时代，与新闻舆论传播相联系的社会治理在涉及舆论和舆情时，是与新闻信息畅通流动、公众意见充分表达和健康情绪相联系的。新闻媒体在披露信息时，应当充分体现责任与担当。新闻媒体应及时负责地披露真实的、权威的信息，并认真回应群众关切，而不是三缄其口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
2.彰显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在后疫情时代，社会的现实状况比以前复杂，公众的心理内涵比以前丰富，社会治理的难度比以前增加。与社会治理和新闻舆论传播密切相关的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需作冷静观察与深入思考。须仔细观察舆论和舆情的起落变化，探索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和制约因素，探寻其中的规律。所有这些，都是需用心去做的事情。
在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中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出现过的问题。例如，在特定情境中，政府对于经营主体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进行干预。那么政府的干预在哪些情况下是许可的、在哪些情况下是不许可的？以干预到什么程度为好？应该规避哪些弊端？对于这些问题，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应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思考，经由扎实的采访，作出富于启发性的报道，而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官方的文件。又如，在对疫情的管理中，如何处理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之间的关系？对此，也既需观察又需思考。既不能简单否定必要时使用的行政手段，也不能不顾法律法规的规定动辄使用行政手段。对此，也需要通过认真观察和深入思考作出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回答。
在后疫情时代，在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中，在对外传播中，都有许多与以前不同的地方，需要通过观察和思考，准确认识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精准把握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国家关系的变化，进而把握变化的缘由、变化的实质、变化的体现、应对的策略。这是做好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前提条件。
3.施展不俗的能力与本领
在后疫情时代，以助推社会治理优化和专事新闻舆论传播为己任的新闻业界人士，需练就更强的能力与本领。需要提高见微知著的能力，从“风起于青萍之末”中捕捉、识别风险和危机的征兆，准确进行具有前瞻性的舆情研判，练就发现力和识别力;具有以舆论引导化解社会矛盾和极端情绪的能力和功力：具备高举旗帜引领舆论导向的能力和本领：针对公众的心理进行舆论舆情引导和心理引导，采用公众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引导，用可望获得最佳效果的方式进行引导。练就上述能力和本领，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下功夫苦练。新闻传播学者进行学术研究，须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以自己对于亟待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和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帮助和推动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不断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助推社会治理，使之达到优化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