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谍战剧“反类型”背后的爱情伦理叙事

    甘竹溪

    在题材开掘过度的现实下,内涵愈发浅薄、情节愈发同质、滥用言情元素成为了阻碍谍战剧正向发展的三座大山。而柳云龙执导的《风筝》,能在娱乐时代勘破虚无浮夸的市场表象,以零流量零宣传的开局获胜,其根本原因在于类型突破与创新。本剧秉承着为信仰立传,为千千万湮灭无考的情报工作者正名的信念,实现了谍战剧的逻辑修正、情感新叙与使命传承,在讴歌信仰的路途中演绎出时代需求的嬗变与发展。笔者将以剧中饱满而富于变化的情爱叙事为例,解读谍战剧进入“2010”年代后的开放性创作观念。

    一、 情感消费叙事——烂漫写意的青春之爱

    谍战剧由建国初期的反特片脱胎而来,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产电视剧的经典类型以及主流消费品。进入2010年后,良莠不齐的市场现状严重影响了谍战作品的思想性,政治意识导向退居为时代背景,文化情感消费登上前台,越来越多的谍剧以言情为噱头,甚至任意嫁接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职场剧的文本特征,导致了价值语言的含混与错位。

    以谍战剧与青春偶像剧的融合为例,谍剧本身并不排斥青春情感元素,但情节比例与思想深度尤其重要,在强调连贯性叙述的谍剧中,如果不加考虑地大量穿插情爱描写,则会打乱情节的自然节拍,使原本紧凑的叙事变得淡然无味。《风筝》与《潜伏》一样,二者均是爱情描写有着相当比重的谍剧作品,却又从本质上区别于所谓的“青春谍战剧”,这源于作品认知层次的差异,“一顺到底的革命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内心煎熬的文艺作品是无法传世的”[1]。《风筝》能够将时代背景与心理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度开掘人物灵魂深处的情感世界。

    主人公郑耀先在晚年时回望一生的三段爱情,首先想起的便是自己的初恋——程真儿。二人在剧中的设定可谓天造地设,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一个是纯情率真的进步女性,又同为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上下级的关系让他们拥有了情感与信仰上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关系充分满足了观众对于爱情的完美期许,因此忽略了理想从尽情表达到合理破灭的过程,当人们沉浸于谍剧中少有的青春浪漫时,猝不及防的转折也在悄然诞生。郑耀先点好了八分熟的牛排等待恋人,却在玫瑰饭店的落地窗前,目睹了程真儿惨遭暗杀的一幕,他的脸上依旧云淡风轻,职业素养要求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感情。程真儿却不是一个“优秀”的谍报员,得知郑耀先的身份即将暴露时,她表现出了极端的焦虑不安,而这一切都源于情爱。《风筝》从未抹杀人性,程真儿这个人物既是一名情报人员,也是情窦初开的纯真少女,角色身份与人格的统一,决定了她与郑耀先接头的选择,也直接导致了突如其来的悲剧。“我想给你织一件毛背心,这样子弹打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疼了。”这句独白随着郑耀先回忆的电流不断冲击着大脑,童话般纯真烂漫的告白,与风雨如磐的时代如此不相匹配,面对敌人的试探,为了继续潜伏下去,郑耀先只得将程真儿的骨灰洒向大海,留给爱情的最终只有那件鲜血染红的毛背心。

    浪漫爱情的表征、偶像剧式的符码,这类美好的情绪憧憬同样能够在谍剧中得以实现,关键在于导演的认知是否贴合时代,选用的演绎方式是否流俗,从文本到影视化的过程中,柳云龙的自导自演更有利于情感对接,从而成就了《风筝》这段短小精悍的浪漫情爱叙事。

    二、 伦理真实叙事——至情至意的殉道之爱

    叙事伦理是超越理性伦理的生命感觉的沟通与对话,是在一种生命中感觉另一种生命的真实。[2]身为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谍报人员,与狼共舞的使命让他们不得不带着面具生活,久而久之甚至模糊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郑耀先一生最渴望的便是真实,林桃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她让他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在死亡边缘完成了生命的延续。谍战剧中的伦理叙事,是人物阐释和需求分析相结合的产物,《风筝》中相当大比重的情爱文本,可以看作娱乐文化消费与角色心理消费的一次合谋,在浮生飘蓬的乱世给予主人公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将谍战剧从意识形态导向中解放出来,转至女性话语所主导的空间,无疑是一次类型实现的勇敢尝试。

    在男性话语占绝对优势的谍战剧中,鲜有真實的家庭塑造,更少见到经典的女性形象。《潜伏》中的翠萍可以说是谍战剧在女性人物构建上的一个巅峰,余则成、王翠萍二人假扮夫妻却萌发真意的情节,已然成为众多同类型作品争相模仿的对象,以至于引发观众调侃:“从何时开始,谍报工作都必须假扮夫妻了?”谍战剧家庭样本的缺失由此可见一斑。《风筝》借林桃这一角色,将一贯的虚构家庭文本升格到了真实层面。从她惊艳的出场开始,就已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审美心理,魅惑的旗袍、窈窕的身姿,林桃身上带着一种勾人心魄的神秘,似幽潭一般深藏不露。最初的她刻意接近郑耀先,是因为身负刺杀使命,却未能料到两人竟一见钟情,林桃在生死关头选择了与所爱一起隐姓埋名、亡命天涯。郑耀先化名周志乾的日子,看似如断线风筝般飘摇无依,实际上这段时光最接近于他的人生志趣,就像军调期间郑耀先前往延安,内心暗自向往一碗朴实的小米饭,安定的家庭与妻女、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才是信仰所描绘的理想生活。而这一切都来自林桃的自我牺牲,身为老周妻子的她一改往日风情,彻底成为了一个平凡到尘埃里的农妇,她一生都极为珍惜美貌,却愿意为了爱人而改变,甚至最后为了掩护郑耀先的身份不惜亲手毁掉自己的容颜。在这段以命相抵的乱世情仇中,林桃扮演了一个至真、至情、至义的角色,她无惧于飞蛾扑火、蜡炬成灰的灼痛,为了与一生挚爱成为结发夫妻甘愿承受所有结果,尽管免不了令人哀伤的结局,但这位传奇女子曾经搭建起来的家庭,让郑耀先在红尘中终于觅到了一个值得允诺终生的桃花源。

    情爱文本与家庭伦理结合,使得谍战剧中的女性表现出更多内化的、感性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残酷叙事所带来的审美缺陷。《风筝》对虚构家庭这种传统手法的消解,更让人触碰到了栖遑浮生中的可贵真实,本剧后期着重描写郑耀先与女儿之间的和解,同样也是对林桃这个角色的衍生刻画与心理慰藉。

    三、 意识导向叙事——悲壮深沉的信仰之爱

    前有《誓言无声》《暗算》,后有《潜伏》《黎明之前》,21世纪的最初10年谍战剧热潮早已席卷我国电视剧市场,大量情节雷同、表现力平庸的作品扎堆,必然导致进入10年代后,国产谍战剧的创作趋势略显颓败。大量悬疑元素的植入,使得“提问—解谜—再提问”的循环成为情节主宰,这造成了谍战题材的严重空心化,作品只专注于描写主人公身临险境的极端体验,却忽略了对于情报人员而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情感博弈与信仰书写。

    韩冰与郑耀先的爱情纠葛是贯穿《风筝》全剧的重要线索,风筝一生注定羁旅天涯的漂泊,影子永远只能静静蛰伏于大地,二人的代号,隐喻着他们属于同一个信仰的正反两面,彼此相偎相伴、相煎相杀了30年,更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可悲可泣的爱情挽歌,风筝只有在落地的瞬间才能亲吻影子,就如郑耀先和韩冰的灵魂只有在死后才能合而为一,韩冰饮下毒酒含泪而去后,郑耀先也立刻病倒了,不久后孤独地撒手人寰。作为柳云龙早期代表作品,《暗算》在男女情感上采用的是宏大的景观叙事,全能特工安在天、天才数学家黄依依,这类英雄角色的爱情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而《风筝》的情爱书写则具有开放性文本的明确特征,“从导演意图、演员诠释到观众接受整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处处充满缝隙、歧义、矛盾和意义冲突”[3]。导演发出一张明牌的同时,随即埋下了一条暗线,风筝为抓捕影子而高飞,影子为绞杀风筝而潜伏,一明一暗的呼应,让观众不断地大胆假设,猜想、推理、寻觅着影子的踪迹。历经郑耀先的出生入死、“假影子”的视听混淆,直到剧集尾声才揭露出影子的真实身份——韩冰,这也导致了风筝与影子相遇即成永诀的爱情悲剧。

    风筝能够乘风翱翔,影子自然如影随形,他们的世界里无法缺少对方,经历了军调谈判时期的延安初遇、解放战争中的针锋相对、建国后的互相帮扶,郑耀先与韩冰这对冤家早已冰释前嫌,成为了彼此命运中无人能够替代的角色。数十年情报工作的敏锐触觉,让郑耀先洞悉了韩冰服毒自尽的意图,只得流着泪說:“我想好好看看,找找特点,来世在人堆里面,一眼能把你认出来。”这样的对白与其说是一句覆水难收的告白,不如说是信仰的契合与重生。从某种角度而言,风筝与影子才是相守一生的挚爱,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共同认知,将守护信仰看作人生的最终意图。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郑耀先,每天面对的都是军统与中统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权夺利,长官高层只图个人利益的贪污腐败,部门人员的互相猜忌与内部倾轧,尤其是审讯室中战友同志所受的酷刑煎熬,所有的一切都令他绝望。垂暮之年的郑耀先终于恢复自由,留下的却只有风烛残年的病体和时不我与的慨叹,他拥有过太多的代号,郑耀先、军统六哥、鬼子六、周志乾,却只有风筝这个身份陪他走过一生。临终前躺在病榻上注视着国旗升起,四周没有掌声与鲜花,没有爱人,更没有子女,唯有天安门前响起的雄壮国歌为他送行,信仰的力量不禁令人泪流满面。

    剧中的爱情书写远不止是男女个人欲望的纠缠,它吐纳着风云年代的精神气象,使观者从中体悟到至高、纯粹、无瑕的人生信仰。郑耀先与韩冰跨越半生的斗争与伴随,虽以悲剧收尾,却仍然呈现出哀而不伤、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

    结语

    任何一部有资格载入国产谍战剧历史的作品,都是意识导向与情感消费的结晶,都可以看作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镜像。纵观这部作品的时间轴,三段式的情爱叙事似有《潜伏》的排布痕迹,但事实上《风筝》当中的每次邂逅、每次离别,都演绎出了区别于其他任何谍战题材作品的独特风格,将男女情爱与时代变迁、信仰成长的表达融为一体,开创了谍战剧爱情书写的全新范式。

    参考文献:

    [1]王彦.《风筝》:这一曲信仰的颂歌为何惊心动魄[N].文汇报,2018-01-09(009).

    [2]卢衍鹏.叙事伦理、情爱叙事与信仰重塑——电视剧《风语》的叙事结构分析[J].中国电视,2011(5):31.

    [3]尹鸿,马向阳.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J].电视研究,201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