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卫兵运动在延安各地的兴起及其影响

    齐文娟

    [摘要]“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一场青少年运动，主要以中学和高校的学生为主体，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为主要武器，在造成“打倒一切，全面混乱”的这幕历史性的社会悲剧中，其成为推行“左”倾错误的工具。在“文革”期间，延安地区的红卫兵运动在各地也是此起彼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红卫兵运动；延安各地；影响

    一、“红卫兵运动”在延安各地兴起的历程

    1.黄龙县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号召青年学生和亿万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进行造反。5日，黄龙县中学学生闻风而动，掀起了所谓造反停课闹革命的举动，把3000多张所谓揭发和质问县委的大字报贴向街头。黄龙县中学“革命小将”首次贴出批判戏剧《喜开镰》的大字报，并宣称这部戏剧“不是香花是毒草”。随后3700多张大字报纷纷贴上街头，把斗争矛头指向主管教育文化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和宣传部长等领导，把他们打成“黑帮集团”并视为“阶级敌人”，肆意进行批判、斗争，游街。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进而红卫兵运动在全县也开始普遍兴起，大串联开始。10月，黄龙县中学成立“黄龙县中学无产阶级造反联合指挥部”，接着白马滩中学、县农中、城关小学相继成立了不同名目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随后发展到全县各中小学。黄龙县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首先“杀向社会”，开展所谓“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极“左”思潮的煽动下，向“封、资、修”宣战，把古书、古画、古戏箱和文物古迹均作为“四旧”予以破除。诸如：黄龙县豫剧团新购价值18万元的戏箱被焚为灰烬；曹店村（建于清代）的石亭、石碑以及柏峪乡境内的南池寺（建于唐贞观六年）均被“革命小将”统统砸烂，一些很有价值的古器文物也被毁坏。与此同时，像祭祖扫墓、婚丧嫁娶庆典，传统戏剧节目以及民间艺术等也被废除，就连地理名称也被改为有关“革命化”的词语。11月1日，全县各中学、小学的“红卫兵”相继开始外出串连，有些去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有些到西安、南京、上海等地搞“革命大串连”。同时外地的学生也不断来到黄龙串连，煽风点火。12月16日，黄龙县委成立“红卫兵”接待站，由专人负责串连学生的吃住和接待。

    2.富县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带红袖章的“红卫兵”遍及富县城乡，到处高喊“造反有理”。为点“四大”之火，富县效法北京，从中小学校到机关单位，从工厂到农村，迅速掀起“红卫兵”运动。此时，正值教师集训会期间，县委着手组建了富县第一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未正式成立前为“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7人组成，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均由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担任。县级机关也先后组建起“赤卫队”、“打落水狗”等名目繁多的所谓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战斗队”。“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在批斗“当权派”的同时，“杀”向社会，名为“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为打、砸、烧、抄，革古老文化的命。诸如：照八寺、桃花砭等古建筑群同遭破坏，甚至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单位，距县城70多公里的石泓寺内的贴壁石佛也未能幸免。同时，“横扫”深入到居民家庭，上至房顶脊兽，下至门前石狮。有一种猫状陶瓷壶，既是茶具，又可当作工艺品陈列室内，70%的居民家庭皆有此物。只因“猫”、“毛”同声，有碍于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因此全部收交销毁。富县一中和二中推选出70名“红卫兵”由县委派干部带领赴京“取经”，接受毛主席检阅。县城、张村驿两所完全中学875名学生，80%外出串联，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也自由行动，尾随而去。“红卫兵”所到之处均有接待站安排食宿。富县于当年10月成立“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13个接待站，接待全国各地赴延安的“红卫兵”。通过串联和批斗“当权派”，富县逐渐地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即“富县红色造反司令部”与“富县造反统一指挥部”。“红卫兵”大组织揪斗县级领导干部，小组织揪斗机关单位、部门、学校领导干部，不论大小“红卫兵”组织都以揪斗“当权派”而标榜自己的所谓“革命”行动。富县第一个被揪斗的领导干部是县教育局局长郭宜之，罪名是富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代表，县一中“五家盟”的黑后台。随后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农村生产队长，凡是带“长”字者不论职务大小，任职时间长短，均在揪斗之列。揪斗中不允许被揪斗者申辩、讲话，讲道理，许多领导干部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与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身亡。

    二、“红卫兵运动”在延安各地兴起的影响

    首先，在政治上，延安各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实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延安各地的红卫兵运动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各级党政机关，使得各县公、检、法机构也连遭横祸，基本处于瘫痪之中，失去了作为政府法律机构应有的职能，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此同时，延安各地红卫兵运动还大搞无政府主义，把社会主义民主推向极端民主化。各县的红卫兵一开始便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和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在学校严厉禁止大字报出现的形势下，各县红卫兵却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来表达他们对学校的不满和愤恨；当工作组劝告红卫兵不要上街游行，不要在社会上贴大字报时，红卫兵却冲出学校，走上街头和社会，把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作为其活动的主要形式。由此可见，红卫兵运动的形成与发展纯粹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意识的驱动。

    其次，在经济上，延安各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干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延安各县的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到农村和工厂搞串联时，因受到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抵制，工业和农业生产还尚且能够保持正常进行。后来，在红卫兵运动越演越烈的形势下，工厂和农村很快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不但造成工厂停工、农业停产，而且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由于各县红卫兵组织非法参与了工农业的正常生产活动，所以导致了人民群众组织内部的混乱和斗争，进而破坏了工农业的生产进度，使得国家财政大量流失。与此同时，延安各地红卫兵在搞大串连时，还经常拉伙结派，集体出发，以致造成码头和车站的严重拥挤，使得交通运输业经常中断和阻塞，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使得经济状况日益凋敝。

    再次，在文化教育上，延安各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破坏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教学秩序。延安各地的“红卫兵”运动以破“四旧”为由，除毛泽东主席著作外，一切古旧书籍、碑、画、文物等均遭清查、焚烧与破坏。延安清凉山上的万佛洞、和尚塔，破坏严重；古墓群中的石人、石马、石碑，城乡中的石牌坊、石牌楼也都在捣毁之列。据统计，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共没收各种书刊5000多万册，古物1亿多件。与此同时，红卫兵运动的发起大部分开始于延安各地的中小学校，其直接参与者即为学生。因此，这场空前的灾难对延安各县的教育界来说损失尤为惨重，很多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都被抓捕和批斗，连遭横祸，学校的规章制度也被“革命小将”完全废除，教学秩序一时间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教育事业也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

    综上所述，“红卫兵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事件，被历史已经判明其指导理论以及运动本身的实践都是错误的。从理论上看，延安各地红卫兵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都时刻紧密围绕在中央文革所下达的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而这一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当代的实际情况；从实践上看，这一运动不但没有带来任何的社会进步，反而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它大搞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斗争，用粗暴野蛮的掠夺方式代替了民主法制的有效措施，其所采用的斗争方式也是非法的。同时，它还在客观上充当了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的夺权工具，使得红卫兵自身也深受其害，不仅荒废了学业和青春，有些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之所以深刻认识和总结延安各地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经过及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为了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并为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确保共和国长治久安以及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奠定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黄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龙县志[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县县志[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