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身体文化的田野调查
摘 要：源于西方文明的体育运动风靡全球，已是基本事实。借助西方体育的模式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单纯改造为运动项目的尝试，很难成功。东方体育工作者应该另辟蹊径、扬长避短，运用科学方法深入挖掘与改进传统的养生保健文化，发掘西方体育成熟之前在东方已存续千年的独特资源，借助东方各民族携手崛起的后发优势，构建原生态体育发展之路。中国的体育人类学调查原生态体育活动的田野工作法，是为了以建设科学的民族体育志为基础，激发活动群体自身的文化自觉，促进“东方养生保健体育样式”的社会组织制度创新，使东方文明中传统的身体运动文化成为未来体育的新鲜血液，甚至在运动休闲时代自成体系，与西方体育交融互补。
关 键 词：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民族体育；原生态身体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3-0001-10
Abstract： It has been a basic fact that sports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 are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 The attempt to simply remodel a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activity into a sports event with the help of a western sports mode is very difficult to succeed. Oriental sports workers should find another way to exert advantages and overcome disadvantages， mine and improve traditional heath care culture in an in-depth way by applying scientific methods， dig out unique resources which had existed for thousand years long before western sports matured， and establish a way to ecological sports development by utilizing the lately developed advantage of oriental nations rising altogether. The field working method used by sports anthropology in China to explore / investigate primitive ecological sports activities is to， based on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national sports， inspire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activity groups themselves， promot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oriental health care sports style”， so that traditional body movement culture in oriental civilization becomes fresh blood for future sports， even builds a system of its own in the sports leisure era， becomes mutually complementary together with western sports.
Key words： sports anthropology；field investigation；national sports；primitive ecological body culture
千百年来，神州大地上许多世代流传的身体活动并未与现代体育沾边，也未得到学界认可，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制定《全国风俗调查问题格》，仍然把“投壶、耍石锁、耍石盘、射箭、跑马、打武、高跷、竹马、龙船……”等归为“生活习惯”门类中的“游戏与娱乐”[1]。20世纪50年代初期，武术等部分活动正式被称为“民族形式体育”；改革开放以后，以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为标志，这些长期受东方传统文化浸润的身体运动，才被认可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至21世纪，本土化自源性传统体育活动被作为体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仍然融混了祭祀、择偶、音乐、舞蹈等原始文化因素。因此对于仍然保持了传统生态环境和传承一贯性的身体运动样式，称为“原生态身体活动”较恰当。
对这些产生于西方体育内容之外的身体运动文化，我们长期采用现代运动项目的技术路线，去强制改造，已陷进死胡同。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列为体育学的2级学科，至今没有形成学科的雏形，就是失败的教训。如果换一种眼光，看看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前的历史，难道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的古文明就没有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形式？难道中华民族没有维系自身繁衍的一套保健养生的方法？外边的好东西“拿来”之时非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全盘弃之吗？作为参照系的鲜明例证：代表先进科技结晶的西医西药传入，并没有使中医中药绝迹，相反还出现了中西医结合这样相得益彰的良性发展路径。中医药顽强的生命力，根植于神农尝百草、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长期的反复实践中留下了清晰的脚印。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崛起，首先需要弄清它萌芽植根的土壤，特别是这些活动产生的原生态环境，尤其是那些因特殊条件而受现代文明影响不大的处于自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身体活动形式，借助撰写详实的民族志来积累最原始的科学研究素材，并进行实证研究。这样，民族体育的研究不能不关注到人类学最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即田野调查或实地调查。
田野调查在体育研究中的应用，除保留其与众不同的优点，还要根据研究身体活动的特点而对其具体运用的环节加以改进。体育人类学在认真汲取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精华的同时也在创新，中国的体育研究者根据长期实地考察民族传统体育总结出的经验，经多次摸索而形成具有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具体方法。当前，欧美的体育人类学暂无重大进展，跟随其后的日本体育人类学主要对象，仍然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但中国的体育人类学已拓展到验证体育基本理论并涉及文化研究，改良和创新了文理融通的身体动作分析法等实证手段，使之成为体育人文学科中尤为注重科学价值的研究途径。
1 多学科集中介入的短周期专题性调查
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既是人类学家的专业标志，也是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干。这种经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大多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而结合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却越来越少。体育人类学对原生态身体运动进行田野调查时，有意识的恢复人类学文理融通的传统，积极运用生物学科以及研究人体运动的各种高新技术手段，并在发展的层面上寻找学理支撑。
1.1 调查原生态体育活动需要多学科共同介入
田野调查是通过勘测、询问、交谈、观察等手段取得所需研究资料的方法，作为一种实证的研究方法，需要遵循实证的基本步骤，即首先确定有价值的研究对象，选中的问题应该是通过收集田野资料能够解决的；分析特殊身体活动的构成因素、辐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并分类相关的事实资料；还要对某一理论所使用的条件进行设定，剔除复杂因素里的非主要影响成分；然后提出理论假说，即对于现象进行经验性概括和总结所得出的未经证明的暂时性结论；最后是用事实检验其正确与否。体育人类学是以身体运动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在面对人体文化的研究中，首先需要判断其体育属性，并将人体形态、机能的变化作为证实体育效果最基本的指标，然后才能分析其体育意识并对其后天习得过程进行文化研究。这不仅需要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介入，需要相关的多学科参与。中国的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在1990年代就开始多学科专业人员共同参与[2]。
田野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参与观察”，其通常运作路径主要是透过参与观察了解当地人的观点。因为参与观察的过程中，主客观的角度很难把握，人类学家本身容易受到自我偏见的影响，这提醒体育人类学应该尽量利用体育研究中已长期深度依赖的庞大生物学科群的宝贵经验，倚重身体运动的客观数据材料说明其真实变化情况，尽可能用亲手测量的数据弥补传统参与观察方法的不足，把对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的质疑消减到最低程度。
参与观察是否客观并符合科学性，与研究者是否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有很大关系。我国的教育模式是学生在高中阶段便文理分开，受过高等教育之后的民族学、社会学工作者大多不具备有关人体生长发育的专业知识，很难涉猎体育人类学研究。我们都知道，具有理科知识结构的人转向文科研究相对容易——如早期人类学许多大师均是理科出身，而仅有文科基础再去研究理科难度甚大。体育人类学的优势在于，体育专业的学生经过解剖学、生理学等生物学科的必修课程学习，对自己需要研究的人体及其动作的客观科学性十分清楚明晰，增修一些文化人类学专业知识即可投入研究。体育人类学擅长原生态身体运动的田野调查，在开始进行研究时便很清楚自己的客观性研究立场、所需人员的学科背景、联络访谈对象的人际脉络等，需要对身体运动的一切相关信息进行详细纪录，描述田野工作中的一切事项，研究方法本身就要求符合科学性。尤其重要的是，组织团队时如果条件具备，一定要考虑能够测试和评估体育效果的生物学科专家，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了解民族、宗教和当地语言的特殊人才，形成多学科参与的考察团队。
体育人类学的“参与”，需要调查者亲自在场直接面对调查对象，对相关身体活动耳闻目睹，获取第一手资料。近年来体育界出现了一种到实地走马观花，却几乎没有带回任何自己采掘的第一手材料，就侈谈用“田野调查”研究了“体育文化”的做法，恐怕是对田野工作的曲解。研究者需要亲身前往某个社区，参与当地人的体育活动，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传统身体活动的基本过程，按科学程序采集数据，从而收集有价值的信息资料。这种资料，不是来自书本或者网络，而是自己根据观察，在对实际经验的积累和提炼中了解的有关体育活动真实情况的记录。体育人类学增加了针对身体状况和活动环境条件方面的量化指标的测试和记录，可以重复检验其科学性，增加了明确而系统的科学可信度。
体育人类学不是旅游观光，到“田野”去的目的是“工作”，必须亲自动手开展调查。田野调查的要素是有准备、有过程、有亲手收集的素材。把文化和体质、质化方法和量化方法进行分野在理论上可以很明晰，但在实际应用中面对一个特殊群体，综合使用往往能得到更完整的认识。对某一项传统身体活动性游戏的调查，体育人类学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特点有所侧重。因此，体育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提倡在最短时间尽快获得第一手材料，并与动作分析、体质评估、环境器物的测量和记录结合起来[3]。
1.2 短周期专题调查获取真实素材
奔赴实地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对一项有价值的身体运动进行参与性研究十分必要。“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超越百科全书式的田野调查方式就成为必然，需要在某一问题上有更细致的调查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于是，就出现了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应用更多的专题式调查的田野工作模式”[4]。体育人类学主要是研究身体行为的短周期专题性事件，不同于一般人类学，为了解某一陌生人群文化生活形态而对其必需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调查，必需压缩时间成本，因此不需要以全年为一个周期的方式与被调查人群居住在一起。即使面对复杂的文化现象，也要删繁就简，围绕身体运动逐步展开。体育人类学的调查需要集中测量和记录与身体活动处于同时段的环境器物，所以必须事先准备尽可能详细的提纲和表格，充分准备才能使调查时间缩短。
想当初，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原本也没有准备一次做几年时间的调查，他正打算尽快按文化项目列表收集资料而展开短期田野调查之时，恰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而受困在新几内亚海岛长达数年之久。他运用这段时间从事比先前的人类学家更加密集而细致的田野工作，1922年出版了民族志的经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从而开拓了长周期的田野工作研究取向。他因偶然际遇而创建的规范，使后来的人类学家身赴当地与土著一起生活，以参与当地活动的长周期方式进行各种文化的研究与记录。常规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的相关章节，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调查周期的时间要求，在体育研究中几乎是无法展开的，只能设法在专项调查中压缩时间。
其实，发展人类学早就在压缩调查时间方面做了有效的尝试，推行了PRA这样的高效快速方法，值得体育人类学借鉴。20世纪70年代以后，参与观察法被应用人类学家改造为一种更为科学和精细的方法——参与式方法，指发展主体积极地、全面地介入发展进程或发展项目中有关决策、实施、管理和利益分享等过程的一系列方法。一些学者对人类学传统的以年为周期的长时间田野调查方法加以改进，创造出适应项目需要的快速田野调查——参与式乡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eal Assessment，PRA）。PRA的长处在于快、调查的范围广、信息量大等，这是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不足的是调查者由于与对象相处的时间短，双方的信任感就不如参与观察法那么强，从而可能会使信息传递受影响。PRA也采取如强调建立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伙伴关系，创立轻松和谐的访谈气氛等方法弥补不足。PRA方法是一套综合的调查方法，以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等为基础，各种工具互相支持，所得资料也可以互相印证，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时间短而带来的不足。因而，在调查中应该尽量综合运用多种调查工具，并在分析阶段综合考虑所得资料[5]。
和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相比，PRA最大优势是具有速度上的优势，可以迅速了解当地的情况及群体意见获取宝贵的资料。这种快速性的优势显现，使田野工作进入体育研究成为可能，特别适合面对显性的身体运动调查对象。
体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作为一种专题调查，在压缩时间上充分汲取PRA方法的优点，就其具体内容根据身体运动的研究需要加以简化改造为己所用。就现实需要而言，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普通民族志，而是专题性的深度调查，大多仅仅是针对某一项局限在很短时间内进行的具体活动。调查目标不是为了解某一人群的生活全景，而主要是为了了解某种身体运动的真实情形，不是要撰写一部面面俱到的大部头民族志，而多是以调查报告的简练形式完成一部运动项目志。这种活动的原生态目前在中国境内大都集中于边远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领域，其特点是活动周期短，一般只有一天到几天，加上准备阶段与收尾期间的调查，需要到实地考察的时间，至多十天半月，就可以得到全面而清晰的真实材料。这个特点，使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所需时间上大大缩短成为可能。
体育人类学的调查者，除需了解与身体运动有关的内容而进入当地人家里，其余时间多在户外，一般不需要与被研究者同居一室。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也有先例，如柏尔图夫妇于1973年研究了51例人类学家田野调查之后，发现他们在田野作业期间，大多是租当地社区的房子或公寓居住[6]。因此，体育人类学的“参与”，并不一定非要采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形式，只要亲身参与到有关身体运动的现实场景中并进行观察、访谈、测量和记录，能获得第一手真实材料即达到目的。
事实上，在我国的本土化的田野调查工作中，因为语言、习俗、劳动方式等无需花太多的学习时间，加之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我国人类学前辈们已经把单次调查的时间大为缩短，也能完成预期的工作。例如：费孝通回国后，为了与《江村调查》作比较而在云南禄村进行的调查，第一次是从1938年11月15日到12月23日，第2次是1939年8月3日到10月15日，挨家入户调查，统计各种数据，最初油印，再出专刊，反复修改增删，最后出版了《禄村农田》一书[7]。
相比之下，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和内容单纯得多，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大多都是在固定的节日集会举行，调查人员提前几天去了解准备情况以及晚走几天搜集扫尾的材料，前后也不过十天半月，属于时间很短的专题性研究。比起人类学百科全书式的以年为周期的传统田野工作，体育人类学调查内容实际可以大为压缩，所花的时间与经费相应减少很多。当然，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非因为大大缩短时间、降低成本，就可以变得轻而易举；相反，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获得足够的素材并进行体育理论假设的实证，必需集中多学科优势力量，在前期准备与后期分析的过程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人类学家为了提高参与观察的准确性，往往还要通过重返田野的方式观察自己曾经观察的结果，把自己过去的观察结果转化为对象加以检验，反省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对形成的论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在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应该倡导对已形成习俗，而在节日集会定期举办的传统体育活动，进行单次短期、多年积累的长期跟踪复查，以观察身体运动的变化情况；而且，往往还需要把首次测量到的数据加以复核，以观察其发展变化。这种多年短时间返回调查现场的做法，其实是历时态研究（主要是对单一区域或课题作纵向的研究）和共时态研究（主要是对不同区域或课题作横向的研究）的结合，使体育人类学的单次短周期调查方式仍然能获得足够的客观素材。
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尽管大大压缩时间，但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步骤仍然保持基本一致。除了需要遵循人类学田野工作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常规方法，体育人类学强调结合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考察，需要特别注重前期准备工作，以便调查者尽快与当地人克服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疑虑，在短时间把专门问题了解清楚，仔细倾听当地人的意见并尽快归纳整理，其余工作待回来后再集中已有资料进行特殊的身体运动的生存环境的跨文化比较，以综合的新方法形成发展观点或规划意见。
1.3 根据专题制订实施方案及组队
凡事预则立。研究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时，必需选择清晰而具备较高价值的专题，并确定选题与自己的志趣和能力相适应。首先需要判断进行这项研究的意义、分量和可行性。由于是短周期的集中专项调查，需要预先考虑研究结果的价值，认定它确实值得进行田野调查后，再去选择与所选专题相关的、有可进入性的典型性调查点。对自己的时间、精力、经费等条件加以判断；如果各种条件均已具备，则可着手根据所选专题制订一个尽可能周详的方案。
1）搜集资料准备工作。
一切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几乎任何研究都需要查阅文献，了解前人的调查研究成果。目前通常的做法是检索国内外电子论文库，结合图书馆和阅览室的专业刊物，最好能写出文献综述，甚至更进一步的分析其不足之处和切入点以形成述评。针对田野调查的特点，有必要利用大型公共图书馆查阅地方史志，了解与调查点相关的地理、历史、现状和前人归纳的信息，把握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出发前根据地图来选择范围、路线与日程，甚至预先选择食宿点及调查步骤。这些都是根据专题制订实施方案的基础。
2）调查方案及表格的制订。
拟定调查方案，把即将要进行研究的考虑和打算写下来，这既是申请经费的必要步骤，也是为了明确目的，制订自己在今后调查工作中必需遵循的计划纲要。调查方案中要包括以下内容：调查地点及对象、调查日期和预计的时间长度，调查课题及其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自己具备的条件及准备如何进行调查。既要注意必要性，也要注意可行性。前人拟定的调查提纲或问题表可供借鉴，国内外学者介绍民族志工作方法著作中亦常附有调查提纲或问题表亦可参考。如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表格》（原附费孝通译《文化论》后印行，现又收入《吴文藻文集》），但应该避免照搬，而是按照具有体育性质的专题进行修订使用。
田野工作的过程，是透过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及当地人的访谈，得出符合科学性的民族体育志调查。需要在出发前就制订和打印完成身体和生态环境测量表格、访谈问卷，准备好测量仪器、摄录器材装备、常用应急药品及生活物品，特别要检查个人证件、手机的地图导航、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日志。最后，在出发前要检查调查者的身体健康情况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状况等。
3）人员组成。
调查队伍的组成，视活动规模和工作量的大小。较大型的活动，一般需要身体运动测量与评价人员、深度访谈人员、影像摄录人员各1名以上，加上熟悉当地情况和语言的向导和司机等，以4～8人为宜，1或2辆汽车；如小型活动且研究者可身兼数职，人员还可适当减少。
团队成员的选择与主题相关的专家参与，一般由熟悉全面情况的项目负责人担任组长。应以能够听懂当地语言为基本条件，但能够完全使用异民族的语言与调查对象交谈只是一种理想条件，体育界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此情况下，非访谈人员可以通过翻译或是使用彼此相通的第二语言（如普通话），描述身体活动完全可行，能够达到调查的预期目的。目前在国内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很容易找到懂普通话的中青年做向导，最后在当地学校邀请有兴趣的教师（体育老师更好）当翻译。有些特殊的调查，如有关一项传统身体活动如何运行的体制机制的调查，往往由于缺乏直观现象，需要出发前集中进行专业培训，统一规范调查标准和问卷记录要求，讲解计划安排和工作要点。
2 研究身体文化的符号动作分析法
当我们看到一种身体运动，往往直观感受到自然界的物体位移，或凭经验从外在形式上判别它与某一项体育活动的相似性，而忽视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体育活动是人类运用其所具有的体育意识，通过经常性的身体练习，达到提高身体运动能力具体目标的文化教育过程。体育运动，既是符合生物节律和力学轨迹的身体活动，同时也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传承。因此，体育人类学在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语言结构分类理论的启迪下，借鉴运动生物力学的动作分析法，形成了自己研究身体运动文化的独特方法——文化符号动作分析法。
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是做一般的访谈问卷调查，而是注意客观的体育效果，依赖事实作为正确结论的依据。没有锻炼过程、体育意识、体质锻炼效果，能视为一项真正的体育活动吗？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充分反映体育的学科特点，建立在体育效果测量与评价的基础上。体育人类学独创的身体动作分析法，可望获得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学术成果。
2.1 具有体育学科特点的测量评价和动作分析
对身体健康状况，尤其是对身体运动能力的测量与评价，过去往往视为体质人类学方法在体育人类学中的具体运用，在当代学科分类中，也将其归于医学和理学的范畴，作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来对待。其实，体育人类学的测量方法是根据体育的特点而形成的，是为了在客观可重复检验的科学数据中，证明人类对身体发育的文化创造力，蕴含着人文关怀。体质人类学方法是为了明确测量的人体“是什么”，而体育人类学是为了证明经过体育活动前后的人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包括身体文化的影响。譬如，体质人类学注重人体的骨骼测量主要受先天遗传影响，而体育人类学注重身体的围度则是与身体运动对肌肉发达与否有最直接的关联，后天习得的文化影响甚大。影响身体健康的因素也不仅是自然环境，包括饮食、卫生、体育在内的生活方式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往往更大。
面对一种身体运动，如何确定它是否是体育运动？除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时，注意记录这种活动有无体育意识及日常锻炼，最客观的办法是根据身体运动的效果评价体育属性。因此，为了判断某种活动的体育属性，必需直接从参与活动的人群的身体测量中获得数据，以检验其体育效果。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人员对人体形态和机能的了解，可能仅次于专业医务人员，因为体质测量与评价是体育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以往的各种各样针对身体的测试标准都有明显的非体育因素的影响，如“劳卫制”是从有利于劳动与国防的角度出发，青少年体质与健康标准、国民体质监测等许多指标变化与遗传、营养、医学的影响有关。体育人类学认为，身体形态（主要是围度）和机能（主要是心肺功能）能反映身体运动能力的改善；如果能结合所研究的身体运动进行测量，可以显示体育活动最基本的效果。以此为基础，才能检验其体育属性，研究工作才能辐射到其他领域和层面。体育人类学从身体运动对人类发展的角度出发，淡化影响身体的其他非体育因素，通过科学的测量与客观评价，而较为纯粹地反映体育性质和体育效果。在交通不便的偏远之地进行体质调查，需要特别注意保证田野调查量化指标的科学规范性。当少数研究人员进入陌生地区，以小样本、低成本的快速测量获取实证性的关键数据，测试器材数量必须尽量精简，否则可能在难以预料的艰险路途中遇到麻烦。要事先考虑到调查对象的状况，消除被测试者的戒备心理，解决农忙与调查时间冲突等困难。
体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需要设计各种简便统一的对身体运动能力的测试方法。其中，把运动生物力学的人体动作测量方法加以改造创新，把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人体动作置换为身体文化符号来分析其性质，成为体育人类学独特的核心基础方法，以此延展出各种技术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是，体育人类学需要借助生物学科测试方法的科学性，把人类的身体运动分解为可转换为文化符号的具体动作。
2012年2月，体育人类学团队根据原生态身体运动研究的实际需要，而设计的“双向实证”技术方法，在研究滇西北“东巴跳”与“东巴文”的田野调查中首次采用，为研究原生态的身体运动对古文字形成的作用开拓出科学的新路径。这种方法把原来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性检测方法改造为身体动作文化符号分析法，对动作分析进行了创新性运用。即：研究团队先拍摄纳西族数十位东巴的祭祀动作全过程，再选择84岁的东巴大师何知本逐一示范，请东巴本人对其典型动作筛选辨认，然后描画书写出标示其含义的东巴文字，与东巴经书（东巴舞谱）上的文字符号相对应；反之，从东巴经书上选择的标记身体动作的文字符号，请老东巴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动作。这样来回反复双向实证过程的推演，为发生学意义上，探讨文字起源开辟了崭新的路径。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身体运动与文字符号的联系，重点在确定不同动作与不同文字标示符号之间的联系，因此可称为“实证文化符号形成的动作分析法”。
2013年春季，在对桂黔交界侗族传统祭祀“抬官人”的田野调查中，体育人类学团队再次采用身体动作分析法，根据新的研究对象重新设计出身体动作形态表意分类调查表，把原生态的巫术仪式表演进行典型动作截图，进行“巫术、舞蹈、武术”等不同性质的分类，再进行数理统计以寻求相互关系的确切证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证实原始宗教对体育运动形式（如武术套路）及艺术表演形式的萌芽催生作用，并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挖掘整理出一个新的项目。2013年11月，研究团队又一次赴丽江对和力民等东巴进行了“东巴武术动作与东巴文字符号”的双向实证测试，获得前所未有的新数据。这种方法的试用，目的是为了证明舞蹈和武术的萌芽都蕴含于浑然一体的原生态巫术之中，重点在同一套路动作里辨析出不同性质的文化符号差异（萌芽），因而可以称为“跨文化比较的动作分析法”。
体育人类学的身体动作分析法，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假设，可选择从具体性前提到普遍性结论的归纳推理方式、从具体性前提到具体性结论的类比推理方式、或从普遍性前提到具体性结论的演绎逻辑推理方式，一定要注意时间、地点、场合、范围的适用性。它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研究身体文化的技术方法，今后还会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发展出一些分支新方法，随着根据不同研究对象的具体运用，将在田野调查中显示其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2.2 身体运动的文化符号影像及双机位拍摄
体育人类学的影像记录与动作分析，是影像人类学与运动生物力学测试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在身体运动案例的客观形象中记录一系列影像符号，在原生态的肢体变化中寻找体育价值，是研究身体文化的基本素材，在理解人类的身体运动的文化积淀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独特作用。
早期的人类学家都希望留下珍贵的图像资料，再现参与观察的细节，而摄影摄像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使用影像工具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手段。影像记录，可以借鉴图像信息对各种身体动作进行直观分析，客观准确地实证身体文化特征，用于阐释其深层意义，发挥影视人类学的功能。在许多传统体育活动的分析中，语言文字的描述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离开了图象资料的分析，甚至影响到成果的质量。然而，仅仅收集一堆影像资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需要体育人类学的动作分析法进行演绎、归纳和类比的完整过程，才能达到理论生成的目标。
体育运动一般由一系列身体动作组成，因此捕捉身体运动形象，可作为体育人类学研究基本素材。体育活动有身体运动的形象展示的特点，这使得摄影和摄像成为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换言之，体育运动就是一系列动作形象展示的过程，它不仅是自然界物体的位移，同时也是人类加工创造的文化符号。如果把体育运动客观呈现的身体形象视为一系列有机构成的文化符号，那么，体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是把最初始的身体动作转换成文化符号的重要步骤。
在田野调查中大量采用影像记录，记录身体动作的姿态与轨迹，这是体育研究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录音、照相、摄像，是保留原始记录的重要手段。为了使影像资料为今后的研究服务，调查者拍摄的图片资料需要做笔录：这项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拍摄于何时何处？我们头脑已被各种信息充斥，最容易记不住或遗漏这些“最简单”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录音、照相、录像不能完全代替笔录。尤其是对于录音、录像的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参加（调查者）、多少人进行多长时间的活动、什么人讲述（调查对象）都要对具体细节询问和记录清楚。
无论采用何种拍摄方式，制订一张每日需用的影像记录表格，是一项必需的重要工作。尽管现代摄录器材能在影像资料上留下若干关于日期及拍摄参数等技术信息记录，但仍然需要在每个工作日，按田野工作计划和日程及研究需要，对素材及时筛选整理分类。过于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到使用素材时难免出现差错，无法重现相互联系的身体运动，则悔之晚矣。
仅仅在一二十年前，收集影像资料成本还很高。那时中国的民族体育研究者到野外拍摄民间的传统体育活动，需要携带3部照相机：一部装黑白胶片、一部装彩色负片、一部装可以制作幻灯以及为印刷物提供高质量图片的彩色反转片。加上备用胶卷和摄影包，整个装备很重，所需费用很高。即便是这样，还免不了时刻关注剩余胶卷的张数，以免在更换胶卷的间隙中漏拍了一些动作……如今，数码摄录设备已经普及，大容量的硬盘成本越来越低，可以拍摄很多图像而所需花费不高。即使没有专门的摄录器材，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也能临时摄录影像，且像素不低。需要提醒的是，有的体育教科书仍照抄传统的胶卷摄影方法，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述使用不同规格的胶片和录像带的方法，这些已在当前的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完全被淘汰废弃[8]。
以往的民族体育活动拍摄的图片，几乎是无一例外单一角度的。也就是说，只能反映某一个侧面的形象，对正确的动作分析不利。仅仅从一个角度拍摄的平面图像，常常会因视角的不同而无法准确辨识所拍摄到的动作。更成问题的是，单一的平面形象并不能完整重现身体运动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可以去分析图片中的各种细节所表达的文化信息，却难以全面展现身体动作的姿态与轨迹。如果正面和侧面同时各拍一张照片，这个动作的完整姿态就一览无遗了。
体育人类学的影像记录，既不是观光客猎奇的旅游留影，也不完全是影视人类学那种全景生活纪录片式的细节描绘，而是针对某种特殊的身体运动进行的专题式的相关影像记录。因此，对活动场景尤其是身体动作，需要双机——在正面和侧面同时各架设照相机或摄像机，同步按下开关。这样，就能得到需要研究的同样动作的纵横两张图像，留下整体的全面信息。目前发现采用双机方法由于拍摄对象在较大范围活动时难以同步定位，暂时难以获得理想效果。可以推测，在能控制拍摄对象处于固定点所做的大幅度动作，双机才能获得较好效果。因此，双机的拍摄技术方法的应用，在今后的实践中需结合影视人类学的理论继续探索。
带有自动连拍的专业照相机更能拍出高质量的影像。准确记录动作的基本规则，是使交叉的双机位同步（有条件甚至可以进行水平交叉和垂直的三维拍摄）。也就是说，至少需要从正面和侧面摆放呈90°位置两台照相机，交叉拍摄同一个动作，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准确画面。两台照相机最好在拍摄前用三脚架固定，由一人掌控以保证拍摄时同时打开快门；至于事先预设同时开机，以及无线快门的使用等等，尚待摸索。除普通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外，必要时可使用运动生物力学专业的运动轨迹记录仪。但这种方法只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研究者才能使用，而且在出发到田野工作地之前，需要经过认真学习摄录器材操作，并多次尝试使用。
总而言之，带有规律性的客观现象表明，具有显著体育效果的身体运动一般是大肌肉活动，或称为骨骼肌运动，在视觉上能明显感受到身体形态的变化以及在空间的位移。因此，用影像来记录，并把单个的动作固定作为研究的素材单元，就成为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殊方法。具体运用至少可以分为3类，即：可以用来进行定性研究，区分体育性质并进行跨文化比较；可以对体育动作进行分类，以分析其体育价值及文化内涵：可以把身体动作转换为文化符号，展示由身体萌生文化的发生轨迹。
随着影像资料在体育人类学的动作分析法中应用范围的开展，以及人类记录影像信息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建立资料库性质的“人类传统身体文化关系图谱档案”，成为体育人类学的远期目标。
2.3 检验体育性质与健身效果
把身体运动作为文化符号进行分析，是为了探索原始文化形成中人体的重要作用，这是体育人类学面向文化研究的外向型拓展；而对于这些原生态身体文化与体育的关系，则需要通过可靠的量化数据来实证，这是体育人类学对体育发展的内向型贡献。
测试标准，可分为最能反映体育效果的身体形态指标和身体运动能力指标两部分，需要设计制作一张表格，使受试者分为静态和动态两个单元参与测试，耗时尽量缩短。体育人类学需要的体态体能测试标准，是为了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某种体育活动对人类身体的实际效果，参照在1906、1912年召开的第13届、第14届国际史前人类学与考古会议上通过的测量项目，结合中国国民体质测量标准，可以制订出体育人类学特有的测试标准。
尽管体育学科已有了各种各样的身体测量标准，但由于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大多在偏远的交通不便之处，往往是研究人员少、时间短、经费紧张、场地简陋、甚至可能没有电源。因此，用最必要的仪器设备，能基本保证得到足以证明其体育效果的数据材料，是制订体育人类学反映身体运动效果的测试标准的最重要的原则。
体育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明显区别是前者只针对活体的观察和测量，而且，活体测量可分为头面部与肢体部两大部分，体育人类学主要测量的是肢体部分，常常涉及到诸如皮褶厚度测量、关节活动度测量、体力测定等。对体育人类学而言，头部的大小与形状与评分类项目审美意识及格斗类的运动能力关系较大，其余部分则没有体质人类学测量那样精细。与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关注遗传指标不同，体育人类学有自己的关注部分，主要是观察和测量身体的围度，以判断骨骼肌的发达程度。
为迅速获得某项体育活动的对人体产生效果的真实数据，需要借助科学的仪器设备。根据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往往需要前往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的情况，只能选择便于携带的几种简单测量工具。建议携带有厘米标志的2 m长皮尺数条，这是测量身体围度最重要的基础工具，有条件还应带上微型体重计、握力器、心肺功能仪等。由于把身体动作视为文化符号的分析研究尚处在探索的过程中，今后将出现更好的测量仪器。
3 生态环境记录与参与式发展评估模式
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必须依赖可靠的原生态素材；而构筑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模式，是田野调查的主要目标。原生态环境的记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的发展路径选择，也是体育人类学脚踏实地的前进方向。
3.1 抢救性采集身体文化遗产的客观素材
人类的体质发展，尤其是在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明显受到自然环境的选择压力的制约。因此，要想对人类不同群体的体质进化状况获取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必须了解他们当时的生存环境，各个不同时期的地质和地貌，世界各大洲的相对运动，主要的气候带，雨量和温度的变化以及河流、山脉、冰川、沙漠、草原、森林、湖泊、沼泽的变化和各种动、植物的变化等知识。一项身体文化活动的萌生，与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需要在田野调查时记录下来。
勘测，通常也是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必要步骤。探测旷野、森林、水源、耕地、街道、道路，其目的是使研究者了解这项运动进行时的自然环境，对研究对象的身体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明确认识。特别留意只能在当地才能见到的资料，包括相关文件档案、展示室收藏的展品、村寨祠堂及寺庙的碑刻记载、活动场所的环境、原住民生活中的其他图像符号及器物……在其中寻找传统身体游戏的内容以及传统运动器械等。在田野考察的最初阶段，当研究者解决了语言障碍可以进行广泛的访谈时，就可以对有关身体活动的工具、武器、家用器具、建筑、场地、运载工具等进行描述和制作目录。即使在都市，研究者也必须调查人们为了身体运动而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取的各种资源。譬如，即使针对现代大型体育场馆的修建，也要考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不同材料接触身体后的利弊等等。有些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新观点，指导近年的大型运动会修建了一些可拆卸的建筑。体育人类学的崛起，从“自然、社会、人”的渐进关系作宏观的考虑，也将向发展生态文明的方向靠拢。
身体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周围相关的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把身体文化作为保护、传承、发展的对象，需要了解其原生态的各项指标。拍摄时应该考虑到表现该项活动时的周边环境及人际关系，记录有关数据，否则以后原生态状况发生变化，就无法进行参照对比。
这样，就需要一张由3部分组成的专门表格：
一是观察指标。这部分是可以查阅或观察到的，如参加活动的人数、年龄、性别、活动次数等，可作为基本指标的量化测评项目。此外，公正公平、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组织活动等，可以作为定性指标，最后采用评分的方法量化处理（可制订活动具体过程观察表）。
二是测量指标。这部分需要研究者的实地测量，如温度、湿度、海拔高度、场地面积等。信息传递、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但身体运动在生物的生存、繁衍、调节相互关系及生态平衡中有重要作用。有些测量指标是根据运动项目的特殊性安排的，如在2009年调查黔东南独木龙舟时，了解清水江在一年中固定时间里龙舟下水的气温、水温和流速等测量指标。这些指标在若干年后，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提供参考数据。
三是访谈指标。这部分需要在访谈中以问卷的形式记录。如这项活动的由来、变迁、组织制度、运作规则及过程等。尤其要列出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同时进行录音及编号。
3.2 原生态环境的保护性记录
任何一种生物，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生活的，人类也不例外。体育人类学从根源上研究原生态体育活动时，必需考虑生态环境的测评，用以分析该项运动的起因、效果及安全性等。个人与群体的生存状况，是某一族群的体育文化生态的构建基础。因此，分析身体运动与生产生活环境的关系，需要测评和记录相关数据。譬如，研究身体运动对图画文字的影响，在不同地形、海拔、气温、植被、饮食、劳动方式及生活习俗的人群中，会导致一些形成路径和结果上的差异，其相关性需要测评和记录，获得真实的数据。人类活动干预最少的封闭禁区或边远的原生态状况，需要进行全面的抢救性资料搜集。同时还需要注意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行为，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有关自然环境的科学数据，最好是采用规范测量的结果。应事先查阅当地的地理环境及气象资料，找出与身体运动相关的数据；一般由调查人带着简单的科学仪器亲自测量，在举办活动的地区现场获得科学测量数据进行参照对比。调查时，避免随时进行单位换算；应当等调查结束时，全面把握被调查对象的计量制度，最后进行集中的一次性单位换算。
在体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当地与身体运动有关的每件事都应该有文字记录。撰写笔记（notes）、保存记录（records）和制作档案（files），是田野工作参与观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在几天的传统活动时间内进行，需采集的各类信息量大，研究人员的精力集中，时间十分宝贵，应该避免仅仅痴迷于观察，而忽略撰写笔记和保存记录。生长在都市的年轻人来到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地区，容易滋生优越感，而怀有居高临下心态并过分相信自己记忆力。其实，人类的记忆即便是对于那些受过本领域专业培训的人员来说，也是有限的。研究者作记录的时间距离观察时间愈远，可能丢失的东西就愈多，甚至是永久的遗忘。所以，将现场记录和每天坚持做笔记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这在集中的短周期参与观察的体育研究中更需要加以强调。
回到研究室，需要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有了这些宝贵的真实的来自于研究者自己亲临现场搜集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和归纳成果、印证假设、提练理论观点、撰写学术论文、制订发展规划，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3.3 参与式测评以共商发展规划
原生态身体运动主要残存于各民族的边远地区，与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同样需要保护，同时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使身处其间的当地人群提高生存质量。因此，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和外来的援助之手，都需要了解“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与当地基层的草根社会组织密切配合，使参与发展成为更有效的节约型主张。
“参与”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入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于是参与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旺起来。这些项目都在参与式理念和方法的指导下取得比较好的成效。因此，参与式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的反思，带有某种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积极取向[9]。
参与式发展强调“自下而上”的方式又是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工作方式的挑战。作为参与式发展中最重要的工具——PRA（参与式农村评估），其方法更是诸多参与方法中最为普及、最受瞩目的一种，它被认为实现了传统学习者（农民）和教授者（外来专家）之间的权力倒置，赋权于农民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未来的决策。PRA的工具包主要由一系列可视化的图表、排序工具，以及开放式的座谈和访谈组成[10]。这是一套非常灵活、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快速，对参与观察是很好的辅助。
参与的概念为“大众参与”，给予发展以新的活力使草根群体再次焕发生命的活动。大众参与发展的理论，强调允许多元化的存在。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倡导“分享运动”的观念，要结合社会组织理论，联络最基层的草根组织才有可能应用执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各种场合越来越多地提及非政府组织（NGO）与非营利组织（NPO），把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看作在公共管理领域其作用日益重要的新兴组织形式。目前，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统称为“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3大类型，并不沿袭用西方的“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等名称。民办、公助、党领导，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团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管理体制[11]。
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式的发展方式，是数十年来我国推动民族体育开展的主要方式，其优势不言而喻。但是，拔苗助长也有弊端，譬如民运会竞赛项目“板鞋竞技”、“高跷竞技”、“抢花炮”等项目的器械改良中，由于缺乏科学研究及参与发展的理念，遭遇到原生地区参赛者的反对。参与式发展秉承文化相对论，承认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鼓励人们坚持不同的观点，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调动当地社区的力量去实现自己设想的未来。体育类社会组织的建设，是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在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应有大量自组织的体育社团来操办；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不仅不能亲自操办，甚至还要从限制性的“业务主管”角色退居为社会组织进行服务性的“业务指导”。这样，鼓励原住民积极参与的发展人类学理论研究，有望使长期陷入发展困境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走出沼泽。
发展只有建立在大众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因此，在原生态身体运动的田野调查报告中，有必要提出社会组织介入诸如非物质身体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建议。操办权力归还基层群体和组织，能够保障他们正当的体育权益，使其能够在一种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系统中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民族民间体育相关群体拥有更加充分的参与机会，参与到发展的全部活动中。在一些传统文化保持较好的少数民族地区，要特别注意发挥村寨长老、原始宗教祭司、基层学校领导等具有较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意识的部门负责人的积极作用。倡导自下而上的参与发展模式，既复杂也有富有挑战性，是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未来正在探索的一条充满光明的路径。
田野调查方法广泛采用的一个世纪以来，提供了实在的知识，但也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体育人类学在开展田野工作时，充分重视案头准备工作，一般是先从弄清所调查的身体活动入手，最后以评估这些身体活动为结束，往往还需要顺应项目发展趋势进行导向性规划。由于各个研究课题的具体目标有区别，需要根据不同课题内容进行取舍。体育研究在田野工作中更需要注意人体测量与身体活动形式拍摄、环境及器物观测记录、深度访谈及问卷统计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各项內容、指标、数据能够充分发挥相互印证的作用，从而增强所获资料的可信度。
问题往往是老的，而研究方法常新。体育人类学依据体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传统人类学方法的具体操作加以调整改进，在实地调查中尽量利用自然科学手段收集客观数据，创新性把动作视为文化符号的技术动作分析，以及采用双机拍摄运动形象等手段，在真实资料基础上的理论生成中，借鉴发展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在具有人文风范的实践中发挥作用。
体育人类学遵循主流人类学“原始的挖掘与考证”，根据原生态身体文化的研究需要，对田野工作的单次时间大大压缩，增加了来自生物学科的身体动作分析及体育效果的测量手段，并采集原生态活动的环境指标，积极推动原住民意见参与发展框架的构建，是一种倡导跨学科的短期专项综合研究方法。尤为重要的是，体育人类学创造性设计出“身体动作的文化符号分析法”，在多次田野调查实践中取得重大收获。这种方法改变了体育人类学建立之初，主要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而导致的研究结果与身体运动效果脱离的不足，避免了过去一些研究者赶赴“田野”走马观花导致仅能简单描述，或脱离身体运动实体、无视体育之效仅凭蜻蜓点水式臆想，侈谈“文化”最终不知所云的弊端。依据客观真实的第一手素材，体育人类学从详细记录、客观陈述转向深描解释，最终接近正确判断和评估，使参与者都能加入到共同发展的潮流。
作为长期处于非主流的边缘状态的体育研究者，倍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人类身体运动萌生状态的文化资源，愿意深入挖掘残存的原生态传统宝藏，更想把握弘扬东方文明的话语权，故必持之有据，方能言之成理。体育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并且在发展人类学中为认识和推动体育事业进步，寻找到参与共同发展的具体路径。原生态身体文化的田野调查，最终目的是超越所探究的特定事件而以建构理论为最高目的，使新鲜的知识营养成为体育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探索中推动体育在不断变化的人类生存环境中，得到可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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