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与儿童文学教育
内容摘要：赵景深一生热爱儿童文学事业，身体力行从事儿童文学教育、出版和创作。他的儿童文学注重儿童的本真，贴近儿童，捍卫儿童精神自由，其儿童文学翻译、创作与研究为早期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儿童文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重温他的儿童文学观念，重新评估他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赵景深 儿童文学翻译 儿童文学观
赵景深（1902-1985）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今兰溪市），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和戏曲学家，一生翻译和创作了147部作品，涉及儿童文学、小说、戏曲研究、文坛实录等。近代以降，在“五四”启蒙思潮的推动下，儿童文学以其独特的关照对象和表达方式，自觉汇入到中国新文学演进大潮之中。赵景深一生热爱儿童文学事业，身体力行从事儿童文学教育、出版和创作。作为一名编辑，他出版了大量儿童读物和国语教材，如《世界少年文学丛刊》《高小国语读本》等;作为一名翻译家，他翻译了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作为一名作家，他撰写了小说《在乡村里》《红肿的手》等，创作了一系列儿童文学论著，如《安徒生评传》。赵景深的儿童文学注重儿童的本真，贴近儿童，捍卫儿童精神自由，其儿童文学翻译、创作与研究为早期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儿童文学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赵景深的儿童文学编辑与出版
在北新书局，被鲁迅戏称为“北新驸马”的总编辑赵景深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构成一对黄金搭档，积极探索出版业新领域。赵景深1932年，赵景深与李小峰共同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面世，共14册。1933年，赵景深出版了《小朋友童话》（100册）和《常识丛书》（100册）。1934年，赵景深主编了一套《儿童图画故事》和一套《儿童读物》，其中，《儿童图画故事》共60册，彩色封面的口袋書，备受儿童喜爱。另一套《儿童读物》共30余册，包括《爱国的故事》《优美的作文》等。赵景深集创作、翻译、编辑于一身，将自己的创作才华带入北新书局的选题策划之中。他既精通学术，又了解市场，充分展现自身学术能力的同时，确保了北新书局的经济收益。赵景深在北新书局任职长达20年之久，促使北新书局完成了从新文艺书店到综合性书店的转型。
20世纪30年代初，赵景深开始编印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出版了《高小国语读本》《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和《高小国语读本教学法》。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视为儿童文学的延伸，赵景深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一改传统文选型国语教材的风格，将语言基础知识融入文选，深受学校师生欢迎，成了民国教科书的畅销产品。
二.赵景深的儿童文学翻译与创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学时代的赵景深凭借着对安徒生童话的热忱，利用字典和英文功底，开始翻译安徒生童话，从此步入儿童文学殿堂。同道徐调孚曾说：“在中国，我提起了安徒生，大概谁也会联想到景深的罢！赵先生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也是出版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的最先的一个。”[1]在《郑振铎与童话》一书中，赵景深回忆道：“我在五四运动后几个月，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我开始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少年杂志》，接连刊登了《皇帝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鹄》。1920年到1922年我在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求学，功课余暇，就继续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妇女杂志》。由于张梓生的指引，知道研究童话的书有英国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童话的科学》以及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郑振铎就在这个时间主编《儿童世界》。他看到我有兴趣翻译童话，就写信给我，要我投稿，并加入他所创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当然欣然从命。”[2]1925年，由郑振铎介绍赵景深与徐调孚、顾均正相识后，三位安徒生童话爱好者随即编撰了一套《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出版了八本安徒生童话，包括赵景深翻译的三本：《月的话》《皇帝的新衣》和《柳下》。1928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了赵景深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同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了《安徒生童话新集》。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皇帝的新衣》和《柳下》。
1922年至1924年间，赵景深致力于童话理论研究。他曾多次与周作人、张锡琛等人通信，谈论童话创作。1922年1月至4月间，赵景深先后给周作人写了五封信，就童话的概念、定义、作用，童话与故事的区别等问题与周作人进行讨论。其后，周作人将通信以《童话的讨论》为题，分四次在《晨报副镌》登出，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1927年，赵景深也将通信收录于《童话论集》。赵景深与周作人对童话理论的探讨，为他撰写《童话概论》和《童话ABC》等著述做好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五四儿童文学是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觉接受的文化传播内容。[3]赵景深创、译结合，相得益彰，其创作的童话多是贴近儿童生活的小故事。他认为安徒生童话“和儿童的心相近。他的童话处合于儿童心理。……总体来说，我爱他的童话，第一是因为他合儿童的心理，能将故事很愉快地灌输到儿童的脑海。”[4]童话强调儿童生命力和想象力，不附加过于沉重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教训。与旧道德说教性质的儿童读物不同，赵景深受安徒生童话的影响，更注重贴近儿童生活，避免刻板的封建说教。
三.赵景深的儿童文学观
“五四”时期随着周作人“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兴起，儿童文学研究先驱试图将儿童文学从成人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分离出来，确立其独立的学科门类和价值。首先，之中面临的就是儿童文学“为儿童”还是“为成人”的问题。
戴渭清主张“成人有成人的文学，儿童有儿童的文学。成人文学，是成人真情之流;儿童文学，是儿童真情之流。”[5]他以这种绝对化的立场阐明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吴翔宇认为，赵景深在翻译安徒生童话时也强调其童话预设“双重读者”的特点[6]：安徒生题名“说给孩子们的故事”，但他的童话之所以“要写给小孩看，又要写给大人看”，是因为“小孩们可以看那里面的事实，大人还可以领略那里面所含的深意”。[7]赵景深强调童话发展过程中适合儿童的“自然性”。他与周作人讨论安徒生童话和王尔德童话的差异时，认为安徒生童话是“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但王尔德的童话“内中很多深奥的语句”。在他看来，童话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性”逐渐强化，“自然性”逐渐减弱，但“就儿童的眼光去看，总要觉得一个不如一个……离儿童又觉得远了”。[8]这种倾向对童话的发展是不利的。赵景深认为童话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是儿童文学无法兼容的文化结构。王尔德童话的特色是儿童自然属性的艺术性，赵景深赞同正是唯美主义的美学追求成就了王尔德童话的艺术特色，“他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注重空想，不重现实，要把世界造成一个美的世界……写实主义主张艺术要人生化，他却主张人生要艺术化，虽是立论不同，究竟都是离不开人生的。”[9]随着“人的发现”，唯美主义将人生艺术化，唯美主义中的真善美掩盖了现实中的假恶丑，赵景深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也实践着这种艺术诗性，保儿童之纯真，尊重儿童的精神自由。真正的儿童文学就是天然的“艺术”，字里行间处处充盈着“诗性”。
赵景深高度赞扬安慰的力量。他说：“心里的安慰哟，你真的很可爱的，因为你爱护可怜的弱者！”面临困境时，“我们应该从烦闷中寻求快乐：因为人生的烦闷和痛苦，全系在人的心灵上，不系在事实上。无论事实怎样逆，怎样不顺，只要我们愿意，泰然地去过，也就可以将愁闷和痛苦免去大半了”。[10]他不赞成人在困境消极沉沦，不赞成社会底层卑微者自弃，他赞成无论遭遇什么困境都要寻找到心灵上能安慰自己的事物，就像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雏菊》《丑小鸭》《天使》和《一荚五颗豆》那样，主人公都是不被关注、被人遗弃的对象，但他们未被自己遗弃，反而在困境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能力，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人只要能安慰自己，世界的一切都随心变迁。”[10]赵景深的这句话在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唤起人类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激发人们心中的爱与对真善美的追求，儿童文学尤甚。回顾赵景深的儿童文学观，保儿童之纯真，尊重儿童的精神自由，这恰恰是重建“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和谐关系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下儿童文学教育的重要任务。赵景深倡导儿童文学须是纯真的文学，须尊重儿童的天性和精神的自由，这一思想不仅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教育的真谛，也是成人文学创作的准绳。今天，了解赵景深儿童文学教育观和创作观的人并不多，我们有必要重温他的儿童文学观念，重新评估他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徐调孚.皇帝的新衣·付印题记[A].安徒生.皇帝的新衣[M].上海：开明书店，1931.
[2]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A].郑振铎纪念集[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3]朱自强.两个“现代”——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J].文艺争鸣，2000（03）：46-52.
[4]熊辉.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A]. 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6]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接受外国资源的机制、立场与路径[J].学术月刊，2015（09）：127-134.
[7][丹麦]安徒生.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N].赵景深译，《小说月报》第16卷8号，1925年8月10日。
[8]周作人、赵景深.童话的讨论（四）[N].《晨报副镌》，1922年4月9日。
[9]赵景深.童话家之王尔德[N].《晨報副镌》，1922年7月16日。
[10]赵景深.安徒生的人生观[A].童话评论[C].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
（作者介绍：赵雪晴，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