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区的分布特征
摘 要：巴蜀地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都是不均衡的。总的来说，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在川北及川西南地区（荥经地区）的分布呈现出突变性特点，在成都平原及川东地区的分布呈现出渐进性特点;从传统巴地和蜀地的划分来看，巴地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少于蜀地，巴地受秦文化影响的程度弱于蜀地。
关键词：秦文化;巴蜀地区;文化因素分析
对于秦与巴蜀的交流，史籍记载中由来已久，考古资料中也有迹可循。秦灭巴蜀以后，秦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较之前更为明显。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和具体文化特征的不同将巴蜀地区划分为成都平原區、川北地区（广元、巴中一带）、川东地区（主要指达州、重庆地区）、川西南地区（荥经地区）四个区域。本文所讨论的巴蜀墓葬仅包括出土器物中具有秦文化因素陶铜容器及钱币的墓葬。
1 巴蜀地区墓葬中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及钱币
1.1 陶、铜容器
秦文化器物群大致以战国中期为界前后呈现出断裂性的特征[1]，巴蜀地区出现的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基本属于秦文化中的战国器物群。具体包括附耳圆腹矮蹄足鼎、蒜头壶、茧形壶、折腹盆、小口圆肩罐、侈口罐、大口罐、仓、大口瓮、广肩缶、耸肩尖底釜、圆唇短颈单耳鍪等器类。
附耳圆腹矮蹄足鼎：秦文化中的附耳圆腹矮蹄足鼎来源于三晋文化，但在战国中晚期秦墓中鼎、盒、壶的器物组合是一种普遍的组合方式。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可知最早在战国晚期川北地区出现这种附耳圆腹矮蹄足鼎，之后成都平原、川东等地出现的附耳圆腹矮蹄足鼎也基本与关中地区相似，故可将其认定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
蒜头壶：蒜头壶自战国中期在关中地区出现并流行之后，经历了一个清晰的演变序列。目前，蒜头壶属典型秦器之一已成为学界共识。
茧形壶：与蒜头壶相同，茧形壶也属典型秦器之一。
折腹盆：春秋时期关中地区就有与折腹盆形制相近的器物，进入战国之后折腹盆从战国早中期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在关中地区折腹盆出土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属于秦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本文所讨论的巴蜀地区折腹盆不仅包括原报告中命名为“盆”的器物，也包括部分命名为“钵”的器物。目前，巴蜀地区发现的折腹盆均与关中地区的折腹盆有较大相似性。
小口圆肩罐：小口圆肩罐是秦文化中战国器物群的重要器类之一。自战国中期到西汉初年，小口圆肩罐由鼓肩变为圆肩、再变为广平肩，演变序列清晰。巴蜀地区出土的小口圆肩罐在原报告中多命名为“小口罐”或“罐”，本文将其统一称为小口圆肩罐。巴蜀地区发现的小口圆肩罐形制和演变序列基本与关中地区相同，可以判定其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
侈口罐：侈口罐是秦文化中少数从春秋延续到战国的器类，进入战国中期以后数量明显减少。春秋时期的侈口罐口径接近腹径，领部较短;战国时期及以后的侈口罐口径小于腹径，领部变长。战国中期起巴蜀地区开始出现秦式侈口罐，目前巴蜀地区发现的侈口罐一少部分形制更接近春秋时期秦文化的侈口罐。
大口罐：大口罐是战国中期以后秦日用陶器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类之一，自战国中期出现以后一直沿用到西汉。秦与巴蜀器类中均有大口罐，但秦式大口罐与巴蜀式大口罐有明显的区别。秦式大口罐领部略短，腹深及下腹的内收程度均小于巴蜀式大口罐。
仓：仓的形制和代表的功用与秦文化中命名为“囷”的器物相同，二者区别不大。囷是典型的秦器，因而，也可以判断巴蜀地区部分仓也属于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
大口瓮：大口瓮也是战国中期以后秦日用陶器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类之一。瓮这一器类也同时存在于秦文化和巴蜀文化之中，但秦式的大口瓮形制为大口，耸肩，腹斜直，平底，与巴蜀地区原有的形制类似巴蜀大口罐的瓮有较明显区别。
广肩缶：缶这一器类最早应属楚文化系统，巴蜀地区也多见楚式缶。秦式广肩缶器型比楚式缶更简洁，为小口，矮领，广肩、肩部突出，腹斜收，平底。秦式广肩缶与楚式缶区别较大，特征明显。
耸肩尖底釜：关于关中地区的釜已有多篇文章进行过细致讨论，可以认定釜是从巴蜀地区传到关中地区的[2]。进入战国中期以后釜在关中地区发展出了一种小口、耸肩、浅腹、尖底的新形制。李明斌先生认为这种新型陶釜是在原巴蜀式陶釜的影响下，通过对秦鬲进行改造形成的，这种陶釜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秦釜[3]。从战国晚期早段起，这种耸肩尖底秦釜开始在巴蜀地区出现。
圆唇短颈单耳鍪：鍪也是自巴蜀地区传入关中地区的器类。自战国晚期晚段起，关中地区开始出现一种圆唇、短颈、鼓腹、单耳陶鍪，形制与原巴蜀地区侈口、束颈、深腹、圜底明显的铜鍪及侈口、折沿、浅腹、圜底的铜鍪均不同。因而，也可将这类圆唇短颈单耳鍪归为秦鍪。自秦代起，巴蜀地区开始出现这种秦鍪，且均陶质。
通过分析，可将以上陶、铜容器均列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
1.2 钱币
秦钱特征明显，为圆形方孔“半两”钱。虽然有秦“半两”和汉“半两”的区别，但汉“半两”承自秦“半两”，所代表的文化因素也属于秦文化因素，是汉承秦制的一种表现。因而，本文所分析的巴蜀地区墓葬中的钱币并不具体区分秦“半两”和汉“半两”，而是将其纳入出土“半两”钱的墓葬中统一进行分析。
2 秦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区的分布特征
根据以上认定将巴蜀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的墓葬数量分区域进行统计，具体结果如下：
根据图表一和图表二的统计可初步得出几点认识：
在川北和川西南地区，战国晚期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仅指川北地区）数量明显多于其他时段;
战国晚期，川北和川西南地区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仅指川北地区）数量明显多于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
在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秦代及以后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数量明显多于其他时段;
从秦代到汉初，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数量明显多于川北和川西南区;
仅从数量多少来看，川东地区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數量少于成都平原区。
归纳以上几点可看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数量在川北及川西南地区的分布呈现突变性特点，在成都平原及川东地区的分布呈现渐进性特点。另外，成都平原区属于蜀地的核心地区，川东地区属于巴地。从成都地区和川东地区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数量的对比，也可以看出巴地受秦文化影响的程度弱于蜀地。
《华阳国志》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于葭萌拒之。”[4]石牛道（或称金牛道）在先秦时期是川陕西线中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路线。秦灭蜀后三任蜀候反叛，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张仪、司马错入蜀平叛也都是取金牛道的[5]。考古资料中也有川北青川地区有较多秦人移民墓的发现。这也证实了对秦国而言当时川北地区是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与川北地区相似，川西南荥经地区也同样是交通要道、战略要地。秦灭巴蜀以后曾向巴蜀周边少数民族区进行过一定开拓，其势力到达了今川西高原的东部及云贵高原的北部。因而，可以认为战国晚期川北、川西南地区墓葬中包含秦文化因素的陶铜容器数量及出土半两钱墓葬数量有一个明显高峰是受当时秦国战略部署的影响。相比于川北和川西南地区，成都平原区和川东地区表现出的渐进性和相对持久性的原因应是在大一统的趋势中这两区域因缺少战略部署这一“强势”因素加持，使得文化自然传播的作用更为突出。
巴地受秦文化影响程度弱于蜀地，这也与秦灭巴蜀后对巴地和蜀地采取的不同统治政策有关。秦灭蜀后，蜀地经历了从置蜀郡、封蜀侯同时设蜀守到仅置蜀守同时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化。秦并巴地以后虽置巴郡，但在统治政策上保留当地大姓统治，不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统治方式具有浓厚的羁縻制色彩[6]。这种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的区别也导致了秦文化对两区域影响程度的不同。
3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随着秦对巴蜀的经略秦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逐渐深入，在巴蜀地区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较之前有所增多。秦文化对巴蜀地区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是不均衡的。总的来说，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在川北及川西南地区的分布呈现出突变性的特点，在成都平原及川东地区的分布呈现出渐进性的特点。从族属地域划分来看，巴地具有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少于蜀地，巴地受秦文化的影响程度弱于蜀地。但不可否认，即使在秦最强大、秦文化最强势的阶段，巴蜀文化因素在巴蜀地区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主流优势。另外，秦文化在巴蜀不同区域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秦在巴蜀地区内实行的不同军事、政治、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M].文物出版社，2008.
[2][3]李明斌.论蜀釜与秦釜[J].成都文物，2002，000（001）：9-18.
[4]常璩.华阳国志[M].齐鲁书社，2010.
[5]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J].中国史研究，1999（1）.
作者简介
程一帆（1994-），女，河南驻马店人，硕士研究生，先秦考古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