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
[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否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借鉴方案，能否为中国的整体形象构筑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今日的中国已不同于往昔的中国，一方面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是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实力增强表明中国国家治理在逐渐走向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矛盾和冲突，这是所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规律。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表明了世界各国的治理模式复杂多样，特别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上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这也会导致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除了探索自身的实践道路之外，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
[关键词]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独特价值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4—0062—04
[作者简介]涂小雨，男，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制度领导与治理现代化。
一、交流互鉴的变化趋势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有着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路径，但世界对中国有着一种天然的疑问，特别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体制有着偏见的人们更是如此。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代表着传统、落后和国家治理的初级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代表着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统。这导致相互理解沟通之间存在巨大的障碍，西方由于不理解、不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从而产生戒备心理甚至打压心态，不认为中国能够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他们又无法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文化传统和独特价值，导致他们对中国整体形势的误判。
机遇代表信心，历史赋予了中国新的机遇，这种机遇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出现的，但中国很好地抓住了机遇，拥有了走向光辉未来的信心。在汪精卫叛变投敌之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汪精卫贪生怕死，事实果然如此吗？按照汪精卫的政治身份，即使中国战败了，他的生命安全应该也可以保证，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另外，汪精卫也不是什么怕死的胆小鬼，他当年刺杀摄政王的英勇气概就能说明一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是多么的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又怎么会在身居高位之时当汉奸呢？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被西方奴役欺凌，长达近百年。中国人民抬不起头已经很久了，长期的民族尊严的丧失导致了整个中华民族匍匐在地，已经没有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世界的挑战。当时汪精卫的观念就是，中国与日本打下去肯定打不赢，可能会越打越糟糕，损失会越大，还不如跟着日本人混得了，这样还能保全国家。当时持这种观念的人何止汪精卫一人，国内的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念，甚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人也觉得中国肯定是难以取胜的。所以，当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时，很多人都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坚持与坚守，才实现了中华民族石破天惊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国家治理从此拉开了现代化的序幕，中国已经不是西方和其他外部势力可以随意摆布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从此开始了正常的东西方交流互鉴的过程。
中国从封闭的天朝大国到落后挨打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再到共产党执政带领国家走出积弱积贫的悲惨境地，重新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经历了极为曲折痛苦的探索与挣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步融入世界潮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这个世界目前来看依然是利益至上、实力说话，没有强盛的国力和影响力，就无法真正拥有维护核心利益的话语权。中国实力越来越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表现出大国的气度和影响力，中国已开始主动作为，大展拳脚，在国际事务中频频发力，不断施加中国的影响力，既有的以美国为单极霸主的国际格局似乎开始动摇，中国不甘心居于美国之后，成为美国的追随者。难道中国将挑战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抑或沉醉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而独步自封、孤芳自赏？首先，中国一再声明决不称霸，并表现出虚心学习先进国家的管理制度、经验的积极姿态，另一方面又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明确的主张，着力发挥与实力相称的影响。中国拥有巨量的人口规模，其他所有国家的治理模式一旦照搬到中国就注定不管用，中国的国家治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从未有过的治理实践。其他国家没有资格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中国如果不能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关起门来自我封闭，也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化。那么中国到底要向西方学习哪些先进治理经验呢？
二、国外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是规则意识的培养与维护。规则意识首先表现为诚信意识。一个人的诚信记录会影响其一生甚至下一代，如遵守交通规则情况、按时纳税情况、银行信用记录、有无犯罪记录等。如果诚信记录上有了污点，将会面临全方位的麻烦和高昂的成本，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的赔付、银行的信用、子女受教育、房屋的分期付款等，甚至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因为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前提，必须以精准的措施来维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既往不咎、将功补过，更没有什么私下变通、蒙混过关。一旦丢了诚信，意味着在社会上将会寸步难行，甚至多年前犯下的过失依然会对现在的工作选择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影响是终生的。国外不相信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更不相信什么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诚信的机会只有一次，不可重复滥用。人性的美好只有在规则约束下才会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否则人性之恶必将泛滥成灾，殃及全社会。任何人破坏诚信都要好好掂量掂量，他是否能够承受如此高昂的成本？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西方社会对规则意识的培养和维护。培养靠教育诱导，靠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而维护就要靠国家机器的力量，甚至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唯有规则透明、公开，规则才能真正有效。当然这样的规则建立起来也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正是这种高昂的治理成本才让治理变得轻松、简便、有效。美国人一生下来就拥有一个伴随终身不变的社会保障账号（SSN），一生的轨迹都要在这个账号上留下印痕。中国人有一张身份证，也是伴随终生的。但是，近几年居然清理出数百万计的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身份证。其中有不少官員利用管理上的漏洞，虚构出一个新的身份，为自己见不得人的交易遮羞。近些年法院系统对所谓不履行判决义务的“老赖”进行了严厉打击，如采取各种手段追踪，视情节采取行政拘留甚至刑事强制措施，禁止住高档酒店，乘坐高铁、飞机等，起到了不少的震慑作用。这些措施其实早就可以有，并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障碍，为什么到了现在才出台？尽管成效显著，仍然让人质疑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滞后性。
二是对法治的敬畏。中国推进的法治社会建设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官员的执政方式，但是对法治的敬畏之心是否已经真正培养起来恐怕还要打个问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2]，事实上到底什么因素能够影响到法治的这个生命线呢？当然是权力。敬畏关键在“畏”，只有畏惧违法的后果，才有可能产生对法治的尊敬，让一个人通过尊敬法治再去畏惧违法后受到的严厉处罚是不现实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3]。这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醉驾入刑”。在醉驾入刑之前，喝酒开车、酒后驾车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其危害非常大，但一直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每年因为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伤亡都是惊人的，如果在法律层面没有界定，就不会被真正遵守。随着醉驾入刑，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超过规定的量，就要负刑事责任，如果有公职身份，很可能就因为醉驾一次而丢掉饭碗，代价极其沉重。醉驾入刑本来就是国际通例，很多国家对醉驾的惩罚就根本不是什么较轻的刑事判决，甚至会上升到故事杀人罪的高度。现在中国的酒驾现象已经得到了根本遏制。美国的高速不允许走S线，就是说不能随便变道。但美国的交警并不会天天在高速公路上巡查，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因此大多数随便变道的违法行为并不会被查处，但是一旦发现一次就决不手软，基本会让司机倾家荡产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经常会发现一个车道上空荡荡的，但另一个拥挤的车道上却极少有车变道过去。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有一个中国人在新加坡开车违章被警察拦下，本来就是一个轻微的违章，按规定交纳罚款接受警察处理就行了，但是这名中国人却情急之下塞给了警察50新元，警察没有收，并严厉警告了这名中国人。事情远未了结，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警察没有收钱说明警察清廉，继续接受处罚就是了。但是这名警察立即报警，并向法庭控告这名中国人行贿，这名中国人随之被逮捕接受法院审判，承担了远远比交通违章更严重的行贿罪的法律责任。中国人或许觉得这样太小题大做了，那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样一种敬畏之心，以为法律都是可以通融的，内心里没把法律当作最高权威和行为底线。
三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扶弱济贫，扶助弱者，救济贫困群体，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让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的国家治理目标。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影响下，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一些地区体罚孩子、打骂老婆甚至虐待家人已经成为一种陋习传承下来。在西方国家，体罚、打骂、侮辱家人是严重刑事犯罪，在美国打老婆是联邦重罪，处罚程度远超过一般刑事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对中国夫妇很早就来美国创业，把孩子留在国内，等到经济条件允许就立即把女儿接到了美国。当时这对夫妇去美国时女儿刚刚两岁，经过约10年时间在美国打拼，女儿已经12岁了。到了美国就开始上中学。有一天父亲看到女儿不听话，就轻轻抬手打了一下孩子。孩子由于年龄小，到美国之后接受当地文化更快，立即拨打报警电话，警察迅速赶到把父亲抓走，并以虐待儿童罪起诉。家人慌忙联系律师，准备诉讼，最后依然被判有罪，费了相当大的周折才算保释回来。这种轻轻打一下孩子的事在中国根本就不算事，可在美国就不行了，孩子被视为弱势群体，是需要强力保护的对象。成年人到美国尽管奋斗多年，但是世界观在来美国之前已经固化，脑子里装的还是国内的观念，这其实就是文化的差异。孩子后来也对报警的事很后悔，但悔之晚矣，父母多年的打拼由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官司而付诸东流。弱势群体特别是特殊困难群体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很难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生存下去，或者生存艰难而丧失做人的尊严，这其实恰恰就是国家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让特殊困难群体自生自灭得不到救助帮扶才是社会的耻辱。国家治理只有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时时刻刻以人为本，社会团结水平和凝聚力向心力才会大幅度提升，这就是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三、中国方案的独特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其实质是所谓的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这些论调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产生的，并延续至今。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中国还没有资格和能力提出什么全球治理的方案，提出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十八大以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倒是有所减弱，毕竟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是否构成全球威胁，是否修昔底德陷阱一定能在中国应验，尚需要观察才能得出结论，而中国崩溃论则几乎没有了市场。中国的蓬勃发展和治理水平的快速提升表明中国的崩溃只是一部分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对中国有着极大偏见的人的看法，现在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行列，共产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诸如历史周期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问题，而不是什么崩溃。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命题，表明了中国已经在全球治理中成为重要角色。命运共同体是从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递进和嬗变。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经济现代化道路充满了好奇。特别是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有57个，其中欧洲国家就有18个，有15个老牌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国家在犹疑观望中失去了成为创始成员国的资格，被称为是外交上的重大损失，包括美国和日本等。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各国制度不同不影响做生意交朋友打交道。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不同，习近平经常强调欢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来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实现互利共赢。中国的大国形象、大国风范和大国气度呼之欲出，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别是国家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延伸。现在中国之所以受到世界瞩目，表面上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在大幅提升，不断走向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这就是全球治理的多样性体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专题片《大国外交》对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和特点进行了系统总结：“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重信守诺的风范品格，协和万邦的价值信念，以民为本的仁爱情怀，兼济天下的开放胸襟，自信包容的文化气度，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这正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国向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受住了风云变幻的考验。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是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国家宪政体制等都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丰富、创新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国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成功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路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够从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壮大的，表明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当然，中国方案并非是一个具体的个案，而是中国的整体国家治理既要不断实现超越和突破，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选项。
中国方案不是强求一律、非此即彼的选项，也就是说，中国尊重任何国家基于本国国情的国家治理模式，决不会把中国的模式强加给别人。同时，中国也不接受其他国家把某种治理模式和价值观强加给我们，但是中国愿意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的治理模式，以虚心的态度汲取不同的治理智慧。中国方案至少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尽管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选项，是由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认识已经从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自然就不免打上两个烙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除了符合市场经济的共性要求之外，还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政治特色。但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尽管政府的市场监管还有漏洞，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之间仍然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法治进程。从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到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使之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确实表明了共产党推进法治、巩固政权、发展民主的政治担当。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国家治理转型，从传统治理到现代的嬗变势必要经历一系列碰撞甚至冲突，但事实上這种碰撞和冲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可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推进治理转型具有深切的紧迫感和政治期待，期待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1-20.
[2]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17.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
责任编辑：杨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