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情感剧：拟态叙事对受众心理影响的冷思考
何静 刘贺
因大众艺术以及传播媒介的大力发展，我国的电视剧行业也在逐渐成熟和完善。随着玄幻剧、谍战剧和古装剧等成为我国电视剧创作主流的同时，都市情感剧的收视也是居高不下，与其他类型的电视剧平分秋色。它展现了“行走中的生活”，使大多数受众能够在虚拟的故事情节中获得现实的自我认同和投射。
都市情感剧，以现代化大都市为表现背景，两性间的情感婚姻经历、家庭事业状态为表现对象，旨在通过反映都市社会与都市社会中人的情感、婚恋生活，来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并为现实社会的人们提供思想与行为的参考维度，具有一定精神价值取向的电视剧类型。[1]这类电视剧反映了都市人的情感体验和成长感悟，在引发观众热议的同时也是人们了解社会文化景观和时代特征，产生集体诉求的公共文本。
新世纪以来，都市情感剧不断地经过艺术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特点，并以此对受众心理产生影响。
一、 故事聚焦时代症候，映射社会焦虑
同样，电视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走进观众心中的也是故事。都市情感剧将反映都市社会中关于人的情感生活和婚姻生活的琐事浓缩到典型的故事之中，并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观众。虽然都是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但每一个故事都被植入了当代生活中大众普遍存在和关心的热门话题，这是支撑故事发展的矛盾和动力。
近几年来，任何一个热播的都市情感剧的故事中都带有一个或多个社会热点问题。《虎妈猫爸》直面“儿童教育”，引发中国式家庭育儿问题的思考。《钱多多嫁人记》聚焦社会“大龄剩女”问题，审视现代社会女性多元的婚恋观。《杜拉拉升职记》深度阐释新时代女性职场中如何活出自我，追求新生活。《欢乐颂》中有关社会阶层“固化和分化”的讨论接连不断，同时引发“资本”与“身份”的拷问。类似这种“二胎”“第三者”“大龄剩女”“婆媳问题”“丁克家庭”“裸婚”“社会阶层”“职场生存”等都是现代都市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这些话题因聚焦时代症候，反映时代的命题以及发展，又或是都市人的情感痛点而受到观众青睐，获得高收视率的同时所表现出來的外在的社会压力和内在的情感危机也让受众产生了社会焦虑情绪。“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2]
如麦基认为的：“所有言之有物的故事都表达了一个思想，只是这一思想掩饰在情感魅力的面纱之下而已。”[3]编剧以及导演在讲述这些热门话题并借用其情感体验进行描绘，反映现代人的城市经验，为观众探求可借鉴的途径之时，迎合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心理。但剧中某些景象有时也会带给观众一种虚假的认知，如在《欢乐颂》中引人热议的“社会阶层”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商业精英、富二代、普通的职场小白领，她们分属不同的阶层和圈子却住同一楼层，在矛盾中和谐相处，将现实中的小概率事件放大为典型事件，像是这种不同阶层和谐相处的场面容易使受众产生错觉。类似这种虚假的认知让观众将虚拟的故事情节与现实世界混淆，用剧中价值观引导生活，或渴望通过模仿剧中解决方法解决现实的难题。一旦受众发现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无法参照剧中情况顺利解决时，就会引起观众的自我怀疑，回归现实的同时又要压抑自我，“本我”无法满足，“超我”又如此强大，势必会引发和放大个体的社会焦虑。
二、 人物身份趋向中层，受众产生自我认同
社会身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电视剧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触碰到。都市情感剧大都以一线城市为故事发生地，这一背景使得故事对人物社会身份的刻画也是尤为重要。
近几年来的都市情感剧，人物的社会身份大多是经过努力，积极主动提升自我的中间阶层。在本文，中间阶层是指他们的职业以“文化软资本”取胜，或是收入达到社会的中等水平以上的社会群体。《北京爱情故事》里石小猛拥有大学学历，家境贫寒，从公司员工变成上市企业市场推广部经理；《生活启示录》里的刘光耀多年辛苦打拼创办服装公司，成为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源的成功人士。《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起初为全职太太，后离婚，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的立足于职场。《辣妈正传》中大专学历的夏冰凭借自己的聪明、努力与领导赏识，从公司前台升职为主编助理。都市情感剧的人物在对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其个体身份逐渐向中层流动。诸如此类对人物身份的塑造弱化了现实社会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国家对社会的美好憧憬。同时也符合时代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对他们的审美期待，成为这类电视剧创作的文化自觉。
受众之所以对一部电视剧产生持久的观看，其中最重要的审美因素就在于对剧中人物的认同。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商业化的洗礼，新一代的都市人也就出现了，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机遇、选择、矛盾与困惑等。他们的经历也像剧中人物一样，为梦想为工作为生存而奋斗打拼，渴望在繁华都市里找寻归属感。因此，都市情感剧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快感冲击的同时也会让受众不自觉地靠近剧中人物。他们从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经历”着他们意象所衍生的生活，产生身份认同感。如此一来，受众在观影过程中便会把自我想象成他人，把他人指认成自我，这种“主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镜像阶段。观众透过电视屏幕这一“镜像”窥视他人，把他人移情于自我，在“符号世界”与“周围现实”之间产生错觉，沉浸在虚幻的真实中，慢慢混淆真实与虚构、自我和他人的体验。
三、 拟态环境下的完美结局，获得补偿心理
电视媒介为广大受众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环境的客观再现。在都市情感剧所创造的拟态环境之中，每个故事似乎都会迎来一个完美结局，主要体现在私人空间的家庭成员关系如婆媳和翁婿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公共空间的职场和同事、朋友间的关系等会通过一系列有意义的事件的序列呈现或隐或显的巧妙化解，让故事中身份阶层各异的人物呈现融洽与共、和谐共处的新局面。在主体有意识的表演之下，虽然都市生活存在各种问题和瑕疵，但这些不和谐因素也都会慢慢消解成为过眼烟云。如《蜗居》中讲述了“第三者”“官商勾结”等问题，映射了某些社会不和谐的图景，但结局却是对海藻这样爱慕虚荣，破坏他人家庭的第三者形象过于宽容，让故事在海藻的悔悟中迎来美好，创造出社会终会和谐的图景。《虎妈猫爸》中毕胜男重回职场并与上司和解，她和罗素的婚姻危机在其罗素父亲的点拨下在此走向正轨，营造一家人共同成长的美好画面。《大丈夫》中的顾晓珺和顾晓岩姐妹俩在爱情、婚姻与事业历经波澜后也有了美满的结局。观众可以从其塑造的拟态环境走进一个无法企及的理想世界，心理获得短暂的慰藉和快感。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理论，我国民众的生理、安全、社会和尊重需要逐渐得到满足，但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尚未完成。“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如果在现实中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就会寻求一种‘虚拟性的满足或‘替代性的满足。”[3]
都市情感剧的完美结局在拟态环境下就承担了这一重要的功能。在现在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受众会借助电视剧的商业文化话语以及编剧和导演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都市美好景观的结局使自己慢慢沉溺于虚假的影像世界中，通过宣泄和想象的渠道，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获得一种补偿心理。
我国历来的文学作品，乃至悲剧作品也会崇尚“大团圆”结局，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影视作品之中。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特定的审美心理和审美取向，受“尚圆”“家和万事兴”“家国同构”等文化心理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团圆”这一模式从接受者角度来看，他们期待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不完满生活获得安慰的途径。但这种完美结局带给受众的补偿心理也是存在根本性问题的。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审美心理角度而言，他们乐于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这满足了他们的审美期待、抚慰了现实缺陷。但这种“大团圆”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大团圆，它只一种形式和符号的象征，故事的某些悲剧性质也并未因为一个“光明的结尾”而消失，只能对其起到一种净化和烘托作用。
結语
任何一个艺术都会向受众传递价值观念，影视艺术尤为突出。都市情感剧的故事聚焦现实，具有话题性，值得大众关注。它在描写剧中人物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在向受众塑造多元的价值观，这些人物以及都市景观的动态建构是主流价值观的写照及缩影。
在消费主义和一些网络等新媒体的盛行之下，都市情感剧的产业化逐渐成熟，数量有所提升，但质量确是良莠不齐。剧中某些追求消费欲望和膨胀的快感体验也会慢慢凸显，诱导刺激着受众的欲望和心理，会对受众的生活产生影响，过度追求娱乐，部分场景则会变成都市情感剧制作的滥觞。因此，都市情感剧在创作之时不仅应满足受众的审美期待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体现更多的人文情怀，显露出现实社会的文化价值，从而避免偏颇的价值取向，保持健康稳定的态势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杰.近五年国剧盛典TOP1都市情感剧中人物”社会身份”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2]聂北茵.透视社会焦虑症——访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N].中国青年报，2011-08-01（02）.
[3]张娟.韩剧热播的文化内涵浅析——以韩剧《大长今》为例解读[J].青年记者，2007（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