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史·河渠志》对运河与沁河的记载
摘 要 《明史·河渠志》是研究明代黄河、运河及其他河流、水利等方面的重要文献，通过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运河在明代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黄河、长江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长期持续的修缮、维护情况，同时，对沁河的河患及其疏导作用也有所记载。而该志也存在记载缺失，其“运河”部分缺乏对一些重要诏令与奏疏的记载，“沁河”部分没有记载一些重大河患与修缮工作。究其原因，一是史源中存在记载缺失，二是对史源的不合理节录，三是记载史实方法的局限性导致记载缺失，四是篇幅限制导致的记载缺失。
关键词 《明史》，《河渠志》，运河，沁河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4-0035-09
引 言
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学巨著《史记》中创设《河渠书》篇章后，关于治河、水利的“河渠”专篇遂成为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清代官修的《明史》也不例外，专设《河渠志》，共计6卷，近7万字，是研究明代黄河、运河以及其他河流水利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展了对《明史·河渠志》的研究，成果众多，以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①为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史料来源与编纂过程的研究，②另一类是记载订误。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黄云眉的专著《明史考证》，以《元史·河渠志》《明经世文编》和明代历朝实录为参考，结合《明通鉴》的“考异”和《明史·食货志》关于漕运的相关内容，对《明史·河渠志》逐卷进行考证。④二、李小林的论文《万历官修本朝正史对清朝明史馆的影响》，认为清代前期明史馆的纂修官在纂修《明史》时，直接利用了明神宗万历时期陈于陛主持的本朝“国史”编纂成果。在这些编纂成果中，吴道南根据明代历朝实录与两部《大明会典》所撰《国史河渠志》，被清代王鸿绪的《明史稿·河渠志》（即《明史·河渠志》的初稿）以及后来的《明史·河渠志》整段地袭用其文字，或是直接照抄原文，或是将吴道南《国史河渠志》作为参考资料之一，有选择性地加以利用，充分体现了吴道南《国史河渠志》的史料价值。①
笔者对《明史·河渠志》也有一定研究，曾分门别类，撰文考述该志“黄河”部分的若干记载错误，②而作为与黄河关系密切的运河与沁河，《明史·河渠志》是如何记载的？鉴于此，本文以《明史·河渠志》为研究对象，对运河与沁河的若干重要史实展开论述，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明史·河渠志》对运河的记载
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由人工开凿的河道。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澇、给水等。③明代的运河四通八达，通过一系列的自然河流和人工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五大水系连通起来，借助水力使各类物资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不仅服务于明王朝的经济发展，还维系着政治稳定。
明初建都于南京，漕运主要通过长江和海运进行。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形成政治中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的格局，连通南北的京杭运河承担着运输漕粮等重要物资的任务，成为国家级的交通命脉，是需要倾全国之力维护的重要工程。有明一代，运河修缮和维护的优先度极高，即使是在皇帝去世的“国丧”期间，也要照常进行。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后不久，张居正考虑到前代滥用民力、军民穷困，又由于营建皇陵导致财政枯竭，规定“一应不急之务，悉该停止，不许擅自移文兴工。其在外司府军卫州县等衙门，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得擅科，一夫不得擅役，违者各治以罪”，但是，“城垣、墩台、关隘、仓廒、漕河等项例该修理者”除外。④也就是说，运河作为维系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工程，仍要继续修缮。
有明一代，鉴于运河在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出现了大量专门记载运河的历史文献，如《漕运通志》《漕船志》《通惠河志》等。而清代统治者对运河的重视，使得清代官修《明史·河渠志》的“运河”部分占一卷半的篇幅，卷85《运河上》记载明代京杭运河通州到扬州段，卷86上半部分《运河下》记载当时的江南运河、通惠河、蓟州河等其他运河，字数仅次于两卷的“黄河”部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明王朝的运河建设史，而该志的“黄河”与“泇河”部分，对运河也有一些记载。
（一）明代运河发展的历史特点
1.以闸漕、湖漕和河漕为首，最为重要
闸漕，即会通河，得名于其上调节水位的众多闸座，北至临清，上承卫河，南至济宁，下接泗水和黄河，在元代就有淤塞、缺乏水源的缺陷。明初名臣宋礼以治理会通河而闻名，曾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东平府戴村筑坝，使汶水全部注入南旺，为会通河补充水源，“南北置闸三十八，又开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寿张之沙湾，以接旧河。其秋，礼还，又请疏东平东境沙河淤沙三里，筑堰障之，合马常泊之流入会通济运。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纯复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水至塌场口会汶，经徐、吕入淮。运道以定”。⑤
河漕，即黄河的徐州至淮安段，黄河、运河与淮河在此交汇，运河受黄、淮水情影响极大。治河名臣刘天和认为，“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东南以给京师，举由江淮，经徐、兖导汶，建闸浮卫以达，谓之运河。所虑为运河之害者，则惟黄河而已”。⑥这是明代黄河治理的核心问题。一旦黄河泛滥，携带而来的泥沙就会淤塞运河河道，治理难度很大。另一位治河名臣万恭认为，治理黄河与疏浚运河同等重要，在黄河难以治理的前提下，只有每年的三、四月才能保证运河畅通，而五月到九月黄河、运河的水位变化大、泥沙含量高，漕运是无法正常进行的。⑦
黄河泛滥对运河的侵扰难以根治，很多官员认为应该借助其他河流代替现有的运河，这就是明代运河史上的“开泇河”之争。①在经历了30余年的争论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这一工程在总理河道李化龙的主持下终于得以正式实施，“直河至李家港260余里，尽避黄河之险”。②明代漕运出现了新的运输模式，即新开凿的泇河和原有的运河一同承担起漕运的重任。泇河河道较窄，但水势相对稳定，而运河河道宽阔，易受黄河侵扰，所以夏、秋季，装满物资的船舶由泇河北上，以避免黄河、运河泛滥造成的损失，冬、春季黄河较为稳定，卸下物资的船舶由运河南下，比较安全。③明代的漕运就在对泇河、黄河的同时利用中维系着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
湖漕，即京杭运河的淮安到扬州段，长370余里，地势低下，易于蓄积河湖来水，两侧有射阳湖、白马湖、邵伯湖等湖泊提供水源，还修筑高家堰以阻挡淮河侵袭，修筑王简堤和张福堤防止河水流失，而运河向南注入长江后，即为“江漕”。④明代京杭运河的淮安到扬州段泛滥频率较低，受黄河、淮河影响小，相比于河漕、闸漕更为稳定，是连通黄河、淮河与长江的重要通道。
2.江南运河、通惠河与卫河
除闸漕、河漕、湖漕外，明代京杭运河的两端还有江南运河、通惠河和卫河，构成了完整的运河网络。
浙漕，即江南运河，始建于隋炀帝大业时期，其重要性仅次于闸漕、河漕和湖漕，起自镇江，抵达杭州。在明代，其作用是运输江浙地区的漕粮到达长江沿岸，然后北上进入湖漕，并为江浙地区提供内部的水运通道。运河主河道两侧，还有诸多小型运河，其间建有大量的水闸以调节水位。由于所处地势低洼，有明一代，曾不遗余力地多次疏浚、维护。⑤
大通河，即通惠河，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开凿，由北京昌平的大通桥向东，抵达通州高丽庄，与白河汇合，经直沽（今天津）入海。在明代初期，通惠河并不属于京杭运河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为北京提供水源。⑥随着明王朝迁都北京，大通河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嘉靖初年，御史吴仲对通惠河的旧河道加以改造，将一些元代的水闸废弃，改建新闸，收到了“漕艘直达京师，迄于明末”的效果。⑦自此，通惠河正式成为明代京杭运河的一部分。
“卫漕”即卫河，与沁河相通，起自河南新乡，在天津入海，是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部分。北宋时期称御河，到明代，成为京杭运河的支脉，是华北与中原地区之间重要的水运通道。⑧
3.长江下游作为运河的作用
在明代，长江下游作为运河系统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漕运主要利用的是长江的武昌到扬州段。湖广地区的船舶从汉江、沔水驶入浔阳江（长江在江西九江段的别称），江西的船舶从章江、鄱阳而会合于鄱阳湖口，南直隶太仓、池州等地的船舶，都可通过长江驶入仪真（今江苏仪征）的通江闸，上溯淮安、扬州，进入江北地区，镇江、仪真之间是长江漕运的咽喉要道，在明代时常疏浚。⑨
4.其他区域性运河的作用
《明史·河渠志》记载的区域性运河，还有白塔河、通济渠、蓟州河、丰润环香河和昌平河。
白塔河位于泰州，连通邵伯湖和长江，陈瑄于宣德时期开凿，对京杭运河有一定的辅助作用。⑩白漕，即隋唐時期的通济渠，明代继续利用，同时进一步修缮、维护。其上游支流众多，而下游河道短，水流湍急，以致经常泛滥，永乐到成化时期多次决口。？輥？輯？訛正统元年（1436）的决口危害最大，由官员沐敬、安远侯柳溥、工部尚书李友直等人负责修缮。？輥？輰？訛杨士奇认为，通济渠“仰受白河、汤河、潞河诸水下，合直沽南来之水入海。凡齐、鲁、汴、蜀、湘、汉、江、广、闽、浙之赋运，及海内、海外朝觐贡献之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达，所系之重也”，①有很高的漕运价值，但是又经常泛滥，必须重点治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将白河的通州至天津段加深为四尺五寸，所挖出的泥沙就地利用，在两岸筑为河堤。②
蓟州河、丰润环香河与昌平河都是为军队输送物资而开凿、疏浚的区域性运河。蓟州河发源自今天津市蓟州区，在北塘入海，主要用于向辽东运输从海运而来的军粮，官方对此还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制度，嘉靖以前每三年疏浚一次，嘉靖时期改为每两年疏浚一次。③成化时期，还疏浚丰润环香河，用于给蓟州东路的驻军运送物资，后逐渐废弃，粮食改由蓟州供应，极不方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得到恢复，为了不使运河水源枯竭，在北济、张官屯、鸦鸿桥建设水闸以储蓄水源。④昌平河是为天寿山守陵官军运输物资的运河，源于巩华城外的安济桥，抵达通州张家湾，与京杭运河相连，于隆庆六年（1572年）疏浚完成。⑤
总之，《明史·河渠志》的“运河”部分以运河的修缮与维护为记载重点，体现出明代的运河制度吸取前代经验教训，比以前更为完备，管理趋于体系化，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的官职。当时，京杭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长江、卫河等河流对漕运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漕运也确实促进了明代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政治稳定。然而，会通河缺乏水源，黄河泛滥的难题在明代得不到根治，始终是阻碍运河顺利通航的因素，相关官员虽有一定的对策来缓解这些问题，却始终无法根治隐患。此外，明代运河的经济价值主要记载于《明史·食货志》中，⑥两部志书互为补充，系统地描绘了明代的漕运体系。
（二）《明史·河渠志》对运河的记载缺失
那么，《明史·河渠志》是否详尽地记载了明代关于运河的全部史实呢？答案是否定的，检索明代实录等文献，可发现《明史·河渠志》对明代运河的一些重要事件缺乏记载，现举三例史实加以说明。
1.《明史·河渠志》对成化九年（1473年）陈锐有关运河奏疏的记载缺失
陈锐（？～1501年），字志坚，别号云谷，南直隶合肥人，是明初著名水利专家陈瑄之孙，陈豫之子，袭平江伯爵位。成化时期总督漕运，在京杭运河修建淮河口石闸和济宁分水的南、北二闸，疏浚运河，“总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筑，转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后建疏百有余章”，贡献很大。弘治六年（1493年），黄河在张秋决口，陈锐奉敕随刘大夏治理，后增禄二百石，累加太傅兼太子太傅。⑦
作为明成化、弘治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和治河名臣，陈锐承袭祖辈事业，在漕运和治河等方面贡献颇多，成绩斐然。他在管理漕运期间的多数奏疏都被实录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如《明宪宗实录》成化九年的一件奏疏，涉及明代运河管理制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万历时期，在礼部尚书陈于陛的主持下，官方开始编纂本朝正史。⑧翰林院编修吴道南以《明宪宗实录》为史源，将其编入《国史河渠志》中，两处记载见下页表1。
2.《明史·河渠志》对成化二十年（1484年）奏疏与诏令的记载缺失
除陈锐的奏疏外，成化二十年吏部尚书万安等人所上奏疏与宪宗的诏令，载于《明宪宗实录》卷259，涉及运河的日常维护与管理，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吴道南《国史河渠志》编纂时节录《明宪宗实录》而用之，删去诏令，且奏疏的字数少于实录原文，两处记载见下页表2。
与《明宪宗实录》和《国史河渠志》的翔实记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锐、万安等官员的奏疏在《明史·河渠志》编纂时被直接删除，记载缺失。查阅《明史·河渠志》，可发现该志对陈锐的记载极少，仅有两条：一是成化时期宪宗“敕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王诏督漕卒浚通惠河”;⑨二是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孝宗“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刘）大夏共治张秋”。⑩可以说，这些寥若晨星的记载与陈锐在河道总督任上的积极作为完全不符，而《明史·河渠志》对万安则根本没有记载，也无法与其在运河方面的建言献策相匹配。
3.《明史·河渠志》对天启六年李从心奏疏的不合理节录
除明前期陈锐、万安的奏疏外，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乙亥总河侍郎李从心所上奏疏，载于《明熹宗实录》卷72。这一奏疏内容十分重要，涉及运河与黄河、淮河的紧密联系，以及漕运的经济地位、疏浚所需人力成本与费用等问题，还对修筑堤防与疏浚河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是对明末京杭运河的重要历史文献。而《明史·河渠志》编纂过程中，对《明熹宗实录》的相关史实采取了节录的方法，编入志书中，该志“运河”部分仅有寥寥数语的简单记载，⑤与李从心奏疏中的丰富内容完全不符，是对实录原文的过度删节。两处记载见下页表3。
综上，《明史·河渠志》对运河的记载缺失，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编纂过程中对《国史河渠志》原文的直接删除，二是对实录原文的不合理节录。
二、《明史·河渠志》对沁河的记载
沁河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平遥县，自北向南流经沁潞高原，穿过太行山，进入河南省，在武陟县汇入黄河。⑥在金代，沁河的含沙量增加，隐患渐生，当时的都水监曾承担治理沁河的任务。⑦据同治《阳城县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沁河曾经泛滥。③到明代，随着沁河源头太行山区的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河水含沙量逐渐增加，夏、秋季节，沁河水位上涨，泛滥频率仅次于黄河，有时还与黄河河患一并发生。
沁河在明代政治变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如运河重要，因此，关于沁河的史实零散地载于实录、文集和地方志中，并没有专门的文献记述，这是与运河不同的。而鉴于明代山西环境恶化导致的沁河河患及其与黄河、运河的密切关系，清代官修《明史·河渠志》在中国古代正史“河渠志”的编纂中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将沁河列为专篇，记载了与之相关的15处史实，④此外，在“运河”部分也对沁河有一些记载。
（一）明代沁河发展的历史特点
1.山西环境恶化导致沁河河患
明代山西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使沁河“乘高趋下，怒流湍悍可畏”，⑤隐患仅次于黄河。永乐六年（1408年），沁河就在暴雨的影响下“冲决堤岸，渰没田庐”。⑥沁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南武陟屡屡受灾，成为当时需解决的棘手问题，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以后，沁河再未有大规模的泛滥情况，形势趋于稳定。当时，沁河虽然有“地上河”的称谓，但是河患频度较低，且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此外，漳河、滹沱河、桑干河也发源于山西，同样有河患问题。从《明史·河渠志》对这四条河流的记载，可以看出明代山西生态环境遭到的严重破坏，致使发源于此的河流含沙量增大，为下游带来危害，具有时代特征。
2.沁河对运河具有疏导作用
沁河的含沙量大，流量大;与之相通的卫河的含沙量低，河岸高度低，流量小，因此沁河对卫河有补充水源的作用。每当沁河连通卫河的河道淤塞，就使得卫河水量减少，影响漕运。对于是否应当以沁河水接济卫河，是明代官员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官员支持引沁入卫，如正统四年（1439年）佥事刘清认为，沁河河堤已修缮完毕，且与黄河、卫河可形成运输网络，那么引沁入卫不会有危险。⑦还有人对引沁入卫持反对观点，如万历时期，工科给事中常居敬认为，沁河的泥沙会使卫河淤塞，称“卫小沁大，卫清沁浊，恐利少害多”，⑧“卫辉府治卑於河，恐有冲激。且沁水多沙，入漕反为患”。⑨潘季驯曾对黄河、沁河与卫河的关系总结为“黄、沁浊流，平时清浊相当，内水外出颇顺。惟黄水一发，则黄强清弱，倒灌入漕，而河渠淤淀，此理势之必然者”。⑩
当然，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提出的，沁河稳定安流时，官员多建议引沁入卫;而当沁河水位上漲、泛滥时，反对的声音则频繁出现。对引沁入卫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明末也未停止。
（二）《明史·河渠志》对沁河的记载缺失
《明史·河渠志》对沁河的记载，体现了当时对沁河治理和利用并举的时代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并非明代沁河的全部史实，现举两例，兹列于下。
1.《明史·河渠志》对成化十八年（1482年）沁河洪水与治理的记载缺失
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六月至八月乙卯，沁河流域遭遇频繁的暴雨，降水量极大，沿岸堤防年久失修，失去防护作用，爆发了特大规模的洪水。期间，河南怀庆府（今河南省沁阳市）和宣武卫（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受灾最为严重。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所坍塌城垣共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渰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①除怀庆府受灾严重外，一些石刻文献的记载显示，这次洪水还波及沁河上游的山西泽州府阳城县。当地河头村沁河渡口的左岸原有一石碑，1941年被侵华日军所毁，碑文记载“大明成化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水至此”;②阳城县九女祠的僧人在祠堂迎面石壁的洪水痕迹处刻文“成化十八年河水至此”。据估算，这次洪水的流量为14000～18000m3/s。③
洪水过后，怀庆知府陈达征发6000余名民夫治理，加高沁河河堤，3个月后完工，被怀庆府民众刻石立碑纪念。④第二年（1483年），陈达又重修怀庆府城墙。这一系列的举措，有力地保证了此后30余年内沁河沿岸地区的安全。⑤
2.《明史·河渠志》对正德十二年（1517年）再次修缮沁河河堤的记载缺失
正德年间，作为沁河沿岸重要的防洪设施，前代修缮的河堤逐渐损坏、坍塌，每年的夏、秋之交，暴雨过后，沁河河水暴涨，溢流至怀庆府城墙下，城外的房屋屡次受损、毁坏，民众都害怕成化十八年的大规模洪水再次来袭。在河南巡抚李充嗣看来，再次修缮河堤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因为修筑堤防，抵御水患，是合理的施政措施，即使耗费大量的资金，也是必需的;二是怀庆府是郑王的封地，一旦洪水侵入城内，将威胁郑王府的安全。⑥因此，他同意了怀庆知府周举关于修缮河堤的申请，在河南布政司左参政杨志学、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王震、佥都御史韩廉、河南按察司佥事范松等官员的筹划下，“计堤之当修筑者，西起回龙庙，东过真武庙，长凡三百一十丈有奇，高约二丈有奇，厚阔狭不等。计椿木当用八千根，府库官银一千两，易买六千根，本府措置二千根，计夫役当用三千名，怀庆卫派九百名，河内县派二千一百名”，由周举、高杰、丘会等官员监督修筑，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十日完工。此外，还在河堤沿岸种植树木，以加固堤防。⑦正德十三年（1518年）秋，暴雨导致沁河上游的山西阳城县再次暴发洪水，前一年修建的堤防有力地保证了沁河下游怀庆府的安全。⑧
以上就是明代成化、正德时期有关沁河的一些重要史实，但如果查阅《明史·河渠志》，可发现其“沁河”部分在记载天顺八年（1464年）的史实后，直接进入弘治时期，叙述官员们对“引沁入卫”的争议，而后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沁河决口，对成化、正德时期的史实则没有记载。
三、《明史·河渠志》对运河与
沁河记载缺失的原因
（一）《明史·河渠志》对运河记载缺失的原因
第一，《明史·河渠志》的“运河”部分只有一卷半的篇幅，以如此简短的篇幅，记载明王朝277年间涉及运河的史实，必然要保持相对简洁、精炼的记载风格，对一些史实进行删节。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字数限制，吴道南《国史河渠志》对洪武到隆庆205年间史实的记载，在清代编纂《明史·河渠志》的时候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删除，从而造成记载缺失。其中，陈锐的奏疏主要涉及明代运河管理制度，而与运河修缮、维护的关系相对不大，《明史·河渠志》的编纂，可能就是基于这一考量而将其删除的;而万安所上的奏疏，可能是由于篇幅限制而被删除的。以上这些原因，造成了《明史·河渠志》运河部分对陈锐、万安奏疏的记载缺失。
第二，《明史·河渠志》各朝记载的字数不均，总体上看是前略后详的。仅以卷85《运河上》为例，明代后期万历到崇祯72年的记载约有5200余字，占此卷12000字总数的43%。①这一时段内记载的字数较多，原因之一是其史料来源——《明神宗实录》和《明熹宗实录》卷帙浩繁，字数也是比较多的。以《明熹宗实录》为例，全书100余万字，87卷，字数与卷数的比例远高于50余万字，274卷的《明太宗实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万历到天启时期，很多负责运河管理的官员所上奏议篇幅大、字数多，按照实录的编纂原则，“一差官各处提督圩田、水利，及新开、修治河渠、圩岸、桥道皆书，有奏请修筑陂塘等事亦书”，②可以说，这些奏议是必须要编入的，造成了实录的篇幅很大。因此，《明史·河渠志》在编纂时，即使删减、节录实录原文，编成志文后的字数也是比较多的。笔者认为，明代后期的实录卷帙浩繁，动辄百万字的篇幅，很可能使清代明史馆的修史人员在史料选取上难以做出合理的选择，造成编纂过程中对李从心奏疏的不合理节录。
（二）《明史·河渠志》对沁河记载缺失的原因
第一，如前文引言部分所述，《明史·河渠志》“沁河”部分的记载缺失鲜明地体现了李小林的观点，即该志对吴道南《国史河渠志》的史料袭用，其缺载的直接原因，是直接史料来源——《国史河渠志》的记载也是缺失的。那么，《国史河渠志》对这段史实缺载的深层次原因何在？
经过对比可知，何瑭的《重修沁河堤记》明确地指出了沁河河患的诱因与造成的危害，而《明宪宗实录》在描述沁河洪水导致的受灾情况前，仅记述“河南自六月以来雨水大作”，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夏、秋季暴雨导致沁河河堤的决口，进而引发的洪水泛滥。明代实录与何瑭对此事的记载见表4。笔者认为，吴道南根据《明宪宗实录》编纂《国史河渠志》的“沁河”部分时，可能认为这次洪水与沁河没有关系，漏掉了这条重要的史料，而这一问题和记载缺失也被《明史·河渠志》所继承。
第二，与《明宪宗实录》如实记载了成化十八年沁河洪水及其治理不同的是，《明武宗实录》没有记载正德十二年再次修缮沁河河堤这件事，尽管这部实录的凡例称“一差官各处提督圩田、水利，及新开修治河渠、圩岸、桥道皆书，有奏请修筑陂塘等事亦书”。③笔者认为，《明武宗实录》对这件事缺乏记载的原因，可能是在修缮河堤之前，沁河的隐患相对于成化时期不大，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洪水，因此，修缮河堤这件事完成之后，很快便被参与其中的官员、民众们忽略掉。“天下之患，备于未然”。虽然沁河的水患灾害频发，但明代相关文献的记事习惯，往往是记载灾害为先，治理为后。所以，在正德时期沁河危害相对较小的前提下，嘉靖年间编纂的《怀庆府志》也就没有对这件“为民之德甚厚”的事情花费笔墨，记入地方志中。同理，嘉靖时期编纂的《明武宗实录》作为从明王朝中央政府角度记载历史的史籍，也不大可能记载这件事，而源自实录的《国史河渠志》以及后来的清修《明史·河渠志》，其成书时间更晚，就把这段历史忽略掉了。如今，据笔者所见文献，除了何瑭在事后所撰《重修沁河堤记》之外，这段历史再无其他记载可寻。
第三，《明史·河渠志》记事重点在于黄河与运河，表明这两条河流在明代政治、经济發展中的首要地位，维系着明王朝的政治稳定与财政收入，其他河流重要与否，是其与黄河、运河的关系远近决定的。因此，对沁河的记载，更偏重于黄河、运河与沁河之间的关系，除一小部分记载涉及沁河本身的河患外，其内容多为黄河泛滥对沁河的侵扰，以及引沁河接济卫河的史实，从而忽略了对沁河上游河道的记载。而明清易代后，清廷对治河与漕运仍然高度重视，康熙还曾“以三藩、漕运及河务为三大事，夙夜堇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①希望通过编纂《明史·河渠志》对其治河与漕运提供借鉴，也可能是形成这种记载方式的原因之一。
结 语
《明史·河渠志》以河流为序编排，各卷之间具有独立性，内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明代，由于黄河、运河与沁河的交汇，使得运河疏浚与黄河、沁河的治理密不可分，从而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治理体系，保障了物资的顺利流通，稳固了明王朝的财政收入，还维系着政治稳定。《明史·河渠志》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写作手法，展现了黄河、运河与沁河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明清时期其他的水利著述相比，该志的篇幅并不大，比较短小，包含的信息量却很大，是《行水金鉴》等篇幅更大的文献无法取代的，而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正史中“志”这部分内容的价值，即以比较简洁凝练的篇幅总括一个朝代的历史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明史·河渠志》存在记载缺失的问题，但瑕不掩瑜，该志简洁精炼，是了解明代运河与沁河的必读文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读明代实录、地方志和文集，以及专门的水利著述，才能对当时的运河与沁河有所了解，并开展研究。
【作者简介】李旭东，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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