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显现的相互生成

    黄丽姗

    

    【摘 要】在《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繁荣市井商贸的画面主线背后,实则涌动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隐藏暗线。本文试图从画卷中“众人观画”这一细节场景出发,试图揭露《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盛世之景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真实社会面貌,在显与隐、福与祸的交织中探寻张择端艰难而危险的曲谏之路。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众人观画;盛世危言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1-0197-03

    《清明上河图》作为我国传世长卷风俗画,通过传统的绘画技巧,展现了北宋时期独有的城乡生活和经济发展面貌。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工笔白描等各种绘画技巧都被张择端巧妙地运用到画中,更以一种细腻而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沿岸的城乡地域风貌及商贾的繁荣盛况,通过艺术手法反映了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现状。

    《清明上河图》全卷按照时间维度可分为三个部分:郊区农村风光、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盛况以及城门内外的商贸活动场景。张择端“让画面产生出一种戏剧性的变化,让人物在狭窄的画卷中具有高度的艺术凝聚力与概括力。”[1]张择端通过传统绘画技巧的运用,以“散点透视”的方法组织画面结构,从而达到了长而不冗、繁而不乱的视觉效果。通过人物的刻画、景物的摄取、情节的设置等不同视觉手法的合理把握,将细节的调整充盈到整个画面的艺术风格之中,使不同人物的形态、动作以及生活的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盛世之忧的遮蔽

    艺术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形式之一,张择端运用娴熟的绘画技巧和巧妙的表现手段,通过画笔再现了汴京往日的繁华之景。尽管《清明上河图》因其场面宏大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而被众人所推崇称赞,但专家学者分析,虽然《清明上河图》场面恢宏,但其所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画家对北宋社会深刻忧患的“盛世危图”。在《清明上河图》展现繁荣市井商贸的画面主线背后,实则涌动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隐藏暗线:卷首以惊马闯郊市为伏笔,从而奠定了焦虑的基调,又以虹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与撞桥险情的相互交织形成了画面高潮,在画卷前后还出现了士兵懈怠、边防颓败、商贸侵街、党争严酷、商贾囤粮、酒患泛滥等社会危情。

    在《清明上河图》中,后段的衔接处,张择端描绘了“众人观画”这样一个场景。车铺的西北方,一位盘腿而坐、淡定自若的老者在茶坊前的地上摆了个摊儿,他的周围铺满了书画,有的已被展开供路人观赏品评,有的则被卷好放在包袱旁,等待有缘人的开启。也许是这位老者的字画太过于生动传神又有特色,大家纷纷被字画吸引,来到老者的地摊上围观讨论:正在附近茶坊内饮茶的客人好奇地来摊位上观望,在店外招呼客人进店的小二也趁机来凑凑热闹,坐在树下休息、整理衣裳的脚夫插空探头观望;还有身戴玉佩的文人学士,静静地站在一旁双手插袖,若有所思;着深色服饰的官差,在购置完日用品后也来到了老者的摊前,拿起一幅中意的画卷细细品评。细细数来多达十二位观赏者,将摊位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连赶路的挑夫都被这热闹的场景吸引转过头来往摊位这边张望。

    通过查阅史料可以得知:北宋的统一使得长期封建割据而造成的分裂和隔阂局面得以消除,文官政治的推崇和自由经济政策的广泛应用,使得北宋社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中原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使迅速繁荣起来的商业和手工业为绘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科技的进步又进一步促进了北宋绘画艺术的提高和发展。

    宋朝的历任皇帝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而且都对绘画有所研究。宋徽宗时期,他对国画艺术的贡献功不可没,不仅大力支持并推动国画艺术的发展,扶持绘画突出的贫民,还创建了中国美术教育“第一院”——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在位时,广泛收集全国的古物和书画以扩充翰林图画院,同时又设立了画学,完善科举制度来选拔和培养绘画人才,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古代宫廷画最为繁荣的时期。宋代文人士大夫把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他们对书画文玩的欣赏收藏也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宋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对绘画需求量的增加,推动了民间职业画家的出现,他们多以卖画为生,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商品化性质,为适应市场需求而作。

    回到“众人观画”这一场景本身,不禁让人思忖张择端细致描绘这一场景的用意何在。从张择端的人生经历可知,他在汴京卖画一直卖到富商和官宦之家,同时描绘了山水画,创制了“燕家景”,后经朝官刘都知推荐,进了翰林图画院任九品画院待诏,再后来为了谋生努力自学界画,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了他的一项专长后方才如愿成为翰林图画院的一名画家。画中的卖画老者仿佛是张择端自身的影射,是他自己人生某个阶段真实经历的再现。

    分析到此,不禁问道:为何有如此多的观者围聚在老者的周围?或许,这与老者所卖的画卷有关。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翰林图画院画家的作品,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审美标准,谓之“院体”画,因其造型准确,形神兼备,格法严谨,工整细致,华丽细腻,形成“院体”画的独特风格。宋徽宗注重绘画“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宣和画谱》卷十五)宣传教化、笼络重臣、粉饰太平的政教功用。不禁猜想,老者所卖之画可能是当时圣上所推崇的院体画,因其生动准确的造型,华贵富丽的色调而吸引众人围观。那这一卖画老者是否可能为宋徽宗的刻意安排?对于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其实宋徽宗内心可能早已知晓一二,只不过是佯装忽视国情,借助绘画来麻痹自我罢了。通过刻意安排在集市上出售一批“院体画”以达到安抚民众潜藏在心中的不安情绪,粉饰太平,众人与其皆醉的目的。

    换一个角度进行猜想,在宋徽宗之前,画家一直被视为伎术之例。盛唐时期,著名画家阎立本就曾告诫其子:“躬私役之务,莫辱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2] 足以见得当时画家的社会地位是何等低下。而至宋徽宗时期,出于其自身对绘画艺术的酷爱,他对画家的社会地位也予以高度重视:“政、宣间,独许书画院职人佩鱼,此异数也。”(邓椿《画继》卷十《杂说·论近》)此时,画家的官阶已经达到了可穿紫服、佩鱼的三品高官地位,这足以看出书画院在宫廷体制中已然高于其他各部,真可谓“不以众工待也”。宋徽宗酷爱并重视绘画,广收古物和书画,引入绘画人才来扩充翰林图画院的事情已在民间流传开来,各项制度亟待完善,“荐入”与“诏入”制同时出现,因而汴城的优秀画师希望自己的画作能被士大夫相中推荐给宋徽宗,以此契机进入翰林图画院,通过技艺提高自身地位的同时也可以荣耀家族,那么这位卖画老者是否也是有这一想法的众多民間普通画师中的一员呢?

    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这使得宋代官吏多为文人而非武将。在宋徽宗的推崇和布局下,北宋人才的选举也多以艺术技法论长,而非因治国谋略为官。大敌当前的北宋,内忧外患,画家张择端对于国家岌岌可危、飘忽不定的未来而满心忧虑,于是他将北宋社会的真实现状和自己的忧愁画进《清明上河图》中,希望以此引起宋徽宗的重视和反思。

    二、以画曲谏的显现

    在宋徽宗时期建立的画院和执行的制度,促进了当时艺术风格的创新和技法的新发展。成功艺术品的灵感总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以社会生活习俗为题材的风俗画更是如此。在《清明上河图》尾部的跋文里金人张著写到:“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3]从此跋文中我们得知画家张择端已是宫廷画院的翰林,尤其善画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工于界画但不拘于界画,还吸收了各家所长,有精湛绘画功力的同时又有丰富的民间生活的经历。国宝级文物——《清明上河图》无疑是画家仔细观察体悟并高度提炼市井生活再通过巧妙构图精心刻画生活的结果。“张择端作为当时的宫廷画家,他的职责不仅仅是完成艺术的任务,而是把个人的祖国情怀化为一种动力,倾注在艺术的创作中,把自我的精神图式描绘在艺术品里。”[4]可以说,画卷中的楼阁建筑、流动车马、生活用具等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彼此相关联的身份。

    通过创作《清明上河图》,张择端想要宋徽宗能够了解到一些存来已久的社会顽疾。他的这种针砭时弊的做法无疑会引来杀身之祸,但正是由于宋代立国之始就已存在的“文德致治”的基本国策,宋徽宗登基时也曾明诏天下:“……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惟恐不闻,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二十三)对谏者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才使张择端免遭不幸。宋代画家的创作趋向逐渐发生了改变,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成为他们关注的主题。北宋的谏言越往后影响越广泛、越激烈,不仅有朝官,杂剧家、画家等艺术家也加入了谏言队伍中,从而产生了由书面文字谏言到文学艺术进谏的转变,即从“文谏”扩展为“画谏”“艺谏”和“诗谏”等艺术形式,艺术手段的扩展和形式的多变在无形之中增强了艺术修辞的讽刺程度。

    台谏制度的逐渐成熟使得张择端敢于以画曲谏,通过反讽的手法向宋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希望引起宋徽宗对国家现状的重视。在北宋歷史上,官吏通过画作向皇帝陈述民情的手法不止这一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向宋神宗递呈工匠所绘制的《流民图》,以请求宋神宗停止王安石变法。但遗憾的是,这幅表现饥民真实状况的《流民图》被奸臣利用制造舆论,爱国爱民的画家郑侠受奸臣挑衅而被罢官革职返乡。

    北宋中后期,朝廷官吏的谏言内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中期主要是关注当时的变法与反变法,而晚期则主要集中于宋徽宗的靡费用度与政治失败:如采运花石纲、重建延福宫、新建艮岳等,这些看似为国为民的作为实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社会负荷,如前文提及的边防问题、商贸侵街、囤粮酒患等,都已是朝臣们上诉已久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甚至逐步恶化的一些社会问题。抛弃描绘开封繁盛之景而转焦于揭露社会存在的诸多败象,将社会的矛盾以及包含的主要问题进行放大凸显,“张择端关注国家安危的政治态度、崇儒远佛道的宗教心理和远离娱乐的思想特性,及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交织成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动力。”[5] 他通过绘画的方式将“文谏”转为“画谏”,以人物造型、神态等形式语言直接讽刺了官军的贪饮、懒惰和文官武将争道的丑态等,可以说,这种曲谏比直谏更为深刻、更具有感染力。

    三、显与隐:福与祸的交织

    艺术作品并非只是单纯的客观再现,而是在艺术作品背后交杂着艺术家情感的流露以及社会因素、政治背景、人文情怀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中,艺术家与观者、观者与作品本身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的循环。《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并非仅仅只是北宋时期繁华的社会景象,更多的是艺术家对社会、政治的人文关怀。虽然其在艺术造诣和技法上已经成为北宋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画作,但是在技法之外,通过艺术家的情怀将《清明上河图》上升到了一个独特的历史高度,留下了其独有的美学特征。

    在北宋的世情下,张择端以画曲谏,通过《清明上河图》这一画作描绘了北宋市井的繁荣之景和在这虚假繁华下,北宋人民真实的生活境况以及社会潜藏的诸多危机。如同老子所言:“福兮,祸之所伏”。[6]在鸿篇巨制的《清明上河图》中,张择端通过富含寓意和隐蔽的刻意安排,谋划书写了一幅真实反映社会民情的“无字”奏折。宋徽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国情已走入了绝境,同时也到达了北宋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峰点,如官民之间、官官之间的阶级矛盾达到了爆发的极点;但与之相反,北宋时期的商业、经济乃至艺术产业在长期的积累下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制高点,而艺术与文化产业的高度发达与黑暗的苛政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冲突,造成了社会体制的极度不平衡,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文人志士与黑暗政治的矛盾,会引发当前统治的瓦解。画家张择端将悲天悯人的创作态度融入《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中,表达了对北宋时期黑暗政治的不满与无奈,也暗示了北宋最终的结局。只是遗憾的是,尽管这幅巨作被呈上朝堂供宋徽宗观赏,但画家张择端向宋徽宗诉诸的内心无限隐忧并没有引起宋徽宗应有的重视。

    《清明上河图》与其他画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整个北宋的生活场景浓缩到一幅528.7厘米的绘画长卷中,通过古典创作题材的转型,将中国古典风俗绘画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作为一种被遮蔽的表象,北宋时期的社会矛盾被张择端恰到好处地藏匿于画卷之中,其中所凸显的北宋时期美好和繁荣的生活景象,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北宋生活和政治上的实际矛盾,而且从另一视角展现了北宋民众对黑暗政治的不满。虽然作为画作并未被当时的君王所反思,但是《清明上河图》所留下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清明上河图》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故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画作的欣赏、技法的享受,更是研究北宋历史极其珍贵的史料证据。在对北宋真实历史的无限思考与对精湛艺术技法的赞叹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启发着当下艺术家的绘画创作。

    参考文献:

    [1]熊晓洁.解读《清明上河图》[J].兰台世界,2014(33):71-72.

    [2](唐)张彦远,俞剑华注.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69.

    [3]余辉.《清明上河图》张著跋文考略[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05):68-78+158.

    [4]胡玉敏.《清明上河图》的艺术精神与社会意义[J].艺海,2016(01):67-69.

    [5]余辉.重新认知《清明上河图》[N]. 中国文化报,2015-11-10(008).

    [6]余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里画外[J].收藏家,2015(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