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释、道精神在唐代西域的传播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释、道精神在唐代西域的传播不仅影响了西域各族民众的日常行为体系和价值体系、促进了西域宗教文化的发展，而且表现出官方信仰的政治导向性和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世俗化特点。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儒学、道教还是经中原本土化的发展回授西域的汉传佛教，都要与当时所处社会相适应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以史为鉴，今天我国的宗教也应该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按照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唐代；儒、释、道精神；西域；傳播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3—0080—05
[作者简介]王聪延，女，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精神信仰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渐成为众多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大唐盛世文化辐射四方，大批汉人西迁西域，中原儒、释、道精神在西域继续传播。在西域，儒家思想被奉为经典，道教深入民间，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后经本土化的发展又回传西域。唐代，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释、道精神在西域的传播对西域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东学西渐的儒学和道教
儒家思想是中原汉文化的核心文化。千百年来儒家思想被历代封建王朝认定为正统思想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尊重。唐朝建立后，“崇儒”被唐朝确立为国策。唐政府在西域各地设立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礼记》《尚书》《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小到新入学的学童，大到各地参加院试的童生都要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唐朝科举制确立以后，儒家经典成为西域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这种“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儒学与权力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化”？譹？訛，标志着学子们只有潜心研读儒学经典才能走向仕途。因此，对儒家经典的研习成为西域学子每日必修科目、学习的主要内容。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了非常齐全的《尚书》《论语》《孝经》《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儒家经典及启蒙读物的习字残片等；在安西库木吐拉出土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张良传》的写本残片；在和田发现了《尚书孔氏注》的抄本残片等？譺？訛。这些出土文书说明了儒家思想在唐代西域普遍传播及被各族百姓接受的事实。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下，儒家基本思想和价值观被社会各族普遍接受。突骑施首领哥舒翰“能读《左氏春秋传》《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说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思想的价值观已经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产生了深刻影响。？譻？訛
1969年研究人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发现了写在卷末的《三台词》《千字文》以及卷背面的一首充满童趣的四行诗。经研究，该注本是唐代西州一位年仅12岁，名为卜天寿的孩童抄写的论语。斑驳的黄纸上的汉字虽抄写得歪歪扭扭，但12岁的孩子能用正规字体抄写论语，且能合辙押韵地赋诗述怀，已经非常难得。在363号唐墓中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其中有一首题为《十二月三台词》的六言体诗歌，形式类似于词，说明通过儒家思想在唐代西域的普遍传播，儒家文化已深深根植于西域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譹？訛渐渐地影响了西域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并进一步地影响了西域文化的发展以及西域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时期中原地区。道教传入西域的具体时间，目前学术界观点不一。荣新江先生在《唐代西州的道教》一文中认为麴氏高昌国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是佛教，道教是到唐玄宗开元以后才在西州迅速发展起来的。但国内学者陈国灿通过对大量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后认为：高昌地区从十六国的高昌郡到高昌国，从其丧葬礼俗来看，普遍存在着崇信道教天帝神的习俗。？譺？訛即早在高昌郡时期，西域就有人信奉道教了。考古人员从吐鲁番古墓相继出土的几十件具有明显道教色彩的随葬衣物疏、符箓以及《道德经序决》《道德经河上公注》和唐写本的《五土解》和《祭五方神文》等大量道教的文书，也认为道教很早就已传入西域。
唐朝建立后，因为统治者认为自己与老子同姓李，应该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有唐一代统治者皆崇信道教。从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李治都信奉道教。高祖李渊甚至规定道教在佛教和儒家之上，从而确立了唐朝尊崇道教的国策。武则天称帝后，虽然规定了佛教居道教之上，但她并不排斥道教。唐玄宗即位后颁布了多项措施扶持道教，道教在全国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政府在西域也修建了很多道观。据《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唐政府在伊州修建了祥麰观、大罗观，在柔远县建有天上观，在西州有总玄观、龙兴观、安昌观、紫极宫等道观，可见道教在唐代的西域倍受推崇。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文字的记载：西州高昌县有“道士六十七，女宫十四”说明唐代的西州不仅有传播道教教义的宗教场所，而且有专门从事道教传播的神职人员；从阿斯塔那18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四年（716）籍后勘问道观主康知引田亩文书》上残存的文字可知此道观的纪年以及观主姓康；另外考古人员在和田发现了两具属晚唐五代时期的于阗王族的棺木，其上绘有四方守护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案，棺木的绘画风格及造型都属汉地风格，？譻？訛说明道教在唐代的西域倍受上层社会的推崇。道教在唐代的西域虽然被统治者极力推崇但主要是在汉人居多的高昌、庭州等地盛行，至于西域其他地方的众多民族是否也信仰道教，因为缺乏确凿的史料记载，很难定论，但对当地百姓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产生一定影响的。“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在西域势力衰落，道教失去官方支持式微，但民间的部分汉族老百姓依然信奉道教。
二、中原佛教回传西域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约自公元前1世纪从印度传入西域，对西域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伦理观念、风俗习惯产生重要影响。佛教本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但在中原，佛教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属大乘佛教，重在普渡众生，不但戒杀生，而且戒食肉，必须吃素食，这与西域所盛行的小乘佛教有区别。佛教传入中原后还有一个变化：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于公元8世纪初形成唐代佛教密宗，简称“唐密”，后来又回传西域，促进了西域佛教事业的发展。
唐代，佛教经中原回传西域，依然占据着西域主要宗教的地位具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唐代官方的支持。唐中央王朝尊崇佛教，从唐太宗到武周时期，唐中央政府一直对佛教给予支持和鼓励。唐太宗不仅派遣玄奘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甚至还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赞扬佛教的功德。武后即位后，在全国各地建寺造像、礼敬高僧、支持译经，使佛教得到很快的发展。第二，西域地方政权重视和推崇佛教。对西域很多地方政权来说，佛教是他们笃信的宗教。高昌、于阗、疏勒、龟兹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经是西域四大佛教中心，到了唐代继续是佛教圣地。第三，佛教教义中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善恶因果报应吸引了广大信众信仰佛教，而且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佛教在西域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第四，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为佛教传播大量的佛教教义提供了方便。美国人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它的西传》中写道：“至今在吐鲁番已发现的雕版印刷，全部都是佛经。”“这一史实显示雕版印刷术在西域的推广对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佛教在西域的盛行。”？譹？訛
由于官方的支持，唐朝一统西域之后，大批汉僧携佛经西向传播佛法。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保证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唐政府在西域修建寺庙、开凿洞窟。根据玄奘的记载，于阗有伽蓝百余所，僧侣五千余人；疏勒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龟兹的佛教寺院发展规模及僧侣的数量大致与于阗相当，有昭怙厘大寺、阿奢理贰寺、大云寺、龙兴寺、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众多寺庙、石窟及佛教遗迹。西州有吐峪沟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西谷寺、丁谷禅院、宁戎寺等；庭州有龙兴寺、高台寺、大宁寺、应运太宁寺等，西州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吐峪沟石窟寺等是三州四镇的佛教圣地。大量寺庙、石窟的修建为唐代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法、普渡众生，许多信奉大乘佛教的汉僧长期留居西域，不少成为寺院的住持。根据玄奘和慧超记载：“（玄奘）既至伊吾，上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譺？訛于阗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名□□是彼寺主，大好住持，彼僧是河北冀州人士。？譻？訛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年）十一月上旬，（慧超）至安西，于时节度大使赵君，且于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亦是京中僧。？譼？訛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譽？訛以及“唐朝册封总理西域佛教事务的僧都统都是汉僧，驻锡于龟兹库木吐拉石窟寺”？譾？訛。从众多史料来看，唐代确有大量的汉僧长期留居西域。
唐代大量信奉大乘佛教的汉僧在西域翻译佛经、讲经说法，使大乘佛教在西域影响渐重。在西域的北庭、高昌、龟兹等地不仅有大量汉僧，还设有汉文佛经的译场，连一些西域僧人都能用汉语诵读佛经。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途中，遍游西域各国，讲经论法、拜师会友，在各地宣扬大乘佛教。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当玄奘来到笃信佛教的高昌国后，被国王麴文泰奉为上宾，拜为国师。当得知玄奘西行之意后，麴文泰曾竭力挽留，玄奘只好答应与麴文泰结为兄弟并在高昌國逗留一月讲授《仁工般若经》。每次讲经，笃信佛教的麴文泰都亲自执香炉迎接法师入帐，并当着300听众之面，跪在地上，请玄奘法师踏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可见大乘佛教在当时的高昌国得到充分的尊重。
大量汉僧在西域讲经布道、弘扬佛法使汉传佛教在西域传播开来，也影响了西域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曾经在草原上把摩尼教定为国教的回鹘人，在9世纪中叶从草原上西迁进入西域后，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后来皈依了佛教，成为虔诚的佛教王国。于阗自汉魏以来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唐代统治于阗的尉迟王族虽是塞人，但一直笃信佛教，是虔诚的佛教徒。龟兹也崇信佛教甚至让僧人参与国家的决策。龟兹“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佛教在唐代的龟兹受尊崇程度可见一斑。佛教在唐代的西域传播之盛、传播范围之广就连游牧民族突厥也“敬信三宝。王、王妃、王子、首领等，各各造寺，供养三宝”？譿？訛。这些史实均说明：唐代的西域，各地尊崇佛教，各族民众都曾经信仰过佛教。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域达到了鼎盛，到了唐代已出现衰落的迹象，但佛教在西域处于主要宗教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另外，唐代出现的这股强大的汉传佛教回传西域的现象促进了西域佛教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石窟寺壁画、雕塑的题材、内容及造型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渐重。石窟寺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石窟寺内的壁画是佛教向外传播的载体，也是佛教艺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原汉传佛教回授西域之后使西域石窟寺中壁画的内容和题材更为丰富，艺术表现手法更接近中原绘画风格。西域原来流行的小乘佛教“唯礼释迦”，表现在大型佛本生画的流行，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经变画皆为此种类型。但在龟兹库木吐拉千佛洞由汉人开凿、汉僧住持的洞窟中壁画的题材及内容则由大型本生画变为大型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药师变”“弥勒变”，它们大都源于《药师经》《灌顶经》《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
在众多石窟艺术中，当属龟兹库木吐拉石窟艺术风格与中原最为接近。第12号、25号窟壁画里的菩萨像身着标准唐装，其世俗人物造型具有唐代中原服饰的特点。有些洞窟里还有汉文的题记、题有汉僧法名的题名。壁画用笔多用“屈铁盘丝”和“远山近水”的绘画技巧。在一些汉风石窟里，“壁画除列佛和千佛外，还绘有阿弥陀佛净土变、弥勒净土变，佛本生图、佛涅槃图已不再出现，内容明显地具有大乘佛教的特点。这些壁画不仅题材与唐代流行的净土思想接近，而且人物、景物和边饰图案的造型特点、用线的圆润流畅，也都具有唐代绘画艺术的风格”？譹？訛。
其他石窟寺的壁画风格也明显受到中原文化艺术的影响。如研究人员在今天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中发现的一幅“千手千眼观音”残缺壁画。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密宗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也是佛教密宗艺术中塑造、绘制最多的菩萨。壁画中还塑造了“月兔杵药”等形象，而“月兔杵药”显然是受到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嫦娥奔月”的影响。今天位于库车县城以北的阿艾石窟，始建于公元8世纪的盛唐时期，是典型的汉风窟。石窟中有15平方米的壁画，可辨认出无量寿佛、药师琉璃光佛、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弥勒佛、坐佛等佛像，并有汉文墨书榜题及26处汉文题记。题记中也详细书写着某尊佛像供养人的姓名，如寇俊男、寇庭俊、李光晖、申令光及裴、赵、梁、白、傅、似等中原汉人姓氏。石窟内的人物造型无论色彩、内容、技法都具有明显盛唐汉风。在克孜尔石窟第220号窟后壁上还发现有唐朝“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历年间（公元776—779年）的题记，说明来自中土大唐的汉传佛教对库车、拜城等地佛教的影响。2012年库车县文物部门对苏巴什佛寺遗址进行考察时，又发现一处佛塔遗址。经研究，该佛塔是隋唐时期从中原传回的佛教制式，为密檐式佛塔，说明佛教从中原返回龟兹之后与当地龟兹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其次，中原佛教回传西域之后对西域佛教义理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入唐之前，西域流行的佛经主要是《七女经》《金光明经》《贤愚经》等义理较浅的书籍。入唐后则空、有、密三大宗代表性经典都已明令列入寺院僧众必须诵读的对象，如空宗的《法华经》。更高级的僧侣尚须进修义理更为高深的《大智度论》，有宗的《唯识论》，密宗的观世音信仰等”？譺？訛。“密教又作真言宗、瑜伽宗、开元宗”等教名，它是佛教传入中原后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唐代佛教密宗，简称“唐密”。库木吐拉石窟洞窟中发现的“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等题记；吐鲁番宁戎寺、丁谷寺旧址所在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胜金口千佛洞中的佛教壁画都表明净土思想和密宗教义在唐代已渗透到了这些地区。
三、儒、释、道精神在西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
任何一种文化在向外传播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与他文化相碰撞从而产生相互吸收、融合的现象。道教本身在创立过程中就吸收了儒家的思想，所以当道教传入西域与从儒家思想和中原回传西域的佛教再次碰撞之时，虽然彼此之间仍有冲突但它“很快与佛教和儒家思想互相融合，吸收佛教的教理和修行仪式，‘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道、释、儒三教合流，融为一体”？譻？訛，如佛教中有一重要节日“盂兰盆节”是用来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祝福父母身体健康的节日，但这一节日在道教中又被称为“中元节”。在唐代的高昌，每年七月十五日佛教徒和道教徒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以感谢父母的养育，同时感恩父母也是儒家孝道所倡导的。因此，佛教教义与道家思想、儒家孝道在“盂兰盆节”这一天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自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原之后与道教和儒学一定程度融合的本土化的过程。
另外，释道合流现象从吐鲁番出土的众多佛教文书可以体现。如高昌重光二年（621年）的一件《张头子随葬衣物疏》当中写有：“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经涉五道……急急如律令。”其中的“比丘”“佛弟子”“持佛五戒”“十善”是佛教术语，而文书中的“急急如律令”是道教常用的符咒语，“五道”“经涉五道”都是道教用语。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含有“急急如律令”道教术语的佛教文书，说明唐代道教在西域传播的过程中与佛教同存共处，互相影响、吸收，两种信仰融为一体的释道合流现象。
梳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释、道精神在唐代西域传播的历史，我们发现有如下特点：第一，官方信仰的政治导向性和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世俗化是導致儒、释、道精神在西域传播的主要原因。所以，因为唐代统治者个人信仰使然，西域民间也出现了崇儒、尊道、信佛的现象。但当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势力衰减，道教得不到官方的大力扶持在西域式微的时候，民间汉族老百姓仍然多信仰道教。第二，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是唐代西域宗教发展的基本特点，而且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在西域并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特点。多种宗教在西域相互碰撞，多元并存，相得益彰，但始终保持着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第三，不论是儒家思想、道教还是佛教三者能够在西域广泛传播就是他们都与当时所在的社会相适应，能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第四，儒、释、道精神在西域的传播不仅影响了西域各族的社会价值观，而且促进了西域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新疆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区域。在新疆，宗教是多个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的存在是以大量群众信奉为前提的。由于宗教的这种群众性，宗教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关键看能否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宗教，减少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譹？訛在当前新疆的反分裂斗争仍然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做好宗教工作、维护民族团结、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当前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环节。以史为鉴，正如传自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原之后，它经历了不断自我调整与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相适应的本土化的过程，最终才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今天被新疆各族群众信仰的宗教，无论哪一种宗教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得到发展。因此“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譺？訛。
新形势下，做好新疆的民族宗教工作：第一，要不断提升民族宗教工作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第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中国文化浸润我国各种宗教，支持宗教界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的内容，对教义教规作出符合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阐释，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结合，积极引导各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同时要发挥好宗教团体和爱国宗教人士的作用。未来要努力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上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发挥好他们在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的积极作用。要让他们做好讲经解经工作，团结广大信教群众积极树立正信，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第三，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要持续开展好“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新疆各族群众才能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打赢这场反恐维稳的人民战争，实现我们大美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杨伟民
